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人民民主国家是怎样解决民族问题的？
塞瑞布扬民可夫作 杨扶译
在二次世界大战前，中欧、东南欧各国是尖锐的民族斗争的场所。统治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和地主集团，故意挑拨民族间的仇恨；培养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底残暴精神；扼杀少数民族底文化以及实行强制同化的政策。在战前的东欧（也正象现在的资本主义一样）压迫少数民族和煽动沙文主义情绪是统治阶级底政策的一个主要部分。反动统治阶级并且利用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作为在国际关系中扩张领域的武器。
匈牙利法西斯独裁者霍尔第阴谋反对捷克斯拉夫，要夺取斯洛伐克南部地区，并且唆使其代理人煽动在该地区居住的匈牙利人对捷克斯拉夫人的民族仇恨，霍尔第利用匈牙利少数民族的办法，正和法西斯德国利用苏德登区日尔曼人破坏捷克斯拉夫的独立一样。霍尔第的特务机关网罗了许多破坏者和挑拨者，在斯洛伐克各地建立了间谍中心据点。
在罗马尼亚北德兰斯裴尼亚省，霍尔第的代理人采取了同样的路线，煽动该地匈牙利人反对罗马尼亚人，而罗马尼亚的资产阶级则以煽动其本国人仇恨匈牙利人作为回答。战前，保加利亚统治集团利用多布鲁牙问题散布对罗马尼亚人的仇恨，罗马尼亚的统治阶级也以相同的办法对待保加利亚人。
操纵东欧各国政府底政策的帝国主义列强，用尽各种手段使他们的从仆们彼此争吵不休。帝国主义者在中欧、东南欧极无耻地实行着老一套的分而治之的原则。西方列强用这种办法收到一箭数雕之效；从经济上削弱互相敌对的国家，以便将奴役性的贷款在“援助”的名义下强加在他们头上；攫取他们的天然资源、工业和市场；以惊人的高价卖给他们过时的军备而获得巨额利润。
东欧各国统治集团也学习他们的主子——西方帝国主义者们——的样子。他们的侵略欲望、对别国土地的要求是无止境的。他们要求增加自己财富的贪欲也是无穷尽的，不仅不惜牺牲其本国人民的，而且牺牲他国人民的利益。反动派宣传“大罗马尼亚”“大保加利亚”及“大匈牙利”等这一类的反动思想。保、罗、匈的反动法西斯统治者为了满足他们略夺野心，竟加入海盗式的希特勒联盟，把他们的国家卷入对苏战争的漩涡中。
德国法西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失败；中欧和东南欧各国从纳粹侵略者的束缚下，从出卖他们的资产阶级和地主统治集团下获得解放；以及人民民主政权的建立，创造了以真正民主路线解决民族问题的条件。在多民族的苏联，列宁斯大林底民族政策已实现了所有民族的完全平等，建立了数十个不同民族的劳动人民间亲密的联盟和兄弟般的友谊。这种解决民族问题的辉煌成就，给东欧和东南欧各民族以鼓舞。战后的人民民主各国也采取了苏联相似的步骤。
当我们考虑到中欧和东南欧各国极端多样的民族成份时，各民族间和平合作原则的应用，是显著的有巨大意义的。例如在罗马尼亚有很大数量的匈牙利人（一百五十万），保加利亚人，希腊人，乌克兰人，塞尔维亚人，阿尔巴尼亚人，犹太人和其他民族的人民。他们共占全国人口约百分之十五。保加利亚少数民族占全人口百分之十七。东北部、南部、及东部有六十五万以上的土耳其人，皮林地区有马其顿人，多脑河流域有罗马尼亚人。在捷克斯拉夫除了捷克和斯洛伐克两个主要民族而外，还有几十万匈牙利人。在波兰，匈牙利和阿尔巴尼亚也同样有相当大数量的少数民族。
人民民主制度的胜利和各民族间真正完全平等原则的采用，结束了中欧和东南欧的斗争，并使欧洲这一部地区建立了持久和平和友好关系。因防御可能有的新的德国侵略而缔结的合作互助协定，经济贸易协定，以及文化联系的协定，使这种友谊得以巩固。
在北德兰斯裴尼亚省，罗马尼亚和匈牙利之间，不再存在冲突的因素了。那地方是一九四○年八月希特勒从罗马尼亚掠夺去的，现在已归还了罗马尼亚。民主的匈牙利认为这样处理很公平，有助于巴尔干的整个和平与安全。其他过去曾引起过的争执和纠纷的领土问题，同样，也被人民民主国家调整好了。
