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3日人民日报 第4版

第4版()
专栏:

  农民的孩子朱德
 朱总司令故事之一
张秦
我们的总司令朱德是一个佃户的孩子,他家住在四川仪陇县,离县城八十里的马鞍场琳琅寨。风景美极了,房子靠在山窝里,屋背后是竹林,前边是一大片好水田,对面远远的有山林和深沟。可是这些好地方都不是他家的,是一家姓丁的地主的。这家姓丁的钱多得很,附近几十里都是丁家的地。一年收五千石租。朱家种丁氏两弟兄的地,一年要拿五十石租,另外还有三十吊钱的押头(押金),——那里的规矩,没有押头人家是不让种地的——把租一交剩的只够吃。家里人又多,差不多够二十个,有祖父母、父母、一个伯伯、两个叔叔,还有他们的孩子,单是朱德这房就是亲弟兄六个,他是老三。你想他的妈妈连做饭挑水种地都来不及,那里还有功夫来抱他呢?他小时候没有经过娇生惯养,所以到现在,身体很健壮。
他的祖父种了一辈子地,快到九十岁还要种地。他说不种地就要害病。天没亮就把一家都叫起来,谁起晚了就不得下台。全家男女有的种地,有的砍柴,有的喂猪,有的纺纱,连小孩也得动手帮忙。朱德一面种田,一面跟先生读书。农忙时候几个月就完全在家下田。所以,田里的事情象插秧割禾车水等等,他从小都会做了。家里什么东西都是自己做。朱德小时候从没有买过零食吃,吃的都是自己家做的沙胡豆、豆腐、干腌菜;穿的是自己纺的纱,自己织的布;点灯是自己打的桐子油,谁要是上街去买东西,回家来准要挨骂。小时候这种劳动和俭省的习惯,也养成他以后的勤朴作风。直到现在,总是爱劳动,爱生产,在人民解放军里他就提倡一面打仗,一面生产,自己不但指挥部队打仗,还指导部队生产。三五九旅在延安南泥湾开荒,就是他亲自指导的。平常也从不讲究吃穿,总是布军服一套。
他小时候顶爱捉鱼,他家门口的水田、池塘里,都有鱼。水田栽秧的时候把小鱼放进去,一养,就大了。他家这片水田养的鱼很大,那丁家地主就说鱼是他的,不让小孩们捉,自己却拿网来打去了。幼小的朱德眼睁睁看见自己喜欢的大鱼被人家打去了,他心里很恨:
“为什么把我们的鱼捉去呢?”
他家还有好果木树呢!有梨,有核桃,有红枣,有李子,都是每一个小孩看了就会流馋涎的。但是果子一熟老板就要,朱德的祖父就叫孩子们给丁家地主摘,给他家送去。树林的柴很好,可是一根小树也不准砍,屋背后那片好看的竹林,也是一根不准砍的。
就这样辛辛苦苦替丁家地主干了多少年,结果呢?十年里头却被赶出好几次。头一次,朱德才十岁,那两房丁家地主里,有一房不要朱家种地了,朱家没办法,只好把一家人分成两半,叫朱德跟着伯伯和幺叔搬到大湾的老家去,借了两百多吊钱,赎回一些典当地来过日子。不上几年,丁老大又要加租抵押。朱德的父母支撑不住,天又干旱,丁老板就在年三十晚上收回了地,不准种了,逼着马上搬家,朱家一家人都哭了。就这样离开了自己经营几十年的水田、竹林、和果树园。
到现在,朱德还清楚记得他小时候第一次看见被压迫者的挣扎和流血。庚子年四川正闹红灯教,有一年马鞍场看见吃大户的农民队伍。一来就是一大群,六七百人,穿的都象叫化子,破破烂烂,男男女女,还拖带着小孩,手里拿着杆子枪,到地主门上要吃的,给他们米就走了,不然不行。有的地主就去报了官。过了两天,就开来了一百多个官兵,说是由保宁府请下来的,个个穿着红马褂,拖着大辫子,扛着鸟枪,还有戴水晶顶子的官,扎着大头包巾,穿的对襟盘花马褂、长袍,场上的绅士一窝蜂都去接官。朱德他们这班小孩子,远远的看,看见穿马褂的兵动手拿鸟枪打那些拖男带女的吃大户农民,还拿刀砍杀,都杀得哄哄的跑,四五十里路全是血迹。
