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5月21日人民日报 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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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冀南银行
 晋察冀边区银行
 总行通告
查抗日时期我鲁西北地区曾发行鲁西银行钞票,于抗日胜利后统一流通于晋冀鲁豫地区。为了统一货币,便利商民,曾于去年七月间公布限六个月以冀钞等值收回。兹查此项钞票尚有少数流通市面,为此特再通告商民凡持有鲁西银行之钞票者,希速向当地之冀南银行或晋察冀边区银行兑换(对冀钞一比一、对边钞一比十),以便早日收回。特此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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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西王召工作组严重脱离群众
 沁阳通报指责打人错误
群众不同情:三百人溜走了二百
【本报消息】据沁阳办公室通报称:西王召工作组在领导群众斗争地主赵秀清(女)时,犯了鼓动群众吊打人的原则错误,造成严重恶果。在斗争前,知道赵秀清很硬,工作组即认为不打不行。有的群众问:“她不承认时敢打不敢打?”有的答:“敢”,有的答:“随便”,更道听途说,×村打了,认为打了没错。到斗争时,地主就是很硬,少数积极分子喊打,工作组有的同志也喊打。而且有的同志还去亲自为群众找棍子。到少数积极分子将地主吊起来,大多数人往后退时,工作组同志还有人动员群众上前去打。到放下来时,人已半死,躺在地上,地主一针一线未承认。
对这个地主的前次斗争,群众曾取得胜利,情绪与信心均提高。因之这次参加斗争的群众,特别热情与踊跃。但到少数积极分子与干部吊打仗,便逐渐后退,最后三百余群众,有三分之二都走了。一个贫农委员也装病躲到门外去了,一个老太婆由于害怕,一出门就跌倒在地,由人扶回去。贫农团内部也由于吊打人产生矛盾。贫农团委员说:“几个人把事情弄僵了。”积极分子说:“贫农委员包庇”。形成了两派。这样便把本来可以更好发动群众的斗争,变成了打击群众热情及脱离群众的斗争。西王召吊打人后,周围东申召等村均有人来探听消息。地主富农乘机造谣说:“西王召把人的臂膀打断了(实并无此事)。”造成周围村庄的恐慌。
以上错误与恶果,经中心组扩大会议进行了检讨,作了自我批评。县委认为西王召工作组犯了原则错误,除帮助与分析认识错误之恶果及原因外,并给该工作组以指责。
【又息】大芦城工作组杨振兴在斗争地主富农时,两次亲自动手打人,包办蛮干,使群众没真正发动好,并失掉广大群众的同情。第一次打人是十九日斗争地主的大会上。会前工作组和群众在一起研究,打通了群众“非打吊不能斗争”的旧看法,确定了不打不扣,诉苦说理的新方针。杨振兴在斗争会上动员时却说:“打人不打好人,不打低头的地主,专打不低头的地主,打死你也不会给你顶命。动员后,开始诉苦,在诉到一个从城内被斗逃到此村的地主栗米发时,栗和诉苦人辩论,杨制止他不能说,栗还在说,杨即起火想打。正这时,栗回头看杨,杨即骂起来:“你还想打我的黑枪?看你再臭嘴烂舌!”上去就是两个耳光。打完后,杨说:“我有权利打你,我是人民法庭,打了你我也犯不了法。”地主不吭了。
第二次是在查富农卫德保的财产时,杨亲自审问,卫总是说他家里是劳动起家,没有内货,杨火了说:“我不要你的东西,就是叫你低头!”说着上前又是两耳光。
打人后,杨振兴的手肿起来。吃饭时,老太太问他:“你手肿了,是打的太重了吧?疼不疼?”这是对我们一个讽刺。另外许多人说:“杨同志真泼呀!”他给贫雇说:“对地主就该这样才对!”显然,杨振兴把斗争封建变成了少数人的蛮干,群众对打人则是旁观态度。他们因为看不到真凭实据(根本就没证据),便认为杨振兴这种乱打是“不讲道理”。结果,不仅没有形成群众性的斗争,反而失去群众的同情。(沁阳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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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西八师庄填补中坚持左倾错误
