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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阳城汉上村
纠正划成份的左倾错误
群众欢喜的说：“有这个本本，就和毛主席坐在咱家里一样！”
阳城汉上村（区党委实验村），最近重新划阶级，纠正了以前乱划成份的左倾偏向。汉上村共三百二十九户人家，今年一月就划了地主富农五十三户，占全村户数百分之十三点五还多。这次划下来，只划了四户地主（原划的是十四户），六户富农（原划了三十九户），只占全户数百分之二点八。
过去为甚划的那样多呢？原因是今年一月工作组的同志没有完全懂得我党划阶级的政策，加上当时群众的左倾情绪，工作组的同志做了群众的尾巴，这样就不能依照党的政策来说服一部分群众中的错误意见。更严重的是群众对土地法大纲有误解，有绝对平均思想，对于中农和富裕中农的区别，是看他是不是超过全村土地的平均数，就这样划出八十二户富裕中农。他们划富裕中农的目的，不是为了保护中农，而是为了侵犯中农，贫农是把富裕中农当成“二富农”来看的，要平他们的土地，动他们的浮财。还有，当时划阶级的办法也很错误，既不要本人出席，也很少民主讨论，划成份的材料也多半是笼笼统统的，还有些是猜想的，这样怎么会划的正确呢？
工作组为要纠正过去错划的偏向，便决定重新划一次。
重划阶级的工作在四月初开始，先在农会会员大会上作了比较详细的动员，把划阶级标准和各阶级的区别都讲清楚，强调划成份要充分发扬民主，使人人都敢说话，这才选出几家较复杂的户来试划一下做个榜样。划的方法是以自然村为单位，自报公议，群众和以前被划成地主富农的人都参加。
开头是姬镇魁自报，姬镇魁过去是划成地主的，家里有四口人，二十六亩地，民国三十一、二年雇用长工一个，他父亲参加附带劳动，本人当时十六、七岁，能顶半个劳动力，雇主的劳力比雇工的劳力要少。可是在三十三年（民主政府建立前一年），他本人已能顶个全劳动力，就没雇长工只雇零工大约有三个月，这一年雇主的劳动力就比雇工的劳动力要多。姬镇魁的父亲（已死）是村里的豪绅，是国民党员，原在阳城城里有京货铺，吃喝嫖赌浮荡空了。十二月政变时，蒋匪包围牺盟会，他曾派人追杀过抗日干部。镇魁本人三十三年在伪村公所当过四个月书记，每月赚三斗米。
姬镇魁自报完了，便自认是富农，接着群众便分组圪嚷。中农恒盛说他是富裕中农，因三十一、二年剥削多，三十三年剥削就少了。贫农碾管也代表一堆群众说他是富裕中农。可是停了一会，贫农海声说：“我这一堆三个人不同意，他三十三年在伪村公所当书记不支差，应划成富农。”接着又有人提出他父亲是恶霸，不能从三十三年看。还有人说别人名下只往前推一年，他名下就得推三年。这时工作组就提出正确的意见：（一）雇主三十一、二年已参加主要劳动，劳动份量比雇工少，够个富农条件。但到三十三年雇主劳动已比雇工劳动多了，三十三年是民主政府成立的前一年，照这一年决定成份，就应该是富裕中农，不是富农；这一年就是个标准，是啥就是啥，不能往前多推。（二）父亲有恶霸行为，自己在伪村公所当书记不支差，不能作为决定家庭成份的条件。
第二户自报的是卫宽袖，这一户过去订的是富农，家有四口人，廿八亩地，三十二年雇工一个，雇主是全劳动，雇主雇工劳力一样。三十三年本人害病不能劳动，雇了一个长工和一个半劳力的月工五个月。三十四年雇用放牛孩一个，顶全劳力三分之一。自己病好以后还是自己劳动，雇主比雇工劳动要多三分之二。全家每人平均产量八石七斗三，比起中农平均数四石二的产量要多出一倍以上。
