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N2 GIA 高速专线,稳定4K在线视频,6个独立ip,最高5TB流量。
被封后自动更换IP,仅需5.88刀每月,支持支付宝。按月支付,不怕跑路!

1949年1月8日人民日报 第4版

第4版()
专栏:

  新闻中使用统计数字问题
 新华总社给各总分社、分社、报社的信
我们新闻中在使用统计数字时,存在着不少的缺点。有的曾经多次地指出过或代为改正过,但仍是一犯再犯,并未能引起普遍而经常的注意。兹特再一次郑重提出,希望共谋改进。
例如:东北十一月十九日来稿关于沈阳教育的报导中,有“大、中、小学已有五十九所先后复课,到校学生已达九千余人,千余旧教职员大部继续留用”等语。这种大、中、小学不分的含混笼统的统计数字,是很少用处并不合理的。其中究竟有几所大学及专门学校、叫什么名称,其性质规模如何,有多少中等学校,高等学校与中等学校各有多少学生等等,均看不出来。
又如:华北十一月二十六日来稿报导阳德铁路全线修复通车,其中有“在历史上,国民党修路是一天一公里;日本人用机器一天修三至四公里;而人民政府修建阳德路,却创造了一天修四公里又三百米的新纪录”等语。这种缺乏必要说明的比较数字,是意义不明显的。因为既没有说明国民党与日本人修路是“修复”,还是从新修建;也没有说明三者是否在同样的地形上使用同样多的人力、物力从事复修或修建;又没有说明所谓一天修几里,究竟是最高纪录还是平均成绩。如果不把这些条件交代清楚,这个比较,便不可理解。
又如:各地来稿关于城市工商业的报导中,常有“敌伪时期(或敌占时)仅有工商业若干家,解放以后已发展到若干家”一类的话。在这里,第一、所谓“敌伪时期”或“敌占时”与“解放后”究指何年(每年差别可以很大),是没有交代的。第二、工业与商业,生产事业与非生产事业是没有分开的,更不要说是分别行业、分别机器工厂与手工作坊,分别商店与摊贩等等。由于没有分类说明,究竟是否“发展”,向什么方向“发展”,也就无从判断了。如果倒闭几家工厂而增加了几十家商店,按上述统计法,可说是工商业户增加了十倍,实际上却是生产的衰落。
上述所举,是属于不明了的一类。此外,有些数字,则是完全错误的。有的是百分数与倍数不分,如把物价降低了百分之五十说作“降低了一倍”。这种说法是不通的。因为原价本身是一倍,说比它降低一倍。那就是等于零了。如说降低数倍乃至数十倍、数百倍就变成负数了。有的是超过数与相等数不分,如果把工厂数由十家增至二十家说作“增加二倍”,实则应说增加一倍、或增至两倍,或等于原数的两倍。
此外对同一事物的前后报导数字或在同一稿件中相关数字的相互矛盾,或有数字而无单位,或有单位而可作各种解释(如一垧可以是三亩或十亩,一石可以是百斤或三百斤,一吨可以是英吨或美吨)或该单位为普通读者所不解(纯地方性的或极专门的),以及在统计与比较时用了不同的分类,不同的标准和不同的单位,以致统计与比较的结果完全错误,也是常见的事。
象上述这类数字含混不清或完全错误的例子,不胜列举。这已经成了我们新闻写作中(其实也存在于其他写作中)的通病之一。这种毛病不只是出现于各地报纸上,同样也常见于我们的广播中。由于这些毛病的存在,往往影响整篇稿件的采用,或因往返查询而失去时效,或者是中文广播勉强用了,而外文广播则无法翻译,即令马虎用出,也不会有好结果。因为这些数字,有的是说了等于不说,有的是说了比不说还坏。读者不能从它得到什么,并可能因此发生各种误解,甚至会因怀疑这种数字而怀疑到整篇新闻的真实性。
我们在新闻中(在别的地方也是一样)。运用数字的目的,不在于表面的装饰和堆砌,而在于通过它来准确地说明问题。因此在进行调查统计与使用统计数字时,就必须作各种必要而适当的分类与分析说明,就必须力求其正确无误。对于在通常情况下非一般新闻记者与新闻机关本身所能直接获得的带专门性的重要统计数字,在引用时还须尽量注明其来源或何所根据,如说据某某机关或某某人在何时的统计,或载明引自何时何地出版的何种书报刊物等。只有这样,才算是在这个问题上,不是信中雌黄,而是实事求是,郑重其事,对人民负责。列宁夫人在“向列宁学习工作方法”一书中说:“仔细地检查每一事实,每一数字,是列宁始终采用的方法。当涉及有巨大意义和巨大比重的数字时,他连已公布的数字表的总计也加以检查。”我们必须把列宁的这种严肃精细的作风贯彻到我们的通讯社和报社工作中来。


第4版()
专栏:

  纠正我们在报导工商业中错误观点
——并复太岳分社来电
华北总分社
太岳分社上月二十六日曾致电总分社认为无法搜集工商业情况,并认为“即使得到一种材料亦仅可作参考”。上述认识在各个分社均或多或少地存在着,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看法,其中包含了一个极其严重的原则问题。
从历史发展看,无论在抗日战争时期或是在人民解放战争时期,我们都是居住农村以农民为主要对象进行报导,我们是取得了一定成绩,造成了我们在农村现有的巩固阵地。这无疑是完全正确的,但在另一方面也是不可否认的,即我们对于当时数量较少、作用尚不十分显著的工人群众活动是表现了隔@,以至于忽视。我们的报纸对于教育和指导工人活动,反映其呼声以及经过我们的报纸巩固工人与农民的联盟从来是做得不够的。这一弱点随着我军迅速发展的胜利形势而逐渐地暴露出来,目前华北除几个孤立的蒋匪据点外,我全部乡村和城市已在解放,我们不但有农业而且有工业,象太岳这样地区由于没有大的工业城市,农业生产在一定时期是要居于主要地位,但也并不能因而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说:“没有什么工商业”、“可以不报导工业”(当然也就包括了工业生产中的工人),根据太岳行署十二月份调查材料,晋城、阳城、沁水、翼城、高平等县煤铁业均有很大发展,方炉、犁面炉日见增加,增加的原因则是由于我解放洛阳徐州后,销路大开,商人争购,煤业也有发展,如晋城德太和煤窑每日出炭十二万斤,现正准备用机器开采。这一点点事实即可证明了过去没有重视报导工业和工人是思想认识问题,而不是因为客观上没有工业和没有工人可供我们报导。
这种现象之所以发生,从主观上来检讨,就是由于新闻工作者的阶级觉悟不高,不明确或甚至不认识无产阶级是我们的本队,忽视工人的领导作用,忘掉党报新闻工作者对于工人阶级应尽的职责。同时也是由于长期地习惯于以上被拘囿于农村环境,看不到日益发展的,哪怕数量还是微小的工业生产和工人。这种盲目性和阶级观点的模糊同样在既有工业又有工人的地方存在着。譬如石家庄分社从该市解放后很长时期没有有意识有计划地报导过产业工人,我们收复宣化张家口已经很久,读者至今仍很少看到全国著名的该地产业工人的生活和他们的活动,在人民日报和总分社本身也是最近在总社及中央局直接领导和帮助下才开始有认识上的转变。我们要求太岳分社及各个分社,记者及广大通讯员都来重新认识这一问题,彻底检查我们过去思想上的错误和偏差,加强工人报导,在工业部门及工人中建立通讯组织,发展工人通讯员,使工人通讯员能够经常地反映工人生活和意见,真正起工业生产的监督和管理作用。各地报纸用稿及对总分社发稿比重上必须有计划地增加工业生产和工人的报导。尽可能地派遣一部分记者到工人中去从事报导。进入一切新解放的有工业生产的城市的记者必须首先访问工人,特别是产业工人,用最大力量反映他们。记者进入城市后必须同工人阶级打成一片,使报纸同工人阶级能够迅速地密切连在一起。
至于商业的报导,同样也是为各地(包括华北总分社及人民日报在内)所忽视,有很多同志对报导商业“不感兴趣”,对于商业仍保留了一种旧的看法,不了解在新民主主义构成中国营贸易以及合作社的重大作用,不了解加强私商的正确领导对于发展经济生产的好处,对某些地方市场混乱现象及各种投机行为则表现了麻痹,未予迅速揭发批评促其纠正。在我们进入全面建设的报导中,我们必须学会报导商业,使党的工商业政策真正贯彻在一切经济部门中去。使报纸同国计民生真正是利害相关。
以上意见,特提请大家研究。


第4版()
专栏:

  区秘书为啥批准我的老婆离婚?
冀南军区纺织工厂 张振华编辑同志:
我有件婚姻问题,没法解决。我是冀鲁豫清丰县人,因祖父在邢台市南关落户,一九四七年秋天与南关刘新德之女刘金贵结婚。结婚前在四区区公所办的订婚手续。结婚后三个月后,我准备和补充团南下,便将女人留在邢市他娘家。因工作忙,我五个月没回家,也没写信。今年二月她本街柴良生张玉振和妇女主席郭二妮等,造谣说我在河南牺牲啦,并对我妻说:“有很多人要斗争你哩,我有个办法不如早给你找个对象,有一个荣退军人,和区里史秘书很不错,谁也不敢斗他,你看怎样?”就这样又吓唬又劝说的十几天内就由史秘书批准离婚,遂着就和那个荣退军人结婚了。
我从部队上回来了,他们也不让女人和我见面,区里史秘书动员我说:“女人是个破鞋,怕你在前方听说了不安心。我们为了爱护你这个同志,才让她与你离了婚。”我当时很生气,便说了几句难听的话,史秘书就和我翻了脸。他说:“你们结婚没经我的手,你是欺骗女人结的婚。”我只得回清丰去拿结婚证明书,就在我回家的这个空隙,史秘书便用冀南军区的名义,给我军区打电话,说我是拐枪逃跑,并在邢市搞女人,希扣留转送冀南军区,同时又给我军区写了信,也是这样说的。后来我到了邢台市政府来解决,又把我送到冀南军区禁闭。我再三说明,又经军区调查清楚,才将我放出。现在已经半年了,而我的问题还没有个结果,我想去找华北政府,也不叫我去,我没法了,只得请你们代转邢台市政府迅速给我解决。


