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高尔基笔下的美国
苏·Е·萨尔珂夫作 何家槐译
在高尔基抨击资本主义的著作中，今天最能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他那些论美国的论文和小册子。远在四十多年前写的这些文章，乃是谴责美国资本主义制度暴行的有力控诉。这些精彩的篇页虽则已经出现了很久，可是它们的意义不但丝毫没有减少，而且恰恰相反地日益增加其正确性。无数关于最近一个时期内发生于美国的事实，都可用以证明高尔基的任何一篇论文；因为自从高尔基离开美国以后，那罪恶昭彰，声明狼藉的“美国生活方式”，已经日益显出了狰狞的面目，它那残酷不仁的暴行已经日益肆无忌惮，毫不掩饰了。
二十年前，在答复一家美国杂志提出的问题时，高尔基曾经说道：“你所称为美国文化的这一种东西，不但没有而且也不可能得到我的同情。我以为你们的文化，是我们这座星球上面最丑恶的一种，因为它已把欧洲文化中所有丑恶无耻的因素，扩大到可怕的程度。”
这些严峻的愤怒的话，是这伟大作家在其一生中关于资本主义美国所有言论的自然的结论。
深刻而且坚决的资本主义批评家，热烈而且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高尔基，时刻都回到美国这一论题。在美国的社会构造中，他很正确地看到一个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各种典型矛盾的高度集中。高尔基努力唤醒工人阶级要从剥削与残暴的压迫中解放自己。他热情地警告人们资产阶级正在企图造成新的战争灾难，要他们避免这一种危险，而且不断地指出这一美国式的“资本主义鱼龙”（Ｉ ｃｈｔｈｙｏｓａｕｒｕｓ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按“鱼龙”为古生代的爬虫。）是进步与民主的死敌。他把为无数资产阶级的卑贱作家所歌颂的金元共和国，称做“黄色魔鬼”的王国。他很愤慨地和尖锐地抨击那些美国的工业中心，说它们犹如“把人民熔化成金”的大坩埚；他又猛烈地抨击那“日益赤裸裸地和傲慢无耻地变成了掠夺制度”的资本主义剥削；抨击种族的歧视；抨击那些美国商人对于艺术和文化，是如何的仇恨，说他们是绞杀“真理，自由，理性，和任何神圣的物事”——任何为一个不曾被金元势力所压倒的诚实的人所信仰的东西的刽子手。
高尔基所根据的各种事实，在其深度和分析的意义上说，有其无比丰富的内容，的确可以说是“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他那些对于资本主义美国的评价和描写，极有说服力和真实性。它们揭示出而且肯定一种朴素的真理；这一真理，是对于美国资本主义野蛮制度的无情攻击，足以唤起全世界的民主势力，起来反对华尔街的强盗头子，以保卫文化。
这位作家并不仅只限于揭露不人道的和兽性的美国生活方式，而且进一步地把他那对于美国文化的表面批评，发展而成对于为那文化所依存的阶级关系的深入的剖析。他有力地抨击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的基础”，证明那弥漫在纽约摩天楼下面的“疯狂的喧扰”，在一个有人奴役人的怪现象的国度里是必然的，无可避免的。高尔基显示出美国生活是多么的可怕，而且指出那正在美国金融巨头和无耻政客中日益成熟起来的罪恶的侵略倾向，对于人类是一个如何可怕的威胁。他所描绘的图画，对于列宁下面这些话正是最雄辩的证明：“……没有一个地方……资本的权力，仅仅小数豪门统治整个社会的权力，是象美国这样的残暴和显而易见的腐败。”由于在高尔基论美国的论文和小册子中，都充满着对于资本主义无可调和的矛盾的这一特征的正确理解，所以当这美国帝国主义的破坏力量正在战争贩子们的各种罪行上公开表现出来的时候，这些著作确能给我们以崇高的启示和有力的鼓舞。
这位伟大的作家初次见到这“黄色魔鬼的城市”，是在一九○六年。那时他已经用他的艺术和他那在一九○五年革命时期反对专制政治的英勇战斗，紧紧地和布尔什维克党联系在一起。
