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版()
专栏：
训练班与干部会议相结合的领导方法
北岳一地委
北岳一地委十一月份关于各县轮训党员村干的总结报告，其中提供了如下一个重要的经验，即：由于客观任务与主观领导条件都发生了新变化，如任务繁重，思想领导被提到更重要的地位，干部流动性相对增大等，训练班与干部会议相结合的方法，是目前新形势下领导农村支部的最好方式之一。兹特扼要介绍其经验，供各地研究参考。
由当前实际任务出发，根据目前支部一般情况及其现存主要问题的调查了解，县领导上有步骤，有重点地以村为单位，较集中地轮训较有作用有影响的党员村干，党的男女积极分子与较好分子。最好每期每小区有一个村，每村调训八九个党员干部并注意新老干部必须占一定比例，以便于解决目前支部工作中最感棘手的新老干部不团结问题，及避免解决问题时偏听一面之词，流于片面。非党干部，特别是人民代表会或农民代表会中的主要干部，非党积极分子与较好分子，要尽可能多吸收参加，以便于经过他们了解群众对支部党员的意见，并经过他们正确组织群众的监督（训练班中要有这种监督，回村后亦可通过他们正确组织群众监督），有重点地解决党与群众的关系问题，并适当地发展党或准备发展对象与条件。好村与落后村也要占一定比例，以便于通过示范影响落后，并适当组织村与村间的互相竞赛与监督。区级干部与小区干部亦必须参加，一方面参加学习，借以提高其本身的业务知识与工作能力；一方面参加领导，避免训练后区级领导赶不上去，或解决问题的精神与训练班领导不一致。
进行的一般程序，应根据现实情况、现实任务出发，而又从长期的思想建设着眼的原则，由领导上对一般问题特别是政策问题与工作问题的检查及自我检讨，启发大家提出意见，对其中主要问题组织典型报告，以进一步启发民主讨论，使正确与不正确的意见全部暴露，以掀起争论。之后，领导上必须抓紧若干主要问题的关键，寻求适当时机，将党的若干主要观点加以讲解。例如关于生产前途与革命前途问题，党员的标准问题，民主与纪律问题，党的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问题，通过这些问题进行党的共产主义的基本知识教育，并结合现实问题提到一定的原则水平上加以批判。在这个教育基础上，启发大家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弄清问题的是非黑白，划清思想界限。这时领导上要转而着重于培养与使用认识正确的骨干分子，实行重点村与重点问题的突破，例如洼村邱训练班曾抓住龙灵的宗派问题与荞麦川的党内不纯问题并突破之，教育意义甚大。这主要是从思想上划清界线，同时要尽可能地求得实际解决问题。
在上述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或解决问题的基础上，更深入一步进行党的基本观点的教育，如劳动观点，群众观点、阶级观点，组织观点等，便能够使大家把眼光转到现实任务上来，都想办法如何把村子工作做好。领导上即适时提出任务，以村为单位讨论订出工作计划，包括党的组织生活、制度等，经过大家讨论、纠正、补充后，组织村与村、区与区之间的竞赛与监督，建立相互检查制度，以破除村与村隔阂及某些村本位现象—今后农村党在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中，一定要注意消除这种现象。
这种训练班与干部会议相结合的领导方法，有以下几种好处：（一）它是干部会议，着重思想指导、着重思想改造与建设。这种统一的深入的思想教育，是目前区级领导机关所难做到的，但如果不做到这一点，一切工作均将缺乏基础。（二）它是训练班，但不同于一般只为了提拔干部或零散地培养村工作骨干的训练班，它要解决实际问题与布置工作任务，将当前政策经过区的共同领导由县一直贯彻到村，避免简单化与传达精神之不一致。其订出的工作计划且可作为县的工作计划的基础。它虽然并非专门为提拔干部和培养骨干，实际上能更好的完成这两个任务。经验证明：哪里农村支部未整顿好，哪里的提拔干部工作便越来越难做好。（三）它将由此学会一种脱离手工业式的领导方法，学会较集中的有重点的领导方法，而这种领导方法是适合于目前的需要和干部条件的。县区干部特别是区与小区干部，在自身受到这种训练而又学会此种领导方法以后，将会大大地加强党的基层组织的领导，而且保证上下领导精神之一致，保证训练后区村领导之衔接。这种办法推广开去，同样能施行于区或小区。某些地方在较强的工作组领导下实行以小区为单位整党，即其一例。推行此种方法应注意之点，必须与自上而下的检查制度和村与村间彼此相互检查监督的制度相紧密结合，没有后者为其补充，其实际成效便将是不可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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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对改造旧剧工作的建议
