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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重要更正
本月六日本报有一部分一版头条第九行第个七字“钦”误为“欢”。第十一行第十七字，第十六行第廿七字及第二条新闻倒数第廿一行第八字“尤”误为“元”。头条新闻的第十三行第三字，第十六行倒数第七字及二条新闻的倒数第廿行第十字“楷”误为“锴”。特此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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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地主之家
这本书，是高尔基所推崇的世界名著之一。作者谢德林，以善于揭露和讽刺旧社会的罪恶与黑暗，著称于当时俄国的文坛。故事的内容，是叙述农奴制度废除前后（一八六一年前后），一家俄国地主——戈罗维略夫家的没落和毁灭。故事指明了，戈罗维略夫家（俄国地主阶级的代表），由于：一、家族成员，一般的缺乏生产能力；二、贪婪、怠惰和酗酒；注定了这个阶级除灭亡以外，没有任何别的出路。在作者深沉的笔触下面，地主家庭的阴暗生活，是这样的刺人心目，以至使人觉得如果不把这个阶级——地主阶级，送进坟墓，简直就是人类的一种耻辱。
把这本书里的俄国，和今天的苏联，对比起来看，将更生动的告诉大家：地主——作为一个阶级，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只要是有地主存在的地方），都必须灭亡，而且一定要灭亡。同时，当消灭了这个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阶级之后，人类社会，便将走进一个新的发展时代。
华北新华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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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获鹿牲口严重死亡
县委迟迟不加解决
死亡原因：
侵犯中农所有权
伙喂办法有毛病
【本报讯】总分社记者报导：获鹿县自今年三月以来，死亡牲口很多，其中绝大部分是果实牲口。仅六区即死骡子六十一头，驴五十八头，牛十头，马一匹。据估计全县牲口死亡数至少在二百头以上。以每头牲口种地五十亩计，有一百顷地的畜力丧失了。这对生产的影响是很大的。记者访问了几个村庄，发现牲口死亡的主要原因，大多是果实牲口没有及时分配，集中伙喂，管理不好死了，有的是强制中农的牲口与贫农共组互助组，没有等价交换，光使不喂，因而累死。
六区小于底村于三月间分完了地，工作组即主观的在全村组织了二十八个大互助组，每组合一顷多地，组内各阶层都有。大组内又分若干小组（三五户不等），把组员的牲口水车平均分配公用。开始讲的是人力与畜力变工，贫农给中农做活，中农叫贫农使牲口。组织好了，有些贫农不经中农允许就把他的牲口牵走，使完了不喂即送回去。这些中农人畜力均不缺乏，用不着或很少用着贫农干活。有的中农自己有活，不愿叫别人使牲口，有的贫农就说：“咱们是一个组，不叫使，到贫农团见”。中农郝不喜连租种地共四十余亩，喂两个骡子，他的地与骡子编到组里，骡子都累死了。中农郝志伦十口人，种廿多亩地。他组里牲口多，就把他一头骡拨到别的大组里去，这个牲口原很壮实，十余天后牲口使的要死了，吃了五六付药才治好。该村生产组织至四月十号左右才经区上解散，至此已死了三个牲口。
六区北郄马村（三六○户），分牲口时按填穷坑方式，根据地亩分，每个骡子合计种五十亩地，五户以上才能伙分一头骡子。这些伙分牲口的小组有些不是自愿结合的。分得牲口后，各户按地多少决定使用与喂养天数。喂一天用二升料十五斤草，日久喂不起，牲口吃不饱。各户均积活很多（人能办的事也给牲口留着），牲口得不到休息，今年天旱，牲口不分昼夜的拉水车，不久牲口就使坏了。各户互相埋怨，想卖了或换成小牲口，领导上又不许可，该村牲口就这样连累带饿死了十头。
城区东关有九个果实牲口，由农会雇长工喂着，因照顾不好死了四头，被偷走一头。曹庄农会雇了三个人专门喂牲口，每月每人六十斤米，日子一长，农会渐渐负担不起了。南关果实牲口没分，由群众（小商人多）轮流到农会去喂，农会买草料。草料用的也不少，牲口却喂的瘦弱不堪。六区方村是个集镇，有四百多户，商贩分了牲口，不会照顾，死了十头骡子五头驴。三区红山的商贩多不愿要牲口，分了后自然不会很好的喂养，已死了两个。
