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版()
专栏：
信箱
王荣、长振、刘振吉、聂冰现、牛登逵、孙礼、崔凤梧、兰田、张考丕、霍栋、陈珉瑛、元明、王万众、许文亮、周汉文、张安定、牛福五、陈峰、高岱、靖守、李清池、张连成、李芝岐、曹焕章、宋叙华、朱以诚、王存山、齐东昌、秦书保、木丁、李继堂、夏秋窗，长治县委办公室，黎城秋树垣工作组，沁歧县镇工作组，高邑古兴庄工作组同志：
请阅本报六月九日信箱，按项说明具体情况，以资共同研究，判断为何成份。何乾元、刘前锋、申显、赵宏有同志：
代耕和支差问题现已转有关机关商洽解答。企之县五区宋张氏：
关于你孩子的问题，馆陶县政府答复已判决暂归郭金欧接养，准许你接见亲近。小孩十五岁时，再由其自愿选择。漳南县七区陈道生同志：
你的问题我们已转请县府调查处理。冀鲁豫南乐县陈培恩同志：
关于你妻子的病我们已去信问和平医院，洋种蜂和织袜机正给你打听中，一有结果即告你。
第1版()
专栏：
冀鲁豫区党委直属机关
一齐动手热烈助收
三天割麦千三百亩
【冀鲁豫消息】区党委各直属机关帮助群众麦收三天共收一三二○多亩。麦收开始，各直属机关分别组织麦收委员会、麦收大队及麦收小组，帮助群众收麦。区党委特别重视这一工作，曾用电话、信件给各级机关及时检查和督促麦收的进行。区党委本机关及社会部、报厂、报社、书店三天里就收麦子一千三百二十四亩。区党委从二号割起，除坚持经常工作外，每天平均参加七十人，三天工夫割麦子三百零四亩。社会部二百人，在四号全体参加，一天的工夫，收割麦子二百亩。书店帮助驻村及其他三个村的孤寡无劳力的、军工烈属，部分村庄出差的、和劳力不足的一百一十五户，三天共割麦五百二十三亩。报厂印刷厂及校对科，开始两天，就拔麦子三十三亩，他们的热情特别高，排字房往日拣字，四个版用六个钟头，现在为了帮助收麦，加快了一半时间，挤出空来帮助拔麦子，大家每到拔完回家，每人都扛回一捆麦子。这样就顶一辆大车，扛回后又帮助打场。报社目前组织了麦收大队，大家情绪十分高涨，在助收开始后，有的同志天不大明就起来，吹哨子叫人集合下地，经三天的工夫，每人手上都磨了水泡，仍是情绪饱满，按时下地收割，这三天里，除照常出报和坚持日常工作外，每天平均出六十三人，参加麦收三天，连割带拔，共收二百六十四亩，运麦子三十大车。驻村的老农民谭秀明说：“年时种的时候，您催俺早种，早种十啦天，少不了得多打一斗麦，这又帮助俺割，真算是为俺老百姓服务了。”
第1版()
专栏：
黄河南地方武装保麦
十天六战连续获胜
【冀鲁豫消息】河南总支社消息：六分区金巨、城武、巨南三县武工队、县大队、保田队、自卫队互相配合，主动打击蒋匪，十天六战，连获胜利。五月十九日，我城武县大队一部，配合巨南两个县保田队，和二分区巨野大队两个连，在张表集北八里恰庵伏击伪乡公所，俘敌二十，毙伤敌七名，缴步枪三支（巨野县大队缴获不在内）。二十一日，我金巨县委会王玉书同志，带领保卫队在小田集伏击伪乡公所，俘敌一、毙敌二、缴步枪四支、子弹八十余发。廿二日，我金巨县大队，配合保卫队及分区某团八连，在羊山俘敌十四名，毙敌羊山镇长等二名，缴加拿大冲锋枪一支、左轮手枪一支、匣枪一支、步枪六支。二十三日，我城武县大队，配合一、五区武工队及金南四个区武工队，于南鲁集之李堂、李楼，伏击伪乡公所，毙敌一，俘敌八，缴步枪三支。二十五日，我城武大队伏击南鲁集伪新民乡公所，俘敌九、毙敌八、伤敌五，缴步枪十九支，短枪一支，子弹四百余发，白布四十尺。另蒋五师十四日北犯时，我城武县大队从章逢集一直与敌打到大代义，约六小时之久，毙敌四、伤敌七，以上共计毙敌五十二名，毙伤敌三十六名，缴长短枪三十七支，加拿大冲锋枪一支，子弹四百八十发，白布四十尺，我无一伤亡。