卫宽袖自报以后，群众大部都说是富农，理由是他家连年剥削，他父亲不劳动，在西沟村是统治人物，还骂人。工作组同志便向群众讲明：这家产量超过一般中农一倍（等于土地超过一倍），他的剥削算法应比一般的少二分之一，只要他的剥削超过总收入的百分之十二点五（八分之一），就可划成富农。他家三十二、三年的剥削已经比八分之一多，够个富农条件，但是这种剥削要连续三年才算。他家在三十四年只雇了个放牛孩，剥削不到八分之一，富农的剥削收入没有连续三年，不能划成富农。
就这样用实际的例子划阶级、讲阶级，群众也初步学会了。
接着就以闾为单位，采取自报公议，民主讨论的方法，先正式划上次划成地主富农的成份。关于各家的材料，搜集的比较充分，每家都是经过三番五次的调查，又让群众公议以后，工作组才加以研究，再拿去通过群众评定，最后才确定了各家的成份。这样划的结果，全村只划了四户地主、六户富农，比起从前五十三户来要少好几倍。
在民主划成份中，发现以前把斗争对象划多了，是因为在划的标准上有以下八个错处：（一）有些农民原来有点轻微剥削或偶然有点剥削，如雇个小伙计用些零工等，但一般都不超过总收入百分之二十五，可是因为他们家里牲口、农具、粮食比较多，错划成地主、富农的七户。（二）有些农民在旧社会当过社首、村长或给日本人当过苦力头，欺负人民，群众对他不满，因为这把农民划成地主富农的七户。（三）有些农民本人参加主要劳动捎带做生意，家里有雇工，但封建剥削不超过百分之二十五，群众认为他兼做生意劳动不好，错划成地主富农的有五户。（四）有的很早过过地主生活，在民主政府成立前一年有的还在前十多年，就已没有剥削，参加主要劳动，这样追历史追成地主、富农的有三户。（五）有些过去的村干部，本人没有剥削，但因作风不好，欺压过群众，群众为了报复，错划成富农成份的有三户。（六）很早以前有较大的剥削够上富农条件，后来因日寇糟害或受减租减息影响，五年以前已不剥削了，但家庭还没垮下来，因这错划成地主富农的五户。（七）拿剥削来说，有时够个富农条件，但还没有连续三年，这样划成富农的有十户。（八）还有两户因为害病很久或主要劳动的人死了，丧失了劳动力，没办法用了雇工，也划成了富农成份。这些错划的成份，都在这次纠正了。
这次重划成份群众很满意，中农小喜说：“听人家圪念本本（指划阶级草案），心里实在痛快；有这个本本，就象毛主席坐在咱家里一样。”翻身农民旺壮说：“这次划成份好，不扩大（不冤枉的意思）好人。”群众顶拥护的是贯穿在政策里的劳动观点，用群众的话来说，就是“不抹煞劳动”。贫农姬德生说：“不抹煞劳动这是头一条。”现在他们正在给群众划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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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临汾通讯
夺取玉皇庙顶的战斗
克仁
攻占临汾城北之玉皇庙顶战斗中，解放军成立仅仅半年的地方武装初次攻坚，一举占领敌人复层的防御工事。该据点为城垣制高点之一，高出地面五丈余，占有面积二十余亩，敌以四连兵力据守，解放军却以不到三连的兵力经一小时许的战斗，即全部占领此一要点，这是我们军事民主的胜利。战斗前解放军实行了普遍的军事民主，当任务宣布后，立刻引起战士们的自觉行动，他们主动的想办法，常常因为看地形而忘了吃饭，大家在距敌不到一百米达内乘夜演习，架设排长于细雨蒙蒙中爬上工事侦察地形，敌人慌得拉雷投弹，可是他们仍镇静地在外壕前测量距离，由于大家确实了解情况想出对策，干部接受任务觉得轻松愉快，战士高兴的说：“就是脱离了指挥也有办法。”解放战士王忠发虽然臂部负伤，仍要求参加攻击，他说：“我不能投弹还能运弹。”