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版()
专栏：
蒋家匪帮垂死进行法西斯恐怖
野蛮屠杀昆明学生
被杀死伤一百多被捕达五百人
学生坚强反击用砖石回答枪弹
【新华社陕北三日电】紧接北平“七、五”惨案之后，国民党反动政府又于七月中旬在昆明制造了更野蛮的屠杀和逮捕学生的血案。据各方消息报导此一事件经过如下：
昆明各大、中学学生，为抗议六月十七日反对美帝扶日大游行中二十九名同学的被捕，于六月十八日起总罢课三天，要求无条件释放被捕者，并在罢课期间出发街头进行爱国及反迫害宣传。各中学学生为抵抗反动派的继续迫害起见，纷纷搬入云南大学及南菁中学两校集体居住。（六月十九、二十日，七月二日天津大公报及北平新生报六月二十三日消息）
在此期间，国民党反动政府仍继续镇压学生。七月一日下午，在正义路逮捕学生宣传队二十余人（天津大公报三日讯）；八日晨，逮捕天祥中学训导主任卢富生，并枪伤南菁中学等校学生三人（天津民国日报九日讯）；七月四日，悍然解散云南大学附属中学。但这一切并未能遏止昆明学生热血沸腾的爱国斗争，他们坚持全部被捕同学未释放前决不迁离云大与南菁中学。
七月十五日清晨，国民党反动政府派遣大量警察、宪兵分别包围两校，此一大屠杀案即告开始。据塔斯社南京七月二十六日电引中大周报通讯报导云南大学一校情形称：“千余名武装警察和宪兵在云南省主席卢汉在昆明警备总司令何绍周指挥下，包围了云大的一所房屋，并发动武装攻击。学生们投掷砖头和石块来回答枪弹。步步与机枪开火的结果，学生一百五十余名被杀或受伤。”另据中央社透露，军警于十六日将学生全部逮捕。该校理化室全部被毁。在南菁中学，据中央社十五日电透露：经数小时围攻后，当日上午十时许即将全部学生逮捕，该校校长魏泽馨亦在被捕之列。受伤学生甚多。
留居两校的各校学生被捕确数未悉。据美联社上海十七日电引中央社讯为四百到五百人。被捕师生中除部分将被送往法西斯的“特种刑事法庭”外，据中央社透露，被送入集中营式的所谓“夏令营”“受训”者即达三百三十七人。
国民党反动派制造此一大屠杀案后，复继续施行种种摧残教育迫害学生的措施。云南省教育厅于七月十七日撤换省立中学校长十三人，并宣布所有新增私立中学暂时一律不准成立，未经立案之中学不得擅自招生，已立案之各私立中学聘任校长，须先经国民党教育行政主管同意。
国民党反动派在其高压政策在平津京沪等大城市都遭受坚强反击的时候，选择了昆明这样比较偏僻或现已比较偏僻的地方，进行大规模的法西斯恐怖。但是权威的观察家相信：任何这种恐怖决不能挽救反动派的灭亡；一切继续作恶的反动派凶手在不久的将来必不能逃脱人民的正义的报复。
第1版()
专栏：
傅匪在平继续迫害青年
东北籍学生多人又遭逮捕
各地学生教授广泛支援受难者
【新华社华北二日电】综合天津报纸消息：刽子手傅作义继造“七、五惨案”后，复指使其军警特务继续迫害在北平的东北学生。本月九日晨，北大红楼校舍附近东北学生七人被捕，散居各旅馆中的学生亦有二十余人被捕。八日晨东北学生百余人往西郊义地致祭死难同学时，横遭军警包围冲散。受伤学生所住医院至十二日始解严准许探视。据十三日天津益世报报导：调查居住于四个医院的受伤学生中，即有十八个人“至少也得五、六个月才能出院”。在北平医院留医的五个重伤学生，“彻夜哀呼呻吟，因为他们中的都是美造特种弹”。该报在十日的社论中透露：由于军警“用机枪扫射，致使学生中有一条右腿即中枪弹十二颗之多者”。