【冀鲁豫消息】我七分区汶上大队，于五月二十五日，在汶上城北魏家楼设伏，待汶城抢粮之蒋匪保安团三百余人进入伏击圈后，我即发起猛冲，当即把敌冲垮，敌狼狈溃窜。俘敌班长以下九名，毙敌连长以下七名，伤敌二名，缴步枪八支，子弹八百零五发，我无一伤亡。另我武工队在滋汶公路破坏电线三十余里，共收电线五百余斤。
第1版()
专栏：
佛堂岭党员积极领导生产
送脚挣洋四十九万
【平顺消息】二区佛堂岭村长、政治主任等四个主要干部，在县开罢支干联席会议后，明确了整党是改造干部错误，不是和地主一样挨斗争，去掉了不敢大胆工作怕群众给提意见的坏想法，认识了躺倒不干会错上加错，于是便积极起来，领导群众生产，决心要给群众当个好长工。阴历四月廿日在民校总结下种工作，因全村土地已大部下种，小苗也均出土，政治主任马全水，即动员抽闲掏池、开荒、搞副业等生产，群众们对掏池一致认为是个主要生活，不能迟了，倘天一下雨就掏不出去。对搞副业上发愁没买卖做，干部们就表明态度说：只要大家下决心干，一定给找生产门路，趁闲赚下钱就给锄苗打下基础。当时就确定阴历四月二十二日开工掏池，村长张怀礼专门揽了由路家口往合涧送脚米六千八百一十七斤，每斤脚价洋五十五元，又路家口送林县米二千斤，每斤脚价洋六十元，张怀礼便亲自带领牲口十六头去送。政治主任农会主席副村长领导掏池，第一次送脚返回后村，掏池已告结束。现送脚的由十六头牲口增加到二十四头，还增加了十个劳力，他们劲头很大，如张三辰担一百零三斤，路吉则担一百零半斤，据初步统计：两次已送米六千七百七十斤（第二次还未返回），赚洋三十七万二千三百五十元，除送下余的二千零四十七斤，再有一次就能全部送完，这回揽的八千八百一十七斤脚米，用了十二天工夫（每次四天），共赚洋四十九万四千九百三十五元，自阴历四月二十二日开始，除掏池送脚外还开荒五亩，生产很起劲。
（韩德连）
第1版()
专栏：
列宁论苏维埃机关人员应如何工作？
伏蒂也娃 作
新华社编者按：这篇文章是从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一日苏联消息报译出的，我们党的、军队的、民主政府的和人民团体的一切能读的干部，都应好好研究这篇文章，并且用这篇文章中所说的列宁式的工作标准来检查一下我们自己的工作。我们知道，毛主席和我们的党中央，是经常要求我们按照这种列宁式的标准来进行工作的，而毛主席自己的工作作风正是我们在这一方面的最好模范。随着人民革命战争的迅速发展，我们的党和政府已经必须对成万万人民的日常生活直接负责了。我们的每一项工作中，是否存在着潦草拖延，缺乏效率，缺乏纪律性，对群众利益缺乏热情和责任心等官僚主义现象，都会影响甚至决定人民的苦乐祸福和生死；向这种官僚主义作严肃的和反复不断的斗争，以便把我们各方面的工作大大改进一步，是过去一年间和今后继续整党整政整军和三查运动的重要目标之一。因此，现在发表和学习这样一篇文章，是有益的和适合时宜的。当然，这篇文章里所说的某些具体要求，在缺少新式交通工具的农村中，是不能完全实现或者是需要降低标准的。但是即令如此，我们也必须不把这些作为借口来原谅我们工作中的那些并非由此产生和并非不可能克服的一切不良现象。