第5版()
专栏：
中苏人民的歌
柯仲平
我们中苏两国的人民，
你肯为我拔掉眼中钉，
我肯为你洗掉心头恨，
我们是这样的相爱相亲！
★
我们中苏两国的人民，
我们的国是两个国，
我们的心是一条心，
我们一心爱独立，爱自由和平。
★
来！来！来！
为我们，为世界人民的自由和平，
我们在斯大林、毛泽东的旗帜下，
一同唱，一同前进：
我们中苏两大国的国土，
大风跑几天都跑不尽，
我们中苏两大国的人民，
多过那满天的星星；
我们列宁斯大林创造的红军，
有本领保护全世界的人民，
我们毛泽东朱德创造的人民解放军，
有能力决定新中国前进的命运。
海洋只有那么广，那么深，
我们中苏两大国的力量无穷无尽，
我们能够拿无穷无尽的力量，
为自由，为世界人民的和平斗争。
人民地球是一个，
人民地球的心是颗大红心，
我们能够拿红心团结全世界的人民，
我们能够把地球变成一个和平而美好的大家庭！
（一九四五年作在延安，一九四九年——十月革命三十
二周年重新整理在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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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早晨六点钟
刘白羽
南方的雨季开始了，向最后一条省界追击敌人的部队，已经两日夜没有睡眼，今天天黑以后只有在雨地里安置露营。
营长沈贵良在前天战斗结束时，亲手把雨衣盖在负伤的通讯员身上带走了，这时他只披了一块战士的绿色油布，在指挥设营。他帮战士们选择地形，他大声嚷叫，坚决反对个别偷懒的，随便找棵大树就睡觉的人，他严肃的督促战士们钉桩子、拉绳子、搭油布、在旁边掘水沟。他一边走一边安然的跟第一连连长说：“你瞧，南方作战，这一点真方便，一块油布一杆枪，那里不能去？”雨水在他脸上流，他一边说一边笑。第一连连长却不断揩抹脸上的雨水：“我看，怎么的也没住洋楼好！”他，这一个北方人似乎永不习惯这一身雨水，两脚乌泥的日子。“怎么？陈鸣和同志，在城里住你不是喊叫蹩闷吗？！”第一连连长从声调里知道营长认真起来了，他就敬个礼、转身、唧咕唧咕踏着烂泥浆走了。沈贵良站在雨地里望着陈鸣和背影，——他知道，陈鸣和内衣小口袋里装有一块勇敢奖章，还是用登载他英雄事迹的“东北日报”包的，他听见枪响就眼红，两个月不打仗就说骨头闲得快拆架了，浑身上下挂过七次彩，可是“问题在思想！”沈贵良敏锐的抓住了这一点：“问题在思想！”
全部宿营后，营长巡视了一周，最后钻进了他自己那间油布搭的“小房”。通讯员烧起一堆柴火给他烘衣裳，他就从挂包里抽出一本书，借着熊熊的火光看起来。油布上呢？还刷刷响着雨声。新调来的通讯员不摸首长脾气，吵着：“你两天没睡觉了，……”他自己忽然就笑啦，他想起这本书，这本苏联红军关于战地勤务的书，带在身边十几天了，有时候看两句，枪一响就把他塞进口袋。他想今天一定看完了它，他希望看完了它再打仗。这个通讯员却是个爱说话的人，他报告一件他不高兴的事给首长听：
“营长！本来我给你找到个营部（按他的意思这四角漏风的油布棚算什么营部），后来师部把我们撵出来了。”
“为什么撵？”营长有点惊疑。
“咳，四科长说——师部实在没有房子，师部办公，营部不办公嘛！”
“同志，你想想，师部要不收电报，不挂地图，这仗怎么打？！……后边有，谁顶着雨多走这老远，——你这又不是什么金房子银房子（通讯员笑了），同志，不要保守，营部有的时候在战壕里，战壕也是很好的家啊！”
这时候，有一个人在外面唧咕——唧咕的走过去又走过来。通讯员又多事的探出脑袋去猛喊了一声：
“那一个？”
那个黑人影子停着问：“谁住这里？”通讯员理直气壮的回答：“营首长。”
沈贵良却一咕噜爬起来，因为他听出那是师长的声音，他赶紧一面答话：“第一营营部。”一面走出去敬礼。
师长很兴奋的叫他：“啊，——沈贵良同志吗？营部露营了？！我们侵占了你的地盘是不是？这不大好是不是？”
营长跟师长不是一般上下级关系，一九四七夏季四平攻坚战的火线上他救过师长，后来师长又救过他。不过师长救他不是在火线上，也不是在手术台上，而是一九四八最后一次解放四平进攻之前。初春乍暖，雪开始溶化了，他在泥泞冻雪的阵地上跟团长争论，他拒绝接受团配署给他的炮兵，他觉得那不是给他背一个大包袱吗？你还得分心照顾他，太靠后了，顾不上指挥，太靠前了，敌人来一个反击不会失落吗？团长暴跳如雷，批评他“落后！”“保守！”他一声不哼，石头一样蹲在那里抽烟。这个时候，师长来了。师长看人的时候眼睛总是笑着的，就好像一直看到你心里一样，他很瘦，一嘴黑胡髭，每一次作战，他都一个人在前线上到处走走，有时走得很快，有时走得很慢，可是他永远不弯腰，子弹也打不着他，有时一颗炮弹打过来了，他仰头听一听，停下来，炸弹炸了，他打打身上的尘土，骂一声，又轻快的摇着两手走他自己的了。