关于旧剧改革问题的讨论
王克锦
旧剧是封建社会的产物，是为封建王朝、贵族士大夫阶级服务，作为他们行愚民政策的教育工具。但它有悠久的历史，不能否认其有一定的价值。我们改造旧剧的目的，是要把它从封建毒害中解放出来，为人民大众服务。
我们如不能正确认识旧剧的历史价值，就不能提出旧剧的发展方向问题；使职业化了的旧艺人，感觉苦闷，认为改造旧剧，就是裁减节目，使自己多年苦练的艺术变成无用处，甚至想到将来无前途，在思想上就不能提高，使其自觉的要求改造旧剧，只是被动的，以执行命令观点去应付改造。我们推动改造旧剧的同志，只强调批评旧剧剧情坏。旧的否定了，新的产生不出来。在新旧交替过程中，求之过急，多方面指责，没有给旧艺人指出方向，结果解决不了问题。我想大城市中某些在外国搬来的歌剧，农村中艺术较低的秧歌剧，都不能满足全国广大群众需要。所以建设新歌剧既不是“舶来”，又不是凭空“创造”，基本上要接收历史遗产。旧剧经过改造后还是有前途的，它的发展方向就是中国的新歌剧。
最近我们有否认旧剧“角色”的倾向，这个问题也值得讨论。说到角色，因为他有较高的艺术水准，为群众所欢迎；群众的心理，还不是爱看某一部戏的剧情，而是爱听某一个角色。所以新剧要代替旧剧，甚至将来的新歌剧，“角色”仍很重要。所以改造旧艺人，要他们体会到他们苦练多年的艺术不会荒废，他自己认识到有发展前途，才能启发他自觉要求改造旧剧。空谈反对单纯艺术观点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反对旧剧的封建主义，必然要反对正统思想。但我们改造旧剧工作中，却存在了正统观念。如对三国时代的历史剧，我们对农民运动的“黄巾贼”不去注意使之成为正统，对智与勇结合的战术思想没很好发扬；而去批判关羽，把曹操正派化。蜀魏吴三国争权，人民受战争涂炭，不去把三国混战看作吃人民骨头的一丘之貉，而去辨别谁是正统，这对群众没啥教育意义。另外是大汉族主义思想，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汉族统制异族，我们仍然认为理之当然。番邦入寇就唾骂起来，这种剧在抗日期间宣传狭隘的民族主义，有它的一定价值（编者按：这个观点是错误的）。现在我们要在全国胜利，成立各民族平等的联合政府，如果再着力宣传大汉族主义是没啥好处的。再就是机械的把旧剧戏情翻倒过来：如把施公案小说的杜撰人物黄天霸和真名实姓“剿太平天国”的曾国藩机械地看作一类，叫黄天霸是最反动的叛徒。曾国藩反的是人民革命运动；黄天霸反的是家有大庄院、雇有大批打手、欺民采花的霸徒。而我们却把这些霸徒看成革命的群众，机械地把这些霸徒与梁山泊好汉一样看待。群众看了反起了坏作用。施公案一类的小说演成剧，主要是看一套全武行，没啥艺术价值。因此，我们在改造旧剧工作上，不下苦心研究旧剧，粗率的去修改，是对观众不负责，对观众有害的。我们改造旧剧一定要注意政治理论和历史知识学习才行。
所谓旧剧是指含有封建主义成份的剧，能演与否主要决定于他毒素的影响程度。我们新创造的对人民大众有教育意义的剧本叫新剧，经过改造为人民大众服务的剧也应叫作新剧。一般人的观念中，认为凡以旧形式演出的都叫旧剧，这会混淆新旧剧的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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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吴玉章同志革命故事（八续）
何其芳
抗战后作国际宣传工作