农村中散漫而停滞的小生产制度，乃是官僚主义蔓延的重要基础和掩护物，这正是我们在农村环境中工作的同志们所应当警惕的。因此，我们应当更加注意地与经常地来进行反对官僚主义者的斗争。毛主席说：应该经常扫地和洗脸，以免这些政治的灰尘和政治的微生物来蒙蔽和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肌体，就正是指出了这种必要性。至于在我们同志进入城市以后，如果仍然保守着那些本来就必须坚定反对的农村式的官僚主义习惯，就更是不可容许的了。本文如下：
苏维埃制度保证我国全体劳动者有最大的可能去参加国家的管理，列宁把这看作是我们国家机关的力量所在，认为这使我们国家机关的活动有不断改进的可能。列宁和斯大林所创立的苏维埃机关是为人民的利益服务的，为巩固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威力服务的。
列宁从苏维埃国家存在的最初日子起，就非常重视改进苏维埃政权机关的工作。他力求最大限度地吸引最广泛的劳动者阶层，自觉地参加苏维埃机关的工作。
列宁非常重视国家监察人民委员会。
一九一九年四月，列宁在给斯大林的短扎中，讲到国家监察人民委员会的改组时，把下列几项工作提到第一位，作为改组后国家监察人民委员会的迫切任务。这几项工作就是四出调查民间的疾苦，与拖延现象作斗争，用革命手段与各种渎职作斗争。
列宁要求我们毅然决然地迅速地，丝毫不苟地执行苏维埃政府的法令和指示。
列宁警告说：“最小的非法行为，对苏维埃秩序的最小的破坏，已经是一个空子，而为劳动者的敌人所马上利用。……”
列宁在力求人们遵守革命法律时，严厉地同贿赂行为作斗争。他把这种行为叫作沙皇制度的该咒诅的遗物。
一九一八年五月二日，莫斯科人民法庭曾审理几个受贿者的案件。法庭证明了被告有罪，却判决很轻。列宁对这样的判决，大为震怒。他在一封信中写道：
不把受贿者枪毙，而给了这样开玩笑似地软弱而轻微的判决，这对共产党人和革命者乃是可耻的行为。这类受贿的同志，必须交给舆论裁判，并开除出党…… 过了几天，列宁写信给司法人民委员会，在信上他建议道：“立刻赶快提出一个法案，规定对于贿赂（收贿赠贿以及其他贿赂行为等等）的惩罚，应该至少是十年监禁和十年苦役。”
列宁再三力求国家机关的精简，要求工作上的巨大效率，并且坚决同那些以冷淡的拖延态度来代替活泼的工作作风的官僚主义者作斗争。
为了要大家不仅在牵涉国家利益的场合下，而且在牵涉个人利益的场合下，都严格遵守革命的秩序和法令，列宁曾进行了有系统的顽强的斗争。一九一九年一月十八日，他写信给人民委员会管理处长说：
“我命令你立即把人民委员会管理处所收到的一切对政府机关及人员的控诉报告给我，其中书面的控诉限于廿四小时内报告，口头的控诉则期于四十八小时内报告。”
“管理处对这些控诉应有特别的登记，同时对管理处办公室主任应给以缜密的监督，以执行我对这些控诉的决定。”
检查执行——“检查实际上所做的事情”及善于挑选人员，这是苏维埃国家机关在工作上胜利的基本条件。
列宁认为确切地划定各个工作人员的职责，确定“每个担任苏维埃任何职务的人，为执行一定的明白而不含糊地摆在他面前的任务和实际工作所应有的明确责任。”是正确组织苏维埃国家机关工作的基本条件之一。
不论对机关也好，对个别工作人员也好，列宁始终要求独立和负责的工作。他尖锐地斥责那种对工作无能和不愿负责的现象。凡是个别工作人员及机关，企图把自己本来可以独立解决的问题，提交给人民委员会或联邦劳动国防会议去解决，他都坚决地与之作斗争。