他发现不勇敢的人，一点也不责骂，他就带着他在前线上走，后来那人就不怕了。战士们都欢喜师长，说谁要把战场动作练得象师长那样，才算到家了呢。他来了，问清怎么回事，他笑了，他说：“一营长！带上炮，我跟你去。”然后他一面走一面说：“抗战的时候，咱们在敌后跟鬼子摆地雷阵、搞地道战，你说苦不苦？”“怎不苦”“那时候部队上常说，你一定也说过：妈的！要有炮撂他一排子多好，……现在有炮了，你为什么不撂他一排子呀！你舍不得敌人吗？！你脱了裤子挨敌人炮打，让美国炮弹白白把你的同志打死吗？！你？！”他就亲手帮助营长布署了炮和重机枪阵地，区分了任务，组织了火力交叉，规定了联络信号。那次胜利解决了四平，战斗结束的时候，在四平天桥上，营长忙着收集战利品，一下逢见师长，他劈头就问：“炮没丢吧？”营长敬礼，满面飞红。师长笑嘻嘻拍拍他肩膀说：“同志，最可怕的是思想问题，保守就要落伍，危险呀！那样就不能很好为党工作呀！—磨磨脑子呀！多磨磨脑子呀！”营长对别人说，那一回师长从思想上救了他，把他停留在抗日游击战争时期的思想水平，提高到现在正规战争的水平来了。从那以后，营长热心学习政治、文化和军事了，他成为团里最杰出的营级指挥员，他擅长指挥步炮协同作战。
现在，师长这样兴奋、快乐，拉了沈贵良的手说：
“走！你去听一听，听一下也好啊，这是什么声音！”
营长不知做什么，只有跟他走，一走就走进旁边一片树林里的小屋。
小屋就是整个师部，箱子、电台和药箱子，地下还有绳子、电线，挤满人，简直无法插脚了。师长带营长走到桌前；那里点着灯，沈贵良看见政治委员，参谋长，还有老百姓大人和小孩子（大概是这草房的主人吧！）他看看每个人都那样庄严静听，他自然而然的就放轻了脚步。他听见从那个小小的灰绿色美国收音机，——师长管它叫“我的粮食箱子”，——发出声音，声音很复杂、很嘹亮，分不清是唱还是叫喊，只是象一片大海在翻腾上下轰轰的叫啸，——这是什么？！他举眼看师长，师长严肃的对他摇摇手指，又指一指收音机，——那翻腾大海似的声音简直象悬空飞来的瀑布，不停的震动整个天空，整个世界。渐渐他听清这是人民的欢呼，突然从这无数万人欢呼中发出一声宏亮而雄壮的呼声：“万岁！”“同志们万岁！”……政委紧张的拍着手说：“毛主席，毛主席，”在毛主席的呼声之后，那海一样的人群的欢呼更高、更雄壮，如同风扇了火，火烧得更旺盛了。……
政委是一九四六年参加“和平调处小组”作过政治斗争的人，他天真的拉着第一营营的手告诉他：“我们的新中国宣布成立了！我们胜利了！”
师长从旁坚毅的说：“政治委员！你那些什么小组的美国人呢！让他们听一听吧！让他们听一听吧！……杜鲁门牌的炮弹呢？啊？……”
沈贵良听着，一直听到收音机里面，毛主席宣布：“同志们，你们辛苦了，现在散会了。”他才走出小屋。
雨已停止，天空露出一片繁星。
他看见师长还在唧咕唧咕的走来走去，沈贵良一心一意的在听，不知师长什么时候出来了。他熟知师长的习惯，师长在想心思，不便打搅，他就悄悄往回走。忽然师长止着他：“一营长，你知道什么是胜利？”沈贵良这时只知道快乐，这一问，他一时倒回答不出。他只是那样高兴，很想找个人放开嗓子讲一阵，可是这是他的上级，差两级的上级。师长却放了他：“你回去，磨磨脑子呀！这个问题，同志，磨磨脑子呀！”他们还未分手，忽然参谋长出现在树林边边上喊：“三○五（师长代号）！有情况！”师长一听，立刻转身就急速的抛开他转回去了。
沈贵良回到自己油布棚里，火熄灭了，他乐得合不上眼，躺下又坐起来，跑出去，想找个人，战士们可是都睡着了，他只得跑了回来。他很可惜教导员负伤不在这里，他想起教导员年青，胖胖的，微笑的面孔，他就笑了。他知道教导员是个很强的干部，强的干部不见得没缺点。有一点跟他一样，从前闹英雄主义，不安心做政治工作，要求上级调军事工作，每月一号十五号写两次报告给团政委，团政委告诉他以后这一天收到他的报告就不看。只有后来，也是一九四八年春天，他飞跃进步了，因此影响营不但是一个战斗英雄营，也是一个政治模范营了，——为什么都是一九四八年春天呢？……
他还没睡着，油布闪亮了绿光，他睁开眼，原来是师部通讯员在外面打着手电筒叫他去开会。
前线情况在变化。本来准备明天穿过省界，因为两日夜泥泞追击，师打算让部队恢复一下疲劳，好进行边界上的一战（这是部队前进方向上最后一条省界了），可是在到边界的路上还横着一道河，敌人控制着桥梁。刚才侦察队送来情报：敌人从天黑以后在大规模移动，看情形有放弃桥，破坏桥的可能。师长根据这一情况宣布他的决心：“不能等待军的指示，立刻抽调身边这一个营，突击抢桥！”会议就结束了。师长最后面对沈贵良看了一眼，沈贵良挺了挺胸脯，师长点点头，举起一支捏得很紧的拳头，做了一个重重打击的手式，就转过身从参谋长手里接过新省份的地图去看了。沈贵良要走的时候，师长忽然又止着他说：
