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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军发动宛西地区强大攻势
连克内乡淅川镇平邓县
平汉中段收复郾城西平漯河
【新华社宛西前线十二日电】解放军由一日起发动对宛西（即南阳以西，南阳古称宛城）地区之强大攻势，截至九日止，先后攻克内乡、淅川、镇平、邓县等四座县城及西峡口、石佛寺、西坪头、禹王店、重阳店、侯集镇等重要市镇多处，详细战果正清查中。
【新华社中原前线十二日电】平汉路中段郾城、西平及漯河重镇六日为我军收复，守敌蒋匪十八军胡琏所部南窜，我正扫荡附近散匪中。
【新华社宛西前线十二日电】我地方武装配合解放军出击宛西。四月三十日攻占南阳安皋敌据点，歼匪十四名。同日进占豫陕交界荆紫关正北之西坪头，俘匪四十六名。五月六日又在内乡西北牛凤圈、阳城地区，一举击溃土蒋匪保七团，生俘其八十余名。三次战斗共缴获重迫击炮四门、轻机枪四十三挺、汤姆枪四支、步马枪一百六十二支、电台一部、粮食二十万斤及弹药一部。又：另部地方武装清剿偃师、登封土蒋匪，五月六日在登封少林寺西之南柏峪沟、三王庙一带生俘蒋匪偃师县长席佛尘、登封匪保安团中队长冀海常等以下六十一人、缴获轻机枪二挺、手提机枪一支、长短枪六十九支。
【新华社中原前线十二日电】郑州蒋匪为牵制我宛西攻势，八、九两日拚凑其四十一师之一二二旅、一二四旅、四十七师之一二五旅、一二七旅等残部共八个团，附骑兵两营、战车数辆，八、九两日先后进犯我密县东北赵砦方砦地区，均经我军击退。共毙伤匪四百余名，活捉五十余名，缴获轻机枪六挺，自动枪四支，子弹万余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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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年来从事党的新闻工作的几点体会
安岗
本文系个人一年来工作中的一些体会，是根据我在总结学习会上的发言提纲写成，不能代表全部总结。
人民日报及新华社晋冀鲁豫总分社在晋冀鲁豫中央局直接领导下两年来排除各种困难逐步向前发展，现已初具规模；报纸发行在全区已有一百七十三县，出版份数较去年增加一倍，已达两万五千份，通讯工作拥有五个分社及一千五百名通讯员，设有地方广播，并向各方面供给稿件，构成本区的党的新闻事业一个有机整体。报社较大的进步是在整党以后，当时，我们依据中央指示及中央局的具体领导，为改进党报及通讯社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运动，在土改学习和整党中暴露了的各方面的缺点均予以批判纠正，又在以后参加土改中经过了一次考验，每个同志思想和能力较前提高，整个工作开始步入健全发展的道路。
一年来，我们新闻事业的改进，大体上可以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三查学习和整党清算客里空，这是最有决定意义的一段，清算了在土地改革中站不稳立场的各种错误思想和行为，掘挖出闹纠纷闹自由主义的根子，明确阶级立场，树立了依靠贫农团结中农及一切反封建分子的正确思想。第二阶段是在反右的时候盲目的发展了“左”的偏向，这以全区土地会议期间及会后不久的一个时期最为严重，当时各地一听到“贫雇路线”的风声便抢先动起手来，冬季生产和贷款严重的排斥了中农，不少地方因强调反对“中农路线”，而引起在政治上经济上严重的伤害了中农，报纸在初期由于对下面情况的严重性了解不够，主要由于自己思想上不明确，曾对各种“左”倾偏向表示随声附和，不久发觉一切都冠上“贫雇”的说法显然是一种投机行为，马上写了“肃清投机思想”的短论，初步有所纠正，但由于土地会议后对阶级路线的了解是不完整的，单纯贫雇观点仍未肃清，在政权问题上曾宣传了“边区政府要更多倾听贫雇呼声”，不了解我们的民主政权是允许一切民主阶层参加，包括工人，农民，独立劳动者，自由职业者，知识分子，自由工商业者及开明绅士。