列宁向机关及个别工作人员所一再提出的最重要的要求之一，就是要把每件事做到底，做到有实际的结果。
他再三教训我们，要为完成所委托的工作而奋斗；教训我们不要停留在困难面前，不要援引阻碍顺利工作的表面上的理由。他说：必须善于成十次地修正，成十次地重作，但是无论如何要达到自己的目的。开始碰了壁，那就重新来过，这样一直到达到目的为止——列宁这样教导我们。
他尖锐地斥责和嘲笑懒惰，粗枝大叶，对工作随随便便，对世上一切都喜欢沾一手，而又一事无成。
列宁向大家要求工作上的精确性，组织性和纪律性。他以自己的例子，表现了高度劳动修养的最好模范，表现了善于正确地配备工作，善于支配自己工作时间的本领。
谁也不象他那样懂得时间的宝贵，并善于珍惜它。列宁没有一分钟是白白过去的，他从没有表现过急燥，但他也从没有拖延过。早晨，他总在一定的时刻来到，接见客人、主持会议、阅读报告，并依据它们作指示，写文章，指导当前进行的工作。而总是在正四点时回家吃饭和休息。他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是六点或五点半，总是充沛着精力和创造的积极性，一直工作到深夜。
列宁不仅善于珍惜自己的时间，而且也善于珍惜别人的时间。列宁领导下的会议，不管到会者有多少人，总是准时开会。人民委员会及联邦劳动国防会议迟到委员的姓名，按照列宁的吩咐，都登上了记录簿，并且证明谁迟到了几分钟。如果无故一再迟到，列宁就斥责迟到者，警告说：再犯就登报。
列宁从不使那些在指定时间来见他的人等候他。在稀有的场合下，当他同其他先来的工作人员谈论工作而不得不延迟几分钟时，他就在指定的时间把秘书叫来，要他去向等候的同志们道歉，请稍微等一下。
有一次在人民委员会开会的时间，列宁偶然经过汇报人的房间，看见整个房子塞满了疲倦的人们，他们坐在烟雾迷濛中，有些在下棋，有些在看报，等着叫到会上去。
列宁马上对秘书作了一系列具体的指示，要他排好召集汇报人的次序。不仅如此，一九二一年十月十三日，他给人民委员会管理处长一个书面的指示，要他周密地排好一个召集汇报人的次序，他写道：
“现在汇报人一般总要等几个钟头才被召集开会。”
“这是丑恶和野蛮，”
“必须做到使汇报人在一个一定的钟点被召集。”
列宁所主持的人民委员会及联邦劳动国防会议的会议，都是在标本式的肃静和全体出席者聚精会神之下进行的。这些会议对于苏维埃机关的实际领导者，乃是真正的政治教育学校。
列宁在主持人民委员会及联邦劳动国防会议的这些会议时，总是尽力使讨论简短，使发言者讲话明白而且扼要。会议上的长篇大论，列宁认为是无谓地浪费时间。
对于这样的报告，列宁平常是从后边从实际的建议看起，如果发见这些建议是实事求是的，他才把整个报告看完。
不管他所担负的国家事业多么巨大，列宁总找得出时间和精力来解决简单的和细小的问题。
斯大林同志在列宁逝世第一周年纪念日发表于“工人报”的一封信上，指出了列宁的这个卓绝的特点。他写道：“从来也不拒绝细小的工作，因为小事是大事的根——这就是列宁的重要遗训之一。”
列宁把他自己的指示，要求个人例子同工作上的有修养的习惯和态度结合在一起，他惯于实事求是地和独立地解决问题，惯于对所执行的工作负责，惯于把政府所通过的决议与法令确切和恰当地付诸实施。同时，在苏维埃政权机关工作中，树立起革命的纪律和秩序，他耐心而又顽强地锻炼了一批新型的国家工作人员。
