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5日人民日报 第4版

第4版()
专栏:

  怎样开展三评四记运动?
 一、什么是三评四记?
三评四记运动是在临汾参战时,民工们亲自创造的,这次晋中战役也运用了这个办法。它是提高民兵、民工政治觉悟、组织纪律、军事常识以及提高干部领导的好办法。又是最民主最能提高参战自觉的政治工作内容。那个参战连队开展了三评四记运动,那个连队可以巩固提高,保证完成参战任务。
什么是三评四记呢?三评是:评自己、评别人、评领导。四记是:记完成了任务没有?在完成任务中的表现如何?帮助别人怎样?遵守纪律怎样?
二、怎样评?怎样记?
第一步是每天或一个任务完了后,以班为单位评好评坏、记好记坏;第二步是定期的(五天或七天)或一个任务完了后,以排或连为单位评记好坏。据评记结果交中队或大队部审查批准。如有了适当的地方,可复评复记。但在连续担任任务或连续行军中,不能召开会议时,应采取随时自报方式:报自己的功劳,报别人的功劳,干部可随时登记表扬。如干部亲眼看到,也可不经讨论立即记好记坏,当场表扬或批评教育;第三步是参战结束时的总评总记(参战总结大会),把每段所评记的好坏功过都加起来(好坏不能抵消),进行总评鉴定。对模范功臣进行奖励;对犯错误表现不好的,给以适当的批评处分,并把各人功绩或个别开小差犯错误的事实,填写在完功证上,带回村去。一般小的毛病经过批评认识的,就不往完功证上填写。
评记功过标准一般为:记三好为一功,三功为一大功;记三坏为一过,三过为一大过。
三、成立评论好坏委员会。
评论好坏委员会的产生是:每班选出一个代表,负责领导本班或小组的评论好坏,向委员会报告,再从代表中推选三人,组成评论好坏委员会,其中一人任主席,负责进行全连日常三评四记工作,并建议连长、指导员进行表扬与批评;成为群众互相立功运动有力的推动者。委员会直接受指导员领导。
四、开展三评四记中须注意的问题:
第一、记好记坏与评功论过中,领导上要掌握评记的标准,与自我批评的原则,以保证评记的正确进行:记好记功不能和英雄模范混在一起,英雄模范是在参战结束时,按各人的功劳大小,民主讨论通过选出的,在战场上只有特殊杰出的英勇典型,才能够得上模范或英雄。记坏记过要和犯罪行为分开,一般错误缺点,评记为了改造教育,严重的应受纪律处分。犯罪的就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二,不同任务下有不同的评记标准:如同样一件事情,前一次记了好,这一次就不一定再记好。一件事如果大家都已行动起来,成为一般性的了,那就不再记好了。总之,只要群众都认为是模范的,就可以记好。且不能单纯记好记坏,要和解决思想提高认识结合起来。
第三、评领导时,须事前给队员说明,保证干部不报复,才能使队员敢于向领导上提意见,否则评领导就会成了形式。
第四、在运动掀起后,必须即时纠正两个偏向:一个是克服某些干部因怕民主、怕提意见所产生的:“要军事就不能民主,要民主就不能执行命令”的错误思想。另一个是在队员中必须纠正:“没错找错,吹毛求疵”的极端民主倾向。
                  (太行军区人民武装部)


第4版()
专栏:询问与答复

  在新收复城市里工作
 应严格遵守城市纪律
编辑同志:
在我们思想上有个解决不了的问题,即十一月二十二日左右,在介休城西关街北寺街门牌三号李启太的母亲温老人和邓清奎他二人摆的一个小摊上,有日本投降时拿下的两根玻璃管(长的有一尺五六寸,短的有七八寸)。同蒲铁路介休路卫分队八、九人,在陈分队长率领下,要将该玻璃管没收,温老人和邓清奎再三恳求,但陈队长硬说这是军用品,你们老百姓哪有这样东西,并说这一定是从火车上偷来的,结果把玻璃管拿走,还把他两人名字写下来说:“如有问题时,还找你们”。他们走后,小摊贩们纷纷议论表示不满。请问这是不是破坏城市政策?  
              介休机务段 丁一
            介休视察员 孙小占
答:你俩来函中所提之玻璃管究系何用,我们不清楚;但介休路卫分队长不通过政府和一定组织手续,随便没收老百姓的东西是不对的。如该东西确系军用品,则应劝老百姓自动缴公(老百姓也应遵守政府法令、条规自动拿出来),如系公用器材,则应由有关当局征收或购买,随便没收将影响城市纪律和城市政策,损害政府威信。       
          ——编者


