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版()
专栏：工作研究
对各地实施冬季生产
计划的几点意见
柳槐玉
华北各地领导机关为有效的给明年大生产运动做好准备，以更有力的支援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都拟订了冬季生产计划，并正在实施中。现从几个专署和十余个县的计划来看，一般都抓住了几项重要工作，具体拟出在现有基础上使“生产长一寸”的有效办法，提出了变“冬闲为冬忙”的口号，如开展冬耕、兴修水利、积肥、繁殖牲畜、植树造林与其他副业生产，都提出了具体要求。太行六专强调依托合作社，组织群众的各种副业手工业生产，并在组织生产中整顿与发展合作社，大力开展合作运动，这是生产搞好与否的决定关键，组织上确定县长要专门领导好冬季生产工作，并以县长为核心，组织各级生产组织，形成领导集团。北岳等区依托推进社修置水车，购买麻饼，制造农具，解决群众的供销问题；太行四专在手工业上重点放在了扶持陵川的铁业等生产；为了避免在灾区明年可能到来的春荒和解决今冬缺粮户的问题，各地都确定今冬灾区以生产为中心，结合其他工作：成磁县将冬季生产重点放在二十一个重灾区；振堂县为了解决六万二千多人缺八个月粮的问题，把将近三分之二或二分之一不能同时进行土改整党的村，先确定以生产为中心，根据工作的进度互相转换其工作重心，并组织三万六千纺妇与半纺妇，开展百日纺织运动，这些都是好的、必要的措施。但从整个计划来看，还存在着几个主要问题，需提出研究：
一、组织起来，发挥群众力量
计划中最缺乏的是组织与发动群众力量来实现计划。北岳五专与某些县在整个计划的精神上，贯彻着依靠贷款解决问题：如五专计划新制两千零四辆水车，提出如上级给贷不到一百五十亿边币的款，就无法全部实现计划。当然依靠一部贷款是对的，但更重要的是发动群众力量，发动群众进行订购修复；否则单纯依靠贷款，计划即有落空的危险。以往恩赐包办的教训，应该接受。要求组织起来，也必须在群众自愿与民主的基础上去组织：行唐二区要求百分之八十的妇女组织起来，集体纺织，应防止为组织而组织，形成形式上的集体纺织，使生产反而受到影响。已往经验证明，不从实际出发，结果往往与愿望相反。土改以后，生产资料相对分散，群众也迫切要求组织起来；要求生产，井陉群众普遍反映：“不怕缴公粮，就怕冬天没活做。”要求我们去组织他们，为他们想办法。今天我们的计划如没有很好的组织工作，没有一定的户、村计划做基础，这个计划就落了空。为此，各地党政干部必须把发动群众与组织群众，成为实现生产计划的最重要的手段。我华北区合作社、推进社、群众中的互助组织，是有基础的，各级领导上必须在这个基础上去进行整顿与发展，解决其存在的问题，基础薄弱的地区进行组织，成为领导生产的核心组织。
二、加强组织领导，明确工作方针。
今冬结束土改、整党、建政、冬季生产的任务都要搞好，因而工作比较繁重，如没有明确的方针和很好的思想领导，和各个工作的有机结合，即会造成顾此失彼。几年来的经验都告诉我们这一点。目前已有强调结束土改与整党而忽视生产领导，或土改整党还没有搞好就将中心转向生产的失败教训。因此必须肯定：在结束土改与整党的村庄，以土改整党为中心结合生产，这方面任务不大的，即着重对生产的领导；没有土改任务的，即以生产为中心。某些县将结束土改、整党、建政与冬季生产并列提出，没有中心，事实上是不可能做好的，只会造成干部思想混乱、苦恼，工作走向自流。某些地方可以定期突击积肥。另有些县则忽视生产：如冀县将全县村庄分成四种类型，其中土改已彻底、支部没有问题、或问题不严重的村庄，占全县四百零四个村的百分之六十九，在这些村庄，领导上却只布置结束土改，看不见在这些村开展冬季生产的任何措施。有些党委对生产放弃领导：如成磁县将统一领导冬季副业生产的领导责任交给县政府办公室；振堂县确定县府秘书主任领导冬季生产，而推开党委与县长应负的责任。为完成“生产长一寸”的战略任务，党委必须经营研究生产，特别是区村新干部多，缺乏经验，党委必须给以具体的帮助与指导，使他们不致在领导生产中发生苦恼，在一定的专门生产事业上，如水利等，要确定专人负责，建立专门组织；在村级支部内，一定要把领导群众生产好坏作为检查支部好坏的标准之一。另方面要抓紧对劳动英雄的领导，使他们带头推动生产，成为他们与群众结合的桥梁。
三、两个必须解决的问题