高尔基带着革命的热情到了美国。他被布尔什维克党派到那儿去宣扬俄国第一次革命的真相。他的革命热情，在他那“我的访问”（Ｍｙ＇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和论文集“在美国”（ＩｎＡｍｅｒｉｃａ）中，象火焰一般的光辉灿烂地燃烧着。
美国的反动分子一齐起来反对高尔基。这些反动派开始想以“合法的理由”根本驱逐高尔基出境。当他们发现不能诬赖高尔基的著作为“无政府主义的宣传”时，这位作家就又被他们的报纸所诋毁，所排挤，为无稽谣言的毒雾所包围，所窒息；竟没有一个纽约的出版家，肯承印高尔基关于俄国革命的忠实的报导。
最使高尔基感到触目惊心的，就是在美国，毁灭人们自尊心和创造力的暴行已是司空见惯的公开事实。在他看来，纽约市街，就象是“狡滑的，贪婪的咽喉，在它的深处浮泛着黑色的城市食粮——活的人。无论那里——头上，脚下，两旁，都铿锵地鸣响着铁的声音，高唱着铁的凯歌。由于被金钱势力所产生和鼓舞，它把人们牢牢地网住，窒息他，绞杀他，吸吮他的血液和脑汁，吞噬他的肌肉和神经，因而渐渐地使自己肥大起来，屹立在无声的石块上面，不断地把它的镣铐和锁链伸展开去。”
对于被投入资本主义地狱的人们，他认为是件“一提到就觉得可怕的和痛苦的事情”。人们遭受着摧残，遭受着蹂躏，被剥夺了灵魂，他们久已丧失了控制那喧嚣的，日夜砰击作声的铁石之山的能力。他们已经降到这样可怜的地步，竟变成了他们自己亲手创造的巨大技术的附属品，全身心都受着它的支配和奴役。那些大都市似乎都是“铁石构造而成的胃腹，已经吞食了几百亿的人民，而且正在咀嚼着和消化着他们。”
当他告诉我们美国的人民不再是他们自己命运的主人，而已变成了“黄色魔鬼—黄金—掌握中的盲目工具”时，他的话语中跳动着对于美国劳苦大众的深刻的同情心，流露着对于资本主义剥削的牺牲者的温情和兄弟般的友谊。他说他们已经没有能力编缀思想的“美丽而又大胆的纽带”，不能“织造一个英勇而又辉煌的梦”。在这国度里的人民，根据作者的沉痛的结论，不过是可以采取黄金的金矿，所谓“进步”也者，也不过是劳苦大众的体力的集中，不过是把他们所有的肉体，骨骼，和神经结晶成黄金而已。
对于自由创造的诗歌，一个艺术家本是特别敏感的，高尔基也满怀着对于资本主义都市中的所谓技术的憎厌。纽约的外表，以它的奇形怪状的丑态压抑着人们的想象力。“二十层的大厦，黑暗的沉默的摩天楼，巍然高耸在岸上。在丑陋的庸俗不堪的广场上，坚固的笨重的建筑物阴郁地幽暗地屹立着。它虽则极力炫耀着高度，但丑恶却在每一座房子里都可以感觉得到。”这城市的建设只是为着毁灭，却不是为着人们的快乐和幸福。这个“可咀咒的痛苦的都市”的悲惨形象，象一个恶梦似地闪过读者的心头：苍白的，患软骨症的，“神经被锈铁的尖锐啸声所震碎”的孩子们，带着由于过度劳动而涸竭了的“空虚的眼睛”的工人们，以及无数绝望的贫困的景象。“我曾经目击很多贫苦到极点的人，”高尔基写道，“他们那贫血的，消瘦憔悴的青黄脸色，对于我是非常熟悉的。……可是在纽约东头的贫困景象，却是我所知道的最恐怖和最悲惨的一幅图画。”在这“根本无美可言的”，就是欢乐也是被机械化，标准化，和贱价出卖的，到处都是充满着忧郁的气氛，扑灭思想象把湿的破布投向最后的余烬似的，“灰暗卑污的王国”中，生活是象“一个巨大然而拥挤的监狱”；而寂寞凄凉的，为金钱势力所摧残的生命力的哀歌，就是在这个巨大的监狱上空飘荡。
高尔基热情地想通过这种“卑污的生活”发现一个尚未心死的，“在这大都市的黑暗陷阱中还有新鲜感觉和生命力的”人。“内心的自由——精神的自由，并不在这些人民的眼睛里闪光啊！”高尔基象这样似地愤慨地控诉。到处都是贫穷，大规模的贫穷，悲惨而且绝望。要读完高尔基描写纽约贫民的文章而不战栗，是不可能的。一个比一个还要可怕的镜头，使人因惊奇和怜悯而发呆。这位作家是这样的描写纽约孩子们：“在这些拥挤得和粉袋一样的街道上，孩子们贪馋地在街旁的垃圾堆里搜寻腐烂的，完全发霉了的疏菜，而且在那可怕的灰尘和炎热中当场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好象贪食的一群鸽子似地，他们麇集在人行道上；在深夜一点钟，两点钟，甚至更晚的时候，他们仍然在那污秽不堪的，极其可憎的贫乏的细菌堆里不断地挖掘着，搜求着；这实在是一个对于贪婪的守财奴的活生生的讽刺和耻辱。”大人们则“麇集在生活的泥沟里面，摩肩擦踵地互相拥挤着，象飘荡在浊流里的废物；他们完全受着饥饿的驱使，老是想追求一饱，这就是他们的人生目的。”至于他们的家庭生活，则“在污秽湫隘的房室里，闪耀着铁床架子的幽暗的光，铁床上面堆着乱七八糟的一些褴褛；肮脏透了的瓦器，还有桌子上的剩余食物。”