【新华社华北二日电】综合蒋区报纸消息：国民党反动集团“七、五”在北平屠杀东北学生的血腥罪行，继续激起国民党统治区各地青年学生教授等的愤慨，而东北学生反迫害、反饥饿的正义斗争则获得广泛的声援。天津南开、北洋等四院校学生所组成的“七、五惨案后援会”，于七月九日下午在北洋大学举行控诉追悼大会，通电全国学联及国际学联请求支援。该会除派遣代表赴平慰问受伤同学外，已在各校展开广泛的募捐运动，至九日，仅北洋一校的捐款已逾蒋币一亿元（据益世报数字）。北洋大学东北籍教职员十一日联合发表声明，支援东北学生的正义要求。在唐山，唐山工学院暑期留校学生亦组成后援会，募得一千万元送给东北学生，并于九日素食一天，以表哀思。北平各院校从八日起展开募捐运动。北大学生发起捐面运动，已将七月份应领十五斤配给面票捐与东北学生。北大医学院及沈阳医学院在平学生均组成医疗队为受伤同学服务。北平医院整日挤满着慰问受伤同学的人群，仅十二日一天即有四十七个学校及社会团体前往探视。上海交通大学自治会八日致电东北同学会慰问受难同学，并表示支援他们的正义斗争。
第1版()
专栏：
洛阳学联教联集会
声援北平东北同学
【新华社中原二日电】洛阳市学联、教联及文化界代表数十人于七月十四日在该市民教馆集会声援北平学生、抗议“七、五”惨案。会上各代表纷纷控诉国民党反动集团蹂躏洛阳学生、知识分子的罪行。市府文教局代表号召大家用实际行动来支援全国学生的爱国运动，加强洛市文化界的团结，建设洛阳的新文化。会议通过致电慰问及声援北平“七、五”惨案的东北同学。并致电慰问新由开封抵达豫西解放区的河大教授嵇文甫、王毅斋等先生，表示热烈欢迎。
第1版()
专栏：
培养新民主主义建设的干部
中原筹设中原大学
江汉军区文教工作日渐开展
【新华社中原二日电】中原解放区民主政府为满足知识青年学习要求，及培养新民主主义建设的各种干部，已决定设立中原大学。由陈毅、张际春、刘子久、嵇文甫、王毅斋、罗绳武、张会园等组织筹备委员会，陈毅为主任委员，刘子久、嵇文甫、王毅斋为副主任委员。陈毅于日前特赴该校临时校址视察，并向开封来解放区之大中学生及职业青年讲话，详论解放区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及其与国民党区教育的根本区别。给予各同学之印象极为深刻。嵇文甫王毅斋罗绳武等亦已于二十三日赴临时校址主持筹备事宜。又，与嵇氏等同来中原解放区之河大化学系主任李俊甫、副教授赵丽生，讲师田雨三及诗人苏金伞先生等已于二十日乘车赴华东工作。中学教员恽＠定女士及余级泉氏于同日赴洛阳医师班任教。其余亦皆已各按志愿参加各种工作。
【新华社中原二十七日电】湖北中部的江汉解放区文教工作逐渐展开。江汉行政公署主办的江汉公学第一期三百余人已毕业，第二期正开始招生。第一期学生都是初中以上程度，现已由行署介绍到各机关工作。汉水以南的“爱国民主干部学校”亦于最近开学。“江汉报”、“襄南报”等先后创刊，各销二千余份。毛主席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任弼时同志的“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等小册子，已大批印刷发行，并销行到武汉周围，极得各界人士欢迎。
第1版()
专栏：
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晋察冀行政委员会通知
统一货币与度量衡标准
【本报讯】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与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于七月二十二日发出联合通知称：抗战期间，由于敌人封锁分割，致使两区货币及度量衡标准未能统一，现在我两区已完全连成一片，各部门在帐册、报表、报销手续上，其货币计算，度量衡记载标准及数码定位等，亟应求得一致，不然，不仅增加识别与折算困难，且易发生错误，造成工作损失，兹为今后统一起见，特规定如次：（一）现金收支往来一律以本位币冀钞为计算标准，边币行使按前规定比价（一比十）折成冀钞记帐。