十四号黄昏战斗展开时，经过一阵猛烈炮火的轰击，大家即争先恐后而出，战士白生说：“加油干，不能掩护部队上去咱要负责”，说着不顾伤痛爬起来就向敌人投弹，部队即蜂拥而上，守备第一线的敌人被解放军旺盛的士气给吓跑了。没有了手榴弹便到敌人工事里去拾，再向敌人打去，在断续前进中，一时被二道交通壕拦住去路，但由于大家事前观察地形时已发现敌人不断从西北来往，此时连长刘长腾指挥，从阵地以东佯攻，吸引敌人火力，他却指挥向西北方向前进，在接近敌人阵地时，徐子宽奋勇拔去铁丝网，部队从小路上象洪流一样冲上，最后上层阵地慌的敌人摔下手中的机枪和正在告急的电话机，向地道逃去，该阵地遂为智勇的解放军占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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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对新鲜事物的感觉
是布尔什维克高贵的品质
多尔库诺夫
我们生活和工作在无阶级的社会主义建设已经完成，以及由社会主义逐渐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代。为更加光明的将来的前途所鼓舞着的我国劳动者们，表现了极大的主动性，及日益不断增长着的政治的和生产的积极性。这种积极性在斯塔汉诺夫运动的更高的形式中，在工业和农业各部门无数革新者的生产业绩中，在苏联学者、文艺工作者的成就里，都得到自己的表现。苏联人民的多方面的才能是日益广泛地展开了，因为苏维埃制度给我国人民的发展及创造勇气以无限的可能。
我们的党，是革新者的党，革命者的党，这个党敢于推翻陈旧的标准，而接受新鲜和前进的事物。
显然，一种新鲜的事物，在生活中被接受，并不是自流地、自发地，而是在紧张的、不断的斗争中形成的，扶植一种新鲜的事物，以一切力量鼓舞它，给与它以一切生长和形成的条件，这便是每一个布尔什维克的义务，尤其是每一个党的领导人的义务。
斯大林同志把对新鲜事物的感觉，称之为每一个布尔什维克工作人员的高贵品质。然而掌握这种对新鲜事物的感觉是什么意思呢？这首先就是说要善于看到未来，不是墨守成规，而是依靠那种虽然幼小，但都在上升着的事物，这就是说，不要满足于已经获得的东西，而是不断地向前进步。
有许多党的领导人总是抱怨说：日常工作占去了他们的全部时间，这就使他们没有可能深思熟虑地去考虑本区、本省的发展前途问题。在大多数的情形下，这种现象发生在这样一些人们的身上，他们企图把一切事情都自己亲手去做。他们不善于配合那些在他们负责领导下的各个不同的工作部门的工作。党的工作人员，不应该包办一切，代替一切。他是一个政治领导者，他的责任在于把党的、苏维埃的、经济等各机关的一切力量推动起来，给以需要的方向，并督促他们能在实践中坚决的执行决定。只有这样，一个党的领导人才能从琐碎的、次要的工作中解放出来，而集中精力在那些主要的，决定本区或本省未来发展的工作之上，深思熟虑这些发展前程，去利用经济上的可能性。
在这方面，一个区或一个省的计划问题有着重要的意义。要制订计划，不单是只照顾到今天的任务，而且要看到明天。这就是说，在每一区的经济发展上要执行一定的政策。计划就是这样经济政策的表现。那些全心全力去搞各区发展前途的党的区委和省委，他们就是做得对了。
例如，去年联共党莫洛托夫省省委，召开了一个讨论发展本省生产力问题的科学代表会议，全国著名的学者都参加了这次会议。莫洛托夫省有什么天然宝藏可以开发？哪些工厂必需首先建立起来？工程师和技术员应该按着什么方面进行工作？诸如此类以及许许多多其他的问题，该省的工作人员都得到了必要的答复。正因如此，党的领导人才能够在自己的面前，提出具体的任务，推动党的和财经的机关去解决最急迫的问题。