朱德家里劳动力多,他又小,家里叫他念书,指望他有一天也能象有些人那样“出头”,可是这个亲眼见到了人世如许残酷的少年,心里已经种下了反抗的种子,开始懂得恨那些屠杀人民欺压人民的家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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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世界民主青年联合会前进曲
陈家康
世界民主青年联合会是一九四五年冬天在英国伦敦成立的,次年春天在法国巴黎成立了总部。总部位置在夏朵当路南头的一座大厦的四层楼上,房间少,拥挤一点,与这个拥有五千万会员的国际青年组织,不大相称。然而,从世界各国来的青年代表们,在这里会有许多新的感受。在这里,人们会发现许多工业国家青年送来的礼物——火车模型,轮船模型,各种机器零件的模型,以及青年矿工们用煤块雕刻出来的艺术品。这些东西不但意味着现代世界青年的生活与情感,有了转移,同时在这种工业艺术的面前,恐怕连古罗马的浮雕和法兰西的绘画,也要黯然失色。
全世界的革命者,当在革命初期,特别是在地下工作时代,对于油印机,都有无穷的眷恋。今天团集在世青联总部的各国青年代表也不能例外。那一架最新式的自动转筒油印机成了大家的宠儿。它从早到晚开动着,它不断发出有音律的声响,它以高速度印出世界各国青年运动的资料,其中包括波兰青年的团结与斗争,苏联青年在战后五年计划中的丰功伟绩,中国青年在人民解放战争中冒着飞机大炮的冲击和国民党匪帮及其主子美帝国主义作斗争的史诗,印度青年的呻吟与纳喊。同时,它又用新鲜的墨迹印出世青联的各种决议、指示、与通告。这些文件以坚决不移的口吻,号召全世界青年为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制造新世界战争的阴谋而斗争,为和平与民主而斗争,为支援西班牙、希腊、中国、越南,印度尼西亚青年的解放事业而斗争。
现在,我们要向世青联的领导核心——秘书处,作一次巡礼。秘书处的办公室是一间明亮的大房间;但是,并无装饰,最惹人注意的也许只是那一排橘绿色的金属的由许多大抽屉组成的档案柜子。全室有四张大的办公桌子,那是保加利亚代表依凡、澳大利亚(澳洲)代表威廉、苏联代表华西利和中国解放区代表的座位。世青联的主席是一位法国代表,名叫基德波松,高个儿,二十八九岁,法国共产党的国会议员。他的座位不在秘书处的办公室,他有一间小的单独的屋子,如有讨论和会议时,他就到秘书处的办公室参加集体领导。
早上十点钟,这是一天当中秘书处最忙的时候,一切公文、信件、电报、杂志、报纸,这些用各种文字写的,由世界各个角落里发来的青年文献,都集中到秘书处来了。作为行政秘书兼组织部长的澳大利亚的代表,一位由矿工家庭出身的青年,这时成了忙人,他不断的批阅各种文件,同时,要把当天的重要事件,向秘书处的各国代表作扼要的报告,其中有的是人民民主国家青年计划组织国际建设纵队。要求世青联动员各国青年参加;有的是西班牙和希腊的民主青年被他们的法西斯政府判处死刑,要求世青联抗议和营救;有的是美国民主青年的报告:说明美国独占资本家的反动政策加紧,民主运动日受摧残,以致青年工作不容易开展;有的是英国民主青年来函,列举动态,要求对资产阶级反动青年和社会民主党右派青年的阴谋,加以密切注意。