 错斗财物拖延不退还
【太行消息】据长治五区通讯员振华、录田、春喜三同志报导:西八、师庄(均系进行民主整党填补村)两村,仍坚持左倾错误不马上纠正,对领导生产十分轻视。该区在本月十日召开生产工作组会议,据张开肉同志谈:西八村经过两次划阶级,已知道在过去划的三十二户地主富农中,有中农十九户,是在去年审查负担时错划为富农的;他们的粮食一律被没收;三十二户共没收粮食三万五千八百八十一斤,不但顶了贫农应缴纳的公粮,相反贫农还分得不少粮食;贫农宋秀林一户就分得五百多斤。但是地主富农和错斗中农,今春却有二百多人没饭吃;工作组只领导群众借给粮二十余石救济,可是还有三十多石粮及不少果实在存放着。错斗中农的东西(如没分散的粮、衣等),也不立即退还;错斗了中农石乞的牲口至今还被村合作社用以磨粉;这牲口每日赚的半升工资,也是分给贫雇。工作组对上述严重左倾错误,还要推到农代会成立、划好阶级,经农代会决定再退还错斗中农的果实;这样使该村群众生产情绪很低,中农普遍反映:“瞎胡种上就算啦”。但工作组也不理睬。又据区干冯松斗谈:师庄村亦同样在坚持左倾错误。他说:“区生产工作组叫我组织该村下种,我即提出错斗中农无种子等困难,动员干部解决;村干部却说:基本人(贫雇)的困难还解决不完哩!谁给他们(指错斗中农)解决?!我又给工作组王××等三四个同志商议如何组织春耕下种,人家说不管,“你去办吧”!他们忙于总结填补材料,错斗中农不纠正,放弃对生产领导,至今该村仍有一千四百多亩地没下种。”
【又息】陵川一区苏村,在今年正月封了二十三户门,其中很多是中农户,至今仅启封了十四户;政治主任的门也被封啦!错封中农门后,将粮食农具都集中起来,并将好地抽出,留下坏地让中农种;被封门的二十三户,共抽出好地一百多亩。至今错封中农门时所没收的东西及抽出的好地均没退还或补偿,群众生产很没劲,互助组也没组织起来。据该区副区长谈:近即将到该村解决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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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太行老英雄张喜贵
 领导全村锄麦下种
【太行消息】涉县八区偏城村,在老英雄张喜贵、生产主任赵德领导下,已完成下种和锄麦工作。自阴历正月初三日至初五日,自愿原则民主讨论,由解散到自碰重新整顿了互助,选举全村生产总指挥部,下分五个指挥部,由拨工队长、街长、生产委员负责来领导。定出了工资:每天每个驴最高十五分,人最高十分,每天工资米不管饭五斤,还是死分活用。并经过宣传土地法和边府谁种谁收布告,打通了贫雇等平分,中农怕平分,干部等下台的思想后,全村又增加了九头牛、两头驴、五十四只羊、卅三口猪。接着又回忆了去年下种迟,秋后收成减少的教训,启发了群众思想。从旧历三月初八日开始下种,全村土地三千零一十九亩,麦地一千零八十亩,白地一千九百三十九亩,到三月廿七日,完成了下种,锄完了麦地。这段生产完成后,群众又产生下了种该歇歇想法,不积极的找其他生产,街上也坐有闲人。为了克服这种现象,进一步推进生产,总指挥部又召开会议,决定了如何总结春耕下种,启发群众发家致富的思想,解决群众具体思想。张喜贵当主席,总结报告了下种的优缺点。如一队在下种时,开始就作了计划,先种棉花、山药,再种谷子、玉茭,那户也不能往后放,谁也误不了,又解决了生产中困难。聂宽是组长,自己调剂到组内五升玉茭、五升黄豆,解决种子困难;赵吉英亲自拿出一斗玉茭,刘步昌七斤米,扶助了没吃户。刘虎定组用小型社随时能抽红办法,安置了被斗户刘清的吃喝(共有二斗一升米),解决了生产困难,劲头很大。总的说来,大家劲头都很高,陈水和说:“种的早,出的好,谁听了谁沾光”。另外找出了四种毛病,作了讨论研究:一、整顿互助时问题没发现,调工时才知道刘虎定、陈二的是组长,去年工资没算清。二、争工,别人突击种谷子,赵吉英就想种玉茭。三、个别组长领导差,杨德昌组早些不定好生活,清早才拨工,组员嫌迟、怕吃亏,不愿使牲口送粪,因为还是死分死定形成自流。四、怕出工资,李花元和刘保的是一组,牲口是一犋,李花元用他父亲牲口犁了地,引起保的不同意,谁也怕出工资。以上这些问题,对春耕也有些影响,在各队内经过群众讨论研究,定出了解决办法:欠工资必须算清:不然就拿工来顶。王世清说:“不管啥成份,工资总得给”。对其他问题,主要是说服教育,要随时发现随时讨论解决,刘辰金说:“村村有怪人,群群有赖羊,非多教育不行。”主席最后作了总结后,又订出麦收前和锄苗前的生产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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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对群众不教育不提高