七七抗战爆发，吴玉章同志被由莫斯科派到巴黎作国际宣传工作。十一月十四日到巴黎，李石曾一见面就相约到比京布鲁塞尔。因为这时签字于九国公约的各国正在布鲁塞尔开国际会议，讨论日本侵略中国问题。吴玉章同志会见出席该会的中国驻欧各使节，力主在会议上要各国制裁日本，援助中国抗战。当时中国代表团中颇多吴玉章同志旧日熟人，如胡世泽、钱泰就是他从前在巴黎的同学。当晚，胡世泽约他到房里去谈，说消息不好，国内要和日本议和的说法很厉害。这时正是德国大使陶德曼在南京提出和平条件，中国政府有妥协趋势。吴玉章同志还不相信，说中国无论如何要抗战到底。胡世泽以旧日同学关系，更说出了确实消息。他说恐怕不能挽回了，以前主战的人现在也主和了。吴玉章同志再三问他是谁，他说是孔祥熙。吴玉章听说后，马上对代表团顾维钧等说抗战刚才团结了全国力量，振奋了全国人心，提高了国际地位，如果此时言和，中国将不能免于灭亡。要他们联名打电报回南京，无论如何不能和。又要李石曾也打电报给蒋，希望他抗战到底。后来得到蒋发表不愿和谈消息，吴玉章同志才放心了。中国代表团在国际会议上说话也才有力了。
到巴黎后，吴玉章同志和顾维钧商谈国际宣传工作，他说这事由杨光＠负责，要吴玉章同志和他接洽。但吴玉章同志和杨谈了好几回，总觉彼此意见不合。杨的办法是向法国上层人士和官厅作宣传。他花十多万法郎印了一本宣传册子，上面印了北平天坛前门之类的古迹和一些中国负责人物的像片，并未把中国人民的英勇抗战事实、和团结一致的精神表现出来。印好后，他又要巴黎时报附送给它的订户，而这些订户也多是法国上层人物，他们根本对中国抗日无兴趣。因此他的宣传没有什么效果。吴玉章同志不然，他是向法国同情中国抗日的广大人民作宣传，尤其是工人群众。因此后来有日本买军火的人到法国飞机厂参观，厂里工人就罢工来抗议，使这些日本人狼狈而去。还有英法轮船码头工人也不肯为日人运军火。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一日，法国反战反法西斯委员会的会长郎之万特为吴玉章同志召集了一次新闻记者招待会，由吴玉章同志报告中国抗战情形和中国能够胜利的条件（全文见“吴玉章抗战言论选集”），到会记者四五十人，大家很热烈地表示赞同，并愿意援助中国抗战。但很可怪的，有几个国民党的坏分子却反而故意提出许多怪问题，说上海南京都已失守，中国没有海军，武器不够，等等，怎么办。他们的意思是想反驳吴玉章同志，说抗战没有胜利的可能。吴玉章同志却有力地回答了他们，说战争主要的不是靠武器而是靠人民。这些替日寇宣传的坏分子也就哑口无言了。
一九三八年二月，吴玉章同志出席伦敦世界反侵略大会。他曾与陶行知先生一同去瞻拜马克思墓。在一个很大的公共坟场中找了许久，后来从墓碑上恩格斯题的几句话才找到了，它原来和普通坟墓没有什么不同，一样朴素地躺在这广漠的坟场上。对着这个巨人的坟墓，吴玉章同志很慨叹地想起了中国某些人却要修一座皇陵一样的陵来埋葬孙中山先生，这也许并非一个人民的革命家所希望的吧。
三月，吴玉章同志动身回国。四月初到西贡，沿途很多华侨来请吴玉章同志讲演。因为他办的“救国时报”在华侨中有很大影响，所以这些地方的华侨对抗日战争非常热烈。四月底到武汉，即参加了当时我党的国内统一战线工作，并作了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一九三九年十一月，由重庆回到延安。
整风运动
一九四二年四月，延安整风运动开始。
吴玉章同志对于整风运动一开始就很热心。他说，他最初自家以为还学了一些马列主义，书本上的了解还不错，但越研究毛主席的著作和报告才越感到自家并未搞好。他细细地读，感到有些话就象批评自己一样，如毛主席批评教条主义那些地方，他就有些感到毛骨竦然。他说，起初也有点不痛快，后来细细一想，不痛快正是自己有这个毛病，刺到了痛处，既然发现了自己的毛病，何必护短呢？就用毛主席指出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法来医治自己，岂不很好吗？这样一想，就没有什么不痛快，反而高兴起来了。于是他就认真来检讨、批评自己。他和中共中央的同志们开会来互相检讨，自己批评、请别人批评。起初听到别人的批评也有些难过，后来想通了，就喜欢人家批评了。他觉得在整风以后，才深入地了解了马列主义，了解了辩证法。了解了马列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必须以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而不是机械的运用马列主义书本上的条文，才是真正地懂得了马列主义。毛主席确立了这个改造思想的方法，使每个党员都能有正确的宇宙观和人生观，因此我党才有今天这样伟大的力量。