石桥村三户分一头骡子，两户分一头驴，开始是自由结组分的，大家很高兴。后来时间长了，“你说我使的多，我说你喂的草料少”，不在组的也任意借用。得牲口户认为这是果实牲口，不同自己买的，不让人家使不合适。慢慢的闹起蹩扭来。据说该村已累饿死了三头牲口。六区赵卜口村，三户分了一个牲口，他们错认为“牲口是白手得来的，死了拉倒”，于是有人使没人喂。有三户分了骡子一头，其中一户把骡子牵到井上拉了一夜水车，第二天清早喂了几把草，又套上拉到响午。其他两户也争着使。
对于这种死亡牲口的严重现象，该县领导上并未及时发现，以后发现了也未引起注意，立予纠正。据县农会主任郝老海同志谈：麦收时已发现这种现象，曾向县委书记曹同志建议设法纠正解决，但曹同志当时认为“这是免不了的”，没有十分注意，一直拖延到七月下旬，六区死亡牲口增加到一三二头的时候，县里才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订出挽救的办法，规定喂养不起的果实牲口，可以变卖分款，或换成小牲口分养，或将牲口卖给本组一户喂养。（光明、杨青）
编者按：这种迟缓的作风，是十分有害于人民事业的，望能注意加以克服。这种现象不仅获鹿有，据各地来稿看，似乎带有相当的普遍性，我们希望各县区领导上应立即进行普遍深入的检查，克服这种错误思想，坚决纠正强迫互助、侵犯中农牲口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左倾偏向，把互助组真正树立在自愿等价的原则上。果实牲口最好以公平合理的办法分配下去，使主权真正归于个人。若干户伙喂牲口，只能在他们自愿伙喂时实行；否则对生产有害无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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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追求大队形式错了
四园村改组小型互助
【太岳电】沁源四园村著名的王永厚互助大队，经过深入检查，改变组织形式，以自然村为单位，改组成小型互助组。四园村系王家园、马家园等四个山庄合成，过去全村组织了一个大互助队，依靠领导上的周密计划，曾省了一些工，起过一些作用。今春经过深入检查，发现这种大规模互助形式很不适合分散的山庄。集中时耽误时间很多；统一拨工，既误时间，又不周到；虽然使用了工票制度，但因人数太多，结算帐不方便，也就有些工资拖欠不清，造成了不等价；加以大块地不多，人多了反倒费工，吃饭也不方便，总之，在小山庄用大队的形式，坏处多好处少，因此决定改变组织形式，以自然村为单位，组织小型互助组，人数三五人到十来人不等（不但小山庄用大队形式是错误的，就是在大村庄平原追求大队形式也是错误的，对互助只能根据群众实际情况和要求，大就大，小就小，如果不组织为好，就不组织，追求固定的大队形式是形式主义，应纠正——编者）。这种小型组完全克服了上述缺点，并便于支前参战和吸收妇女参加生产。今年参战任务较过去繁重，但小组轮流倒换出去很方便，下种锄苗都按时完成了。谁家男人出去了，家里的妇女很自然的就会要求参加互助组。侯家园温官兰妇女互助组把家里谷子玉茭都锄了，还出外锄苗赚回两石一斗米，各组半月（也有一月的）算帐一次，计工办法采用过去的按活计分，按分记工，各组接受过去处理余工的好经验，严密计算地里生活，留下需要的人工，多余的劳力就出外卖晌。锄苗前组织牛工出外犁地，就购了十来石粮食，现又抽出十七人出外卖晌，全村近二千亩秋地，都及时锄过二遍，现已开始锄三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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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没有及时检查纠正偏向
建屏农贷半数未发
【本报特讯】总分社记者报导：建屏县委工作会议中，对农贷工作经常论及，头次向各区分农贷数字时的讨论也很详尽，但由于没有认真注意具体领导，即韩县长所说“没有扭过劲来。”因而决议精神不能彻底贯彻，发生偏向未能很快的发现与纠正，所以现在真正贷到群众中去的数目尚不足全县总额的一半。县生产推进社是农贷工作的主要负责机关，但它以廿三个干部去做买卖，只有五个干部负责农贷。五个人中，除信用部部长会计各一人（尚兼有其他事务）外，一个干部专门负责兑换钞票，一个干部被调到县委举办的区村干部训练班管了伙食，一个干部与实业科在观音堂搞农贷示范村。这个示范村的经验，领导上没有注意总结推广，所以成绩虽然有，但在全县说来仍是孤立的一个点。县级各部门，除实业科下乡干部稍带检查一些农贷情况外（近日有两个干部在专门检查了），始终没有较普遍或较深入的检查过一次。