（二）度量衡记载标准统一下列规定：１、秤——以市秤为标准，即二市斤等于一公斤。２、斗——以市斗为标准，即小米每斗等于十六市斤。３、尺——以市尺为标准，即三市尺等于一公尺（米突）。财政部门钱、粮、实物收支折米，一律以斤为单位记帐，不必再折斗石。（三）数码定位，一律从个起，每三位数字为一定位处，定位符号均用“，”，不得用“．”号。（四）整数以下使用小数，一律不用分数，其符号为“．”不得用“，”号。（五）凡政府财政金融、贸易、税务及军队供给部门，其帐册报表报销，均须依照新规定办理。因此事牵连到许多具体手续的变动，又分两步实行：１、各部门收支报表、预算、决算，从八月起实行。２、改造帐簿从民国三十八年一月一日起实行。
第1版()
专栏：
城照杨吉成互助组
遇事商量达到团结
【太行讯】高邑城照村杨吉成互助组，从去春成立到现在，一直在向上发展。大家都很团结，生产也搞的有成绩。原因是遇事能大家商量，怎好怎办。如去年浇小苗时，劳力、水车分配不公，有的吃了亏，经大家商量，定出分来，就都满意了。去秋政府号召组织小型社，他们和杨金玉组合并起来，全组共十四户，整劳动力十二个，妇女八个，集股九万元组成小型社，杨金玉被选为社长，杨吉成当了组长。一个月获利十五万元。收秋时经大家商量，由一部分人搞轧花、运输等副业，妇女们参加秋收，作到两不耽误，她们每人干一天赚高粱二升，干的很有劲。到年底，每人一万的本都变成了七万元。为了多生产多赚钱，去年都没有抽股。今春社员中有些没办法的要想抽股，经大家商议，由社内买了四石高粱，借给九家贫苦社员，解决了困难。他们便不抽股了。麦收时全体参加收麦，一天就收了九十三亩。落雨后十二个人、六头牲口，三天中就种了一百十三亩地。据农副业结算，从今年二月到五月，净获利一百零四万八千元。同时地也种的很好。
第1版()
专栏：
托格里亚蒂答谢医生及各方慰问
【新华社陕北三日电】塔斯社报导：意共领袖托格里亚蒂于七月三十日在团结报上发表其受伤后之首次声明说：“我首先得感谢施行手术的瓦尔东尼教授和为我医疗的弗鲁刚尼教授。我知道，要没有这两位伟大的意大利科学家之助，我的生命恐已不救。和他们一起，我还要感谢一切医生和助手，临床侍者和护士，以及意大利国内外向我表示爱护、慰问及祝福的人们。我尚不够强壮，但危险已过，我可以向我全体同志保证，在相当时期内，我将能够重行恢复我的职责”。
第1版()
专栏：
论党的工作中的党委制
在现在正在进行着的党代表会议上，提出许多有关党的工作方法的问题。被提出的问题中，有一个是关于党的工作中的党委制问题。
我们布尔什维克党是社会的积极的改造者。它以帮助党的、苏维埃的及经济工作的干部，理解他们自己的经验，用他们自己的经验教导他们，帮助他们纠正和预防错误，教育他们如何组织群众执行党的指示。
如果党的组织不去认真的集体讨论问题，不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如果党的机关与基层组织是与广大的党员群众联系不够，那它就不能真正去领导。只有党的领导干部在党员面前经常感到自己是对他们负责的，只有遵行党内民主及党委工作制，开展自我批评，真正的政治工作干部才能产生和发展。
在党的实际工作中，有许多集体工作的形式，保证着广大的党员群众积极参加决定问题及执行这些决议。党委制则首先就是说集体想办法，作决议。无论怎样有经验的领导者，就拿省委或区委书记来说吧，仅凭他一个人的经验和知识也不足以从各方面都考虑周到，以制订此一或彼一问题的正确决议。斯大林同志说：个人的决定往往是或几乎往往是片面的决定。