东欧各国间磨擦的消除，和互相信任与合作的空气的建立，大大地便利了在这些国家内以民主路线解决民族问题。在捷克境内，解决少数匈牙利族问题的方法，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段时间，捷克斯拉夫对斯洛伐克的匈牙利人不得不有某些政治权利上的限制，因为他们曾铺平了希特勒和霍尔第军队侵犯捷克斯拉夫的道路。然而，这些限制仅是暂时的性质。匈牙利人民民主政体的巩固，社会经济方面的基本转变，给予在斯洛伐克的少数匈牙利族以有利的影响。绝大多数的斯洛伐克人，已表示愿与其他捷克斯拉夫民族合作，忠心为建立新的生活而工作。民主的捷克斯拉夫已变成斯洛伐克匈牙利人真正的祖国了。让住在邻国的匈牙利人，作为侵略政策的工具，决不符合匈牙利劳动人民的利益。这样的政策，仅对于前匈牙利反动统治——他们已被抛弃在历史垃圾堆中——有利。侵略意图是与人民民主制度极端相违背的。匈牙利共和国的外交政策争取与所有国家（特别是友好的人民民主各国）建立和睦邦交，并为保障和平与普遍安全而努力。捷克斯拉夫人和匈牙利人为了一个共同目标——建立社会主义——而紧密地团结起来。他们在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民主阵营中，为争取和平民主与反对新战争制造者的共同奋斗目标下，紧密地团结起来。因而在这两国间的冲突和矛盾的因素便完全消除了。捷克政府已承认少数匈牙利族有一切捷克斯拉夫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宪法上所保证的政治的和公民的权利，并且创造了斯洛伐克匈牙利人的民族文化自由发展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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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欧各国人民政府，以苏联为范例，实行真正民主的民族政策，这个民族政策受着列宁、斯大林的一句名言指导：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本身是不自由的。最近，罗马尼亚工人党的领导机关通过的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规定说：
“只有各国劳动人民，不问国家内的各民族区别，在各民族间的友谊联合和劳动人民的国际团结的旗帜下，共同努力，才能保证人民民主国家的独立自主及在这些国家里建立社会主义。”
在人民民主国家中，每个公民不论属于何种民族，享有完全平等的公民权与政治权，各民族的这种伟大成就，已在各国宪法中规定。例如，保加利亚宪法第七一条写道：
“凡属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承认有民族、出身、宗教或财产地位等的特权，凡是鼓吹种族，民族或宗教仇恨者得依法惩处。”
其他人民共和国的宪法也有同样的条款，而且少数民族为了实现他们的宪法权利的物质条件也已经具备了。
在新罗马尼亚，北德兰裴尼亚的匈牙利人，得到了一切的民主自由。土地改革中，四万二千多匈牙利贫农分得了土地。特别为匈牙利人开办了约两千所小学，二百五十所中等学校和几所高等教育机关。用匈牙利文出版了十五种新闻报纸，二十五种定期刊物，该区内有四个电影院，一个歌剧院。匈牙利语是当地政府机关和法庭中的正式语言，罗马尼亚国民大会中有三十多个匈牙利的代表。本地的行政首长是匈牙利人。
罗马尼亚政府给予北德兰斯裴尼亚的匈牙利劳动农民以极大的帮助，使他们恢复农场。机器和拖拉机站，机器租赁站也已经建立起来了。这个富饶地区的工业也复兴了。政府赁款数十万万“厘”（罗币名），为在一九四九年依照总的经济计划来进一步发展经济之用。
匈牙利人在罗马尼亚有他们的群众性的政治组织—匈牙利人民同盟。它加入了罗马尼亚全国人民民主阵线。去年十二月底，在克鲁召开的第四次同盟代表大会，很明显的表示出德兰斯裴尼亚匈牙利人对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的忠诚。代表们报告了战后该区经济文化的巨大进步，讲到为了人民民主制度的巩固，和为了在罗马尼亚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他们民族的全体同胞愿与罗马尼亚人民并肩工作。