在宣传满足贫农要求上，有时便把团结中农忘掉不提。在整党的初期报导上对惩办强调的较重，对党员干部区别好坏教育改造方针宣传得不够。在划阶级上对查三代开始未予批判，反而肯定了不少人是地主。如曾强调报导党内地主富农分子把持，后来证明大部地方并不如是。诸如此类，表面上看来“阶级阵线分明”，足以迷惑人于一时，实际上则由于“左”的偏向，造成了自己阵营的混乱，报纸的宣传更助长了“左”的发展。以上这些错误，虽然有的马上得到纠正，整个错误也延续时间很短即告纠正，但给予党和人民的危害却是很大。因之，当时曾根据中央指示系统地检查了左倾错误报导，开始有了对左的批判。第三阶段加强学习党的基本路线以及具体政策，以一切有效办法，大声疾呼的彻底纠正“左倾”偏向，端正执行政策的态度，根据广大群众的迫切要求，从各方面来努力贯彻党的政策，以求迅速扭转干部与群众中的思想混乱，这一点已有初步成效，但从全区看来仍是我们今后一定时间内必须继续加以贯彻的任务。
经历了这三个阶段我们初步摸索到了以下一些点滴的经验：
第一、必须认真学习掌握中央总路线总方针，并根据总路线总方针认真学习各种具体政策，保持头脑清醒，方向明确，才能够在工作中避免发生左右摇摆尾巴主义的偏向。检查过去一年我们每个人在土地改革中的思想，我们的确是缺乏自觉的阶级观点，在农民问题上我们不了解土地改革所依靠的力量只能和必须是贫农，我们天天喊“团结中农”却不知道依靠谁去团结，有的同志甚至认为开明绅士也是主要力量。这些错误思想必须坚决纠正；但问题在于我们没有站在中央路线和中央局土地会议完整的精神上去修正过去错误，在一个短短时期内曾满足于单纯贫雇观点；“有了贫雇就有了一切”，片面鼓吹贫雇利益，轻视了团结中农的重大原则问题。一月份学习了毛主席元旦报告，开始从路线上及马列原则上检查了我们左的错误思想；发现我们常常借口“地方化”，不去认真研究体会党的总方针总路线，在执行具体任务的时候（生产与土地改革等），很少去考虑这一条新闻一篇文章是否违背了或者是坚持了中央路线，在学习中也没有紧密地把中央路线同我们的工作结合起来逐步提高。由于不了解总路线，对具体政策不研究，即使研究了也不对头，结果，一个中心任务来了，报纸有时只是盲目的片面鼓吹，以致不是左了便是右了，形成各种的尾巴主义思想。去年挤封建挤到工商业，我们有些同志也觉得：“工商业农民照样可以经营”，割尾巴割到中农，也有人觉得：“不侵犯中农无法满足贫雇”，对群众中各种错误意见也没有采取分析的态度，查阶级挤封建的时候，曾经到处报导清查出了多少多少地主，可是却没有冷静的研究一下中央规定地主成份的基本条件，深入一个村庄研究一下实际情况是否符合，我们没有从这方面发展科学的实事求是精神，反而随声附和，在报纸上出现了不少的错误名词如“破落地主”、“封建尾巴”、“化形地主”等等，实际上是把已经转化了的或者是出身地主阶级的人都拉到地主行列，我们纠正这种左倾错误的方针是强调打破盲目性，加强工作人员政策路线的学习，在内部同一切脱离中央路线的思想（如有人认为不强迫中农“自动”解决不了问题，从贫雇狭隘利益出发就是阶级立场，人民大众就是工人农民不要其他等）展开了尖锐斗争，明确了党报工作者必须以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头脑，按照毛主席的报告及中央局指示结合上我们对政策执行的实际情况去做宣传，一点也不许标新立异，坚定地以党中央的政策为准绳，一字一句不能有所乖离，一切疏忽都要坚决避免，譬如：不能把中农分裂为上中下三种，而把富裕中农称做“上中农”；毛主席分析各地党内情况是“对于那些犯了错误，但是还可以教育的和那不可救药分子有区别的党员和干部不论其出身如何，都应当加以教育，而不是抛弃他们。”我们在一开始曾有些新闻竟毫无区别地把农村党的支部一律叫做“一窝蜂”，“大石板”，这也是不对头的。党报必须稳重的掌握毛泽东政策路线和宣传分寸，才能提高党性，保持党报对党的政策肯定性，树立在群众中的永久威信。