向前看，这就是说，对自己已经做过的东西给以估价，但并不是把它当做固定的总结，而是把它当做向前推进运动的出发点。有些领导人，当他们给某一运动做总结时，总是忘记事情的这一重要方面。他们通常只是把积极的和消极的现象加以罗列，痛骂缺点，提出许许多多的数目字。在这里便忘记了关于新鲜事物的生动活泼的例子，这样的例子在任何一件大事中都有的。而发扬这种新鲜事物，彻底分析它的产生条件，把社会舆论的注意力集中在它身上，这就是为更形加速的、前进的运动向新的胜利之发展，建立了补充的源泉。
自然，当一个新的事物在它开始发生时，是不容易观察出它的萌芽的。列宁在它的“伟大的开端”一文中写道：“当一个新鲜的事物刚刚出生时，旧的总是存留下来，在某些时间内，还比新生的强大，这在自然界中和社会生活中总是如此………我们急需仔细地研究新生的萌芽，极其关怀地去对待它，用一切方法帮助它的生长，并‘扶育’这些幼小的萌芽。”
为了及时的发现新鲜的事物，为其迅速的生长奠下基础，就必须具有敏锐的感觉。有时，某一件事情，在我们按其长处给以估价之前，常是经过巨大的诞生的痛苦的。那些惧怕份外的操劳努力，惯于和和平平，按着旧秩序生活的人们，靠得住就是漠不关心新鲜事物的罪人。很自然的，这样的工作人员对于新鲜事物的感觉是迟钝的，他们是更多地倾向于阵旧的东西，他们早晚有变成墨守成规的人，保守主义的危险。
就拿砂糖工业管理总局的工作人员做例子吧。他们成年成岁地把许许多多的宝贵建议搁置起来，而这些建议如果实现的话，就能额外地给国家以几千普得砂糖及节省千百万卢布的开支，而在砂糖工业管理总局里，把狭隘的本位利益置于全国利益之上，他们不但不支持这种宝贵的倡导，而且相反的去阻碍它们。甚至于在苏联舆论界发表了尖锐的批评之后，在砂糖工业管理总局里仍然继续存在着对待新发明拖捱不用的现象。可以设想，在这些地方墨守成规及保守主义是多么根深蒂固。而这是为什么呢？这就是因为砂糖工业管理总局的做领导工作的人员，脱离了实际生活，失去了对新鲜事物的感觉。
工作经验，与群众的连系，善于从国家的要求出发去对待每一件事情，这些东西便给一个工作人员以对新鲜事物的敏锐的感觉。几年以前，库尔斯克省的几个集体农庄开始采用了劳动组织之小组制。当时省委领导人常常到各区里去，仔细倾听集体农民的意见和他们的提议。省委决定把这些零零碎碎的经验普遍化起来，而且决定这个工作必须由省委来做，因为省委和所有的区，所有的经济的，苏维埃的，党的组织连系着，因为正是省委手里牵着主要的领导线索。
省委当时就全心全力地研究了劳动组织的小组制。在集体农庄内给每一小组固定了经常由他们耕种的土地、农具和牲畜。给各小组固定了由他们管理的作物：载植作物，菜蔬，有时还规定了种植谷类作物。劳动偿付中的平均主义被消灭了，收入按每一小组所获得的收获进行分配；获得较高收成的集体农民小组，得到较高的报酬，而获得较低收成的小组，则得到较低的报酬。
在研究劳动组织小组制的时候，集体农庄农民的经验又被党的领导人的政治经验所支持并被导入了正确的道路。从一开头，省委就了解不但有必要用一切方法促成新鲜事物的产生，而且要帮助它形成、生长和巩固。省委不止一次地写信给集体农庄主席们、集体农庄党的书记们、村乡地方党的组织、小队长们，告诉他们如何正确的组织劳动，如何采取按件工资制，如何分配收入，并如何去废除非个人负责制及平均主义。
很可惜，并不是到处都能很注意地倾听群众的呼声，并把群众的经验普遍化起来。有时便只局限于去写些鼓励个别斯塔汉诺夫式工作者及个别单位的决定和指令，形式上给自己保了一险，以求避免受到工作不活跃的责备，但实际上对于采用和巩固新生事物方面，并没有做任何工作。这种对待工作的态度，不能发扬主动性，而只会停滞它，绞杀它。