保加利亚，希腊，塞尔维亚，阿尔巴尼亚，犹太以及其他少数民族在罗马尼亚享有同等的政治权利。罗马尼亚政府已为少数民族设立部长职位使这些权利能充分执行。
土耳其人在新保加利亚也已经成为自由平等的公民。在保加利亚君主专制时代，统治阶级常常掀起对土耳其人的仇恨。保加利亚的沙文主义者，为了过去土耳其封建贵族对保加利亚人所犯的罪恶，硬向土耳其无辜侨民的子孙们报仇。但是随着保加利亚民主制度的胜利，土耳其人与保加利亚劳动人民一样，获得民主和自由的权利。
过去，保加利亚没有一所教育保国的土耳其人的国立学校，而现在已有一千一百四十多所学校。八万多儿童，用土耳其语文在受教育。中学、大学之门为土耳其男女青年敞开着。二万五千土耳其农民在土改中分得土地。在土耳其人占多数的地方，当地政府机关的领导人都是土耳其人。保加利亚国民大会中少数土耳其族有七位代表。民主政府着手解决共和国经济发展的一般问题时，对土耳其人所在地区寄以极大的关怀。在那里，正在建立工厂，正在修筑灌溉水渠和鼓励发展手工业。参加职工会和公共机关团体成员的土耳其人，共有一万多，加入了祖国阵线。
在捷克斯拉夫也是一样，它根据民主的路线解决了民族问题。一切使得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冲突的原因；使得在斯洛伐克人发生分裂倾向的原因，由于打垮了反动派而完全消除了。两民族间建立了友好联盟，建设他们统一的国家，奠定了社会主义的基础。在统一的国家中，捷克斯拉夫新宪法承认斯洛伐克有广泛的自治权，由斯洛伐克民族会议、部长会议执行他们的立法权与行政权。在国民会议中斯洛伐克的代表与其他在政府中的代表和人员享有同等地位。捷克人对于发展斯洛伐克区域的工业与民族文化，给予了巨大的帮助，从捷克、从摩拉维亚迁移了两百多所各种工厂到斯洛伐克去。许多工厂在那里建立起来了，工人数目较战前增加了一倍，由于捷克友谊的帮助，落后的斯洛伐克农业国正在转变为在经济上各方面都已有所发展的先进工业国。
人民民主国家中，以民主路线解决民族问题的首倡者和积极推动者是共产党和工人党，他们以斯大林的民族政策作为指导原则，以友爱与紧密合作的精神去教育人民，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去教导人民，加强他们认识人民民主国家和苏联在为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而斗争中结成巩固统一阵线的必要。这些思想和原则在数百万的劳动人民中已得到深刻的反响，正在产生着有益的结果。
战后几年中，反对以民主路线解决民族问题的主要敌人是希特勒思想意识的继承者——追求世界霸权的美国。他们宣传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比其他民族优越的理论。将资产阶级的世界主义及其另一面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作为他们的武器。宣传世界主义的目的是要消灭民族意识，使其他民族成为美国扩张主义的驯服牺牲品。鼓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是华尔街代理人在阴谋破坏人民民主国家活动的手段之一。它企图在东欧民族间散布互相猜疑与互相仇视，同时破坏他们对他们解放者——苏联——的信任与友谊。
举例说吧！现在统治南斯拉夫背叛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铁托集团所采取的可耻行为就是这样的。铁托及其党徒们企图嗾使南斯拉夫人民仇恨各民主邻国的各民族及苏联，铁托集团企图使南斯拉夫民族从东欧各民主国家的大家庭中分裂出来。这样，强使南斯拉夫永远跪倒在帝国主义脚下。无可怀疑的，这些打算，一定要遭到失败。
民主国家中的民族问题，得以民主路线解决，对世界和平与社会进步有极大的贡献 （译自新时代十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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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统计数字及实际情形看美国农民
莱波夫作 张心迈节译