一、繁殖牲畜。这是恢复与发展生产上很重要的一环，各地应发动与扶持群众购买种畜，大力进行繁殖。繁殖中也要有很好的组织工作，如组织种畜与母畜上集等。翼城三区石邱村成立了叫驴合作社，半年繁殖了五十四头，是应提倡的。振堂县在繁殖牲畜上规定了具体的奖励办法：每配一小畜，母畜户对种畜户报酬由双方自定，母畜户每产一小畜公家奖米十六斤。种畜每月配成一个奖米十斤，能配成十个以上者，多配成一个奖米二十斤。以配种为业者，人畜不支差等，都是比较好的。在繁殖牲畜上，应防止急性病，如北岳五专在生产会议结论中说：“完县七月份作的生产计划，三年完成也不错，易县的繁殖牲口没有完成”，这都是由于计划太大所致。目前要注意解决现有养畜户的实际困难，防止牲口的死亡与出卖，使牲口相对的增加。一年来牲口的死亡很大，必须组织兽医进行医治，杜绝传染病。今冬牲口缺草很多，特别在平原，有的户因缺草而将牲口卖掉，必须组织群众从冬季生产中解决这一困难，在服勤问题上也应求得公平合理。
二、解决纺织运输中的供销问题：在运输事业上，据太岳区调查，车拉有利，铁轮车平常，人挑赔钱；冀南区计算：胶轮车最有利，铁轮车平常，手推车必须结合自己经营。在沿公路与铁路线上，运输业就更困难了。各地领导上必须研究打开运输线，解决运输品，使群众有利可图，纺织业重点应放在平原有条件有基础的地方，很好的进行扶持，解决贫苦农民缺乏原料和推销成品的困难。一般县份，均应根据当地副业基础、生产原料、生产技术等，确定不同的重点。
希望各地将现有计划做一次审查，并在实践过程中随时修改计划上某些不适当的地方，很好开展冬季生产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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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饶阳东九吉村
不应欺负孤寡烈属
编者同志：
一、我家在事变前种地四十亩（小亩），房八间，养牛一头，农具都有，大车一辆，人七口。我丈夫和儿子都是庄稼人，全家都是依靠务农为生，没有其他任何收入。除在秋忙时雇一两个短工以外，其他时的活都是丈夫和儿子来做。我家从四零年前就没有雇过长工，事变后家产同前一样，我儿张星即参加抗日工作。“五一”前丈夫死去，“五一”后我儿在本县公安局任特务队副队长，不幸于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在常安村遇敌牺牲。这时我家劳动力完全丧失，只有依靠我和儿媳参加生产，及村中代耕来维持生活。至一九四五年，区村干部都劝我雇半个长工，一来免去村中麻烦，二来我们也方便不用经常去找村中要人，于是我就雇了半个长工，雇至一九四七年共雇了三个半年长工。这时我的地没动，只是和人家伙养牛一头了，家中剩人四口（又死了一个孙女），我和我儿媳还有一个孙子才十岁，有一个孙女才七岁。在去年土地平分时，村中把我家订成富农，没收了我家的土地二十三亩，粮食三斗、花生十条，猪一口，柴草全部等物，我曾经问村中为什么把我订成富农成份，据说是根据我雇了三个半年长工。我说要不是我儿牺牲，我就用不着雇长工，惹的一个姓赵的区干部说：“你儿死是活该，没用。”我听了这话我直哭了好几天，请问我这到底是什么成份？区干部这样说烈士牺牲是活该对不对？没收了我家的东西怎么办？（编者按：无劳力的烈属雇用长工耕种土地不应算剥削行为，因之订为富农是错误的，结束土改时应予纠正。）
二、去年冬天秋征的时候我因为没有劳动力，地里不打粮食，欠小布四匹、棉花六斤、公粮三百多斤。当时我说折变东西，但村中贫农团不叫卖给别人，只许可卖给贫农团。结果把我的大车一辆、树两个、箱三个、躺柜一个、迎门橱一个，头号大瓮一个，折合了二十余万元，我的东西按当时市价约值三百余万元，按现在还多。这样的限制我和强迫我这不是欺侮人吗？以致我今年的公粮就无法交纳，请问这个问题怎样解决？
三、去年土改前我闺女是张邱村的，家中是个贫农成份。她托我儿媳买了三口袋麦子拉到我家，村中就把麦子扣留了，叫我们去张邱取证明，后来我们取了证明信来，当时的村干部王志远、刘元之等你推我我推你谁也不管，硬没收了。今年春天村中说退给我一半，下剩的一半顶了差，我闺女不愿意，因为是她的麦子，这时村中的办公人爽利不管了，一点也不给退了。请问这麦子是不是应当没收？村中不给退怎么办？
四、我现在年已七十，儿媳三十多岁，孙子十岁，一个孙女才七岁，全家生活困难，又没有劳动力。象我这样孤儿寡妇的烈属，村中应不应照顾？怎样照顾请告知。