第二，整党以后，报纸最大一个特色是真正从下边大量地反映了群众呼声和意见。我们办党报，几年来都是采用一整套自上而下的工作方法和组织形式，通讯工作是在党和政权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通讯员几乎全部是干部，我们从报上看到的新闻主要是干部活动，象开会、做报告、订计划、总结等，报纸的主要工作方法是满足干部要求，经过干部去教育群众（这当然也是对的），究竟党的政策在群众中获得了什么反响，群众有何意见，是否传达错了，过去都不知道，或者说知道的少。有时群众提出一些问题，也没有引起大家注意。如今这一情况是有些改变了。我们开始学会运用一些自下而上的方法，结合群众要求，教育群众贯彻政策，报纸上开辟的“呼声”栏，第一个起了发扬民主的作用。一个叫魏殿花的贫农被村干部诬害扫地出门，管制起来，他在集上听到人读人民日报的“呼声”栏后，就怀揣报纸连夜偷跑，从几百里地以外跑到报馆痛哭流涕诉说委屈，经过反复研究，我们商同边府共同组成工作组配合当地地委县委调查了真情，纠正了县区干部对这一问题的官僚主义和宗派观点。魏殿花冤屈昭雪的报纸发至各地引起重大反响。过去报馆往来的多是干部上层人物（这是需要的），虽然提倡车水马龙门庭若市却没有一个群众参加，当然更谈不上尚没有真正翻身的农民。现在则有不少的农民陆续到报馆来要求代笔写“呼声”，他们甚至说是来“告状”。从“呼声”所反映的问题看，民主是群众主要的急迫的要求，他们受本村一些坏村干打击，这还不说，最使他们苦恼的是上边的官僚主义，一级推一级，县不惹区，区不惹村。（⑴⑷）老百姓说：“过去没有咱讲话的地方”。看到“呼声”后，他们说：“咱总算也有一个说话的地方了”。在初期，“呼声”连系的主要对象是贫农，这是由于我们强调依靠贫农，他们抬起头来，敢于出来说话，每逢他们来了总是先谈成份、谈历史，后谈心事。贫农最大的要求根据我们的统计主要是政治上没地位，要求翻身，“防空洞”、“特务帽”、“落后”都压在他们身上，使他们喘不出气，因而也造成了生活上的各方面困难。我们把“呼声”当作报纸连系群众重要工具之一，设有专人研究整理材料，辨明是非、真伪，帮助各地及各阶层的人解决一些迫切问题，把群众意见提交各级党或政府请他们处理，我们站在党报立场上提供材料进行监督，重大的案情则派遣一定数量记者配合党政机关进行调查解决并将最后结果写成报导。各级党政机关对“呼声”均极为重视，边府、太行六地委，以及武安县在迅速解决群众合理要求上提供了不少的范例，也还有少数地区对“呼声”采取了漠视态度，这种官僚主义亟应坚决打破。另一个连系群众的重要工具是“编读往来”。整党民主运动的空气传至各地，群众同毛主席政策开始通气，普遍的要求是摸政策的底，大家向报纸不仅反映了呼声，并且要求按照政策解决他们的要求，“编读往来”正是反映这种情绪，群众提的问题也正反映出过去我们执行政策的主要偏向。据统计：这一时期反映最多的是错划成份，错斗，损害工商业等。为什么问的人很多呢？说明过去我们的政策没有真正到了群众手里，张工作员一个政策，李工作员又是另外一个政策，大家乱解释，做起来都是按照自己的“灵活性”去办，把党的政策原则丢在一边。编读往来形成了群众自发的要求讲解政策运动，说明广大群众对政策是拥护，而对过去这种现象则是极端不满，我们针对这一情况采取有问必答方法反复的宣传解释党的政策方针，帮助群众同毛泽东思想通气，批评一切脱离毛泽东思想的错误现象，给群众合理的民主要求，以政策上的指导和支持；同时也帮助了县区村干，他们都是想把工作作好，可是一下子又不知道如何作是好；整党以后，他们有怕犯错误的思想，加上过去长期自由主义，不学习政策，现在一切要按照政策办事，便表现束手无策，犹疑不决，“编读往来”帮助他们多少地解决了这一困难，分清是非，端正他们执行政策的态度。编读往来对党报编辑也起了监督作用，读者随时提出对编辑工作意见，使错误得以及时纠正。经验证明：党报除了自上而下的宣传政策指示之外，必须自下而上的倾听群众呼声，结合人民要求，贯彻宣传中央政策、毛泽东思想以及一切法令。