“争取早晨六点钟过界！”“师长！一定。”
二十分钟以后，沈贵良把“成立新中国人民政府”的消息报告全营，火线上是来不及举行什么庆祝会的，营在漆黑无比的山路上前进了。
沈贵良一面走一面考虑他这个营，——自从一九四八年春天以后，他已经养成这样一种习惯，他每次接受任务后，都从思想上、政治上来考虑营，就象营就是他自己一个人一样，他要没决心就打不过对手，营是坚强无比的营，不过营的情绪怎样？有什么新问题吗？……他认为胜仗有几种，最好的一种是上下思想一致，从开始到结尾，这方面一点缺憾没有，这种胜仗，不单纯是军事上也是政治上的胜利，这样每打一仗就会大大提高部队的质量。他记得在东北开始反攻时，他曾经和某些不爱护城市、破坏城市的农民思想作斗争，营成为城市纪律良好的营，现在呢？他们在半个月以前曾经担任卫戍一个十余万人口的城市，他现在却要和一种城市影响，——怕露营、怕饥饿的思想作斗争吗？不，没有，每个战士都在艰苦前进，为了最后胜利，也许这里只有一个人，但一种萌牙就会变成一种普遍思想。第一连连长他说什么呢？——他说：“露营没有住洋楼好？！”这是什么思想呢？！师政治委员在总结城市卫戍工作会议上不是说过：“同志们——坐在沙发上站稳无产阶级立场，是不简单的事。我们胜利了，我们要管理这许多城市，是要用无产阶级思想去领导，胜利，对于我们每一个人也是严重的思想考验呀！”对，师长问：“你知道什么是胜利？”我应该知道，我们不断前进，前进一步同时也会出现新问题，我们一定就克服它再前进。
他这样考虑以后，他就走到第一连连长那里去。他叫了声：“老陈！”他从黑暗中看见第一连连长陈鸣和肩膀上背了足足有四五支枪，这是他经常关心战士，帮助体力弱的战士的表现。
陈鸣和答应着：“嗯，营长。”
“你背的太重了，回头还要你指挥作战呢，给我一两支！今天可是今天呀！”
“对，今天……是今天，毛主席带头建立了咱人民国家，我就更要多扛几支枪。营长！要是背得动，我还把炮也背上，他妈的！让炮弹从我手里揍出去，轰——轰，我拿这做个纪念。营长！你还记得——咱们头一抹撤退四平，那是……”“那是一九四六年，上级叫咱们从咱们战壕里撤退，你流了泪！”“对，——革命军人流血不流泪，那回我流了泪，营长！可没白流。”“我们不会白流，老陈！我今天有一点误会你！”“我知道，我说了一句话你不满意。”“不是我不满意，是思想问题。”“营长！洋楼比露营好，你说这不是真话？可是我从来没有洋楼，连一间猪窝也没有，——四平不坏，那是？……对，一九四六年，我在战壕里说：‘这回，妈的！守着它，咱们的哪，不能给敌人，那房是一间一间盖的。’可是后来轮到咱们打四平，我不这样想，……你记不记得，淮河大桥那老工人说什么来的？”“噢，你说那老工人呀！”
营长想起南下途中顺平汉路作战，他们攻过淮河，淮河大铁桥爆炸了，火光满天。
他抢到河边，黑烟跟搅翻了灶火底一样，敌人逃走了，没有人，他在河边上突然看见一个老头，那老头站着不动，眼望着毁坏了的大桥，眼里含着两泡悲伤的泪水。营长，第一连连长，第二连连长，教导员和战士们跟他谈话。老头是平汉路局信阳工务段长台关工棚子的棚头，从有平汉路他就当路工，他日日夜夜保护，修理大桥，只有一次他想亲手炸毁它，——那是日本帝国主义占领的时候，可是下不了手，他就埋藏了工具逃走了。现在营长拉他的手，老工人眼泪流出来了。营长难过的红着脸，心里想：“你跟我哭吧，你应该跟我哭。”嘴上就说：“老工友同志，——是我们来迟了！”你猜那老工人怎么样呢？他一只手指把下巴上的泪珠用力抹去，他摇摇头说：“不是，不是。”……营长想到这里，他看了看第一连连长。
第一连连长说：“他说什么？他说——‘你们给我记着这笔帐！’要算，营长！要算！”
他的声音很激动，惊动了他身后面的战士们。他忽然恳求：“营长，今天——咱们不会迟了，这座桥你给我，营长！”
营长缓慢的，深沉的（从那脑海里浮现他前进路上所看见的无数被烧毁的房屋，被杀死的人，……），他说：“陈鸣和同志——这样的帐咱们记得少吗？从松花江到珠江。”
突然一个人抓住他的肩膀，他回过头，那人“吓哧”笑了，营长猛叫了一声：“啊，老李！老李！”就紧紧抱着了教导员。教导员快乐的说：“放开！放开！——同志，伤口又给你挤炸哪。”
营长放开他然后问：“你怎么来的？——你真是个宝气，老李！你知道吧！今天……”
“我知道了，师长刚才告诉我，让我们记着今天。老沈，我真不容易赶上你们，他妈的！你们甩不下我，同志！”
营长高兴极了，他在黑暗中笑着想：
“我还要批评第一连连长吗？同志！我们就是这样，我们吃苦，我们牺牲，我们偶然也闹问题，可是我们永远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