 屯留干部放弃领导
【太岳消息】在整党学习中屯留干部反对了行政命令的作风,可是现在反过来又发生了尾巴主义。当他们学习后回到工作岗位的时候,觉着自己不了解情况,处处依靠当地干部;当地干部又因为自己没参加过学习怕犯错误,就又依靠学习过的干部,这样“三家相靠倒了锅灶”,谁也不积极提出自己正确主张去指导工作教育群众,当了尾巴主义。比如三区川地坪村评议优待军属时,全村五十多户军属,自报公议优待工数,结果群众才评议了三户可以优待,还是每户全年才给优待十几个工,弄得好几户军属都哭着走了。区村干部也不敢去说服群众,怕犯了“行政命令”。辛庄村干部召集群众开会时,群众来的来走的走,干部也不解释一下,就这样闹了一天也没开成个会。五区的罗村本来互助组是全县的模范,但是干部们说“现在不准行政命令啦,随群众做吧!”结果使互助组变成自流,代耕工作也派不动了。象这样的情形各村也还不少。另外有的互助组明明不是形式主义,干部也给“纠正”了,象三区老庄沟常宏胜的互助组,本来是自愿组织的,全组六十二个男劳动力,工作搞的很好,但是村干部怕说是“形式主义”,对上边只说是四十七人,并且在村里把大组又分成很多小组,结果群众不同意说:“大组烘火动弹有劲”,才又结合在一起了。这些偏向领导上正在想法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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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不认真救灾作假报告
 五顷垴村长受处分
【寿阳消息】本县五顷垴村第二次救济粮食三千余斤发放后,联防生产指导组为及时了解各村发放情况,召开了牛黄口、五顷垴、碧石三个村村干部会议,进行检查。当时五顷垴村长阎益文在会上报告得很漂亮:“经过贫雇讨论,群众公议,将粮发给当下饿肚的贫雇农十六户,中农七户,共七十八人,分三等发给:一等三户,四人,困难较大者每人五十五斤;二等八户,卅二人(能过活五、六天者),每人卅四斤;三等十一户,四十二人(能过活十来天者),每人二十八斤,现全村都能渡过春荒了。”当时领导上惟恐不实,亲去调查。经过检查,全村一一九户,四五四人,只有八户(卅六人)未分粮,其余都平均分了。和村长原来报告完全不符,便召集全村干部会议,进行检讨:(一)发放面太宽,有三分之一以上的户数,本来加上自己生产,足能维持到麦收,这次每人也得了七、八斤粮,既顶不了大事,又增加他们的浪费。(二)勤和懒、人少和人多、有劳畜力和无劳畜力户没有分别照顾,和群众生产自救没有结合,发粮后没有组织群众积极生产,助长了部分群众依靠心理,懒汉吴生换吃豆腐,仍在浪费。副村长康会斌说:“这次发救济粮,我思想上就很不明确,没很好好负责,光是怕,急求快放,事先没有进行很好调查,又未经贫雇讨论、群众公议,只简单根据群众自报,形成有求必应。”武委会主任说:“这次发粮,干部就没有很好讨论,真正贫雇困难户没解决了问题。”检查后认为村长阎益文不实事求是,向上假报告,在干部会上受到当众警告处分。(范生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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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强制群众挑战竞赛
 翼城二区互助出毛病