以歌颂战争而臭名昭著的“美国新闻和世界报导”近来居然用抒情诗的句调赞美起美国农民的快乐无忧的生活来了。
这篇大作的作者毫不惮厌地坚称他所选择的主人翁不是什么例外：美国伊甸乐园中有成千成万跟他一样的人。每到秋天，这种“普通农民”——六百英亩土地的所有者——所打的小麦能卖一万一千五百美元，十四头公牛能卖二千一百六十美元，再加上其他的生产品，他能收入一万六千美元，除去五千美元的开销，尽余一万一千美元，于是他可以很快活地过日子。
它还附有一张美观的照片：农民笑得合不住嘴，旁边有位整洁可爱的太太。并且，帐簿也给照了进去以表示“真实无欺”。其实，这也多余；这样的人美国的确存在。
唯一的麻烦是拥有五百英亩到七百英亩的这种“典型农民”在美国并不多：总共不过百分之一点八。百分之五十一的美国农民只能有这位含笑农民收入的十四分之一。
使千万农民破产的不可避免的经济危机愈来愈近时，美国官方吹嘘农村“繁荣”的宣传就喧嚣得愈凶。政府官员的演说，“御用”经济学者的论文，官方的统计随时都在散布这种宣传。
然而，要想隐藏绝大多数美国农民所遭遇的逆境是不可能的。美国好些书中都描绘了他们悲惨的生活情形：粗劣的食物，生病无钱就医，小孩无法入学，房屋极坏以及其他命中注定的不可胜数的艰难困苦。
这些书的价值当然不会相等。除了真能暴露在垄断资本束缚下农民穷困的真正原因的著作外，还有各种不同色彩的自由主义者所研究出来的结论。这些人并不是不愿，而是不能，把原因分析出来。然而只要把这方面的事实摆出来就比空言雄辩得多。
那些“美国生活方式”的讴歌者能对冷酷的现实提出什么辩驳呢？不能，除了撒谎以外。他们以为撒谎虽然不能把事实完全朦蔽起来，但至少可以给事实刷上一件厚厚的漆。
虚伪的美国宣传老是抓着一些“平均数字”；但是，任何人都知道，从差异极大的财产集团中计算出来的平均数字显然是不正确的。就美国的情形来说，贫富的悬殊可以说是一个在南极，一个在北极，由这种极端悬殊的情况中求出来的平均数只不过是不折不扣的虚构而已。
一九四五年美国农业调查指出：百分之五十一的农场出卖农产品的收入共十二亿美元；另一方面，百分的四点九的农场收入六十四亿美元，其中百分之零点五的农场收入二十一亿五千万美元，百分之零点一的农场收入十亿美元。这说明了：占所有农场中仅百分之零点五的大农业企业的收入超过半数以上农场的平均收入达二百一十五倍，而百分之零点一的农场的收入则超过了平均收入的五百一十倍。
农业资本家萨尔·坎浦的一个农场有三百五十台农业机器（包括五十台高速拖拉机），一个棉油厂，一个饲料工厂和四万头牲口，每年收入达八百万美元；然而，却有三百万农场每年的平均收入仅只四百美元。每天一块多美元，而且还要扣去捐税及开销——这便是美国半数农家的收入情形。 上面的数字不仅证明了大多数农民的收入水平与极少数至高无上的大农业资本家的岁入中的可怕的悬殊，同时也指出了少数的资本家所攫有的农民总收入是何等大！
然而，即令如此，美国统计还要把这种所谓“平均收入”歪曲一番。
为了提高无稽的指数，贫苦农家的数目的调查被忽视了。一九四五年的调查便没有把三英亩以下或每年收入不及二百五十美元的农场计入。结果，一个很大数目的农场没有列入官方的统计。如果这些农场也加入平均数的计算，显然地这个虚构的官方统计已经是一个私行改窜过的数字了。
这就是关于美国农民玄妙的“平均”收入的真相。它隐匿了一小群资本主义农业企业家的天天更富得非凡，而绝大部分农民的真正收入在继续减退的事实。
不止一次，美国政府几位著名的奴仆无意中揭穿了虚伪的欺骗老百姓的传统说法。显然，这些奴仆对于美国官场中的好欺善谎还学习得不够。譬如，美国农业部官员约翰·海尔门曾在该部机关报“农业近况”上发表过一篇文章，海尔门说：“我们的农业的确不发达。所有的平均数字都很高，但这些数字却没有告诉我们绝大部分农民工作和生活的实际情况。”
大部分农场从出卖生产品所得的盈余非常低。美国官方统计中却把此问题对付过去。
根据一九四五年的调查：百分之五十一的农场仅供应出售总产品的百分之七；十四分之一的农场供应百分之三十九，而千分之一的农埸则供应出百分之六点一，那就是说，与半数美国农场所供应的差不多。
还有一点值得记住：美国农民不自己磨面；除了饲料和种子以外，他们把所有的小麦卖掉，然后买进所需要的面包。这样，半数以上的农场的从出售生产品所能得的盈余是被大大地夸大了，而结果使得美国农业统计中的从出售生产品所能得的盈余之指数与上面所说的平均收入一样不可靠。