这时，走在最前面的教导员，第一连连长同时惊叫了一声。营长才从沉思中醒来，一下，他看见前面一片漆黑中有一处熊熊的火光正在燃烧，……
营长扭转身猛叫起来：“敌人在烧桥啊！第一连冲上去呀！抢桥呀！
抢桥呀！”
他们在山上，前面是大河，火发亮，树木在雨中闪光。陈鸣和掏出他的红色指挥旗，举起一摆，他就跳进山坡的荆棘丛中去了。战士们跟在他后面，都不顾一切，就从石岩上，树林中，荆棘里，刺刺的冲了下去。在这段又高又陡的山岩上，他们的两脚不能停止，也无法停止，脚变成了翅膀，象一群英俊的雄鹰，象风一样，从山上飞冲了下去。桥上的火焰随风飘卷，河水是一片黑沉沉，只在血红火光中照出险恶的怒涛。雨点迎面刺着战士们的眼珠，可是他们的眼睛连闭也不闭一下，直视着那桥，直奔向那桥，桥在燃烧，桥在燃烧。
营长跟第一连一道冲到河岸上。
他看见桥在燃烧，可是刚刚烧起，桥架没有崩塌。他瞪着两只眼珠子，喊叫着、奔跑着，他觉得火在烧他自己，烧他的胸膛。
忽然他看见了第一连连长，一手举着波波飘动的红旗，连停也不停，就像一匹竞赛中直奔终点的骏马，一直冲上桥，上了桥，他还没有停。枪声啪啪、啪啪的响起来了。营长立刻从身旁一个战士肩上一把把轻机枪抢过来，他熟练的跑了几步，扑在河岸，立刻向对岸射击，掩护战士们抢桥，立刻他发现身旁刺刺喷射着火花，另挺机枪跟他并肩射击了。营长一面射击一面抬起头，——第一连连长不知那里去了，只见战士们一只一只黑影，一刻不停勇敢的冲进火焰中去了。子弹在空中嗤嗤的飞。他看见——火光中，有一个人影一歪，从桥上落下去，……他看见火光照红的涌涛骇浪，一下把那个同志吞没了。他咬着牙急速发射，……
不久，枪声停息了，战士们在扑灭桥梁上的火焰了。
营长爬起来，原来他整个身子刚才爬在一滩水泥里，他就带着这身淋漓的水泥，笑着，——他忍不住从胸中发出的笑声。这时，他逢见教导员，原来教导员就是刚才在他紧身边抱着那一挺机枪发射的，两人相对笑了一下，走上桥。
桥上余火未熄，有些熄了的木头象黑炭一样冒着白色浓烟。桥下面河并不宽，不过水哗哗的流得很急。营长从桥上大踏步走过，突然在桥中心停着，低下头，他看见微弱火光下逐渐发黑的河水还最后闪映着一闪一闪的亮光。他心里说不出那样的悲伤，他不知那是谁，不过他心里想：“同志！你牺牲在今天，今天！”
教导员忽然从后面来的一个小战士枪杆上，拿下一只小铁筒，他从里面取出一支写标语的笔，他湾着受过伤的腰干子，非常聚精会神，专心一致的，在桥柱上写下一行大字：“十月一日×××师第一营第一连抢救此桥”，这时天已黎明，曙光照亮一半烧黑了的桥。营长在整理突击部队的组织，他才看见第一连连长，他问：“怎么你的眉毛呢？！”连长摸了摸，粗野的骂着，火还烧伤了他的两颊，这时他心中一方面是疼痛，一方面是愉快。
营长不准部队停止，立刻领导向省界突进。
他在黎明中，连看也没看一眼，就大踏步从敌人的尸体上跨过去，向前走。太阳出来以后，他们追击敌人，上了一条山岗，这山岗有密密竹林和小马尾松，透过树，有朝霞。
突然有雪片般紧响的啪啪，啪啪的马蹄声从后面传来。
营长走上山岗停下来，他向四周欢欣的展望，南方早晨的空气那样无比的清新。远近一片片稻田，给柔软的微风吹荡，初升的太阳象火焰一样熔熔可爱，树叶上闪着露水珠儿的亮光。
那急奔的马停止了。师长从上面跳下来，一点也不吁喘，一步步走向营长面前。营长惊讶的转过身对他敬礼。师长指着自己脚底下说：“沈贵良同志！告诉战士，这就是省界，最后一个省界！”
营长惊喜的两恨闪着孩子一样的喜悦，大声嚷叫：
“师长，我们胜利完成任务。”
师长皱着眉，沉默的望望四周。他在十六七年前，当作一个少共团员，在这一带打过游击，他的家就在前边不远的地方。他望着，然后他低下头看看手表，自语着：“胜利，——早晨六点钟，——是啊！胜利是早晨六点钟。”他扬头命令营长：“我们不要停止，继续前进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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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再论生活经验与创造
王朝闻
你认为熟悉生活的理论已成老调，没有什么噜苏的必要。于你说来，这问题并未解决。从你那些概念化的创作看来，你还不懂得这老调。不实践这老调无补于创作，同时也不能懂得这老调的真正意义。
你认为：米格南基罗的雕刻创作使人感到那样自如——不是人工的刻起来的，其形象是从石头里面刻出来的，好象它本来已经长在石块当中——其原因是胸有成竹，这是对的。但这成竹从何而来，很少明确的加以推究吧？人常以为米格南基罗的成功，在于他的天才，但把天才解释为天赋的能力，不能不说是一种偏见。人忽略了或有意掩盖着一个很平常的道理：生活经验对于创作以及天才成长之决定作用。因而有意无意堵塞了创造之泉源，妨碍了自己的进步。不论从那一时期那一地区的现实性强烈的作品加以考察，其成功离得开现实生活吗？不能的。