高尔基把他的笔浸在“都市的浓疮”里，以揭露它的悲惨的真相。在这伟大作家的声音中，并不是只有痛苦和怜悯，而且也有热烈的，反抗与斗争的号召。他老是热情地梦想着一个能够“粉碎与消灭任何不合理的现象，可憎厌的事物……和镇压钢铁的野蛮粗鲁的喧嚣”的人物。这时他已开始那描写俄国革命英雄的杰作——他的小说“母亲”。这“唐珂”（Ｄａｎｋｏ）和“暴风雨中的海燕”的作者，对于“在这黄色魔鬼的城市里的居民毫无反抗地忍受一切横逆的命运”这一现象，感觉得非常吃惊。他要求他们去了解那个已为他们的俄国兄弟所掌握了的伟大真理，这一真理告诉人们只有劳动者才是生命的主人，因为“生活是为着他们的，一切妨碍他们生存的东西，都不免遭到消灭。”
他的所有论文，都被这个伟大的真理所照明。他那尖锐严格的批评，很有力地鼓舞了美国的劳苦大众，使他们敢于起来摆脱那黄色魔鬼的压迫和支配，挺起腰来为那些曾被资本家们所蹂躏的人权而斗争。
高尔基在一本叫做“共和国王之一”（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Ｋ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的小册子中，曾有声有色地描写了“那些阻碍工人们生存的人”。
在答复上述那家美国杂志的问题时，高尔基又曾写道：“所有国家的资本家都是同样的残酷，同样的可憎，但你们的资本家却特别的坏。很明显地，他们是更无耻而愚蠢地贪得无厌。”为了说明这些远在一九二九年所说的话，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极其精彩的小册子“共和国王之一”——这个反对近代美国统治者的，激烈而且有力的反帝作品。这个小册子描写那些无比反动的，应该受到人民反对的帝国主义分子中的一个暴君。
这个人物是被描写成残酷野蛮的，对任何富有生命与人性的事物，都有深仇大恨的资本主义的化身和象征。在世界文学中，很少有象高尔基的小册子这样深刻地和有力地暴露资本主义的丑恶的作品；从这小册子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以它的恶臭毒害着千百万人民生命的“腐尸”。
作者在小册子的开端，就用着讽刺的口吻，说他无论在什么时候想象一个真实的资本家形象，总是把他描绘成一个根本不需要什么头颅，却只要有可以从任何东西上面压榨出金子来的筋骨就可以了的“庞大的怪物”。虽则高尔基所看到的真正的美国金融巨头，表面上看来与这夸张的形容极少类似之处，可是本质上却确是这样的。在这教养得很好的绅士身上，无疑的有些可怕的东西。
高尔基在北美共和国的无冕之王身上看出的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他有“一双其长无比的，伸缩自如的手臂。它们已把整个地球紧紧地抓在自己手里，而且把它放进那个墨漆黑洞的，吮吸、咬啮、咀嚼、和吞咽我们的地球竟象是一个烤熟了的马铃薯似的巨嘴…”谁能把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狂描写得更为有力！“我想象美国资本家的口袋，是个无底洞，就是一个教堂、参议院、和一切必需品也都能装得进去……”高尔基就象这样似地讽刺着和嘲笑着华尔街的巨头们，暴露着他们妄想霸占全世界的野心。在四十年以前，他就已在美国生活的“疯狂的喧嚣”中听出了那一种使人吃惊的“旋律”；这一种“曲调”今天已在“马歇尔计划”和“北大西洋公约”中发展成为震耳欲聋的咆哮——战争的咆哮。高尔基笔下的“国王”，简直是以一种适合于杜拉斯（Ｄｕｌｌｅｓ）或范登堡的口吻宣称：“美国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美国人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人民。他们最有钱。没有旁的人有象我们这样豪富的。这就是为什么全世界都要马上跟着我们走的缘故……”