每每当澳大利亚代表的口头报告正在进行之际,宣传部长加拿大的女代表杰西进来了,报告世青联的机关杂志“世界青年”的编印情况,或者催促秘书处的代表们赶快审查社论。旅行部长英国女代表何克曼也许趁此时赶来报告:有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反动政府拒绝签发某些民主青年的入境证,或过境证。青年需要部长波兰代表有时也要陈述关于青年福利问题的意见。唯有殖民地部长印度代表远吉的工作最繁重,因为在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中,殖民地很多,他不但要为东南亚的殖民地国家的青年运动焦心,要和越南、缅甸、印度尼西亚的青年保持经常联系,他还要主持在近东、在非洲的殖民地国家中,开辟新的工作。然而也有一件事情使得这位年青的印度代表眉飞色舞,这就是当他的视线从挂在墙上的各项地图转过,慢慢落在中东解放区地图上的时候,驻在世青联的各国代表一致同意,在中国,真令人兴奋,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
世青联秘书处的代表们,从他们的日常工作中必须养成合乎国际主义的思想,他们必须了解各个国家的性质不同,各个民族的特点不同,必须了解这些国家民族的革命发展阶段不同。秘书处的代表们必须时刻提防美英帝国主义集团的一切阴谋诡计。然后,他们才能制定各种国际青年会议的计划。制定如何组成如何派遣国际青年代表团的计划。世青联的任务是要动员全世界的先进青年,争取全世界的中间青年和落后青年,把他们组织起来,团结起来,成为一条反对帝国主义,为持久和平和人民民主而斗争的国际青年战线。
世界民主青年联合会正在前进着,作为最初建立世青联的会员团体之一的中国解放区青年联合会正在前进着。让我们为解放全中国的青年而斗争,为解放全世界的青年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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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吴玉章同志革命故事(二续)
何其芳
 到重庆除害
吴玉章同志在内江一星期,把许多事情布置妥当,即连夜赶到重庆。因为当时重庆的革命党人函电催他前去。到重庆那一天,就遇到林畏生持枪在都督府大闹,说要和副都督夏之时拼命,好在夏不在,没有出事。林在新军中原是夏的连长,夏起义时怕林不从,曾枪击过他,只打伤了腿。当时林赶快就说:“我也是革命党人,愿意一同举事。”攻下重庆后,夏为副都督,给林以总司令名议。以成都尚未光复,重庆蜀军政府派林与但懋辛各率一支队进取成都。林认为支队长名义太小,故要找夏大闹。林当时在重庆很跋扈,并且和匪徒勾结,常有不法行为扰民,使重庆人心不安。吴玉章同志到后,正都督张培爵即问他怎么办。他严正地说:应该立刻严肃军纪,执行革命纪律,开一个会议来讨论这天发生的事情,并同时开军事裁判会议执行军纪。
张培爵同意这个意见。时已深夜,但仍立刻下令召集军政全体人员开会,不许携带武器,并叫守卫妥为戒备。
会开时,由夏之时报告事情发生经过,请全体讨论解决。林畏生毫不在意,站起来大声说:“我林畏生罪多得很!砍官防,其罪一也;撕委任状,其罪二也;打都督,其罪三也;闹军政府,其罪四也。看你们敢把我林畏生怎么样!”他气势汹汹,说完就坐下。过了许久都没有人敢起来发言。
吴玉章同志看见这种情形,就从容站起来说:
“我们革命同盟会的宗旨是推翻满清专制,实行民主政治,解除人民痛苦,并不是以暴易暴。我们革命党人是不侮鳏寡,不畏强暴的。扶正义,打抱不平,正是我们革命党人的本色。如果我们今天刚一胜利,就横行霸道,和满清官吏一样,实在违反革命初衷。……”