他说中央同志们的互相批评，自我批评，都是很热烈的。有一位过去犯过路线错误的同志，因为错误很沉重，经过了几个月的苦痛，终于还是想通了。在七大开会时，这位同志报告他过去犯的错误，讲得痛哭流涕，大家也都很感动。由于他的认识错误与改正错误，大会仍然选他为中央委员。整风以后党内的思想统一了，同志间十分和谐生气勃勃，所以七大开得很好，是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
以上故事共二十则，为庆祝吴玉章同志七十大寿而整理。由于所知有限，又系匆促写出，遂难免简陋潦草。补充润色，使之较为可读，则尚有待于他日。执笔既竟，已至鸡鸣不已之时。新中国之光明亦已迫近。闻风兴起者与日俱增乎。为赘数语，以志感奋。
一月四日晨三时半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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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关于旧剧和地方戏
芷汀
三十七年十一月十三日，人民日报曾刊载专论“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旧剧改革工作”一文，我赞同专论所指出的改造旧剧的重要性及方针、方法。但那只是对内容方面改革的意见，对形式方面却很少涉及。这里，我想谈一点个人的仅仅关于旧剧形式方面的零星印象和意见。
我们乡下没有戏院子，抗战前都是拉大篷、唱高台，我常常挤在观众中间站着半天不动的看戏。我小的时候，看的哈哈腔（柳子调）多；后来多唱河北梆子，抗战前几年唱皮簧的也不少了。也曾看了两台“丝弦”和“老调”班，那是一二百里以外的戏班串过来的一两次。那时，我年轻，不懂眼，更不管戏的内容、意义如何了。看戏完全是为了看热闹、解闷。虽然如此，但对几种不同形式的旧剧也留下些不同的印象。
（一）梆子和皮簧的唱词，大部分听不清和听不懂。例如，梆子的南天门（走雪山）一出戏，我从小看了不下二十次，但从来没听出一句来，只有最后道白“前面黑压压、雾沉沉，不是村庄便是庙宇，每次都能入耳。平剧（皮簧）的小嗓更难听清了。我看过不少次的“孙夫人祭江”、“天女散花”，用心听也没办法，只有大嗓唱的“定军山”中“夏侯渊武艺果然好……”还能听得出来。这恐不仅是调门及音乐的关系，词句不通俗也是一个原因。
（二）哈哈腔、评戏（蹦蹦、落子）等唱词清楚、通俗，绝大部分能使观众听清听懂；丝弦、老调除清楚、通俗外，音乐也很悦耳。且内容多是表演的平民事迹，和农村生活比较接近。
根据以上印象，我提出下面几点意见：
（一）在农村的旧剧改革工作，重点应放在地方戏上面。也不是说皮簧就完全不要了，经过修改的和新编的历史剧演给城市观众和干部看还合适，如果在乡间就不如地方戏。举例说：乡间二十岁以下的青年，对旧剧印象都很淡漠了。现在听起旧剧来，不论唱、道白、上场诗都不易听懂。现在又不学习文言，谁知道什么叫“金井锁梧桐，长叹空中几阵风”、“各为其主统貔貅”呢？如果创造新的历史剧，平剧也不好用现代化的口语。地方戏则一向是通俗的，所以在农村创造新历史剧最好也是用地方戏的形式，少用或不用平剧。我们不妨试验一下，把“河伯娶妇”一剧，用平剧、梆子、丝弦、评戏、哈哈腔、定县秧歌……各种不同形式演出，看看那种效果好。
（二）关于河北梆子（虽然也是地方戏），有人说这种形式不错，慷慨悲歌，适合北方的民性，这一点不是没道理，但唱出来叫人听不清怎么办呢？比方：“铡美案”中包公的唱词，越是他愤慨激昂的时候，也越听不清了，有人主张用“真”嗓唱，我认为那不是好办法，听来实在不够气魄。如何改造，希望研究音乐的多提意见好了。
（三）至于写现代发生的事件利用旧形式，地方戏更胜于平剧了。这方面成功的例子很多，“血泪仇”在陕北用秦腔、＠＠演出效果很好；“周子山”用道情调。一九四二到四五年陕北很多歌剧是利用＠＠、道情、秦腔等地方戏演出的。冀中也见到过夫妻识字、小姑贤……等。张家口在三十四年冬用评戏演出“枪决杨小脚”，冀中的“张金虎参军”用柳子调，这些戏效果都不错的。
总之，在广大的农村，对于旧剧的利用和改革工作，不应该忽视地方戏。人民日报的专论上也提到“应当特别着重地方戏的改革”，并且说：“这部分遗产的发掘，对于改革与建设中国民族的新歌剧将是极为珍贵的。”
当然，地方戏同样有它很多的缺点，内容的封建、落后、淫乱等毒素，必须严加纠正；在演技上、舞台作风上也必须改造。
上面我提的这些“外行”的意见，希望识者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