说也奇怪，即令是农产品涨价，也使得小农场越来越穷。因为，农产品涨价，别的物品也涨，而且涨得更快。一九四六年六月至一九四八年八月这一段期间内，农产品涨了百分之三十，而农民必需品却涨了百分之五十。另一方面，不景气期间内农产品落价也往往比其他农民必需品快得多。去年八九月间，农产品物价指数落了百分之十一点三而农民必须付出的物价却保持未变。
这样，物价下落也对中小农有害。
复次，必须指出：富农能等待到农产品价格高的时候把粮食卖出，而小农却不得不在收获后马上就把粮食低价出售。由这种情形计算出来的统计数又是与事实不符的。
美国政府包括农贷在内的“农业维持费”也是与小农无益的。萧而兹曾在“不安定经济中的农业”书中透露了这个“秘密”。他指出：“收入大的农民从政府获得的农贷比收入小的农民要多。”
这里，平均数字又遮盖了不同的农场集团间的差别。
独占资本不独在农产品的价格上剥削农民，而且还凭借其他各种不同的方式来掠夺农民。譬如小农的农业机器都很差，每年的修理费达机器值价的百分之四十五。
这就是利用“平均数字”作掩护的美国官方统计的真象。所谓“美国生活方式”及美国农民的“繁荣”就是靠这些“平均数字”捏造出来的，它与事实完全无关。
（译自新时代十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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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政治经济学教程绪论（９）
政治经济学教程绪论（９）
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任务及其特点
王学文
第一章 生产方式
第一节 生产力
协力与分工必须组织得好，才能提高生产力
单纯的协力与复杂的协力（分工），是劳动组织的两种形式。这两种劳动组织形式，都是能提高生产力的。但是必须劳动力组织得好，劳动力（工人）配备恰当。例如单纯协力中，仍以搬运大树或大石为例，如果只要十五个人（即十五个劳动力），就可以搬运的，结果用二十个人去搬，其中五个人的劳动力显然是浪费了。又如复杂协力（分工）中，如果某部分劳动只需要一个劳动力的，结果分配了二个人去，劳动力就过多了；又如某部分劳动，需要两个劳动力的，结果只分配了一个人去，那就分配的过少了。过多与过少，都是不妥当的。并且每一部分劳动，不单单是劳动力（人员）配备要恰当，而且要分清先后次序，和彼此联系，才能真正得到分工与协力的效果，否则有分工而协力不够或者协力而分工不明确，就会降低生产效率，提不高生产力。
劳动手段的发展也能引起劳动力的发展。
此外，劳动手段的发展，也可以引起劳动力的发展。例如：如果没有机器的发明，便不会有近代产业工人，如果没有电力机器，便不会有电气工人，当然如果没有火车、汽车和飞机，也不可能有火车司机、汽车工人和飞行驾驶员。同时，劳动手段对于劳动力的组织和结合的形式以及它们的发展，也能发生重大的影响和作用，例如：铁器工具的发明使农业生产可以由个体为单位的个别劳动来进行，可以不以原始集体劳动的方式来劳动了，又如近代蒸汽机与工作机的发明，引起了近代产业革命，造成了近代资本主义大规模工厂劳动的组织。故工具机器等劳动手段的变化发展，对劳动力与劳动力组织，也都是能引起变化发展的。
劳动力的大小是由什么来决定的？
总起来说：劳动力的大小，劳动力发挥的多少，不但要看它的数量与质量，而且要看劳动的熟练程度，劳动强度，劳动组织的恰当与否，劳动热忱以及劳动手段的发展程度，等等，来决定的。
生产力的大小是由什么来决定的？
劳动力与生产手段结合起来，成为生产力的两个要素。生产力的大小，要看生产手段与劳动力两者本身的情况，以及两者结合的情况，即要看两者组织配备的情况，看它们两者结合以后，发挥的力量大小来决定的。具体地说来，就是要看劳动力与生产手段两者的配备，在当时生产技术的基础上，既不要一方面过多，另一方面过少，也不要劳动过度或不足，也不要生产手段过度使用或使用不足，而是要适当地配备，适当地使用，并且要随着劳动熟练与生产技术等的提高，而改变劳动力与生产手段二者间的配备比率，这样才能不断地提高与发展生产力。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下，我们要发展社会的生产力，对于这一点必须注意。