虽则四十多年已经过去了，但他这些文章却象是刚刚才写似的。仿佛上面那些话并非出诸“共和国王”之口，却倒象是今天美国参议院和证券交易所里的商人们所说的话。自然，今天的美国太上皇们说得“圆滑”和巧妙得多；他们并没有将这些年数白过。在某些方面，高尔基笔下的百万富翁似乎是赶不上今天的“共和国王们”，落在今天的金融巨头们之后了。倒如那时美国的百万富翁只要白宫里的“好孩子们”乖乖的听话，驯良地不去干预老板们的利益，就觉得满足了；而今天的哈利门们和福雷斯脱尔（Ｆｏｒｒｅｓｔａｌ）们，则更进了一步，他们已经亲自占据了所有的要津，掌握了政权，以便更美满和更顺利地完成他们那无止境的侵略计划。
高尔基笔下的“共和国王”，也有非常敏感的手指和为所欲为的广大权力，而且也象胡佛一样地厚颜，即使在那一九三二年使得高尔基所写的两个美国访问者都觉得脸红而且不得不承认的事实前面，他也不曾失去镇静，态度自若。那两个访问者是这么招供的：“当我们在欧洲时，实在觉得很痛苦，因为欧洲人憎恨我们。”自从那时起，人民对于美国豪门政治的憎恨，的确已经增加百倍了。
高尔基的论文和小册子的价值，是在于一经他的揭露，我们就可以发现这一丑恶不堪的美国文化，是历史上注定要消灭的。
高尔基揭发美国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的反动本质，撒去“美国上帝”的假面具，让它的邪恶性质完全暴露出来。所谓美国“民主”和“文化”的神话，一个个地都在他的笔下消灭了，而那老是被黄色的霍华德系报纸所夸耀的所谓“美国生活方式”，也渐渐地完全暴露出它那一副堕落和丑恶的穷相。道德吗？高尔基猛烈地攻击那只是保护资本家利益的道德，他说：“你在街道上配置着大批警察和密探，同时也在人们的头脑里灌输进很多道德观念，而且使它们在那里生根，以便能够粉碎，绞杀，消灭所有对你不利的理想和所有足以危及你的权力的愿望。”宗教吗？“这对于穷苦的人是需要的……宗教是润滑油。我们在人生的机器上用油越多，那末各部分也越少摩擦，越能够协调。”艺术吗？这当然也是需要的，因为“如果人人都用韵文来刊登广告，那生活将变成非常有趣……艺术必需是很有趣的……脑子有时也需要休息，需要镇静剂……而有时身体则需要兴奋剂。”文学吗？只有两本书是被承认的：“圣经”和“总帐薄”……“它们都能够兴奋精神。你一拿起它们来，你就会觉得在它们里面有一种能够满足你的任何要求的神秘力量。”民主吗？自然，“美国人老是有一种以在美国即使是报贩子也可能做到总统这一事实而自豪的习惯。为了提醒你这件事情，我只想指出报贩子们的聪明，而非大总统们的天才——对于后者的才能，我恰巧是毫无所知。”
高尔基的论文，常常使人记起列宁的名言——他曾指出所谓美国的“民主”，“……不是别的，而只是合于资产阶级利益的说教的自由，这就是说，他们有自由宣传最反动的思想，宗教，愚民政策，保护剥削者等等的神圣自由。”
这伟大的作家，详细地描写了那只资本家们为了本身利益而巧妙地使用着的愚民机器。这包含着非人的劳动，不断的失业的威胁，腐败的资产阶级道德的经常说教，宗教的宣扬，而尤其重要的，是利用那些被资产阶级道德所腐化了的暴徒们的私有观念，到处闹乱子。当我们读了美国资产阶级是如何巧妙地鼓励着暴徒们的残酷和暴行以后，就可以知道在美国很久以前就已替法西斯毒菌准备了生长的土壤。在这一点上，高尔基密切地注视在美国不断地发展着的各种罪行和暴行，搜罗着所有的证据，是有特别的意义的。他强调地指出这一事实：制度本身就是这些暴行的基础，在这些暴行和资本主义经济所原有的罪恶之间的有机连系，也是这个制度自己建立的。高尔基很正确地看出山姆大的土地日益变成了盗贼窝和布满了强有力的罪恶网这一事实，是美国资本主义社会制度面临崩溃的显著征候。因此他曾仔细地研究了那骇人听闻的阿尔·卡蓬（Ａｌ Ｃａｐｏｎｅ）的案子和那著名的威克逊委员会（Ｗｉｃｋｅｒｓｈａｍ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的报告，而且得出了结论：几乎在美国的所有大都市里，都很明显地存在着一个警察与犯罪者们所结成的联盟，什么罪恶都是他们狼狈为奸，串同作弊的。