以上四个问题希望编者在报上明白答复，我全家今后只有依靠咱们的政府过日子，没有别的指望，并请转达我县县政府及时解决是盼。
饶阳县六区东九吉村 王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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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询问与答复
第一次和第二次华北事变是怎么一回事？
编辑同志：
我们在讲课发现课本上有第一次华北事变与第二次华北事变两个问题，上面也没有解释，到底这第一次第二次华北事变都是指的那两件事情？
晋中文水中学张英壁
答：民国二十四年五月蒋介石派何应钦与华北日军司令梅津，秘密签订协定：把冀察主权，大部送给日寇——这叫“何梅协定”，是第一次华北事变。
没有隔几个月，日寇又唆使汉奸殷汝耕，在通县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策动宋哲元联合华北五省脱离南京政府。蒋介石又赶忙撤退北平军委会，下令设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实行华北变相的自治，轻轻把华北奉送了。这就是第二次华北事变。时在二十四年十月。
详情可参考高小历史第二册十七课“华北事变”（晋冀鲁豫教育厅审定。）
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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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吴玉章同志革命故事（六续）
何其芳
大革命失败
武汉政府成立以来，革命形势空前高涨，工农运动尤为突飞猛进。有组织的工人超过了三百万，农民协会的会员有一千多万，湖南农民运动最为发达，乡村建立了农民自己的政权，盗匪乞丐绝迹，道不拾遗，夜不闭户。但正当革命着着胜利的时候，帝国主义的高压政策与分化政策就拿出来了。
首先是革命军攻下南京时，帝国主义的军舰就炮击南京以威胁革命。其次又利用南昌与武汉之争，勾结革命内部半途叛变的分子，从内部来分化革命力量。蒋介石得到攻下南京的消息，即于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五日从南昌到上海，沿途在九江安庆嗾使流氓捣毁左派国民党的党部，并派人到重庆组织三、三一大屠杀。四月十二日，他又在上海举行政变，封闭工会，屠杀大批工人和共产党员，并在南京成立反革命的政府与武汉政府对立。
四月初，投机政客汪精卫从苏联回上海，即偷偷与蒋介石，吴稚晖会面。吴大骂汪，汪即哭诉道：“我也是反共，不过方法不同而已。”从这以后，汪精卫回武汉，就实际是一个革命阵营的奸细了。
武汉政府以前之有力量，主要在于当时的革命领导者很坚决，不动摇。但等到四月初，陈独秀在上海与汪精卫发表汪陈宣言，并一同来武汉后，这个可耻的投降主义者却一切都顺从这个奸细。汪说农民运动过火了，陈也就召集干部发布命令，说农民运动过火。五月二十一日，长沙许克祥举行政变，屠杀了许多工农。五月三十一日，湖南数万农民愤而进攻长沙。汪说不许农民进攻，陈也就赶快下命令不许农民进攻。第四军本来是不顾分共的，汪天天去煽动，有些将领也就动摇了。
七月十四日，汪精卫等举行秘密会议，通过了分共的议决案，但仍标榜要打倒蒋。胡汉民写信给他说：“反共犹须反蒋，则联共尚须倒汪，天下滑稽之事宁有过于此耶？”这倒是一语道破了这一批孙中山先生的叛徒的真心思。
在这秘密反共会议上，孙夫人没有出席，但派陈友仁代表她讲话，很沉痛地指出与共产党合作是中山先生亲自所订的政策，并且合作以来革命有了很大发展，因此反对分共。她的意见引起了激烈的争论。而汪精卫就是反对这种意见的领导人。吴玉章同志听见了这样的消息，才知道汪已经是一个奸细。至今他还深悔他当时的革命警惕性不够。
这天晚上一点钟，吴玉章同志得到了这个会议的消息，马上回寓，很久不能入睡，两三点钟还在晒台上歇凉。后来见有一个人带了四个兵士来到了大门口。四五分钟后，他们由后楼入内，取下电话，并留一信。信上说外面风声很紧，劝吴玉章同志避开，未署名，吴玉章同志与同住的邓懋修商量，移住另一地方。
次日清早，吴玉章同志本想即往武昌暂避。后又想，他一人管国民党中央党部，帐目未交，恐反动派借此造谣诬蔑。于是九时到中央党部，留信告汪精卫说，似此情形，不能再留在这里，并把印信帐目都交代清楚。