根据格罗塞（Ｅｒｎｓｔ Ｇｒｏｉｓｅ）研究原始民族艺术的结果，他认为这些原始民族之优异的艺术形象，因为他们非常熟悉其所描写的对象的缘故。（不论他对美术起源之研究方法如何，某些意见是可贵的，这种意见可惜不为他本阶级没落阶段的、不敢正视现实的所谓艺术家所重视，岂不见反现实之形式主义的“作品”至今还在自以为有文化、实质上是使文化衰颓的美国嚣张着吗？）格罗塞认为：无论原始民族艺术如何粗糙，但那些形象富有生命，非常真实。“这往往是许多高级民族的慎重推敲的造象中见不到的”。作者继而认为：原始民族之所以能够特别真实而又生动的描写那些野兽的原因，由于他们非常熟悉那些野兽。“即使生活在最丰富的狩猎区域，假如原始狩猎者对于许多野兽的性质和习惯没有精确了解的知识和观察能力，也仍旧会一无所获的。”他并引证了许多澳洲土人，布须曼人或北极土人的锐敏感觉和观察能力以及记忆力的惊人的例子。（如象毫不错误的从树皮上找出松鼠跳过的痕迹，而且能够辩别是新痕旧痕，从上跳或从下跳之类。不用说这些感觉和观察力缘于生活需要所锻练出来的。）在跳舞上所显示的对于袋鼠之类的动物的高度的摩拟能力，也由高度熟悉所摩拟的对象的缘故。有趣的是：出现在这些所谓原始民族的绘画和雕刻中的题材，绝大多数是野兽、鱼、袋鼠、以及战斗，而植物之类的题材几乎完全发现不出来。这也说明以狩猎为生而不是以畜牧或农业为生的民族的生活经验之特殊性的决定作用。——因为值物对于生活关系的淡泊，所以就较不关心也较少认识。就以兽类题材而论，布须曼人画的是牛、羊、马、象。而挨斯基摩人刻的是海豹、鲑鱼之类，不消说更是受了特定的生活所限制的证明。如果这种并不新鲜的道理不被你所摈弃，我们可以给虽是想象的圣母子之温柔、慈爱的表情找到现实的根据，可以理解虽然没有上过美术学校而由于长期生活在部队中的美术工作者，为什么能够那样不吃力的描出了捉俘虏之类的生动的形象。
你问，老解放区有些美术工作者并不一定参加前线的战斗，但也仍能相当生动的描写战斗，那难道不是恰好证明“不是妓女和杀人犯也可以描写妓女和杀人犯之心理”的道理之正确吗？你虽然把这问题当问题提出，但问题的提法就充分暴露着轻视生活经验的观点。与其说是想深究这一问题，勿宁说是拒绝深究这一问题。那些并未直接参加战斗但也描写得好战斗的艺术家，总有适当的间接生活经验作根据，这种经验也不是任何历史条件环境条件所能获得。而是同一时代与同一环境的战友们所经历的并供给他们的。关于厨川白村的不必亲自体验偷盗和通奸也能描写这些的道理，鲁迅曾经给予部分的承认，也给与正确的修正：
“……我以为，这是作家生长在旧社会里，熟悉了旧社会的情形，看惯了旧社会的人物的缘故，所以他能体察；对于和他向来没有关系的无产阶级的情形，人物，他就会无能，或者弄成错误的描写了。所以革命文学家，至少必须和革命共同着生命，或深切的感受着革命的脉搏……”
鲁迅这种见解，和毛泽东同志强调的认为革命文学家与艺术家必须投身到群众火热的斗争中去才能够真正认识生活的原则是一致的。事实证明，不如此就不能认识这些崭新的人物的性格。单说他们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决不是反革命军队的士兵之盲从与被动的性格所可以代替。那些老解放区的作品之所以能够生动的刻划出新的英雄，也深刻的反映了新的现实，不能不归功于他们对于新的生活实践的努力。那些作品即令尚嫌粗糙，也是用血换来的，用生命换来的。（有的作者已经牺牲在战场。）如果不和解放军一同战斗，就很难甚至根本不能懂得解放军的新品质，那样不惜自我牺牲的具有崇高理想的集体主义的新英雄的特征，决不是单靠新闻报导的材料所能想象。仅就解放战士的进步而论，要想真切的理解一个俘虏变英雄的具体过程，不参加部队的诉苦运动立功运动几乎不会相信这种转变的现实性，更不用说生动的描写他们了。那末，到底不直接参加战斗的美术工作者，为什么能够相当生动的描写战斗呢？
强调参加实际生活，当然不是根本否定了间接的生活经验的作用。不是说，除了亲身体验之外的，从参战的士兵的访问之类的材料就毫无价值，不是说，成功的描写战斗之剧本和小说没有作为组成新形象之素材的价值，不是说根本不可以从电影，照片以及新闻记事取得新形象之某些补充，问题在于这些间接生活经验是不是来自新的生活实际，这种间接生活经验的利用，基本上没有脱离新的实际生活。由此可见，不一定参加过战斗也能描写战士，因为这间接生活经验恰合新主题的需要。