第4版()
专栏:询问与答复

  地主家庭出身的学生
 可以出来参加工作
编辑同志:
我村有两个被斗争过的地主,这两个人都是学生出身,抗战后回到家里,一九四五年出来参加工作,后因群众运动叫回家来,这两个人现在都想重新出去工作,不知能不能?依据政策及法令,是否允许被斗争过的地主成份的人出来工作?有的同志说必须有区村政权的证明或介绍才行。若如此,则根本不能办到。各地现在劳力很缺,不用说地主,即是中、贫农想出来工作区村亦不给介绍。如果取不得区村的介绍,是否可以出来工作?革命机关是否可以吸收被斗的地主来参加工作?   
            (王正甫)
答:对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我们的政策是争取改造。因之只要他们愿意服从政府法令,拥护我党政策,不进行破坏活动,愿为人民服务,我们就可以允许他们参加工作。区村政府因劳力缺不介绍出来是不对的,应该认识让他们参加工作,是有利于人民革命事业的。至于革命机关团体是否可以吸收他们参加工作,道理也是一样的。但必须对他们提高警惕,以防止有些坏分子的破坏,同时并应对他们加强改造教育,不经过长期考验,不要放在重要工作岗位上。
                     ——编者


第4版()
专栏:询问与答复

  妻子无故久留娘家不归 可请人调解或提起诉讼
编辑同志:
在民国卅二年,有魏县三区北留固村胡峻明全家人等逃在成磁县六区辛塞村张希贤家居住,后因生活困难,借张希贤洋二百五十元,没有多长时间,胡峻明便将其亲生女许配与张希贤之长子,胡家的生活费皆由张方负责供给,四个月后,胡家由辛塞返里,便将其女留在张家,其女曾二次逃跑,均被张家找回。至民国三十四年才结婚,其后在张家不过一月就要求回娘家一次。今借探亲之名回去,便永不回来,男方三次去叫,只说离家远不愿回去,这该怎么办?请给以答复是荷。
                   成磁县三完小张伯克
答:女方为何不归?是否仅为“离家远”?或是还有其他原因,来信未能说明,男女两方究竟那方有过失,在此无从认定,男方可先邀请双方有关亲族及村中公正人士,从中调解;调解无效时,可向司法机关提起诉讼,请求女方履行同居义务,女方无正当理由而不履行同居时,男方可为离婚诉讼。
                   (华北人民政府司法部)


第4版()
专栏:询问与答复

  村干应关心人民的事情
 赵桂森要采取商量态度
编辑同志:
我区小曹庄村干连接华北政府交际处赵桂森同志两次来信,第一次的来信说:他妹妹在小曹庄赵洛从家(她婆家)很受气,并讲了一些婚姻自主的道理,叫小曹庄村干到他家去谈他妹妹的离婚问题,并说:你们如不来离婚,问题就决定了。在十一月十九日第二次的来信上,斥责该村村干对妇女翻身求解放不积极援助等等的说法。
婚姻自主这个原则我们当然同意,而并在实际工作中已具体执行了,但象桂森同志信上所谈,不经区村政府适当调解,硬要村干给他妹妹离婚,并斥责村干不负责,对妇女求解放不积极支持等等的说法,这种说法是否正确?这是否就是婚姻自主的原则?
                      宁南县一区公所
答:我们看了赵桂森第一次给小曹庄村干部的信,前一大段,只是请求给他妹办理离婚手续,态度并不是很强硬的。村干部接到这封信,应该立即进行调查,如果他妹并无显著受虐待情事,就应该设法进行调解;如果他妹确系受虐待,就应介绍到县办理离婚手续,同时把调解结果或办理经过,答复赵桂森。如果村干部接到他的信,即不调查,又不闻问,甚至存有类似“不许妇女出村”的想法,那是完全错误的。区公所对村干部应该进行检查与教育,不能只看问题的一面,就主观地乱下批评。
另一方面,赵桂森在第一封信的末尾说:“你们要是不来离婚,问题就算决定了”,就带有盛气凌人的口气,在第二封信上,态度更不冷静,表现出句句责难,语语命令的神气,这是不对的,须知道村干部也是公务人员,上级政府才有命令权;赵桂森以个人资格不应如此。
总之:村干部不关心人民问题,区公所疏于检查与教育,赵桂森命令主义的态度都是不对的。请你们本着“责人宽、责己严”的精神,好好地进行检查然后平心静气地商量着解决这个问题,事情就好办了。
                   (华北人民政府司法部)