吴玉章同志慷慨沉痛地讲了两小时,最后主张执行革命的纪律,把这个会议变为军事裁判。全场热烈鼓掌,表示同意。这时林畏生惊异地看着他,心想那来这样一个陌生人,这样会讲话。
随着夏之时说:“我本身就是当事人,不便主张裁判。我建议请新近由日本回来的中山先生的朋友,我们革命的老前辈,玉章同志作裁判长。”
大家又表示赞成。
这是吴玉章同志所没有料到的。他想:我是主张厉行军纪的,这岂不是杀人的事情要我来作吗?他接着又想:如果推辞,旁人是一定不会干的,事情又怎么解决呢?他在自己心里这样考虑了一下,就说他愿意接受,但有四个条件与大家相约:
“第一,我说明犯罪的行为时必须得众人的同意;第二,我判决的处罚也必须得众人的同意;第三,判决后罪人得申诉或声明不服,并说明不服的理由;第四,判决后一定要遵照实行。如果大家都赞成这四个条件,我才能就职。”
大家都说:“这是最公平的裁判法,我们赞成。”
于是几十个人组成裁判会就开始严肃地进行了。吴玉章同志详细说明林畏生的犯罪行为违背革命宗旨,危害人民,无异企图推翻革命军政府,应照军政府规定的军法处以死刑。问大家同不同意,大家又赞成。于是又问林是否服罪,限二分钟让他讲话。林却沉默着。又延长五分钟,他仍不讲话。催他几次,他才说:“说我想推翻军政府,我没有这个心思。”
吴玉章同志说:“我不能知道你有没有这个心思。但犯罪是以行动为标准,你的行动是危害军政府的。”
他再也没有话讲了。于是吴玉章同志请夏之时执行判决。夏却犹疑不决地起来讲了几句话,说应该特设什么什么的。他的意思是说,裁判既是特设的,执行也应该特设。因为他说得不清楚,有些人就以为是“特赦”。他们就又反过来为林畏生辩护,说林也是起义的人,应该特别从宽处理,赦免他。
吴玉章同志坚决反对,说他们违背刚才相约的条件,大家同意了的却又自己来推翻。辩论了一小时,还是没有结果。有一个激烈的革命党人愤慨地说:“象你们这样懦弱畏缩,我就拿炸弹来把大家炸死算了。”大家又纷纷反对他。吴玉章同志说:“不必性急;我试问林畏生这样蛮不讲理的人,谁能保他不作乱事呢?”
这时有一姓苏的团长起来说:“我保他,我们四团人保他。”
他话还没有说完,卫队中几个士兵就一齐说:“就是这东西最坏!”因为四周人多,稍一惊动,就挤得刀枪摩擦作响,苏团长以为士兵们要打他,急忙把头低下去躲藏,一下子碰到桌角上血流出来了。大家以为士兵们开了枪,都赶快逃避。于是会场上就只剩下吴玉章同志、张培爵、夏之时和林畏生四个人。林也和他们一起劝士兵们安静。卫兵说:“就是那苏团长劝林司令做坏事。”吴玉章同志说:“现在暂把苏团长扣下,另案办理。今晚还是要把这个案子结束。”
于是又把大家请了回来。好在军政府戒备很严,还没有一个人逃出去。大家坐定后,吴玉章同志因为林畏生并未趁这次扰乱逃走或者有旁的不好表现,也就有从轻处罚他的意思了。于是就和大家商量,最后决定立刻解除他的职务,并且派人送他回湖北原籍。
这件事情充分表现出来了当时的革命军政府的软弱无力,也表现出来了当时的这些革命党人的畏缩、妥协。然而,经过了吴玉章同志这一严正坚定的裁判,重庆的蜀军政府总算得到了暂时的巩固,更重要的是重庆的市民都高兴为他们除去了一个祸害。       (本节完,全文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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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杨小林