当然喽，个人的生活经验比较起广阔的现实来说，是狭小的，为了既深且广，不能关门主义的拒绝接受或轻视间接的生活经验，但就是为了认识的广阔，也必须有所深入，没有某方面的深入，也就很难对其他方面作有效的比较研究，要广阔也不成。因为没有某一方面之深入的理解，对于其他方面的理解就会肤浅。形象的概括作用与深刻性是分不开的。
此外，为什么说要无条件的参加群众实际斗争呢？
不成问题，不论是对待直接的或间接的生活经验，应该意识到自己是美术家而不是政治工作者。但这种注意，主要的在创作的时候，而不是在生活的时候。这种注意，不等于否定无条件的参加群众生活。有条件与无条件，基本的分歧点在于是为个人名利还是全心全意为群众服务；以美术家身份来参加实际生活并不是根本推翻了无条件这原则。但是，也并不是说美术家参加实际生活时可以有特殊的方式方法。有人认为：指导员对于战士的战斗热情的高潮的情况，只须了解其一般概况就行，美术家及其他艺术家就不能止于一般概况的了解，为了形象的描写他们，必须感受认识战士们的情绪如何高涨着，这高涨的热情具体表现在那些细节上面。从表面看，这似乎很有道理，其实不懂得二者之间的共通性。政治指导员如果不了解具体的战士之情绪，如何能够适当指挥具体的战士，美术家如果不理解一般概况，如何能够创造有普遍性的典型？假如说，美术家参加战斗的时候，从旁以画家的身份作观察，决不可能亲切的体会战斗者的热情，因而也不能真正生动的刻划其外貌。即令是自己拿枪冲锋，不集中注意于紧张的战斗，不仅会损害战斗，也不可能真正体会战斗情绪的紧张，当然就刻划不出真正紧张的外貌来的。不用说，美术家必须着重的认识这些情绪如何表现在可视的有形的行动、身姿、表情上面，必须把握显示其心理特征的外貌，而且在不是紧张的情况下，必须作速写和记录材料，甚至构图，根据美术家的特殊任务，在总的要求下应当有所偏重，不然其创作仍易陷入概念化的绝境。但是，总的道路是一致的。在斗争或工作的紧要关头，必须以一个普通的战士来参加工作。我们对于无条件的参加实际生活当然不能作机械的了解，但也不能灵活到取消这一原则的程度。——以第三者角度来看待生活、因而就不太正确的认识生活。
最后，我们来讨论一个生活与创作之脱节问题。
你把某些长期生活在工农兵中而不能创作非凡的美术品的事实，作为否定生活实践之重要意义，这是偏颇的看法。不仅对于无条件参加与意识着自己是美术工作者的矛盾理解为不相容的矛盾，不理解这矛盾的解决主要在创作过程中而不是在生活着的时候的道理，而且实质上根本认为参加不参加实际生活无关紧要。这种看法是危险的。他将妨碍你达到成为真正现实主义美术工作者之理想。为什么会有这种看法呢？主要的，为人民服务的诚意不足，同时这和你的技术观点有关，这和你偏爱沉落的资产阶级之形式主义的“名作”有关，这和你片面看问题的思想方法有关，——不从某一个人为什么不能制出非凡作品的具体原因加以考察，不明白生活在解放区是不是等于熟悉实际生活？你置很多由于有实际生活经验而搞出好作品的事实于不顾。把“参加实际生活也搞不出好作品”的枝节理由来作为停留在小画室中的辩护，放任这种看法，失败的不是新美术而是自己。
必须参加实际生活的道理是平凡的，但也不凡。如你所说，“文件上早已解决过了。”文件上的解决是不是等于自己已经解决？还有重新考虑的必要。只要你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行动上承认这平凡道理，我愿意承认这封信是多余的。
——致友人书第四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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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关于中国农村的小说
西维特洛夫 乌克伦节夫作 金陵译
“李家庄的变迁”是最近民主中国出版的一本书。这本小说是青年作家赵树理所写的。他在一九四三年发表了他的第一篇作品“小二黑结婚”。这个故事和他第二篇作品“李有才板话”都是以土地改革，农村的民主建设，农民与地主作斗争为主题的。
赵树理的这部小说接触到许多问题，他让我们看到了最近十五年来中国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发展的一幅真实的图画。他的意义不仅是在暴露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本质和中国共产党惊人的建设力量，而且在这里面忠实地描写出中国人民的觉醒与政治力量的成长。读了这本书，你可以获得民主中国人民的精神气质的一个完整的概念。
每一个读者能够从作者这本书中看到和感觉到今日中国的真实情形。在这个目标上，作者得到了成功。他这本小说使读者（指苏联读者——译注）明白了同时代的中国人民的斗争。赵树理粉碎了假科学的捏造，如反动的西欧的“中国专家们”所说的，中国人民具有“谜一般的性格”，“中国人民自古以来就是保守的”，“对任何一件新事物有着本能的反感”，以及夸张着中国的惰性。