【太岳消息】翼城二区五月初开会检查春耕,检查中发现田家河等十个自然村的干部,在布置工作时,就没根据群众自愿与需要去组织互助,只是单纯的为了“竞赛挑战”“向上讨好”去强迫编组,大大影响了群众生产情绪。如田家河女劳动英雄王秀英和妇女们开会时说:“我在联上开会跟人家挑战啦,妇女要编组担粪,谁不参加就是地痞流氓。”青城村对不愿互助的人规定了三条处罚的办法:(一)去的迟了划眼镜。(二)不去的戴纸帽子游街。(三)不参加互助的罚粪。农会常委王秉俊说:“不强迫都不自愿,工作还搞不搞?”史伯村武委会主任刘作忠编起组以后,不给大家解决记工折工的问题,只说:“编起来先干着,不荒一亩地就行,什么制度以后再说。”下石门农会常委马元德,组织互助时说:“妇女有条件可以自愿,无条件可不能由她自愿,不去就是跳皮捣蛋的坏老婆。”正因为各村干部思想认识上的糊涂,领导上又没明确指出应该怎样干不应该怎样干,所以造成了强迫编组脱离群众的严重现象。田家河因硬逼小脚妇女王兰英去担粪,结果逼得她自杀了。青城村妇女许秀英、王秀英,都因强迫担粪过重小产了。油庄有个妇女怕编组,躲藏起来两三天人都找不见。北橄村有个妇女因此小产了一个男孩。史伯村中农因互助没规定记工还工的办法,他怕吃亏牛也不喂了,嚷着非卖不行。再加各村有些干部不亲自下手和群众一起劳动,群众就更加不满。如石门村某农会常委,官僚架子很大,不下地劳动,只是坐在农会接受小组长的汇报。翟家桥上月二十六妇女担粪时,村长翟兴业只在一旁记帐,村指导员是站在那里监工。上吴村一个互助组员说:“什么叫自愿?组长来唤还能把脸藏到地下!”群众在思想上结着很大的疙瘩。大家经过讨论,认识了问题的严重。分委书记王毅同志总结时说:“强迫命令简单编组闹的村里乱七八糟,这已成今天生产领导上的重要偏向,今后要加强领导,各基点干部要具体帮助村干部,健全制度,加以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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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井店集改造交易所
 群众买卖方便
【冀鲁豫消息】闾文井店交易所有官坊官店作风。表现在:第一、花布粮行集中交易,群众买卖不方便,交易拥挤,买卖粮食等一天不能成交,买卖双方搞好价,交易员光过手扣佣钱,有时连款也不给点验,土布交易更拥挤,有的两三个集挤的卖不了布,有的把布条挤掉(卖布后拿着条到另处领花、粮等)。曾有一个妇女被挤的小产了。第二、交易不公平,营私舞弊。井店公营商店在粮食暴涨时作价出售,粮食交易员吴天久曾私自买了两石屯积起来,而限制群众只买一斗。第三、单纯吃佣钱观点,粮食上市后,只是等着过手记帐抽佣,群众及商贩的粮食是否能卖,不管不问,有的等一天也卖不了还得背回去。薛村一个农民赶了三个集才卖去个布,他说:“卖一个布比织一个布还难哩。”群众说交易员是“过手员”,不起交易员的作用,对双方成交不负责。工商局根据这些脱离群众的现象,对交易所提出改造,要对交易员进行教育,清算和转变官坊官店坏作风,纠正不为群众服务思想。交易员必须采用各种交易方式为群众打算,花布粮行改为行店式的,建立门市,一集卖不完管给群众和商贩保存。现在花布行市由一处分成五处,粮行由一处分成六处,逢背集也成交,买卖布当面交款、花斗称必须公平,对群众交易必须负责。自从各行分散成交后,卖布群众说:“这一分开没那样挤了,就是在外边等着不往里边挤,到不了上午也轮着咱啦。象以前那样一直等到天黑还卖不了布哩,这样少耽误好多工夫!”粮行也反映说:“这随便啦,拿着钱愿意在哪里买卖就可以在哪里买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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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短论

  纠偏要迅速
沁阳西王召工作组、大芦城工作组杨振兴,在群众运动中,鼓动打人,甚至亲自动手包办蛮干,破坏了政策原则,失掉了群众的同情。这一带有原则性的错误,沁阳领导上发觉后,即刻迅速加以纠正,这种精神,值得发扬与提倡。
过去在执行政策上由于我们了解情况不够,和对于政策研究不够,政策界限不分明,致使工作上犯了不少原则错误,严重地损害了群众利益,脱离了群众,应当引为教训。这些错误,必须迅速的无条件的加以纠正,才能使政策端正过来,紧密的同群众结合。毛主席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里教导我们说:“晋绥中央分局在今年一月采取了纠正左的偏向的适当步骤。这个步骤是在分局同志参加中央十二月会议回来以后实行的。分局为此发出了五项指示。这一纠正偏向的步骤,如此适合群众的要求,又如此迅速和贯彻,在短时期内,几乎一切左的偏向都已纠正过来了。”现在我们有一些同志,反而认为纠正偏向太“猛”了,转弯子太“快”了,主张慢慢的来。这种认识是不对的。我们犯了政策原则上的错误,已经走了弯路,如不迅速纠正,群众就离开我们越远,弯子绕得越大。对党和人民都是重大的损失。只有坚决,迅速,立即无条件的纠正偏向,才能使偏向无从发展,引导政策的执行走向端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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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批评与建议