我们党的组织，在深入的利用斯塔汉诺夫运动前进形式及新的工作人员方式等方面，已经积蓄了巨大的经验。这些经验告诉了我们什么呢？它告诉我们说，必须每天都去帮助那些采用新的劳动方法的人们，给他们扫清被墨守成规、保守主义所阻塞了的道路。但是，只去帮助一二个斯塔汉诺夫式工作者还是不够的，前进者的经验必须为全体工人所享有，只有这样，这种经验才能获得全民的意义。虽然如此，然而收集斯塔汉诺夫运动的经验，把这些经验普遍化，加以传播，远非所有的地方都做了应有的程度。一般来说，这些进步的经验，很快就被颂扬一番，然而并不是都能找得到其中细腻的、科学技术的根据，而这种根据恰恰能够成为生产中的工作方法和规则。
对新鲜事物的感觉是从党的工作本身发生的，党的工作就是在共产主义的建设中团结劳动者为着新的胜利而进行斗争。党的活动是不能容忍定型和停滞的。创造的热情在一个党的工作人员来说，是固有的，他批判地估计自己的经验，经常地检查自己的经验是否适合于新的任务和要求。一个具有对新鲜事物感觉之党的工作人员，从来不漠视别人的经验，并不以学习和掌握别人的经验为可耻。有些所谓“绝无错处”的工作人员，他们认为自己没有什么可以向别人学习，也没有谁值得他去学习，他们把自己的眼界只局限于个人的经验之内，把自己封锁在自己的有限的学识的圈子里，于是他们就老是僵在一个地方了。
当一个工作人员不断地去精通马列主义的理论的时候，这种对新鲜事物的感觉就日益锋利和敏锐。马列主义能帮助我们认识在胚胎中的新生事物之萌芽，并按其长处去估价它们。这种感觉是永远生动活泼的，永远发展着的马列主义本身产生出来的。马列主义教导我们说：在新鲜的和陈旧的、垂死的和新生的、衰老的和发展的之间的斗争，就组成发展过程的内容。研究马克斯主义，一个布尔什维克就能深刻地认识党的要求，党的领袖列宁和斯大林的要求，就是要求我们注视生活中出现的新生的事物，就是要求我们不去依据那些陈旧、衰老的，而是依靠年青的、发展着的事物，学习马列主义的意义，对干部的实际活动来说，是无法估价的。马列主义的理论，用预见和辨认前进事物的能力，以及为其形成和生长创造一切条件之能力武装着布尔什维克。
在我们的社会里正在进行着新鲜事物之诞生，及其与旧的事物斗争之不断的、群众性的过程。批评和自我批评就是摧毁衰老、落后事物的方法，就是为培养新生、前进事物而斗争的方法。斯大林说：“没有批评就不能前进，这个真理是纯洁的、明彻的，有如泉水那样纯洁、明彻。”展开对落后的批评，责备墨守成规的分子，布尔什维克就是给新生事物及其巩固肃清道路。
战争结束以后，在党的面前，出现了新的任务。苏联人民正全心全意努力为祖国做他们力所能及的一切。他们每天都给自己劳动方法带来新的东西，这些新的东西使我们能更迅速、更有信心、更顺利地向前进步。及时地发现这些新鲜的东西，维护它，使它能广泛地传播开来，任何时候也不满足于自己的创造，鼓励群众的创造热情，这就是每一个党的领导人，每一个布尔什维克之最崇高、最光荣的任务。
（洵译自一九四七年九月二十五日真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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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欧游漫记
英国的煤荒和矿工
刘宁一