在民主中国的文学界内，赵树理的小说是被高度地评价着的，例如批评家周扬说：
“这是在中国解放区文学艺术上一个主要的成功”，“象一面镜子似的反映了现代中国”。
小说的开始是描写一个山西乡村李家庄的风俗与生活，李家庄是中国所有几千个乡村的一个典型。故事开始在日本进攻之前三年。
在一些插话之中，作者显示给我们那些专横的，无法无天的地主、富农和国民党的官僚们对剥夺了任何权力的农民大众的压迫。
在这个村庄里，正在进行着审判，地主李如珍，他的食客和一群富农和高利贷者都坐在法官的位子上审判着被告农民张铁锁，因为他的妻子把被指为属于地主的好朋友李春喜的树砍了。事实上，毫无疑问，谁都知道这树是属于铁锁的。地主判决铁锁付一大笔罚金。铁锁卖了他父亲遣留给他的仅有的一快地，李春喜占有了他的破茅屋，从此便开始了这个破产的农民的流浪生活。
铁锁是这小说的主人公，作者着重的说，在中国他曾看见过“千千万万的铁锁”，铁锁是一个代表人物，他的生活是中国普通人民的典型。
铁锁被迫离开村庄之后，受到无数的痛苦，无论他走到那里都是艰苦与贫穷。他开始去思索事物的道理，他想望着好一点的生活，但是他不知道怎么去获得它。追逐、拷问、饥饿……当铁锁正要断定这些就是他的命运的时候，他在山西省省会太原碰到了一个年轻的共产党员小常，于是铁锁跑去问他：
“我有这么些事不明白，李如珍怎么能永远不倒？三爷那样胡行怎么除不办罪还能做官？小喜和春喜那些人怎么永远吃得开？……难道上边人也不说理吗？”
“对对对！要没有上边人给他们作主，他们怎么敢那样不说理？”小常道：“总得把这伙仗势力不说理的家伙们一齐打倒，由我们正正派派的老百姓出来当家，世界才有真理。”
“谁能打倒人家？铁锁问道。
“我们自己，只要大家齐心，他们不过只是很少的人。”小常这样的回答道。
和小常的会面使铁锁获得了一个不可磨灭的印象，他知道了，国民党迫害共产党是因为共产党告诉人民真理，而且指引了从贫穷与压迫中解放出来，到达自由的道路。他回到家乡之后，把他和小常的谈话告诉了农民们。那时正是国民党最反动的时候。
“上面公事下来了，叫各地加紧防共，宁错杀一千个老百姓，也不叫放走一个共产党。县长接住这公事，跟疯了一样，撒出防共保卫团和警察到处捉人——凡是身上有一两个铜元，一两条线、小镜子或其他不常见的物件，都说成共产党的暗号，这样的人一天说不定要捉多少。”
李家庄的农民都拒绝参加“防共保卫团”，铁锁和很多人因为对共产党同情都被捕入狱了。
一年过去了。抗日战争爆发了。共产党号召组织抗日统一战线。人民的高涨的政治力量逼使国民党不得不同意和共产党合作。
共产党员小常也和铁锁一样在监狱里住了一年，现在到了李家庄。他和铁锁、冷元、白狗一起组织了支援前线的运动。这个运动完全为了中国人民的利益去反对日本的侵略，同时也是一个大的政治学校灌输群众以新的进步的思想。正如赵树理所写的：
“在人民眼睛上蒙着的布幕取下来了，他们看见了以前所没有看见的。他们看到了在自己的穷困的茅屋以外的东西。”
在封建制度的残余还存在乡村里的时候，反对日本侵略的战争是不能不与反封建的斗争结合起来的。封建势力阻碍了这个国家的发展有几个世纪之久。共产党推行了减租减息的工作，使农民的生活得到改善。这部小说特别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和农村的民主改革中所做的伟大工作，同时揭穿了反动的外国报纸历年来所散布的关于中国共产党的谣言。作者所描写的李家庄的农民的生活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告诉了我们，中国共产党的正确的政策怎么象一快磁石似的吸引着千千万万的拥护者。
地主、富农和国民党的官吏们企图拖延半封建的农业关系。他们不仅仅反对民主改革，而且反对任何减轻农民负担的措施。书中的一个区长回答一个忧虑着国民党过去所承诺过的减租减息法令的地主说：
“减租减息的法令是定了，不过这是句空话，全看怎样做啦！权在我们手里，我们检那些已经讨不起来的欠租欠利舍去一部分，开出一张单子来公布一下，名也有了，实际上也不受损失。”
在一九三七—四五年抗日战争中，国民党从未停止对共产党的进攻。当共产党把全力放在组织人民抗敌的时候，国民党不积极从事对日作战，却时常对抗日战争的积极参加者八路军和新四军开火，这本小说活生生的描叙了这些事实。
地主和富农公开地等待日本人打进来，日本人一占领这个村庄，李如珍和他的食客们马上对农民们施以血的报复，他们废止了战争开头时候被迫所作的微少让步。小常和村庄里最积极的人一起到一个山上成立了游击队。