  合作社贫雇干部并不都是无能力的编者同志:
贵报五月十一号(七一三号)一版刊载的“把生产救灾当作当前的中心工作”一文(太行新华日报社论),我们读了感觉很好,正适合目前群众要求。看到第三段“去冬在‘检查运动’的影响下,冬季生产没有开展起来”,当中八行所说的“原来一些有经验有能力的合作干部,因被打击而躺倒不干,代之以无能力无经验的所谓贫雇代表,贫雇社长,贫雇会计,致使多数合作社濒于垮台绝境,农村副业普遍找不到出路”。我们的意见,贫雇代表,贫雇社长,贫雇会计,不是完全无经验、无能力的,有一部分是属于上述情况;但有一部分搞的还是有成绩,有经验,有能力的。区别开来讲比较是合适的。否则,那些能为人民服务当长工和较好的贫雇代表们看到,思想是会受到影响的。我们提的是否对呢?希告知。
             读者 玉芹、来成、柳溪 五月十三日玉芹等同志:
你们的意见很对,我们没有分别指明,“有一部分干得很好,有能力,有经验”,这是一个缺点。将在今后注意。希你们在工作中也向贫雇说明这点。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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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武安教员组织通讯小组
【武安消息】武安在这次高初小教员会议上,发起了组织通讯运动,全县共组织了五十六个通讯小组,参加通讯小组的高初小教职员共五百零一人,每人都订了争取每月写两篇到三篇稿子的计划。阳邑基点通讯小组提出写稿要写村上的实际事情,写完以后再给群众念一遍。并提出,报上不登也不灰心。八区成立了“互助小组”,写好稿子互相修改。写稿大家都认识了不但是推动工作,对自己也有很大好处。(武安教育科文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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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晋城陈庄村干强开“合作社”
 闹得全村混乱不安
【太岳消息】晋城三区陈庄村,区干部不多去,村干部瞎胡来,左倾盲干还没彻底纠正。去冬以来,该村干部强迫组织“全村生产大互助”,将全村六十余户所有商店、作坊、运输、小手工业、妇女纺织的一切收入统归“合作社”所有,谁赚下钱也得交“合作社”,不准私人自由搞生产,然后再按全村男女老少个个有份来“分红”。分红的办法是全劳动力顶十分,半劳动力顶八分、五分不等,妇女纺织顶五分,做饭顶三分,老太婆顶三分,二岁以上的小孩顶二分,刚生下的小孩顶一分,不论是做什么生产,都按这样顶分。参战和闲人都一样顶分。在这种不等价不自愿的情况下,弄得大家都躺倒了,等着分红。如桑田喜是木匠工人,去冬在浮山木厂赚了五万元,村干部也强迫他拿回来交给“互助组”。他二弟给合作社做了一冬木活,吃自己的饭一个工钱也没有赚。他三弟因参战把手打坏了,在支差上叫顶全劳力,在分红上叫顶半劳力,拿自己的牲口吃自己的饭给互助组拉煤,也是一个钱也没赚上。全家劳动一冬,只分了二万元红利,生活非常困难,现在桑田喜全家要求搬走,不在这村住了。又如陈发锁等四户,去冬运输共赚回洋十四万元,结果四家连女人纺花在内,才共“分红”四万元,每家平均一万元。这样弄得全村都躺倒不动,坐吃山空,现在这些现象还没彻底纠正,春耕生产很没劲头。群众反映说:“区上干部常不来,来了也只在干部家里坐坐,听听干部说就走了,这些事情他们哪里会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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