第4版()
专栏:

  吴玉章同志革命故事(七续)
何其芳
 和托派斗争
今天中国的托派已经堕落到不能公开他们的面目了,但是他们仍然在用他们的卖身钱办这样杂志,办那样杂志,说中国共产党进行的土地改革不够“彻底”呵!说联合政府就是把政权“交给”资产阶级呵。之类,仿佛他们是最“彻底”的一样。但是,在一切进步的刊物以至自由主义者的刊物都被反动派查禁时,这些托派杂志却都是印得有“内政部登记证京警沪字第×××号”,通行无阻,则也就一下子泄露出他们的“身份”了。无论用什么说法,都是与那些国民党的公开特务报一样,尽其反共任务而已。
就是当托洛斯基派还未堕落到这样时,他们对于中国革命的意见实际也就是有利于中国反革命派的。象陈独秀,原来主张中国的民主革命让中国的资产阶级去领导,因此一切投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而后来却又成为托洛斯基的信徒,相信中国已无封建势力,应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因此就不应与中国的资产阶级合作。这岂不是奇怪已极吗?正是因为这样奇怪已极的“理论”永远无法行得通,他们才只有投入法西斯集团的怀抱里。
吴玉章同志到苏联时,正碰到当时托派的活动。他们散发他们的宣传品到学生中。有一个中国印刷工人,被托派拉入他们的小组织里去了。党要清查他时,他来找吴玉章同志,说他是遭别人攻击,他不过看过旁人给他的托派传单而已。吴玉章同志并不知道他的实际情形,但却很有原则地劝他对党诚恳忠实,无论什么都讲出来。因为在当时,假若全部坦白讲了本来就没有什么。但这个人却骗吴玉章同志,说他没有什么隐瞒。过了两天,人家却证明他还有未坦白说出的事实,他这时再来找吴玉章同志,吴玉章同志就不理他了。结果他被开除出党。
在海参威教书时,远东出版局要吴玉章同志编一本中文教科书。他当时因事忙,就摘录了一些斯大林的讲演和沈泽民同志在莫斯科编的一本中文教本内的几篇文章,再加上几篇他自己作的文章,编成一本书。当时托派分子在远东相当多,和吴玉章同志他们斗争得很激烈。书一出版,他们就在远东边疆党部告了吴玉章同志说他犯了许多机会主义的错误。吴玉章同志听说后,大为惊讶,马上把他们所指摘之处细细检查,果然在他自己作的文章里发见了一个错误,就是只简单地说苏联消灭富农,而没有说在农业集体化的基础上来消灭富农,而沈泽民同志所选的几篇文章,其中关于中国革命问题,国家问题,道德问题等,也有一些错误。因为吴玉章同志认为沈泽民同志是理论修养很好的,他选的文章不会有错误,故编时未细心考究它们的内容。于是吴玉章同志就花了半个月的工夫,把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关于这些问题的理论加紧研究。当他深刻地了解了这些问题后,他给党的支部写了一篇很长的声明书,其中把这些错误都写了出来,就是托派没有看出而他自己认为错误的地方也写出来,并对错误的来源加以检讨,说明他对于自己作的或选别人的文章上的错误都愿完全负责,并誓与这些错误观点作斗争,以保持布尔什维克党的理论的纯洁,最后请求党给他以严重的处罚,以作党员不加深学习和作事轻率疏忽的教训。
接着党就开支部会议来讨论这问题。吴玉章同志又诚恳地将声明书中的内容口头报告一遍。许多同志都说他对党忠实,坦白承认错误,并且认识错误深刻,改正错误也诚恳坚决,处罚应从轻。有的说应给以轻微的警告,有的说给以劝告就够了。最后林伯渠同志却说:“我认为不必给以处罚。党之所以给党员以一种处罚,是希望他成为一个好党员。现在吴玉章同志自动地就作到了这点,所以我认为不必给以处罚,只须作一决议,指出他的错误,嘉许他承认错误,认识错误,并愿和错误作斗争,这是党员应有的态度,最后还希望他加深理论研究来完成他愿和不正确理论作斗争的任务,就够了。”
大家一致赞成这个提议,真就照着林伯渠同志的意见作了一个决议,在这以后,党员群众和负责同志不但不因吴玉章同志犯过错误而轻视他,反而对他更加信任,尊敬,认为他对党的忠诚可作党员模范。
所以这一次,托派并未能打击吴玉章同志,反而因此更显出来了吴玉章同志的优美的布尔什维克的品质。
这种对党的坦白忠诚,对自我批评的严肃认真,是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应该向吴玉章同志学习的。(本节完,全文未完)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