若按中国的旧“命运学”讲来，英国的流年运是“五行都缺，白虎照命”。在五行之中，第一谈到“金”，缺美金、缺金镑、缺五金、缺机器。因而每天闹恐慌，和人家订商约，只能要求人家交货，自己拿不出东西。因为自己没有钱，又怕要人家的货。“木”的问题，更为严重。也不出树，所长的树全是适合于中国古画，歪歪曲曲不成材，这就使树盖房造纸都成问题了。至于谈到“水”，当然应该不缺，然而在另一方面，船只不够航路，只得让美国步步逼进，慢慢会挤得它缺了水。“火”本来是不少，一六六六年的伦敦大火二次，大战的大火很够了。但现在煤很恐慌，无法克服，这就引起瓦斯、电力一切成问题。“土”在三百年前就被羊连田带谷给吃光了，现在英国只有烂石头和草地。五行都缺，已经是“大数难逃”，却又来了邱吉尔和邱吉尔之流，这就加上“白虎照命”。
有些反动分子故意把根本原因丢开，对美帝国主义退让，对大资本家保护，对新民主主义及社会主义国家歧视，而求解决之路，企图从增加零售税，减工资，减食物，加强劳动强度去着手。我为了真正了解其贫困原因，曾跑了很多路，会了很多人，亲自下到一千英尺深的矿井去看看，是否是工人的责任。
“把军队调回来去挖煤”，这是去年一次大雪时的呼声。一年了，据谈现在驻扎在海外的部队还不缺一百五十万，钱花的很多。煤矿在战前有一百万矿工，年产二万四千万吨，现在只有七十一万七千矿工。而且机器又是从战争以来没有换过，旧的旧了，坏的坏了，人也是老的老了，病的病了，矿井也深了，洞子也远了。纵然如此，煤的生产效率还是很高。今年还可达一万九千万吨。煤矿工会会员有六十六万人，总书记名叫阿特·霍尔纳。他是一个共产党员，威尔斯煤矿的老工人。这一工会是工党、共产党及各种信仰的工人统一战线组织。自从今年五月实行每星期五天工作制之后，工人的生产效率更提高了。工会对于工人的保险很注意，大的透火透水是很少的。现在煤矿是国家经营，虽然管理机关还存留着过去的一班人，但工人可以参加生产委员会。他们为了人民的燃料，为了国家经济的自力更生，愿尽一切的努力解决这一困难。只可惜人力太缺乏，挖起煤来，人不够，待遇还不好。做起工来，还没有大劲，机器很不够，要加快也没办法。这样吸引着我一定到煤矿去看看。
十月二十三日，我到了南威尔斯加梯夫的西北盆地煤矿，那里有两百多个矿井，现在有十万零八千工人，战前是二十五万人。这一带都是起伏不断的小山。从伦敦出发，要坐三个半钟头的火车。沿路的风景还不错。羊还啃着草根，枯黄的树木占着起伏的山地。偶尔可以看见一小片菜园，细弱的蕃茄茎上还挂着几颗铃铛大的果子。我们的车进了加梯夫站已经六点钟了。我们不愿意麻烦人，索性自己找一个旅馆住一夜，明天再找工会吧。哪晓得和其他城市一样，到处旅馆没有屋子。我和两位朋友在秋雨淋淋的街上跑了一个多钟头，问了十多家，一概拒绝了。露宿吗？又下雨，只好向后转，又回到车站，自叹白花了六镑多车费。在绝望当中，给工会打个电话问问，天晚了恐怕人也找不到。可巧工会劳动保险部的主任在那里，代替我们找了一个旅馆，解决了问题。
煤矿区还离加梯夫有四十公里，是煤矿工人最有力量的一个区域，这里的工人，熟练工人占百分之五十六，井下工人占百分之六十，共八万五千人。他们的工资分为论件和论日。论件的每礼拜可拿到八镑十四个先令，论日的可拿到五镑十二个先令。总平均在井上的每礼拜四镑五个先令，在井下的五镑十三个先令。工人工资的差别分为七等。工作时间在井上的八个半钟头，在井下的七小时半，连上井下井也要八小时半。每礼拜做五天，比以前做六天出的煤还多。