“资本主义世界快要灭亡了，它已是奄奄一息。”高尔基曾在他的一篇论文中这样写道。这是高尔基关于美国的所有著作的中心思想。这些著作中都充满着作者的坚强信念：象这样带来人奴役人的可怕现象的社会制度，除了毁灭和在民主与进步的革命力量前退让步外，是再也没有其他出路的。因此，虽然那些惯于说谎的资产阶级政论家们妄谈什么“繁荣”，技术的力量，和高度的物质文明，高尔基却毫不容情地坚决揭露那些腐蚀着所有资本主义制度的重要器官的可怕的烂疮。
“人民大众的涸竭，”他在一篇论文中写道：“即等于文化所赖以生长的土壤的涸竭。”根据高尔基的描写，资本主义文化只是一种野蛮的文化，它完全否定了民主的“起码条件”：独立思想的自由，劳动的自由，信仰的自由。高尔基曾经一再指出：“资产阶级是敌对文化的，除此以外，它也再不能成为别的东西——这是一个为资产阶级自己的现状所证实了的真理。”他那对于美国文化的分析，完全证明了这个结论。我们看明白了美国确是培植精神的贫乏，狂妄的无知，和原始的成见岁的园地。在这一点上说，高尔基对于徒具形式的，毫不动人的美国音乐的彻底批评，是多么的有意义！他称它为“大腹贾的音乐”。他，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家，又经常地激烈反对那在美国已经十分普遍了的种族歧视的暴行。他愤怒地说到那些私刑拷打黑人的“白色蛮子”，号召大家起来向那些只不过由于皮肤黑色而就叫无辜的人受电刑的高级官吏们实行报复。
早在三十年代时，他就曾在他的一篇文章中大声疾呼：“试想这是如何的愚蠢和可耻：我们这一个奇异的，我们曾经如此惨澹经营的世界……现在却落入了一些只会赚钱而毫无其他用处的废料的魔掌之中！这些贪婪的废料，占取了辉煌的创造力量——科学家，技术专家，诗人，和工人等等文化建设者的心血，把这个我们的‘第二自然母亲’变成了小片小片的金币和一张张的支票。”
在高尔基论美国的文章中，都充满着鼓舞大家起来消灭这些“草包”们的权力的热情的号召。他那憎恨资本主义的力量，是从他那热爱工人阶级的力量中产生出来的。这个伟大作家的笔下，充分流露出他对于那些为了争取人类自由和幸福的战斗者的友情。
高尔基论美国的文章，就是一个无可争辩的证据。当他坚决地反对剥削者的时候，同时却以严肃的态度，赞扬和尊敬那些反抗反动势力的美国作家、科学家、和进步的活动分子。他始终都是把美国财阀及其爪牙们和美国的人民分开来看待的。
在一九二九年，当一家黄色报纸询问高尔基是不是真的憎恨美国人民时，对于这一卑劣的挑拨，这伟大的作家加以愤怒的驳斥。
高尔基的崇高的自我牺牲的辛勤工作，已经大大地提高了全世界为了争取民主和进步而奋斗的战士们的思想性，促进了他们的团结。
在高尔基的速写，短论，和小册子中，回响着这个伟大作家赞扬苏联人民的声音，因为他是以那给全人类指出了自由与幸福之路的人民，而感到骄傲与光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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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美国侵华史
四 独占中国
（续二十八）
此外，美国对“中央”的何应钦，华中的白崇禧，台湾的孙立人，西北的马鸿达等也不断培植，特别是对困踞华北的傅作义，还打算单独供给大量军火，从军事上来扶植他，一九四八年八月，美国援蒋计划执行人莱普汉在北平公开说：他将“建议自一亿二千五百万元军事计划中抽出若干，以保卫经合局投资的华北建设……”，即对被蒋介石排挤而流浪至美国的冯玉祥也还企图拉拢利用，美政府派专人对冯表示“我们美国政府是反对共产党的，是决不能给共产党合作的，只要你们不要共产党，我们美国政府愿意帮你们的大忙，用钱用军火有的是”，当被冯玉祥坚决拒绝时，又一定要为他“六个月的时间”去“考虑考虑”。最后落得个“不欢而散”（注：冯玉祥给李济深的信，载一九四八年九月二十一日世界日报。）。这全是美国还不放弃利用任何机会，行使各种诡计的表现。