田林
山西南部阳城县匠礼村是太岳老解放区的一个村子。过去这个村子在男女婚姻问题上是很封建的,一般地都是父母包办婚姻,甚至还有的是卖卖婚姻,但是,现在这个村子的风气已经在转变了。从一九四五年以来,已经有三十四对青年男女的结合是完全由自己作主的。杨小林就是这个村里自由结婚的头一个。
小林的婚姻自由,是她自己一场斗争的结果。
她的娘家是贫农,娘早死了。她爹按照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老规矩替她寻了一个婆家。但是,小林听过民主政府的婚姻自由政策,她认定“自己一辈子的大事要自己作主”,就坚决地反对婚约,向她爹说:“你要人家的东西,你去我不去!”她和本村的青年民兵袁小土要好。不久她爹知道了,把她痛打了一顿,并且警告她如果再和小土混,就和姓断绝父女关系。但是小林非常坚决,偷偷地和小土订了婚,并且告诉她爹要结婚。她爹阻拦不住,气得瞪起眼睛骂:“造反了!小妮子,咱们是老头的胡子两边撇,往后你死也不要来俺家了,就当老子白养了你!”小林劝解无效,只得离了她爹,就和小土到区政府登记,并请村干部帮忙,开了个会,结了婚。
他俩的婚礼和过去村里嫁娶完全两样。小林不坐轿,也没象旧式结婚的新娘那样打扮。在她的婚礼上,村干部都讲了话,勉励他们:“夫耕妇织,生产发家”。他俩也提出保证,要互相竞赛,争取作模范。
小林爹从此不理小林了。小林婆婆认为她是“自己跑上门来的野媳妇”,也不喜欢她,只给吃饭,不管穿衣。她板起面孔对小林说:“新三年,旧三年,拆拆补补又三年,你自己瞧照着办吧!”
小林决心好好生产,不靠别人。她原来就会纺一手好线,不久又学会了织布,不但自己穿上了,还给全家都换上了新衣裳。在小土的帮助之下,小林又学会了做地里的活,起早搭黑和小土一样劳动,手上打起泡也不管。不久她就会掌犁,会锄草,会收割,成了“全把式”。在生产中,小林逐渐取得了全村妇女的拥护,从结婚后仅仅一年,一九四六年就当选了村妇联会主席。
和村里别的夫妇不一样,她和小土两人不打也不骂,而且互相比赛进步。小土离开家庭参加了政治工作,她就勇敢地担负起养活一家四口的全部劳动。
村里不少青壮年参加了解放军或政府工作,劳动力比较缺乏。小林就以自己的模范行动积极动员组织青壮妇女上地作活。她首先组织了一个互助组,在这个互助组的影响下,很快就发展成为十一个互助组,在这十一个互助组里组织了二百八十六个妇女,其中有一百零二人学会了犁地。一九四七年三月到九月,全村妇女共锄苗六百多亩,割麦子、谷子、收玉米、豆子等共三千三百多亩,打棉花桃一百九十八万个,担粪八百多担。纺织也没有放松,在同一时间内,本村二十八个纺织互助组纺纱四千五百斤,织布两千多匹。除供村中自穿外,还卖出了六百多匹。这样,她就在阳城县的劳动英雄大会上被选为“第一劳动模范”。她直接领导的那个“小林互助组”也得到头等奖。
小林的婆婆穿着小林织的布,吃着小林种的粮食,自然就对她转变了态度。小林上地、开会去了,就在家里作好饭等她;有好东西,先给小林吃。还逢人便夸奖说:“咱家媳妇就顶个小子!”
小林的爹看见女儿博得人人夸奖,又受到政府奖励,也感到光彩,亲自提上东西上门来看闺女。
小林和小土自由结婚时,村里老人们都看不惯,指手划脚地背后嘀咕说:“哎哟,成什么话呀!”但是现在他们都说:“老人们都受了罪了,一辈子的大事到底还是让孩们自己作主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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