第三，是进行了新闻队伍整编的巨大工作。去年一年我们有二分之一时间一面坚持工作，一面进行三查学习及整党，整编了新闻队伍，进行了端正立场，每个人都站了队，洗了澡，报社内部有了新气象，出现了一个政治上团结的工作秩序和民主生活，肃清了自由主义空气，提高了政治研究空气。过去以为“做新闻工作吃不开”等等错误思想是改变了，倒是有很多同志害怕个人思想和能力不足以担负党报工作者的严肃任务，处处害怕别人再叫自己“客里空”，多少有些失去自信。为了进一步提高大家，就又进行了自下而上的整编队伍，全体编辑部门同志轮流下乡参加武安九区工作团所领导的各村民主整党填补工作。现在已经做了三十个村，每个同志都系统的参加一个到两个村的工作，初步取得较为完整的经验，这在本区新闻工作者来说是空前的第一次。大家开始有了实际锻炼，让群众给予鉴定，打破了“纸上谈兵”的书生子气，发现过去身在老区实际上不了解老区情况，这次调查了各村实际情况才深刻地体会了中央老区半老区指示。比如做了整党工作，才真正懂得整党与群众结合的方法是最好的，回到岗位上来后，他们对于各地所发生的关门整党，群众大会整党等错误方法均可以依据政策明确批判。群众运动发展是十分迅速和丰富，它比在一般的日常工作中更容易的暴露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尾巴主义等各式各样的错误。同时在领导上有力控制和群众监督下也容易纠正，因而在参加工作回来后每个同志都有着充沛朝气和新的群众路线作风来对待工作，使我们工作不断的在群众运动基础上创造新的作风新的传统。轮流参加下乡另一个好处是使报社政治生活更加实际更加充实，大家对政策执行、人民疾苦比过去是关心得多了。我们有些老同志几年来坐在屋子里似乎有些暮气了，这次下乡后思想较前开朗了。一些新从外来的同志经过下乡才明确了党的政策伟大，看到解放区的党和人民，真正相信了人民力量。全社工作没有因为大批同志下乡遭受耽搁，在政治上反而是更加加强了，大家不是怕“人少事多”的麻烦，而是想办法多做工作，当然这还必须要有比较健全的政治领导和科学的组织工作，任其自流是不行的。此外，同志们在接触实际之后，深切地感觉到：把群众的思想和活动真实地而不是“客里空”地、有着党的政策观点地而不是单纯客观反映地加以报导对于我们还是新鲜的第一课，这次我们自己下乡了解实际情况，就会纠正了“客里空”，同时对于下边“客里空”稿子电讯也开始有了识别真伪的能力，不致马马虎虎上当。现在必须从业务上扩大参加群众运动所获得的战果，无论在编辑写作采访等工作均须有一全盘彻底的改造。
第四，建立党报和通讯社统一领导，集体办公，统一业务管理的制度，培养干部，提高工作效率，保证迅速而准确的做好工作。整党以前很长时期曾存在一些闹不清的纠纷，妨害大家积极为党工作；整党中揭发了它的本质是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宗派主义作怪，整党后这些东西是没有市场了，大家的注意力全副集中在政策路线和提高业务上面。加强政治领导，推动集体研究，成了巩固整党成果的一个主要关键，为了从积极方面改进工作，培养干部，我们采取了统一领导集体办公的制度。编辑通讯资料等方面集体在一起工作，统一交换情况，打破过去“你也有情况”，“他也有情况”，结果都搁在一边的现象，各方面情况统一研究交流，统一掌握，研究确定共同的宣传方针和计划，这样做可以及时发现问题，譬如大家在高平小报上，发现高平县委在布置生产上表现了严重的自流，编辑部就集中情况多方研究，提出意见进行批判，帮助高平县委扭转了弯子。集体办公，也可以及时的总结经验，最近一个时期冀南、冀鲁豫来稿很少，我们运用太行太岳纠偏的经验集中力量通过报纸及通讯社帮助他们组织报导，使报导工作逐渐保持全区面貌。集体办公使学习加强，任务统一，力量集中，同时进行严格的分工，根据不同对象进行不同的宣传，目前有专门同志做文字广播、重要新闻编写，并准备专写通俗稿件及口播新闻。