据记者了解，区领导工作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根据县分配的农贷数字，区主要负责干部共同讨论后，通过区代表会或村干部会分配到村，让村干部直接掌握发放，这样就发生了平均分配和分配不公的偏向。如三区共五十二个行政村，有四十七个村分到了牲畜贷粮，其中七个村每村八百斤，三十九个村每村七百五十斤，一个村三百五十斤。区里为防止村中发放的分散，曾“限定”了各村发放的户数，湾子村贷粮二千一百一十斤，区“限定”它最多贷给十六户，因为只是“限定”，没有打通思想，村干部在区登记了十六户，回村后实际上分给了四十来家。又因为分配时为少数干部掌握，不经群众公议，有些贷的很不恰当。如韩忽通在外边放着七斗玉茭的帐，又贷粮三十五斤，孔二活赌钱输了六十斤棉花，一头驴，村干部又贷给他二百五十斤牲畜贷粮。群众对这些很不满意。老坟沟四十三户人家，四十户分了贷粮，分十斤粮食的有十多户，好几户每个人只得二斤粮，闹的谁也解决不了问题。七区秋波洞头次贷粮，按人头分给了四十户。家里人口多的每人二斤，人口少的每人三斤。牲口贷粮一千斤，不经大伙商量，村长让四户有牲口的人领走了，没牲口的想贷贷不上。三区区委书记认为农贷没搞好的原因是：“没有典型示范，没有具体组织领导，也没有进行检查，区干部作了别的工作。”（驻各区的生产推进社办事处也是以供销为主。对农贷工作的领导，除主任与区委、区长共同向村分配数字外，就是专办手续），这类由于领导上的放任自流而发生上述偏向的村庄，据实业科对科长说，在三、七区是大部分。另外一种发放办法，是强调贷给组织起来的群众（县里开始是这样布置的，）组织不起来不发放。怎样进行组织起来，干部没有具体领导，六区这样工作的结果，今年分配贷粮六万五千九百二十斤，截至七月十日，只贷到户里四千三百七十余斤，广大要求贷粮的群众因为“组织”不起来，仍然贷不到手。此外，县向区分配贷粮中，分成了生产渡荒、牲畜、纺织、农具四种项目，各有具体数字，强调专款专用。四区分配牲畜贷粮一万九千二百斤，生产渡荒粮二万五千斤，结果生产渡荒粮用尽不够，牲畜贷粮发不下去。挪用需经县批准，也影响着农贷发放的迅速。贷往二区的粮食，存在一区下寨和马峪，往返一趟四十里至一百里，给二区贷粮群众增加困难不小。截至七月十日止，全县贷到各户的数目尚不足全县分配总额的二分之一。（柴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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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组织群众生产还帐
平顺达驮村合作社办法好
【太行讯】平顺达驮村召开全村群众大会，讨论整顿合作社的问题。该社今年三月结算帐目时，只赚洋十万元，除家具及外欠（外欠共十五万元，都是本村群众借的）占有外，合作社流动股金就很少了，大大的影响了营业的开展。去年年底合作社即感到外欠过多，影响营业，曾叫群众清理帐目。那时只是单纯的要帐，群众还不起，有的准备以股金顶帐，有的抵抗不还。社员刘怀德说：“你给我算算帐，抽出股来还你吧”。路才说：“合作社要帐真急，不照顾群众的困难”。直到现在欠帐还未要清。这次讨论整顿合作社，决定首先清理外欠，组织群众生产，赚钱还帐。会后即组织大家刨药材，合作社负责收买出售。全村组织了全半劳力七十人。两天即刨白芝三千三百斤（每斤四十五元），高本三百斤（每斤一百五十元），还清欠合作社的十五万元，还余四万三千五百元。群众十分高兴，李贞则说：“我欠合作社四千元，费了一天工夫就还了帐，还余下五千元”。原拴则说：“我家早就没有吃的了，怎能还帐呢？刨药材除还了帐，余下钱还够买半月的糠菜吃”。刘拴戍没参加刨药材，很后悔的说：“我就没认为这还顶事，谁知人家都还了帐啦，可得赶快干哩”。
（张怀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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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华社信箱
关于农业社会主义的问答
问：毛主席四月一日在晋绥干部会议的讲话中说：“现在农村中流行的一种破坏工商业，在分配土地的问题上主张绝对平均主义的思想，是一种农业社会主义的思想。这种思想的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我们应当批判这种思想”。农业社会主义思想是一种什么思想？它为什么是反动的？