关于劳动保险的问题，比煤矿国营以前少的多了。去年一年的统计，重伤在内约一万人，平均每十人中一人受伤。永久残废的每百人中有二人。这就是说开矿如作战，伤亡日日有。现在所谓进步了，是由于工会不断的向矿方交涉。如对于预防大规模的透火和塌陷，装风筒，搭棚子，向煤层中灌水等问题。工人受伤后，根据政府公布的一般保险法，工人不能做工的，本人每礼拜两镑五个先令，老婆和小孩二十二先令。矿工认为这一普遍办法是不公平的，矿工比任何工人危险的多。这种保险，实际上还有很多阻碍，得不到，工会要求一个补充办法，并增加每一受伤工人保险金至四镑，并明确规定养老退休的年龄和条件。特别对于设备问题，工会更予以严格督促。如果是工人的疏忽，而至死亡，由矿方赔偿四百镑。如果是矿方疏忽，赔偿二千镑，使资方不能从设备上偷工、减料。这一切改善的要求，并不是因为要矿工特殊化，而是想使矿工更安心的进行生产。的确，直至今日，英国人民都以做矿工为畏途，虽然今天的机器少，人手少，而这一区十万零八千工人在上礼拜的生产总计就达四十二万七千吨。
十月二十五日陶勒尔同志同我们到井下去。从电灯房带上电灯，换上窑衣，从载煤的罐上一直钻入了一千英尺的下层。那里还不是最深处，从大井口走进三华里的样子，这里的运煤车已经没有马拖的，都是电力拖车。车子蠕动的跑向井上，而英国的黑脸大汉还在洞的深处。我们也就半俯着腰往里钻。从总洞进了石门，爬在旋回的帆布上，一直溜到一个小洞里。洞里有二十多工人，流着汗，扬着锄，在五尺厚的煤层搏斗。我们随即参加了生产。那煤是坚硬的大块，亮晶晶，黑压压，张牙舞爪的向着这些要面包的人抵抗。工人们咬紧牙齿，向煤层进攻。把煤块用铁铲抛到那帆布上，帆布送到车子上，车子又送到井口，井上听到铃声，拨动开关，那蒸气机呼呼的吐出了白气，把车子吊上来。黑色英国工人，一咬牙齿，把车推到旁边，倒到火车的箱子里。火车就把它送到城里，烧机器、烧瓦斯，给坐在发沙上的白手套的人烘暖了雕梁画栋，他们就在那里开会，提出：
“煤矿工人工作时间太短了，应该延长时间，减少工资，增加物价，取消面包津贴，增加零售税，以解决经济危机呵！”
在井下是什么也听不到，什么也看不到。额前的电灯直射着煤，耳朵里塞满了机器的声音，挖煤的声音。那硫磺气瓦斯味，和煤的灰尘，充满了空气。从井口压下的风，微弱的送到这洞子的末尾，使人的肺腑充满着黑的空气。矿工们还是不在乎这一点。煤是黑的，肉也是黑的，一切是黑的，只有挖一码（一吨的二十分之十九），所得三个先令是白的。这工资的鞭策，驱使着他们忘记了疲劳与卫生，忘记了公园与绿草。每一个工人每天能挖出八吨。那打石头的，搭棚子的，掌大钻的，管机器的，也都是为了一天的工资。在紧张地与寿命搏斗。忽然一位朋友说：
“不要忘记，活捉了蒋介石，千万不要杀掉，送他挖煤。”
这个提议很好，可适用于国际公法。凡说工人不要改善生活的人，都应送他去挖煤。只有这样，他们才懂得为什么工人要反对他们，否则他们到死也不明白。
各国的工人是一家，一点不错。大家一见如故。坐在煤上交谈着彼此的生活。他们在关心着中国的矿工，中国的工人。谈述着他们的工会历史和现在的情况。他们在恶劣的空气中吞食着面包，用瓶子里带来的凉水送到肚里去。我们要回去了，彼此伸出了黑手，紧紧的握别。
到了上面工会办的食堂里，吃过饭，又踏上了归途。一位机器工人送到汽车站。工会的负责人再三说旅馆的一切费用由他们负责，以示招待。他们的客人汽车又临上那岗岗起伏的小镇，在那烟气笼罩的公路上驰去。两旁的小楼一排排的静置着，孩子们在街上玩着，打闹着，天井里晒的衣衫被那山风吹得在小松树的枝旁飘着，主妇们提篮子领了一些山芋和面包，回到家中。这大概是矿工们的住家了。我知道孩子们的爸爸就在他们玩耍的地底下流着汗。
工人们的力量出足了，煤还是不够，食物还是不够，一切不够。一百八十万还是一百五十万的军队还是在海外殖民地，美国的金元是不是象伦敦的大雾一样而来不要任何代价呢？（一九四七年十月三十日伦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