发挥各个部门的独立业务，培养专门的经验和能力，而不会形成力量对消。在社务方面也建立了集体办公制度，发行印刷同编辑密切配合，消除过去互不过问互相推诿现象。报纸在群众中威信提高，份数显著激增，在编辑工作上必须比过去更多的照顾出版的时间性，目前经过邮局的帮助，利用现代化交通工具的方便，现在全区当日可见报的已有十八县。读者范围扩大后，同时要更多照顾读者对象，最近以来城市商人订报飞跃增加，在编辑上必须适当照顾这一读者群。（这是由于我们宣传党的工商业政策结果。）由于集体办公，形成了在完成各项政治任务上一元化的领导和全体一致的动员，激励同志们努力工作的热情，完成任务的准确性也比过去大大提高。有些新干部在集体帮助下做出了优异的成绩，提高了全体同志对党报和党的通讯社的责任观念和前进心。
第五，总分社及人民日报依据中央局宣传部指示，在整党以后，有计划的领导了检查和纠正左倾冒险主义，提高了政治的思想的水平，给今后培养干部，建设全区性的统一的通讯网，打下了有力的基础。土地会议后，在批判了通讯工作的非阶级观点及客里空错误之后，加上骨干通讯员及分社同志均在进行整编，这时我们对各分社的业务指导和具体帮助也很不够，一时形成稿荒，很多人怕反省不敢写稿了，分社怕犯错也不敢拍发电讯了。以后情况虽稍有改变，基本上思想仍是混乱的，大家写稿都是往贫雇方面偏，甚至处处表现左，以为左比右好。在这种情况下，总分社在二月份在中央局宣传部直接指导下，检查了左倾错误报导，并按照党的指示，发动各分社掀起政策检查，从纠正左的偏向中逐步引导到端正政策端正态度，现在初步检查方告完毕，思想开始一致，通讯社工作已较前显得活泼，在总分社方面每周出版一次“业务与情况”，综合全区主要情况，干部群众思想状况，交换研究宣传经验，确定宣传方针，严格的执行报导工作上的政策检查。这一刊物是新闻干部学习政策自我教育的一个重要依托。总分社在纠正左倾错误的基础上建立了今后各种制度，同时着手准备研究建立全区通讯报导的具体组织工作，真正培养出一批政治坚强业务熟练的新闻记者；在改善业务状况方面，坚决肃清组织工作上的左倾残余，譬如通讯工作中排斥知识分子的现象等。并防止客里空作风死灰复燃，在纠正左倾偏向中强调实事求是与人为善，决不可捕风捉影，不加分析区别乱加批评，提倡有重点的全面看问题，帮助全体干部从积极方面消灭客里空现象。
就整个工作说来，我们的工作才在初步转变，这些经验还不十分成熟；从全体工作同志说来，运用新的经验也还不够熟练；我们必须继续大大努力，克服缺点，为更加加强本区党的新闻建设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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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本报印刷厂总结一年工作
印刷技术正不断提高出版过程已大大缩短
本报印刷厂最近总结一年来的工作。由于全体职工同志的努力，在培养教育工人，提高印刷技术，缩短出版过程，减低生产成本上都有不少收获及经验。具体表现在：
（一）报纸发行数量，虽较一年前增加了一倍多，而职工人员则较前增添不到一倍。工厂的生产人员和管理人员的比例为十比一，做到了精简合理的人力组织，减缩了不必要的开支，使印刷成本虽在物价的不断上升中，保持了平衡的成本数字。为了减低成本，工人们以增加工作时间来完成一定的任务。如在出四个版时，好多部门工作都在十二小时以至十六小时。
（二）在技术的提高方面，从工作效率上看，机器部上版时间现在只需二十分钟左右，与过去比较，缩短了三十分到四十分钟。排字部拼版时间，三等三级工人常和英拼第一版平均时间为三十四分钟，崔峰秀拼第二版平均时间为一点又十六分钟，都较前缩短时间一半。从工作质量上看，排字部曹有林、李耀唐、赵铁柱、张庆德等同志排草稿初校错字为千分之一至二·五，一般练习生也能做到不超过千分之七。打版部平均一张毛边纸型可浇版八块，最近该部工人田中元、田治文等又创一张纸型浇十三块铅版之最高记录。这些收获的取得，主要是由于执行了各部门的质量检查制度，出版过程考核制以及奖励与赔偿制度等的结果。一年来，并培养与教育了新生工人四十六人。