（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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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暹逻妇女生活
暹逻是亚洲南部印度支那半岛上的一个农业国家，这个国家有一千四五百万人口，出产的农产品主要是大米，大概每年出产四百五十万吨。每年大米的出口占暹逻全部出口总值的三分之二。暹逻的农业生产主要是依靠妇女的劳动。根据一九四一年暹逻政府的官方统计，暹逻从事农业劳动人口有一半以上是妇女、在暹逻的东部、东北部和南部等地区，农村生产，从耕地到收割，大部分都是由妇女担任；中部的佬族，全部农场工作都由妇女担任；北部的妇女多数都参加农村的副业生产，比如织布，做雨伞和烧制陶器等等。暹逻的农村妇女除了从事农业劳动以外，还要料理家务。虽然暹逻妇女这样积极劳动，可是在地主阶级和帝国主义势力的压迫剥削下，一年辛苦到头，还是吃不饱饭，甚至有些地方的妇女连衣服也穿不上。
暹逻全国共有十三万左右的工人，其中女工占三万三千多人。而在许多工业部门里面，女工还正在一天一天增多，近几年来，暹逻妇女在铁路运输部门从事劳动的也不少，比如有在火车站从事运输工作的女工，有在火车修理工厂担任修理火车厢木匠的女工。在建筑业中，有从事建筑房屋扎铁的女工。兵工厂里的女工占到全部男工的三分之一，卷烟工厂里的工人四分之三是女工。女工的增多，说明了暹逻资本家对暹逻工人阶级剥削的加重，因为女工和男工同样劳动，而工资则比男工的少得多，有的还不到男工工资的一半。至于那些在暹逻政府机关做职员的知识分子妇女，她们完全被暹的反动统治当局当做装饰品看待。而且暹逻的反动统当治局还作了这样的规定：凡是结了婚的妇女就不许在政府机关担任工作。因此，暹逻妇女在政治上也是毫无地位的。
暹逻的妇女运动开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最初的妇女组织差不多都是上层妇女和大学女生搞起来的。这里的所谓妇女工作，不过是反对娼妓，举办集团结婚和赛美会等等，这不仅在本质上成为贵族、地主，和资产阶级装璜门面的东西，和多数妇女群众，特别是劳动妇女群众的根本利益毫不相关，而且象赛美会之类的事情，乃是暹逻地主资产阶级玩弄污辱暹逻妇女的丑行。
但是在暹逻也同时存在着自觉的妇女解放斗争。一九四五年日寇投降以后，美英帝国主义的势力再度侵入了暹逻，銮披汶的法西斯集团又卖身投靠作了美英帝国主义的走狗。在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在暹逻发生了一个政变，曾经因为日寇投降而随着下台的暹奸銮披汶，在美英帝国主义的支持下，重新组织了卖国的傀儡军政府，继续其剥削和压迫暹逻人民的罪恶统治。暹逻反动的銮披汶政府用低于市价百分之三十的价格，向农民强制收买白米，然后再以高价向国外输出。据一九四八年的统计，暹逻一年输出了大米七十多万吨，銮披汶反动政府从中净赚了暹逻币十二亿二千万铢，而许多暹逻人民却因此没有米吃了。
反动的銮披汶政府，为了镇压人民对它的反抗，为了麻痹暹逻人民的思想，要暹逻妇女牺牲自由，发挥所谓伟大的“母性”，要妇女回到家庭去，提倡妇女赛美，专门养育儿女，不要过问政治和社会的事情。总之，就是要妇女老老实实的作暹逻地主资产阶级的奴隶和玩弄品。可是，经过了长期反帝斗争，抗日斗争锻炼的暹逻的妇女群众已渐渐坚强起来了。一九四七年成立的“法政大学妇女会”，首先提出要为被压迫的暹逻妇女儿童的解放而奋斗。在銮披汶十一月政变的前三个月，就有代表各阶层的妇女组织了“暹逻妇女联合会”，号召促进东南亚各国妇女的团结，进行妇女的福利事业。织当然也不会例外的。但是，今天的暹逻妇女已经觉醒了，任何压力都阻挡不住她们的前进。“法政大学妇女会”，在受到反动政府的破坏以后，仍然参加了法政大学的罢课斗争。他们召开了讲演会，号召暹逻妇女积极参加政治运动，进行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反对銮披汶反动政府出卖暹逻人民利益的阴谋。“暹逻妇女联合会”的主席差恩女士最近被反动政府逮捕了，暹逻妇女联合会的会员们，就转到地下去活动，暹逻妇女联合会今天仍然是一个领导暹逻妇女斗争的力量。
【新华广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