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10日人民日报 第4版

第4版()
专栏:

  从长治到孟县
 南下干部沿途观感
从邯郸到长治,现在又从长治到孟县。
路经高平、晋城的犁川、拦车镇一带,沿途看到许多矿井及来往运煤铁的大小车辆,证明该地煤铁蓄量甚富,据群众反映:挖煤铁,炼熟铁,来往运输,是他们生活来源的主要依靠。惟各矿多用土法开采,公营很少,大规模的开采设备是没有的。据说此地在日本和国民党占据时受摧残甚大,工人多因生活无着逃荒走了,现因外逃工人尚未全部回来,使矿业发展受到一些阻碍。
在晋城××看到一个公营煤矿厂,该厂设有一抽水机,工人一百三十人;但经常下井的八十人。他们分昼夜两班,每天可出煤三百筐,每筐五百斤,合计十五万斤,平均每人每日出一千一百斤以上。工人工资大略分为三等,一等每天小米十六斤(一斗),二等每天八、九斤,三等每天四、五斤,因附近各厂经营情况不一,工资分等亦各不同。
到了犁川(晋城县属)参观了一个私人煤窑,此窑是由七个工人组合成的,工具都是旧的,只有一尺宽一尺半长的小拖车运送煤,每日能出三千斤,每人平均四百多斤,每斤合冀钞十元或二十元,最好者四十元,每日每人得洋四千元至五千元,最多是一万余元。由于煤贱运费重,所以他们一般的生活不高,不过也比三年前强的多。
这里有不少是由几个人合营的煤井,井深三丈至十五丈不等,多是用辘轳向上排水,因工具技术拙笨,出产量也低。
太岳×分区铁货公司设在这里,有炼熟铁炉八个,全厂工人二百多名,业务发达;他们主要是收生铁炼熟铁。现从收购各种生铁器(如破锅、烂炮弹皮等)中,已使群众二、三千人解决了很大生活问题。我们感觉,今后公家除建立公营企业外,尚须加强注意这种扶植带动小生产者的工作。
另外一个意见:此地矿产今后很有必要去有计划有组织的下大力开采,一方面对公营的加强领导,改良技术,使用机器;一方面扶植与带动起私营的。但目前看情形当地领导方面重视是不够的。我们问到晋城某几个负责同志时,连煤铁工厂矿井等大概数字亦不知,我们觉得应提起此地党政府领导方面注意这一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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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县西街有一民兵医药社,规模还不小,据当地居民谈,是由民兵出勤时所节余下的粮食加上公家的扶助而组织起来的,社内有医生四、五人,护士五、六人,卫生员七人,民兵出勤时即跟民兵去出发;家中只留一二人;平时为群众服务,给民兵和群众解除很多困苦,因此群众反映很好。我们想,这种为群众服务的卫生组织,应适当的普遍提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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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长治到高平、晋城下山,各地对公路亦较注意,特别是犁川、昌平一带,凿山垒石,工程浩大,大大便利了南北交通,同时也便利了此地煤铁业的发展。出山后,特别是沁县、孟县一带,对公路便不注意了,公路高低不平,泥水满道。沁阳桥是该地南北交通要道,有的露出木头,或缺木头,未加修理,行路军民议论纷纷,有的说:“县里建设性差。”有的说:“可该修修了!”因此,建议该县应迅速予以修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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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治、高平、晋城三县,特别是晋城之犁川及昌平一带,妇女二十五岁上下的,只有很少的放了足,十五六的女孩不少的还缠足,还有些小女孩留着发辫。