日本人和地主在李家庄耀武扬威的日子并不长。当八路军解放了这个农村以后，发现这村子里的居民只有一半还活着。地主李如珍和他的帮凶们逃不过罚惩。村民们给予了他们应得的惩罚。现在权力是在人民的手里了。大家选了铁锁和白狗做了区长和村长。
作者在小说里告诉了我们，这些被蹂躏的无知识的农民终于变成了有敏锐头脑的人们，他们对自己的力量具备了信心。国家的利益，人民全体的利益，开始使他们感到是头等重要的。中国农民的这些新的性格是在坚苦的抗日和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逐渐形成的。赵树理的小说驳斥了流行在国外的反动派的谣言，他们说要在中国建立人民民主政治是一个空想。相反的，民主政治已经在中国建立了，并且受到了人民的全心全意的拥护。
毫无疑问的，本书最成功的几章是描写这个村庄中发生种种变革的场景。赵树理用丰富的真实的材料证明了由于在八路军与新四军控制的地区里，农民一致拥护民主政府的措施，人民对解放军的积极支援，才产生了这样惊人的结果。
他指出了在人民的政权建立以后李家庄所发生的显著的变化：
“村子里的生活改了新样了，贫农委员会领导组织了农会，委员会把地主和富农的土地分给了贫农和长工，分到了土地的贫农的积极性提高了，他们现在有东西吃了，有衣服穿了，第一个秋天，他们的收成已使他们建立了新的生活。他们组织了合作社，在长久的讨论之后，组织了五个变工队，第二年秋天他们收的庄稼比那一年都要多。”
接下去说吧！
“这不单单是李家庄的人骄傲着他们的成功，邻村传来消息，他们那儿也获得了胜利。”
村民们为小孩子开了一个学校，同时也为大人办了夜校，还成立了村划团。在新社会中“人民的创造力是无止境的。”男人女人们在从前做梦也不敢想到念书，现在他们把整个冬天的长晚化费在村俱乐部里，和孩子们在白天一样的努力学习着。
敌人隐藏起来了，但是他们的毒焰常常吐露出来，在一个未暴露的叛徒与铁锁的对话中，暗示了每一个改变只不过是“暂时”的，铁锁尖锐地回答说：
“一个妈妈会忍心看着她的孩子受到狂暴的蹂躏吗？为了孩子的生存，她可以死，但是那孩子是会活下去的。”
作者告诉了我们在中国为人民民主的斗争是历史的方向。它是从中国过去政治、经济、社会关系发展出来的一个斗争，这个人民民主运动是永远前进的。
“火烧不了，水淹不了，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铁锁这么说。
小说的主人公知道人民愿意献出他们的生命去保护他们的果实。事件的发展证实了他的话。消息传到村中国民党“命令所有日本军队不准向八路军和新四军投降，不准把武器交给他们。”而且国民党的军队已得到命令要“渡过黄河，进攻解放区。”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看到：
“当国民党军队进攻解放区的消息传到李家庄之后，农民们都聚在一起谈论着，他们只有一个问题，怎么样去支援解放军……晚上每一个人都知道自己应该做的事，年轻人准备离开乡下去参军。每一个农家都把自己所有的东西搬到庙里去，有米，棒子，豆，有的甚至把衣服也搬来了，自卫队在庙前操练起来了，……村子里从白天一直热闹到深夜，每一个村民都知道将要来到的危险。”
李家庄的故事表现了人民与人民解放军不可分离的关系。以前中国人民的心里对军队是怀有敌意的，他们有一句格言：“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在人民的眼里，军队是暴行、掠夺、无法无天的化身。人民解放军改变了这种与人民的关系。人民给予解放军全力的支援，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打退了日本的侵略，最主要的是因为他们是“人民民主力量的不可征服的象征。”
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虽然他们是美式装备，受美国军官的训练，但是他们不能抵挡人民解放军，正如他们不能阻止蓬勃发展的民主运动一样。
“所有中国的忠诚的人民都站在人民解放军的后面，这个全国人民所支持的，军民密切团结的军队是一个巨大的力量，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只是一个侏儒罢了。”
赵树理的小说也同样忠实地说出了中国最近的过去和现在的情形。它反映了中国过去十五年来的巨大变化，这是一个人民的故事，是一个显示中国人民自己日复一日战斗的故事，这本书的力量和它所包含的意义是巨大的。
（译自新时代杂志第三十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