答：毛主席在这里所说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是指在小农经济基础上产生出来的一种平均主义思想。抱有这种思想的人们，企图用小农经济的标准，来认识和改造全世界，以为把整个社会经济都改造为划一的“平均的”小农经济，就是实行社会主义，而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的发展。过去历史上代表小生产者的原始社会主义的空想家或实行家，例如帝俄时代的民粹派和中国的太平天国的人们，大都是抱有这一类思想的。
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平均主义思想，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有革命的与反动的两种性质。
从农民平分封建阶级的土地财产这方面来说，这是革命的方面，正确的方面。因为封建的土地财产关系，以封建主义的制法束缚农民、剥削农民，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农民平分了封建阶级的土地财产，就是把封建的土地财产变成农业直接生产者——农民的土地财产，使广大农民获得改善生产条件的基础，提高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并为工业的迅速发展创造了一定的条件。这是一种伟大的最彻底地扫除封建制度遗迹的革命运动。因为农民的反封建的平均主义有这种革命性，所以我们共产党赞成并帮助农民实行了平分地主及封建富农的土地财产。但农民的平均主义，仅仅在平分封建的土地财产上，有其革命性，我们也仅仅在这种时候才去赞成并帮助农民们实行这种平均主义。除开这种场合以外，农民的平均主义，我们都是不能赞成和实行的。而且农民这种平分封建土地财产的革命，其性质，也只是反对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而并不是反对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如果把农民平分封建土地财产的革命，误解为是实行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那也是完全错误的和极端有害的。
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平均主义的反动方面、错误方面，就是它在主观上思想超越这个反封建主义的界限，不愿限制在平分封建与半封建的土地财产的范围以内，并且还要平分社会上其他一切阶级、农民一切阶层（例如中农和新式富农）和其他一切人等的土地财产，还要平分工商业，并把这种一切平分称为“共产”，或称为“社会主义”。这就是一种绝对平均主义，这就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因为这样平均的结果，不独是要破坏封建的土地财产关系，而且要破坏非封建的即自由资本主义的财产关系，就是要平均主义地破坏工商业及一部分中农和新式富农的土地和财产，因而也要打击广大工业和农业生产者的向上积极性。这样，就不独不能提高社会生产力，而且必然要使社会生产力大大降低和后退。因为这种绝对平均主义主观地希望把那在工业上和农业上已发展了的、和正在发展（这种发展在目前阶段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的社会经济，还原为封建时代那种孤立的小农式的社会经济，把那已发展了的和正在发展的工业，以及建立在工业与农业的发展基础之上的商业，还原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这是违反社会历史的发展、违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使之后退的。所以这种想法和这种做法，乃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
平人封建半封建的土地财产的土地改革，并不是实现社会主义，并不是“共产”。因为土地改革只是废除封建阶级的私有财产，没有废除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在客观上还为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扫清道路。因为在土地改革之后，农村中的经济竞争，不可避免地曾有新的发展，并使农民之间不可避免地会有新的阶级分化，而绝不能永远保持平均的小农经济。农民在分得土地后，是作为小的私有主而存在的，他们的生产条件不可能完全相等，尤其不可能保持不变。有些农民，因为生产条件比较有利，又努力生产，善于经营，他们的经济就可能发展，而逐渐地富裕起来，其中有小部分就有可能进行剥削，而成为新的富农。