不管美国侵略者如何用尽心机，在日本投降后的三年内，它为打败中国人民所经过的步骤，在政治上，由“合作”，而不“合作”，而组织谈判，而伪装调处，而公开一面倒；在军事上，由装备蒋军，而军事占领，而运兵，而指挥作战，而直接进攻，都全部彻底失败了，这又正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正确地一步一步斗争，一步一步揭露的结果。
但是，美国在这一些侵略步骤中，所造成中国人生命的死亡，抢走的中国人民与国家财富，侵犯的中国主权，却已经多得无法用数字表示出来了。虽只短短三年，其危害则不仅把其他帝国主义一百余年侵略中国的总和都已超过，即比起日本八年占领中国的全部罪恶也毫无不及。这是美国侵略者所欠下中国人民的一笔血债。
在屠杀中国人民方面——美国用“援华”方式，把大批美国杀人利器与最新式的杀人技术，以借款、租借、救济、让予………等名义，经过蒋介石的手，拿来屠杀中国人民。日本投降后三年内，美国运到中国的武器与装备，总值竟达五十一万万零三百四十九万八千二百二十三美元之多！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对世界各国反动派所作援助总数二百万万美元的四分之一。这里虽不能详写它的全部内容，可举出些零星材料，以见一般，如：
飞机，“八一三分之一队空军计划”一项，即有一个重轰炸机大队，一个中型轰炸机大队，四个单引擎战斗机大队，两个摄影侦察机中队，共一千零七十一架。到一九四八年三月，至少有九百三十六架已经交清，其余正在运交。据另一统计，一九四七年一月以前，已运到一千一百五十架（注：民国三十七年三月三日人民日报及三十六年三月十六日同报廖盖隆文）。
军舰，巡洋舰三艘，驱逐舰四十五艘，连同战斗，登陆等舰艇共二百五十艘，加入其他船只，为四百七十一艘（注：据美蒋秘密军事协定，载民国三十七年五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另一统计，同年三月二十日同报资料所据美联社电讯，当时已有军舰二百七十一艘）。
石油，仅一九四八年第一季（春季）即运给蒋介石飞机用汽油六万零八十八桶，其他发动机汽油三十五万桶，火油八万五千桶，煤油及蒸料燃料油十万桶（注：美商务部公布，一九四八年二月十日合众社华盛顿电）。
车辆，止一九四七年一月以前，各种车六万七千辆，大批坦克在外。
枪炮，一九四六年六月美政府批准的美蒋秘密军事协定一项，即有山炮七百五十门，轻炮一千五百门，迫击炮五千门，重机枪一万五千挺，轻机枪一万七千挺，自动步枪六十万枝。
子弹，一九四七年六月二十七日一次子弹交易，即为一万万三千余发，按当时全解放区人口合计，恰为每人一发。
统一装备。同前项军事协定又规定：美政府在一九五○年以前，装备蒋军七十五个师。照另一统计，一九四七年一月以前，已经装备六十四个师，十八个交通警察总队，二十个保安团，及伞兵大队，共八十四万人。
训练蒋军。除续办原有参谋训练学校，步兵学校，中美混合空军学校，两个中美联合陆军训练学校，五个中美特别训练班外，又新设南京汽车训练学校，青岛海军训练学校，昆明信号部队学校，昆明、南京、广州、衡阳降落伞部队训练学校，重庆特别技师训练学校，杭州空军训练学校，成都空军学校，苏州机械化学校，南京步炮学校，汉口、上海、徐州空军教官与军事技术人员学校……等二三十处，训练海、空、步、炮、轻重、汽车、通讯、伞兵、交通、特务、参谋、军需、军医……等十四、五万人。单是空军一项，即有飞行员，轰炸手，领空和技师等五千一百余人。
此外，美国还供给蒋介石大量烧夷弹，化学战具，各种军用零件等等……