第4版()
专栏:询问与答复

  家庭及妻子思想落后
 首先应该教育改造
问:我是栾城三区苏邱村人,我的家庭是一个封建落后的家庭,去年县城解放后,便由家庭包办强逼下结了婚,女方是一个不识字的女人,她思想极为落后,反对我参加革命。因此我俩政治上分歧,感情恶劣。我这次回家,她说:“你革命这么上瘾,咱俩谁离了谁还不能活?革命吧,咱们就算了吧(即离婚之意)。”我是一切为了革命,这样下去对我也没好处,我一定要脱离这段婚姻关系。这个问题我早已提到本县司法科,至今未得回信,请转华北政府司法部给我一个答复为盼。   
            华北大学 丁一
答:你的家长和你的妻思想落后,是有着历史的社会的深厚根源的,是长期教育问题,不是依政治问题来处理的事,如果你与妻确因思想悬隔,感情不好,不能履行夫妻义务的时候,可向司法机关提起离婚诉讼,由司法机关依法解决之。
                  (华北人民政府司法部)


第4版()
专栏:

  礼物
采贲
去年十二月十日,在围歼蒋匪黄维兵团的激烈战斗中,有解放军不同建制的两支小队伍,坚守在大王庄东南下庄交通沟里的,右翼是中原野战军某部的一个连,左翼是华东野战军某团一连指导员徐志祥所率领的两个排。当日夜里经过一场恶战,困踞大王庄的蒋匪十八军主力三十三团六部被消灭后,这两支队伍就奉命坚守着这个既得阵地。第二天上午,他们又勇猛顽强地和敌人的步兵坦克搏斗了两次,始终没有后退一步。这时,华东野战军的徐指导员紧紧地锁拢眉头,焦急着摆在面前不易解决的两个困难,一个是由于战斗太激烈子弹快打光了,而后面一时补给不上;另一个是机枪射手刘贵宝牺牲了和排长陈金福负伤了,有一挺机枪摆着没人使用。相距华东野战军部队只不过十几米达的中原野战军的连长,听到这些困难后,即以一种爽快而亲切的口吻,告诉徐指导员说:“我们这里有子弹,拿去使吧!都是自己的,都是为了消灭敌人。”被派去扛子弹的战士,使了很大的力气,也没扛动这一大口袋的“礼物”,只好顺着交通沟,一步步地拖回来。同时交给徐指导员的还有中原野战军相赠的一瓶擦枪油。第一个困难解决了,徐指导员嘴角上不禁裂开了笑纹。“但是第二个困难呢”?当愁虑又重新锁上徐指导员的眉头时,他忽然听见中原部队的阵地上传来了话:“请问你们指导员,那挺机枪可闲着吗?借给我们使使行吗?”这句话经很多战士传过来,徐指导员马上命令战士将那挺闲着的机枪传递过去。过了一会,华东野战军的战士看见那边的射手把子弹梭装在他们的“礼物”里,向敌人猛烈地射击,而华东野战军的机枪射手也给中原部队送来的“礼物”压上一梭,珍惜地射击着。这两支小队伍各自凝视着对方送的“礼物”不约而同的感受着一种深挚的友情。
                 (新华社淮海前线一日电)


第4版()
专栏:

  吴玉章同志革命故事(四续)
何其芳
 加入共产党
伟大的十月革命对于中国起了划时代的影响。在这以后,中国发生了五四运动。中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从此开始。中国的无产阶级从此走上了政治舞台。中国从此产生了真正能够解放中国人民的共产党。
一九一九年初,吴玉章同志读到了一本日文的“过激派”(日本对布尔塞维克的译名)。他非常高兴。因为这本书解决了他三个多年不能解决的问题:
第一、他感到中国直接从事生产的只有乡村里的农民,一般知识分子和另外许多社会上的人都不愿劳动,结果都市里就有了很多游手好闲的人。如何能使这些人绝迹?他常常想,但想不出办法来。而布尔塞维克却主张“不工作,不得食”,这就解决了他的问题。
第二、他又常常感到中国的官僚政治腐败到了极点。民国以来,情形更坏,即使有一、二好人也不能改变这种政治,这又怎么办?他常常想,也想不出办法来。而布尔塞维克却主张必须粉碎旧的政治机器,代以新的政治机器,才能铲除一切污秽,这也解决了他的问题。
第三、一九○三年他在日本读了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非常欢喜社会主义。辛亥革命后,他和李石曾等都欢喜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到法国后,又对于法国的合作主义也很有兴趣,认为是到社会主义之路。于是他常和李石曾说:“我们应该成立一个强有力的组织来实行。”李石曾回答他:“无政府主义是不要组织的,只要从事教育方面多感化一些人就好了。”他总是怀疑这样作到底有什么成效。而布尔塞维克却要以革命职业家来组织坚强的、战斗的、无产阶级的党来消灭旧社会,建立新社会,这也就解决了他的到底实行社会主义要不要组织的疑问。
一九二三年,他就和杨暗公同志等二十余人在四川秘密组织“中国青年共产党”,发行“赤心评论”,组织工会农会。当时因四川与外面隔绝,不知道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一九二五年一月,他到北京,见到赵世炎同志,才知道已经有了中国共产党。他就加入了。同时他写信去四川,要杨暗公同志等把“中国青年共产党”取消,个别参加中国共产党。当时有的人还不能接受,主张合并也要 有条件的合并,即是说这个组织不能完全解散,还可在党内作为小团体而存在。吴玉章同志坚决反对这种错误意见。结果有的就并没有加入共产党,而杨暗公同志等却加入了。
吴玉章同志的这种坚决是完全合乎列宁主义的建党原则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统一的最高的组织,绝不能容许党内有任何形式的小团体存在。
创办中法学校
国共合作后,国民党于一九二四年改组,中国革命面目为之一新。次年五卅惨案暴发,掀起了全国反帝国主义的怒潮,成为大革命的前奏曲,当时吴玉章同志在上海,原已定赴广州,为了参加这一运动,即缓期赴粤,并创办宣传刊物,为了定名为“反日战线”,曾与戴季陶作思想斗争。因戴氏主张与日本妥协,联日以反英。吴玉章同志认为暂时集中力量对英固可,但万不能联日,因为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冤家对头,决无妥协之可言。
是年吴玉章同志回重庆办国民党四川省党部。这就是大革命时候有名的莲化池党部。
吴玉章同志想,革命要有干部。所以一到之后他就对原来在重庆办省党部的人说,应该办一个学校来培养干部。但是他们却笑他:“你以为办学校是容易的事情吗?我们很久想办都办不成。”吴玉章同志不和他们争论,却实际积极地去进行筹备。他原来是华法教育会的发起人之一,而这时华法教育会正计划在北平、上海、汉口、广州、重庆等地办五个中法大学。这正好。于是吴玉章同志要办的学校就有了名义:就叫中法学校。
然后日夜派人寻觅校址。在大溪沟找到了房子。
经费呢?从广州回来时,国民党中央曾给他一千块钱办党的费用,他就用上了这笔钱,当然还不够。他又把他私人在川江轮船公司的一千五百两银股票拿出来押当。这个股票利息很高,当了两千多块钱,他全部都用来作学校的经费了。
学生的来源也不愁。当时江北学生正闹学潮,有些学生被开除。这个革命的学校就收容了他们。于是所有各地闹风潮的学生都来了,一下子就有两百多人。
因为是用革命思想来教育学生,学校空气异常活跃。后来果然培养出了许多干部。
人家很久想办都办不成的学校,吴玉章同志却一下就办起来了。他一九二五年八月十五日回到重庆。九月四日中法学校就开学。
筹备国民党二次代表大会
通过从前在四川进行自治运动的干部们,吴玉章同志很快把四川各重要市县的国民党党部也成立起来了。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全省即选出了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一共六位,即吴玉章同志、黄复生、杨暗公、童庸生、廖划平等随即动身去广州。
他初以为路程太远,已去晚了。到后,才发现代表到的还很少。只有湖北到了董必武同志、向忠发、刘芬、钱介碧等五六位;海外到了彭泽民、许苏魂等二三十位。其他地方代表不但未到,甚至连选出都还没有选出,连广东的代表都尚未选出。吴玉章同志很觉奇怪,问是什么缘故,大家说恐怕开不成会了。而当时国民党西山会议派正要在上海开代表大会,要把广东的国民党员开除党。吴玉章同志很为着急,就跑出找当时国民党中央的负责人汪精卫,问他们是怎么搞的。汪也说,恐怕开不成了。因会期延至一九二六年一月一日,距这时已不到一个月了,吴玉章同志说:“开不成,你们就完了。”汪说没有办法。吴玉章同志说:“怎么没办法!你们快些筹备就有办法了。”于是即开国民党中央会议讨论,吴玉章同志被推为大会秘书长,负责筹备。
吴玉章同志一作起筹备工作来就积极,迅速、紧张地办公,打电报给各地,迅速选举代表,并限期报到。这样一来,到了一月一日。大会就如期举行了。会堂门外造了一个一二丈大的地球。会议进行得热烈得很。当时广东有省港罢工工人及进步群众二三十万人,常常游行开会,晚上唱国际歌,几里路远都听得见。而这个代表大会二百余人中,也是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占大多数。毛泽东同志当时也参加了这个会,被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吴玉章同志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开了二十多天,通过了宣言,开除了西山会议派的重要分子。
大会开幕几天后,蒋介石从潮汕军次归来出席会议,有某代表提议向蒋起立致敬。但起立者寥寥无几,颇为尴尬。会后,代表们纷纷责骂这个人,使他在后来投票选举中央委员时再不敢投蒋的票。这也可以看出当时大会中的民主精神。
                  (本节完、全文未完)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