列宁在其写于重病时期（一九二三年一二月间）的最后两篇文章里，再度专门论述创立模范的国家机关的问题。列宁在“宁缺毋滥”这篇文章里指示道：
“我们无论如何要向自己提出革新我们国家机关的任务，第一是学习，第二是学习，第三是学习，然后就来检查，使得科学在我们这里不再是死板的教条和时髦的漂亮话（用不着掩饰，它在我们这里却常常是如此），使得科学实际地化为血肉，完全而且真正地变成生活的组成因素。”列宁也批评和责难长篇的书面报告。
自从列宁写下这些卓越的话锯之后，已经过去二十余年了，我们伟大祖国的国家机关在这个期间，是大大地增长了，它的工作范围是更加复杂了，更加艰巨了，更加多种多样了。
苏维埃机关胜利地执行了它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和平时期中所担负的各项任务。
我们的国家机关在反对德国侵略者的伟大爱国战争时期，表现了特别高度的组织性，纪律和效率。我们各国经济的和行政的人民委员会以及我们全部国家机关，在战争日子里进行了巨大而又困难的组织工作，并且保证了红军为粉碎敌人所需要的一切。
现在在爱国战争胜利结束以后，在新的和平建设时期，我们国家面前出现了新的巨大的任务，这就对我们全部国家机关的工作提出了更多的要求。
莫洛托夫同志说：“我们没有比巩固我们的胜利更为重要的任务了，这个胜利是我们在不屈不挠的斗争中所取得的。这个胜利为我们国家新的伟大的繁盛，为我国人民生活水平并进一步的提高开辟了道路。在我们面前展示社会主义建设如此规模宏伟的远景，以及苏联力量如此巨大增涨的可能性，过去从来还不曾有过。”
为了执行这些任务，需要进一步改进苏维埃机关的工作，使得它在新的和平条件下也工作得“象一个好的时钟一样，合拍而且准确。”（斯大林）
（齐生译、曹宝华校）
第1版()
专栏：
昔阳召开区干会
检查思想学习政策
【昔阳消息】昔阳在上月二十四县召开了各区生产干部会议。各个小组自由漫谈酝酿，谈出以下这些思想情况：
一、对政策学习太差，头脑不清，上级布置一条办一条，甚至是死套报上某地方的经验，认为作错了有靠墙。有的说叫学习马列主义掌握布尔什维克原则，但不知怎样学习，郝保等说：“每次反省的彻底，也认识了自己错误，但是下去就又犯啦”（实际是摸不着原则）。
二、仍存在着左倾思想，贫雇说的话不加考虑，十分相信。中农的话总是怀疑，不愿和他谈话，怕走了中农路线。
三、不识字的自馁苦闷。感到没出息，不如趁早回家。
四、个人主义作怪，怕犯错，不敢正视现实，于成海说：“我过去反映材料很多登的也不少（指小报）；现在拿起笔来，怕说抢先落好，个人名誉，因此三个月来只写了一篇。”
从这个会议，领导上才了解了以前光注意村干部思想问题，不注意区干思想问题，以为经过学习了没有什么了，结果今天看，从地委学习回来的干部（好的一面不谈了）普遍小手小足，不敢大胆工作。
会议经过启发干部思想后，学习了张鼎丞同志对干部的政策（五月二十号报载）大家讨论了一天半一黑夜，摸透了党对干部的政策是团结、爱护、教育、改造，治病救人的态度。同时有力的批判了一切不从群众利益着想，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的个人主义，都是违背党的原则人民利益的，今后必须根除。大胆的全心全意的决心为群众当长工。于是大家都决心努力学习掌握政策。主要的是毛主席在晋绥干部会上的讲话、任弼时报告、陈伯达论工商业政策、中央划阶级草案、中央局对太行区党委纠左指示，以及领导上的各种指示。最后领导上把整党以来所犯的错误作了深刻检查，并真正分清是非，该分担的就分担责任，会后干部说：“这样了还怕啥？”并把自己对村干的态度也作了回顾与检查。