美国“进步党”首领华莱士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一日发表讲演总结美国对华政策说：“过去三年中，美国平均每月运给中国武器，为珍珠港事变至对日胜利期间我们每月运给中国武器之八倍半”，他深深感到美国侵略者的手上“染满了无数中国人民的鲜血”（注：民国三十七年六月三日，太行新华日报。）不仅如此，美国还指使它的附庸加拿大政府于一次援蒋六千万美元与“蚊式”轰炸机一百五十架后，又继续供蒋军机枪子弹二千五百吨及其他军火。美国自己更在零星付现的交易中，额外以各种军火售予蒋介石，据北京一家杂志估计，在正式贸易之外，仅一九四七年一年，蒋“资源委员会”购买美国军火一项外汇，即在一万万三千万美元以上（注：黄灼：一九四六年六月蒋管区对外贸易，民国三十七年三月一日，人民日报）。
至于美国占领军以征服者姿态直接施于中国人民的殴辱、强奸、杀身、越货，……等罪恶行为，更到处皆是，无法悉数。
在抢掠中国人民与国家财富方面——美国利用各种特别权力，向中国无限止的倾销商品，输入资本与夺取生产原料，日本投降后三年内，中国人取得衣、食、住等生活资料的农、工、商业逐步地完全落入美国侵略者的掌握，使中国人民与国家财富日益增多的向美国流去。如：
一般企业。以华南为重点，据一九四七年八月十二日合众社电：美国企业家已拟定“开发广东，广西，湖南三省之庞大计划”，实现计划资金为一万万五千万美元，经营范围有广州煤气厂，水泥厂，玻璃厂……等。实施合同已在八月初由美国潘尼李氏公司出面订立。同年九月十三日，美国走狗宋子文接管广东，十月二日，又有美国煤油大王洛克菲勒第三来粤与宋商谈开展广东矿藏问题，并取得协议。十月十三日潘尼李公司副总裁与宋接洽投资粤省其他工商业，随即有所决定。十月十五日美大使馆参赞纪伯荻又到广东与宋“广泛交换对华南商务意见”。
石油与电力。一九四六年，美国命令蒋政府颁布所谓“新公司法”，在这前后，美国大托辣斯寰球生产公司开始在中国西北探测与开采石油。美国威斯汀好斯电汽公司也在华设立大规模工厂。一九四八年元旦，上海又成立美国控制的“上海电力联合公司”，资金共二千三百万美元，美银团即投入一千三百万，占百分之五十以上。联合公司除经营电力外，还包揽上海公私道路，河流，桥梁，沟渠，街港及任何公产上的投资权利。上海其他电力公司美国亦可自由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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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关于拼音文字的几点意见
Ｂｏｘａｎ
我国拼音文字运动，在一九三四到一九四一这六七年间，颇有相当的进展。由于当时这一运动的群众性，拉丁化方案已经为不少的知识青年甚至工农分子所熟知了。今天我们要进行文字改革，只有在这一有了历史地位的旧方案的基础之上来求改进，用不着另起炉灶了。
现在修改方案的意见逐渐集中起来了。如ｚｈ ｃｈ ｓｈ ｒｈ
ｚ ｃ ｓ自成音段时得加一母音字母，已有许多人赞同。因为这样做，一则可以分别轻重音，例如“文字”的“字”是重音，“蚊子”的“子”是轻音，轻音不加母音字母，就和重音字分别得很清楚；再则有了母音为音节符号，和外来语中不成音节的ｓ
ｓｈ（例如ｂｕｓ）等也有个分别。又如几种方言的方案，往往同一语音用不同的字母，或者同样的字母表示不同的语音，因此大家感到有综合起来或汇通起来，制成统一方案的必要。例如ｈ这个字母，在北方话方案，是卷舌音的符号；在江南话方案，是浊音符号。如果遇到一种方言，既有卷舌音，又有浊音，那就成了问题。比方湖南方言中“慈”字及“迟”字是ｚ及ｚｈ的浊音，如果以ｚｈ表“慈”，就和“知”“之”等混淆，而“迟”写成ｚｈｈ也很不好看。还有同音字问题，虽然以词为单位的新文字，这个问题不很严重；但是口语中常用的单音词不少，因此同音异义的混淆问题还是存在的。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有的用定型字，有的主张用声调符号。用定型字，不免阻塞了语言自然改进的路。加声调符号则不大美观，而且在打字时增加麻烦。陆志韦先生曾经主张给每个母音制成四个不同的键，那就等于增加二十个上下的字母，似乎大大减少了打字机的灵巧。