八月一日叶挺贺龙在南昌起义，吴玉章同志、朱德同志、周恩来同志、林伯渠同志、刘伯承同志等都参加了。吴玉章同志任革命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随军转战江西、广东、福建。十月在潮汕汤坑一战挫败，在流沙开会，决定将干部分派各地。吴玉章同志、林伯渠、刘伯承等同志由港转沪，遂赴苏联。
在苏联
在莫斯科中国劳动共产主义大学特别班学习时，吴玉章同志虽年已五十一岁，仍是一个很用功的学生。经济学教授说全班算吴玉章同志和钱亦石两个对于资本论有深刻的了解。对辩证唯物论，列宁主义，也很用功学习。马克思说：“理论只要一掌握群众，就立刻成为物质的力量。”列宁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吴玉章同志读着这些话，深深感到了学习理论的重要，他坚信辩证唯物论的真理。他常常服膺的是：用辩证法来观察事物，不但要注意事物的互相联系和互相制约，而且要注意事物的运动变化，发展。因此，依辩证法看来，最重要的不是那在目前似乎坚固，有力，但实际已开始腐化死亡的东西，而是那正在生长着和正在发展着的东西，即使它在目前还似乎很幼稚，不是很强大的，但却是不可被战胜的。从这，吴玉章同志就断定，过时的腐朽的封建主义和垂死的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必然要死亡，崭新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必然要胜利，而到了适当的时候，社会主义社会也必然要到来。吴玉章同志又用辩证法去研究中国古代的哲学书籍如易经等，他发现它们当中含有一些辩证法的因素。在特别班中，吴玉章同志的学习成绩最好。
一九三○年毕业后，吴玉章同志到海参威作远东工人列宁主义学校教员。一九三一年，以瞿秋白同志在苏联时所拟的草案为基础，吴玉章同志和苏联一些研究文字学的学者制订了中国字拉丁化方案。
吴玉章同志在海参威作拉丁化运动讲演，一个叫汉斯基的教授起来反对，说东方文字很好，中国字尤其好。这和当时盛京时报上胡适说中国文字是神圣文字的论调相同。但吴玉章同志把他驳倒，仍坚持实验推行，结果证明当时中国工人学起来很快，几个月就会运用新文字。他们一方面为实验，推行而努力，但同时也并不是简单地认为汉字很快就可以废弃。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六日，海参威中国工人召集的中国新文字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所通过的“中国拉丁化新文字的原则和规则”中，就有这样一条：“大会认为语言文字是随着社会的经济政治的发展而发展。它当然要有人力的推动，但它也有必经的过程和步骤。因此实行新文字并不是立刻废除汉字，而是逐渐把新文字推行到大众生活中去，到了适当的时候，才能取消汉字。”因此，在这个改革文字的问题上，我们一方面要反对保守的右的观点，一方面也要防止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左”的观点。
一九三五年，日寇日益横暴，全国民众抗日情绪高涨，我党发布八一宣言，号召全国团结抗日。吴玉章同志到巴黎办“救国时报”，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九三六年，回莫斯科作东方大学中国部教员，想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整理中国历史，并依照斯大林提倡的写历史的方法，用编年叙述历史人物与事实，从前章太炎痛心印度无历史，研究印度文化很感困难，而推崇孔子作春秋创编年纪事法。吴玉章同志亦认为应有确实的时间、地点、人名、事实，然后才能成为真正表示人类发展过程的历史，而不是传说，或零星故事。
关于新文字与历史，吴玉章同志有“中国文字的源流及其改革的方案”，“中国新文字的新文法”，“中国史教程”，“研究历史的意义”等著作。
这说明吴玉章同志不仅是一个英勇坚决的革命实行家，并且是一个对革命理论与中国学术都有研究的人。（本节完，全文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