（郝滨远整理）
第1版()
专栏：
解除医生思想顾虑
涉县展开防疫运动
【太行消息】涉县、壶关召开医生会议，解除思想顾虑，展开夏季防疫运动。涉县六区于五月二十九日，召开全区医务人员会议。到会医生十六人，经大家酝酿圪扯，发现医生在思想上存在三个问题：（一）地主富农出身的医生感到自己风里来雨里去，给群众看病，结果反被别人轻看，本来病的碍了事，反说自己看的碍了事；这样，使医生不敢大胆给群众看病，怕说自己有政治问题。医生傅免之说：“给群众看病时，因自己成份不好，怕戴帽子，老是束手束足不大胆，本来有些病自己能看了，也故意推脱不看”。（二）到别村给群众治病，正轮着自己出差，如不去，又怕群众反映自己架子大；如去，村上就要给觅差、出差米。医生刘振堂说：“去年农忙时，到别村给群众看病，误了生产，又出了差米二百多斤。”（三）感到当医生在村里没地位，给群众看病，连饭也吃不开，结果一年四季误工，生活没办法，遭到家庭埋怨。接着刘区长发言，首先说明区村干部过去存在“左”倾思想，看不起医务人员，认为凡是当医生的，都有特务嫌疑；不照顾医生的实际困难。其次，将医生提出的以下三个问题予以解决：一、所有医生，只要真心诚意给群众看病，政府一定要保障他们，并发给行医证；过去错斗或划错成份的要改变过来，没收了医生的药物等，要保证退还。二、给群众看病，轮到自己出差时，要免差，耽误了生产，村里要设法助耕。三、看病时，只要群众自愿给医生谢礼，政府不能限制。医生思想问题解决后，便分组交流医疗经验，并订出今后的治疗计划：（一）每个基点的医生，以小组为单位，负责看全基点病人。（二）那个基点病人多、医生少，由六区联社负责调剂。（三）每星期各基点医生，向区联社医务主任汇报情况。（四）半个月全区医生集会一次，总结医疗工作、交流经验，提高医生技术。壶关二、六区医生也先后开了全区医生会议，检讨过去的缺点，订出全区防疫治疗计划。六区医生按地区分成七个小组，划定地区，由小组长领导各地区的治疗，决定每半个月分两处开大会一次。交流治疗经验，并在会上研究出许多防疫简方。二区医生除一般治疗外，专门组织了许多庙会减价治疗所，收到很大成绩；好牢村医疗所在该村三月十五大会上，共看病一百三十四人、牲口十九头。
第1版()
专栏：
张效俭“作威作福”不合事实
綘县第三区河王村读报小组，看到人民日报三月二十四日，第一版登载张效俭同志，在新区作威作福的消息，阅后觉得不合事实，有客里空之处，特作如下说明：
一、稿中说河王村合作社，完全是张效俭的没有群众的一股，事实上是张同志为了解决群众困难，领导群众搞了一个合作社。武委会入了二万元股金，群众四万七千元，还有罚的二石麦子作为群众生产股金，张同志也入了二万元股，但不全都是他的。
二、稿中说张同志把罚的二石麦子偷卖了，罚的麦子是王竹林、王小的每人一石。由村农会主席刘兴成入到合作社，现还在合作社生产，并不是他偷卖了。
三、张洪发（现任村长）四六年当村警，被蒋军抓着，威吓他去找武委会主任方盛信，他被逼无奈，曾引蒋军到了方盛信家，这是事实，但这是今年二月方盛信父亲和村农会副主席茹德谈的，张同志并不知道，稿上却说张同志怕斗了他，没人再当村长，就不让提意见，是冤枉了的。（河王村农会主席刘兴成、武委会主任吕时祯、贫雇农代表伊厂兴、农会常委何家训）