只有在全体党委委员实际参加讨论和制订计划的条件下，正确决定问题才属可能。党机关的任何一个决议，都应当依据多数人的经验，它应当是集体创造的结晶。斯大林同志指出：“如果缺少这一点，如果一个人就作决议，那我们就要在自己的工作中犯最严重的错误。正因为每个人都有纠正他人错误的可能，也正因为我们能接受这些纠正，我们的决议才能逐渐地正确。”
所以某些党的领导者们，破坏党委制决定问题的原则是不可容忍的。某一区委书记认为自己是行政管理者，他常常以个人命令和指示代替集体讨论和集体决定问题。举这样一个例子，在列劈里新党代表会上（阿尔泰特别区）代表们说，区委书记希洛夫同志不考虑党委委员们的意见。或者举这样一个事实，乌里扬诺夫省密列吉斯基区委书记杰民同志，处处剥夺区党委委员的职权，不考虑普通党员的意见。杰民同志经常个人决定问题，在成为事实之后再告诉其他委员。一切事情他都一把抓，他的基本工作“作风”是官僚包办。区委委员们害怕破坏他们和第一书记的关系，默认了他的要不得的工作方法。不久前召开过的区委扩大会上，将这个干部撤消了其第一书记的职务，是完全作得正确的。
这类不理睬集体意见的党的工作者，因而就和党的群众对立起来，他们忘记了政治领导人不是以行政权力而是以自己的威信来深思熟虑的提议去影响他人推动工作，而这是要靠处理问题的学识，善于听取本机关团体成员的意见，说服他们，依靠他们来取得的。政治领导与行政管理工作不同，它要求领导者要尽许多的努力，具备较高的文化水平及善于团结干部于自己的周围的能力。党的工作中的官僚管理除危害我们的事业以外，绝无其它好处。它不是表现领导者的力量而是表现他的软弱。
领导上的党委制，就是说，一个组织的全体成员都被吸引到积极紧张的工作中来。所以党委开会时，如有多数委员缺席，那是不能容忍的。这种降低党委作用的事实，在基洛夫市联共（布）莫洛托夫区党委会已经发生了。在这里经常开多数委员不出席的区党委会议。一九四七年九月十九日和二十五日开的区党委会议，七个委员只有三个出席。在这些会议上通过了吸收联共（布）党员，批准区党委工作计划，在劳动组合“阿尔其尔”（化学家）决定建立基层组织等这一些很重要的决议。另外一些专门问题讨论会，也在多数党委不出席的情形下召开过。在伊凡诺夫省卡佛里洛沃巴沙德区，还有比这更出奇的事，今年一月九日召开的区委会，只有两个委员出席就开了。实际是区委书记阿洛夫同志一个人决定了所有的问题。
用征求党委意见的办法通过重要决议的作法，是破坏党委制的一种形式。例如联共（布）摩达维亚中央局用征求意见的办法通过了以下一些决议：“党领导共和国发展电力化的决议”，“关于中等学校教授伦理学及心理学的决议”，“关于固定共和国集体农场及拖拉机站中农业专门干部的决议”等等。监定干部往往也是征求意见的方式。这类事实在许多其它党的组织内也同样存在着。
有些领导人认为，征求意见通过决议似乎表现着领导的效能。实际上这种方法没有任何效能，只不过是表现了对待问题的官僚事务主义态度。当然，某些无须讨论的问题可以征求意见决定，但是最重要的决议必须在集体领导的全体委员讨论的基础上通过。征求意见的办法破坏着党委领导制，缩小着领导集团中每个成员们的职权，削弱着他们集体工作的责任感。
集体领导就是进一步，随时地接近党员，倾听下级工作人员的意见，依靠党的群众的经验。斯大林同志指示我们，领导者的眼界显然是有局限性的，因为他们是从一方面，从上面观察问题。相反的，群众是从下面观察问题。他们的眼界同样也是有局限性的。“为求得问题的正确解决，必须结合双方的经验，只有这样，领导才会正确。”（斯大林）