而另外有些农民，因为生产条件比较不利，或者不努力生产，或者不善于经营，或者遇到某些不可抗拒的打击，他们的经济就不能发展，而逐渐地穷困下来，其中有一部分就不能不受人剥削而变为新的贫农或雇农。这种竞争与新的阶级分化，即在新民主主义的社会里，也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被允许的，不是可怕的。因为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之下，只有允许这种竞争，才能发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把农业经济广大地发展起来；所以这种私有经济基础上的竞争，有其一定的进步性。抱有农业社会主义思想的人们，看不见土地改革后这种可能的社会变化，看不见这种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仍将存在，而以为可以在反封建的土地改革中及土地改革后，就能够造成全体农民在经济上与生活上的平等或划一，否认或者反对这种竞争和分化，结果就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而成为一种反动的空想。
上述那种竞争和分化，如果是在旧资本主义的社会环境中，那可以因为自由竞争与资本主义垄断的无限制的发展，而一直分化下去，以至太多数农民在土地改革中所得的利益，化为乌有，例如很久以前法国与美国在土地改革后的农民那样。在那里，土地改革是由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政党领导的，不是由无产阶级及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所以，在土地改革后发展了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其结果，农村和城市都有激烈的无限制的阶级分化，一方面造成了垄断全国财富的少数大富翁，另一方面，把大多数人民变成极端贫困，变成了大资本的奴隶。所以仅仅实行土地改革，如果不同时实行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之下的一系列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并在最后实行社会主义的制度，大多数农民的解放还是不可能的，大多数农民的贫困与破产，还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在我们中国今天的土地改革，不会走到那种结果，因为中国今天的土地改革是在无产阶级及其领袖共产党领导之下实现的，并且已经实行以后还要系统地实行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所以大多数农民在土地改革中所得的一切，只要自己努力生产与善于经营，就有可能发展起来，就有可能不至重新丧失自己的土地财产而穷困下来。因为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内，自由竞争与阶级分化虽是仍然存在，但不是没有限制的，如资本主义各国所已有过的那样。毛泽东同志在其新民主主义论中早已指出，由于中国经济的落后性，我们的新民主主义经济还必须容许“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存在和发展，在农村中则须容许新式富农的存在和发展；同时，决不能让少数资本家少数地主“操纵国民生计”，绝不能建立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社会，更不能恢复旧的半封建社会。我们经过毛泽东同志指出的这种道路，一方面，要在共产党与新民主主义政府的领导之下，根据农民自愿（不是强迫命令和矫揉造作）与等价（出劳动多的得多，出劳动少的得少）的两个原则，采取那种为农民群众认为有利与合理、能为群众自然而然地接受的一定步骤与各种可能形式，以发展农村中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私有财产基础上）的变工合作，“在变工合作运动中，同样地要发展竞争与竞赛”；另方面，要经过我们新民主主义政府对于广大农民生产给以财政投资及经济和技术的援助，这样就使大多数努力生产的农民在从封建的压迫解放出来之后，可能保持中农的地位，避免因受垄断资本家的压迫而重新陷于破产，并且会使他们的生活步步向上。同时，我们的工业则可以利用农村因发展变工合作及提高技术而过剩出来的广大劳动力，获得广大的工业后备军。这种工业后备军，也就会和欧美资本主义国家那种因资本压迫、而破产出来或被排挤出来、并更成为资本自由掠夺的对象的工业后备军，有所区别。我们在土地改革后，一定要走上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这种新民主主义的道路，而决不能走资本主义国家的道路。无产阶级的领导，保证我们走这样道路。但是，必须知道：要达到这种新民主主义的合理结果，决不是没有困难没有斗争的，而是一定会有困难，一定会要进行必要的斗争，因为还有不少的资本家和富农要走旧资本主义的道路；因此，一定要依靠共产党的正确而坚强的领导与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努力，才可能步步克服旧资本主义的抵抗及可能遇到的各种困难。