这一方面说明这里妇女受封建统治仍很严重,同时亦反映着当地妇女工作还很不深入,可能县区在领导上对这点宣传教育是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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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沁县和孟县境,各种有教育意义的标语很显然的少了,各村墙壁上灰踏踏的,使人颇感不合我解放区的气息。
除上所述,还感到两点值得注意:
第一、用柴烧(造)粪,看到遍地是柴烟。这里煤多价贱,所以家家烧煤。地里柴用不着,大多烧掉当肥料用,烧时盖土用烟薰,可顶坑土。)一个老乡说:“咱这里柴没用,放到家里没地方,放到地里又碍种地,不如拿柴弄粪好。”这种薰肥办法却是很好。
第二:丧事的习惯太浪费。当我们到杨家川时,正锣鼓宣天,有人家办丧事。据说这里一般习俗,中农以上办丧事都得大闹三天,邻舍亲友也要大吃三天;人死先不埋,用砖墓垒起来,放三年到七八年,然后再埋,埋时还得吹鼓,放灯火,大闹一番。这种铺张浪费的乡间习俗,是不好的,建议当地领导上应广泛向群众适当的解释说服,解除群众思想上、经济上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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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群众文艺创作上的几个问题
阮章竞
太行区群众性的文艺活动,从历史上说,是有相当广泛基础的。数年来,出现了不少较优良的农村剧团和不少较好的群众创作,对战争、生产、土改,都起了很大的作用。今年七月七日,区党委宣传部发出了关于创作的通知,各地爱好和热心群众文艺运动的同志,热烈地响应了党的号召,一百五十余人参加了这个工程,两个多月时间,创作了四十多万字(五十余件快板和鼓词,四十多个剧作)的巨大成绩。而作品未送来审查的数目和人数,估计还很多。绝大多数作品,都比较丰富地,现实地反映了今年本区农村的现实情况。这一次创作运动的特点,表现在群众性、集体性和非业余性上。毫无疑义,从这次运动证明,本区的群众文艺有相当雄厚的力量,有很宝贵的一大批有实际经验与写作能力的同志。大多数作品,都强烈地想回答现实中某些问题,而作品的形式又都是采取了为群众所最容易接受的快板鼓词和秧歌剧等通俗形式,每个作品的结构,都采取了新的较科学的剧本形式,象过去开流水帐本式的写法,都不见了。而且不少剧作,都配有曲谱。虽然在音乐上,还只限在东拉西套,还没能够根据新的生活,在音乐上付以新的生命与形式,但这确是一个很大的发展。这些都是必须肯定的成绩的一面。但同时也看到目前群众文艺创作上,还或多或少存在着若干急待解决的问题,兹提出来作为参加这次运动的同志研究参考。
一、主题的选择和处理
许多作品,一方面是或多或少反映了现实生活;但另一方面又大都是孤立地、片断地、割裂历史地片面反映的方法。主题的选择,对党的路线和政策的掌握很不够;而处理题材,又采取了照像似的纯客观的现象罗列,缺乏马列主义的批判分析,政治上思想上都很贫弱。比方关于纠偏的作品,大都单纯地、过份地强调因左倾冒险主义而产生的消极因素,为了表现“左”,一定要一个二流子式的人物,作为贫雇阶级的代表,“吃斗争饭”,“不劳动”,“不正派”等等,使人看了可恨可憎。而对于消灭封建,土地改革的伟大成果,和贫雇农在这一伟大运动中的革命作用,则被冲淡,或忽略,甚至无形中否定了。当然,侵犯了中农,是错误的,不许可的,所以要自我批评,要纠正过来。但我们在左的消极现象方面,反映的倒不少,而积极的目的——纠正偏向后团结生产,和正确的自我批评精神,则十分不具体,没力量。