各个工作部门的工作人员要参加扩大会及积极分子会。如果党委会及积极分子会组织得好的话，它们就能使领导人运用这些工作人员的经验，在布尔什维克批评的基础上揭发缺点，给该组织的活动指出正确的方向。但是也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就是如当党委扩大会及党的活动分子会，降低到教训领导干部的学校的时候，这就必须纠正。这些会议不是每个地方都经常召开。苏联共（布）乌兹贝克斯坦中央全会，在一九四七年仅仅开了一次。布列安斯克省伯采市委在去年十个月中也只开过一次扩大会。沃洛诺克斯基区委保加尔及布列安斯克省其它区党委的扩大会也召开的不多。在扩大会及积极分子会上的严肃地讨论问题，有时为铺张形式所代替，会议讲台用来大演其讲，而批评及自我批评则平静无声息。
党委工作制要求领导人善于听取全体委员的意见，考虑他们的建议，勇敢地接受对自己缺点的批评。他不能认为批评指责有损自己的威信，不得把个人自尊心置于事业的利益之上。斯大林同志说过：“善于集体行动，个别同志的志愿准备服从全体的志愿，这就是我们布尔什维克是真正勇敢。所以，没有这种勇敢，不善于克服（假如你愿意的话）自己的自尊心，并且服从集体的意志——没有这些品质，就没有集体，就没有集体领导，就没有共产主义。”
党的领导人应当成为布尔什维克对待党员批评及正当指责的模范。然而某些领导对批评兵刃相加，认为它是“对个人的侮辱”，是“威信的损害”。在伏诺希洛夫的党代表会议上，代表们在干部问题上，对省委书记也姆钦科同志，作了严格的确当的批评，他在自己的发言中打击代表，并将干部工作乱无头绪的责任加在下级党的工作人员身上。新西伯利亚市委委员布拉希列夫同志不承认对自己工作的批评，而斥责发言的代表，说他们似乎“无所事事，事以批评为能事”。
也有这样的工作人员，他似乎同意批评，倾听指责，表面上准备勇敢接受批评，但在实际上，他不采取任何办法，实行那些会议上提出来的问题。这种对待集体意见的态度，其害处并不亚于直接了当的不愿考虑意见。二者结果相同：降低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及其纠正错误的责任心。
党委工作制并不是说任何问题都要提到会议上解决，如果它不需要讨论，也可以个别处理。在这些情形下，此一或彼一组织的领导人，不要害怕担负决定问题的责任。但是必须注意党委工作制，集体讨论并决定问题，绝不是取消，而相反地，要提倡每个委员的个人负责制。
列宁教导我们说：“……我们须要个人负责制，正如讨论基本问题须要党委制一样，为了及时解决问题，为了不推脱责任，我们同样需要个人负责制，个人处理问题。”办事必须严格分清归谁负责，必须与对待这一问题的模棱两可、似是而非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不负责任的现象作无情的斗争。
为使党委领导制不流于空谈和纸上谈兵，每个党委必须负起委托于自己的责任，严肃进行执行决议的组织工作。工作中还有这样的党委委员，他们在规定的时间内坐下来开党委会，参加讨论问题，并认为这就是他们的全部责任。党委全体委员的责任乃是关怀已通过了的决议之命运，不屈不挠的为其实现而斗争。
集体领导的方法是党的工作之基础，它是培养党的领导干部的最重要的办法。党的积极分子愈是广泛地参与党领导机关的经常活动，它就愈能迅速地受到布尔什维克的教育，摆在党组织面前的任务就能愈完美的解决。破坏党委工作制原则应被视为是束缚党员群众的创造性及自动性的官僚主义的表现。
布尔什维克党是在牢不可破的党内民主的原则上建立起来的。我们的党章规定了广泛发扬每个党员及候补党员积极性的条件，最严格遵行党内民主，党委工作制原则，使我们能够正确的培养领导干部，帮助我们不倦怠地提高党的组织，对国家的及经济工作的布尔什维克的领导水平。
（张天恩译自一九四八年三月六日“真理报”）
【新华社陕北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