然而，即使如上所说，在旧民主主义的国家内，土地改革后农民中一定程度的阶级分化，仍然是不可避免的，农业上绝对平均主义的发展，仍然是不可能的。
中国工人阶级领导农民与其他人民，进行土地改革，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这是农民解放的第一步。中国工人阶级领导农民与其他人民，经过另一个阶段的历史斗争，实现社会主义，这是农民解放的第二步。社会主义不是依靠小生产可以建设起来的，而是必须依靠社会化的大生产，首先是工业的大生产来从事建设。只有社会主义才可能消灭一切的贫困，才可能最后来解放农民，才可能使阶级逐步归于消灭。但我们要达到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的工业和农业，必须经过新民主主义经济一个时期的发展，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大量地发展公私近代化工业，制造大批供给农民使用的农业机器，并因此将农民的个体经济逐步的转变为集体农场经济之后，才有可能。没有工业的大量发展，没有大量的成千成万的农业机器供给农民使用，并使农民有可能团结于集体农场之中，而要实行社会主义的农业，那只能是反动的思想。带有农业社会主义思想的人们，想在孤立的单个小生产经济的基础上，采取绝对平均主义的办法，来企图实现社会主义，就正是这样一种反动的思想。其结果，决不是什么社会主义的农业，而将是社会生产力的破坏与倒退。当然，即使在社会主义社会，也不能使所有的人在生活上的完全划一，也和农业社会主义者的反动观点完全不同。在社会主义社会（即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所能实现的原则，乃是“各尽所能，各取所值”。在劳动中生产得更多更好的工人与农民，他们取得的报酬就必定较多，而生产得较差的，所得的报酬就一定较少。社会主义社会决不容许不劳而获，也决不容许偷懒的人与积极劳动的人取得同样的报酬与享受同样的待遇。
只有经过长期的社会主义经济的高度的发展，并使共产主义的制度得以建立起来之后，就是在建立了“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社会制度之后，社会上一切人们生活上的平等，才可能实现。
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把历史看成是生产发展的历史，是生产人民的历史。重复地说，平分封建的土地财产是从发展生产力量这一个基本点出发的，是为的把不事生产的、寄生的、腐朽的、反动的封建阶级所霸占的生产条件交给直接生产者，是为的彻底破坏封建的生产关系，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生产关系，以利社会生产力的广大的发展，而绝不是为分配而分配。在土地改革中分得一定份量的土地财产的贫农与雇农，此后必须努力生产，改善生产技术，进行生产的竞赛，即依靠自己以及群众间变工互助的劳动，以提高自己的经济情况，决不能还等待什么分配又分配，或只把希望寄托于民主政府的救济又救济。必须知道，如果不努力生产，广大的发展生产力，即使按照农业社会主义的反动空想，采取冒险办法，而把社会上一切阶级一切阶层的土地财产按绝对平均的方法分配了，那也是没有多少东西可以长期吃用的。所得的结果，一定仍然是大家的一场贫困。所以，一切共产党员必须巩固自己关于发展生产的观点，而在土地改革中的一定场合以及土地改革之后，必须特别对于贫农和雇农，认真的进行发展生产的教育，同时也对于中农及其他人们进行发展生产的教育，并继续实行对于提高生产的必要奖励。特别在土地改革之后，进行提高生产的教育，与进行生产互助组织，以保障大多数农民都能生产发家，都能过富裕生活，乃是共产党员在农村中的根本任务。必须用这些提高生产的教育和发展生产的活动，以扫除农业社会主义的空想，并由此得以顺利地完成其他为当前革命所必需的工作。
（新华社陕北四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