第1版()
专栏：
坚决肃清“客里空”作风
王守恒不是地主，逼死人命不确实
三月十六号本报一版刊登“谁逼死俺三条人命”一稿。文内：“地主王守恒逼死童养媳妇。”系中农成份，并非逼死的。为了恢复王守恒的名誉，恢复党报的威信，揭露我自己以下两点客里空的事实。
（一）在写这篇稿子时，由于个人抱着抢先出风头的错误思想，写出后令人看了对地主有痛恨愤激之感。当王友彬一面诉，我一面记，诉到王守恒家中虐待童养媳妇（王友彬的姐）时，自己当时脑子一热，主观地认为除非是地主才能作出如此残忍的事情，童养媳过青年人的生活。并没有问清王守恒是否地主。在整理时自己就主观一套，肯定地按上了个地主帽子。当时惟恐不能在报上登载，怕白费心机。认为主要是控诉地主罪恶，而非其它，假若按真实情况将王守恒写成中农成份，报上未必刊登。
（二）“王守恒逼死童养媳的事”，是个人听错的，王友彬诉苦时，诉他姐熬苦受罪，终于受尽痛苦而死了。当时自己并没去问到底是怎样死去的，死到哪里的？个人自作聪明，嫌其苦中不足，主观猜测到毫无疑问是王守恒家中逼死的。故此也就肯定的加上了个王守恒逼死童养媳的罪名。等到全篇写完后，亦没给王友彬念一念就投到报馆了。
以上这种客里空主观地歪曲捏造事实的现象，今天认识到严重地损害了党报，损害了人民，降低了党报的威信，同时对王守恒来说是冤枉了的，侵害了中农，增添了敌人，这更加不对。我除了在报上公开揭露痛自反省外，希望大家批判，来改造我的错误思想，叫我深刻的去认识，同时自己有决心改造自己，并愿当个为人民服务的好通讯员。
最后声明一点：王守恒家中虐待童养媳的事情，是真实情况，并非夸大事实，王友彬敢做保证。我们为了弄清是非，希望峡口村负责同志再作深入调查。
（陈瑞卿）
第1版()
专栏：
适应革命形势需要
北岳大量培养干部
提高政策理论水平
【新华社晋察冀九日电】中共北岳区党委顷指示所属，提高干部的理论政策水平，大量提拔和培养干部，以适应革命形势的需要。区党委决定：第一、加强在职干部教育，除一般形势任务和业务学习外，着重学习毛主席思想，全党干部特别是高中级干部，必须着重学习理论，研究政策，树立严肃的原则性；必须开展党内思想斗争，以克服任何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和作风，纠正“左”或右的偏向和肃清在工作中严重存在的无组织无纪律的状态或无政府状态。第二、大量提拔与培养县区级干部，除增设副职，设立不脱离生产的区委及充分运用各级人民代表会议提拔培养外，由区党委地委开办党校，轮训县区级干部，改造其思想作风，提高其理论政策水平，以备随时向新区派送。县开办短期训练班，轮训新提拔的区干部，特别是从农村里新提拔起来，准备脱离生产的干部。在提拔培养中，贯彻整党方针，即无论新老干部，凡立场坚定，作风正派者，一律培养提拔，有毛病的予以教育改造，分别使用，坚持错误不改的，才加以清洗；同时在干部政策上，必须严格遵守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重要特性之一，即必须特别注意教育培养与提拔那些由工人雇农和贫农出身的优秀的干部，使他们在这方面获得某些必要的和适当的优先权，但又不必要流于一种庸俗的唯成份论。第三、大力培养村级干部，有计划的联系中心工作，利用各种会议加以教育，并乘农隙进行短期训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