问题虽然已是大家公认的了，但解决的方法却还没有一致的意见。比方ｚｃｓ……后面的母音，很多人主张用ｙ，但是“雨”“鱼”韵改用复合韵母来表示，实在不如用单一字母ｙ的好。我以为ｚｃｓ等字的母音字母应该另想办法，过去有人提议在ｉ上加符号，这是可以用的；因为这个韵本来由ｉ韵转变而来，现在广东音还是ｉ韵。在打字机上，暂时可以用ｊ代替。
ｘ改为ｈ，似乎没有必要，比方“堂吉诃德”的“诃”，“罗哈斯”的“哈”，都是用ｘ拼的，俄文也是用ｘ表示这音的。ｈ已经是卷舌符号浊音符号了，似乎不必再兼别职。
统一方案不容易做到完全统一，因为各种方言的音素如果全部要用不同的字母表示，这二十多个字母是不够的。除了兼职以外，就得加符号。因此ｈ既是卷舌音符号也是浊音符号，就是不得已的办法。至于ｚ，ｚｈ等音的浊音，有人主张在清音字母的顶上加一小点来表示，我以为这是可以采用的。同样ｇｋｘ兼充腭化音的符号，也应该没有问题。陆志韦先生说广州话既有不腭化的ｇｉ，ｋｉ也有腭化的ｇｉ，ｋｉ两者无从分别（原文见九月六日人民日报），但“广拉”里面，凡不腭化的ｇｉ，ｋｉ总是插进了一个ｅ的，就是ｇｅｉ，ｋｅｉ，因此腭化的ｇｉ，ｋｉ还是照北方话一样写，不至于混淆。
广州话方案的ｎｑ应该照北方话一样改用ｎｇ，ｇｗｕ应照北方话写成ｇｕ，至于现在广拉中的ｇｕ，它的韵比较宽弘，似乎可在ｕ上面加符号，或者改写为ｇｏｏ，广州话的ｗ和北方话的ｕｉ不同音，北方话的可以改成ｕｅｉ，不过它们所代表的汉字大致相同，（如梅妹会）用同一符号也无妨。广州话的ｏｕ和北方话的ｏｕ不同音，所代表的汉字也不同，有人主张把北方话的ｏｕ改成ｅｕ以示区别，这是值得接受的一种意见。
解决同音字问题，不能专在字形上想办法，因为语音上的混淆，原则上应该用语音上的分别去解决。因此我们就得注意采用别的同义词来代替，比方“保卫”与“包围”同音，就可以用“保护”代替“保卫”。已经为群众用熟了的词儿，不便照这样做，但知识分子所制造的词，是可以逐一审查，照这样规定起来的。那么群众用熟了词儿又怎样处理呢？我以为定型字和声调符号可以统一起来，这就是说，某些同音词是依靠声调来分别的，我们可以采用代表声调的字母来定型。有一位朋友主张将ｈ加在母音前面表示北方话的阳平，因为阳平字正是由浊音转变的，江南话的阳平音，就是浊音，用浊音符号为阳平符号，是颇为合理的。去声也可以利用ｈ，不过是放在母音的后面。上声比较曲折，可以用母音拉长的形式，如ｕｉ作ｕｅｉ，ａ作ａａ，ｕｎ作ｕｅｎ之类。有些同音又同调的字，如力、利、隶、都是去声，也可以用这个方法解决，这就是把一两个字用声调形式，其余不用，如力作ｌｉｈ，利、隶仍作ｌｉ，这就可以把“努力”和“奴隶”，“水力”和“水利”分别清楚了。用这个方法，和在字外面加声调符号，是差不多的，因为加在母音前后的ｈ，随时可以去掉，并不影响原来的拼法；只是上声稍为别扭一些，想要回复原状，是比较难些的。不过我们既把它们当作特别形式，当然不会普遍采用，只有十分必需的时候才采用，大概也不会增加好多麻烦。我们看看光华书店出版的谢景永先生等人的新文字著作，采用特别形式的字，不过百多个—这是经过全盘研究而得的结果——可见应采特殊形式的字是有限的。因此照上面的方法，似乎没有毛病（上面阳平形式的例子，“唐”“糖”作ｔｈａｎｇ，与“汤”ｔａｎｇ分别；“毛”作ｍｈａｏ，与“猫”ｍａｏ分别）。
谢景永先生等人的书虽然是根据林迭肯先生“国语拼音词汇”编的，但定型字就远不如原书的多。大概原书是把尖团音分别当作特别形式的（有时它规定的尖团音，与实际上的尖团音不符），现在是普遍采用尖团音的分别，所以减少了百多个定型字。在尖团音没分别的地区，人们觉得这个分别太难，因此主张不用分别。可是不分别的话，同音字的字形混淆，就多了许多。因为ｚｉ，ｃｉ，ｓｉ，ｚｙ，ｃｙ，ｓｙ……这些音，总有好几十个，都合并到ｇｉ，ｋｉ，ｘｉ，ｇｙ，ｋｙ，ｘｙ……那些音里面去了。过去北方话新文字是分别了尖团音的，据一位不明尖团音分别的朋友说，阅读时并没有困难，只是遇到尖音字当团音字看吧了。写作时稍微困难一点。但读了很多书以后，也会知道分别。我主张仍旧保留尖团音的分别，但ｙｏ可以照北平音改为ｙｅ，或ｉａｏ，ｙｎｇ可以改为ｊｕｎ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