选择民主整党主题的作品,同样缺乏根据党的路线政策,加以批判分析。多数还是过份地、不全面地强调了党员干部的不纯部分:贪污、腐化、多占,作风不纯、思想不纯。把某些工作组在执行整党政策中的“贫雇路线”,“踢开老基础”的错误作法,不正确地、固执地写成是农村支部的错误。因此就夸大了党员干部的消极和黑暗的东西,而对于战胜日寇,胜利地进行了伟大的爱国战争,消灭封建,领导生产运动,这些不应该在整个作品精神中忘记的东西,都很含糊,或者没有。这就很能使人怀疑:解放区农村史无前例的伟大变革,是谁领导的,从何而来的?文艺作品对社会生活现象,必须分清:什么问题是本质的,主要的;什么问题是非本质的,次要的。因此,批判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是十分需要的,绝不是叫我光说好不说坏,报喜不报忧。但应肯定:这是前进中的缺点或错误,我们是在热情与严肃的进行斗争,而不是眼巴巴地对着错误现象,呶呶不休。这是马列主义的现实主义的文艺创作方法,它是和小资产阶级看病不开方的纯客观主义的文艺创作方法的分水岭。这一立场和目的性必须明确。
二、党的领导问题
在数十万字的作品中,不能明显地看出我们所以能战胜一切的根本原因,是有共产党的领导,这是一个天天在看,又为很多人所熟视无睹的问题。过去很多文艺作品忽略了这一点,今天也未被大家所注意。
不少作品,都曾写了一个“工作员”,又都企图把这个工作员作为党的代表来出现的,但差不多反而写成了个官僚主义分子,在作品中,看不出他是代表战斗的共产党的。当作者在写群众发生问题写不下去发生障碍的时候,工作员就应时的出来“救驾”了:背诵几句政策条文,说两句党八股和现成的口号和政治惯语,就算胜利地解决了问题,很不容易看见他如何去深入了解群众思想,在群众中进行艰苦工作,具体的体现党的政策与主张。同时也很少看到:经过多年严重斗争考验的农村支部,如何领导群众斗争的事实。
中国人民所以能翻身,是因有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这是不许可忽略的真理。
三、表现手法的两种偏向
很多作品,在表现手法上,不是脱离人物故事思想感情的生硬的、干巴巴的政治说教,就是离开政策指导的材料堆积。对现实农村群众的生活,了解和观察不深刻,不能从伟大的革命战争时代所引起的一切状态、思想感情、生活方式等等去洞悉人民的灵魂。所以表现的人物,都是平板而不生动。政治思想,又不能从人物、故事的行动中溶化集中表现,只能在生硬干枯的政治说教中来求解决,不少作品夹杂着长篇大论的政治训话,原因就在这里。另外是当作者无法写出新的革命的人物时,就无中生有地,写一个十四五岁的,聪明玲俐,活泼捣蛋的小孩子,上通天文,下晓地理,总路线总政策,从农村到城市,什么都懂、吱吱哇哇在舞台上现身说法,作为剧中的理想新人物。一个小孩,天真纯洁,易信真理是可以的,什么都了解就太虚幻。可是这个公式主义,已变成流行病,从过去的太行剧团、人民剧团直到专县剧团,特别是这一次的作品中,出现了不少这类“小天才家”,“小政治家”。这就使真实性大为减色。艺术没有真实性,是不会有生命的。
也有不少作品,完全或多多少少地,不从政治思想政策思想的指导下,把客观发生的各种事件,加以批判分析,集中表现,而单纯的把许多表现现象,原封不动地搬到纸上去。什么事情也谈,什么事情也谈不透。不从各阶级的各类型人物,各类型干部与各类型群众,加以阶级分析,再集中表现,而是什么人物也有,什么人物也没有个性,作品本身又缺乏故事性。而这一切,恰恰又是在戏剧艺术中十分重要的。
文艺作品,要想同时解决很多主题,是很吃力的。这就使不少作品枉费了功夫。包罗万象,长篇大论,就把回答现实生活中某些问题的良好意图,使之落空了。
艺术作品,要求有生动活泼的感动力;生硬的政治说教,不容易产生良好的效果。不从马列主义指导下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集中典型来表现,就会使作品软弱无力。
四、前进面与落后面的表现;丰饶的风趣和庸俗低级思想的处理
很多作者,没有正确地解决上述的问题,每每在写黑暗落后的东西,倒是兴趣横生,有声有色;而对光明与前进的东西,则如嚼破絮,枯燥寡味。如反迷信的作品,几乎全部是谎诞离奇的传说。白日见鬼,兴妖作怪的玩艺儿,写得淋漓尽致,煞有介事,颇为突出,使人看了有阴风惨惨,鬼影憧憧之感。这类作品的题材,都从这两个方面来:一是历史传奇故事,如“河伯娶妇”,“关公制周仓”,“周仓整观音”等等;一是农村中的神婆活动,怎样下神捉鬼,招魂治病,误死人命,最后是巫神坦白等等,千篇一律,大同小异。一般都是以大部时间和篇幅来写这些,最后留根老鼠尾巴似地来揭破它,而这根尾巴,都是闹个笑话形式来结束。这类作品占全部作品的最多数。这也说明迷信是现实农村中急须解决的问题。同时也说明作者对这类谎谬怪诞的故事,颇有兴趣。可是如此写法,在今天农村群众科学知识还不高的情况下,它的正面作用,远不如副作用大。人民剧团演出“红鞋女妖精”后,把许多小孩和勤务员吓得不敢上茅房了。
某些作品,庸俗的低级趣味思想是存在的。为了要逗观众发笑,无因无故加个不必要的,与戏毫不相干的噱头。如母女在敌人“清剿”的逃难中,尽情地开玩笑。战争如此严重紧张,那来这样的闲情逸致?而且农村的母女关系上也不自然。特别是关于两性问题,赤裸裸地在舞台上表现,这是十分低级的。写敌人对妇女的侮辱,不能正面来写,否则必然会使某些观众哄然大笑,绝不能增强群众同仇敌忾。戏剧艺术上,越是粗野的侮辱,越要严肃的处理。无产阶级的文艺,是要求有战斗的崇高健康的文化生活,绝不能延展到庸俗的腐朽的堕落意识的笑话上去,特别在戏剧上,必须注意艺术的严肃性。
五、语言和形式
不少作品,在语言上形式上写得很好,唱词上,学会和吸取了民歌中的描写法、比喻法、衬托法,而且采用为群众所喜闻乐见的诗歌形式,但也有采用很狭窄的地方土语(地方土语在当地的演唱上,完全必要,但对一部作品来说,则至少应有相当的全区共通语言,否则就限制了作品的推广),也有俚俗语的硬套。有的作品,写的是中国形式,但夹杂着半中半西的生硬的欧化言语,使得作品在情调上不协和,念给群众听,会感到不熟悉。通俗作品,应该使群众能听懂,通俗的诗歌,我以为必须是能上口的。
有的作品(戏剧),存在着戏剧八股,公式主义,收场必定是个大合唱或大齐唱,而又必定是秧歌舞,而唱词必定是“毛主席象红灯”,“共产党是救星”等等。故事的发展,不一定最后是个大合唱,大秧歌的插花舞;毛主席和党是应该歌颂的,但应采取与群众切实相联的内容和语言形式来歌颂,缺少这一点,就不自然了。
六、旧剧形式的历史剧创作
作者一般对历史材料了解研究还不够,缺乏正确的历史观,也有歪曲了历史的(如果是用历史的唯物主义去改正过去为统治阶级所歪曲了的历史,是可以而且应该的)。在写作上,还仅仅限在形式上的套来套去。写农民起义的史料,和其他的帝王将相在舞台上出现,是一模一样的,只是换了个名字而已,不能写出历史的真相与因果。而且有很不合情理的现代语言:如“反对帝国主义”,“解放人民”,“反封建”等现代政治斗争口号出现,这是不妥当的。我们不能把历史死去的人物,硬拉到现在来活,同时也不能把现在推到数百年前的枯骨堆中去。我们写历史剧,是要从历史上吸取教训,而不是以现在的政治斗争来修改它,而且也是修改不了的。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我们对党的路线政策不了解,理论水平还很差,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还不熟悉或缺乏明确理解。因此,使我们有的作品,未能达到政治上、思想上崇高丰富的境地。也有很多是技术上和经验上的问题(如缺少舞台经验,创作剧作就有困难,但多写几回就可以克服的)。我以为提高政治理论水平是根本的,因为如果进行文艺创作,不了解不研究党的路线和政策,很难正确反映人民之所以胜利的根本原因。
如作为群众性的,业余性的文艺创作来说,成绩是肯定的,并值得表扬。但要作为作品,是供给群众看或听的来说,就需要提出来,因为观众不管你群众性不群众性,业余性非业余性,他是从作品的演或唱上,直接感到完满或不完满的。
以上提出的问题,不一定对,只是把感觉提出,作为参加创作的同志共同来研究这个问题的一块引玉之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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