（三）一年来，在职工的教育方面，对一些消极怠工、破坏工具、破坏生产等坏现象作了斗争。在整编学习中，不仅限于单纯的反对地富思想的狭小圈子，而主要地是有重点的清算了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和作风。如对职工同志起腐蚀作用的自由主义、经济观点、技术保守、闹名位、忘本思想、工头作风与流氓习气等。学习以后的工厂，表现了新的气象，有不少同志很快加入了党的组织，普遍的提高了阶级自觉，发挥了工作积极性。比如报纸提前出版一天的号召，就是在大家研究克服困难下完成的。
（四）在学习了“二七”社论后，工厂组织了管理委员会，由正副厂长，职工会主任，支书等组成。管理委员会定期开会报告与检讨党政工各方面的工作，作出统一的布置，分别在厂务会议、支部委员会、职工委员会中贯彻执行。这样使全厂工作步骤获得一致，并因此健全了领导。
另外也还有些缺点：在工厂中存在着工资制度的平均主义；强调了生活的平等待遇，发生该高不高、该低不低的毛病，使工资制度没有起了应有的刺激生产提高技术的作用。其次，在实行检查、登记、奖惩制度中，有时候缺乏认真的督促及注意考核，因此产生了应付的现象，对工作反而起了不好的作用。此外，职工同志还缺乏虚心学习的精神，不能很好的从各方面打破自己固定的技术圈子，表现保守、对付及技术上的迁就等现象，还没有完全加以克服。印刷质量的提高，错字的消灭，也还停留在一定的水平上。不过，大家都逐渐觉悟到党报是全区人民的报纸，也就是自己的报纸，正克服一切困难，为“出版的更快，印刷的更好，与成本的减低”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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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本报发行工作日益加强
建立精确计算与科学管理制度
发行份数送报速度一年来增加一倍多
一年来，本报的发行数量，由去年五月一万一千二百四十三份，到今年五月发展到二万五千三百二十九份。分区域统计：从去年五月到今年五月，太行由七八七二份增到八四○二份；冀南由二二三五份增到七八八八份；太岳由一○七二份增到五四一○份；冀鲁豫由六四份增到三四三一份；外区发行数量为一九八份。在发行区域上，去年五月份至今年四月份，全区由一百零一个县增加到一百七十三个县。其中太行由四十一个县增加到四十二个县（占全区百分之百）；冀南由三十五个县增加到四十三个县；太岳由二十三个县增加到四十个县（其中豫西二个县）；冀鲁豫由二个县增加到四十八个县。（外区晋绥、冀中、晋察冀等未计算）
由于邮局方面的努力，对党报发行任务的重视，想尽各种办法增加送报速度，加强报纸发行工作。如添设夜班，发动邮工进行增快速度运动，建立奖励制度，添设运输工具，进行乡邮建设等，并在交通厅的帮助下利用火车汽车等近代化交通工具，使一年来报纸的寄送速度增加了一倍以上。去年到长治四天、晋城九天、邯郸两天、临清七天；今年到长治则只用两天，晋城四天，邯郸、临清、威县、永年、沙河、邢台等十八个县份当天即能看到报纸。
在发行科内部工作方面，根据工作发展进步改进并从新建立各种登记及统计制度，制订各种表册，避免过去在发行上的各种障碍及错误。（发报股及业务股表册共有二十多种，有每日发报份数统计表、每日发报时间统计表、差错统计表、发行调查统计表、送报簿、发致簿、发行对象统计表、发报通知单、每月发行营业状况表、每月营业试算表、发报逐日统计表、预订登记簿、来信登记簿、合订本及零售报纸通知单、订报月报表、报费存欠月报表、报费存欠分户帐、订报逐日合计表、发行分县分区统计表、发信邮资登记表、干线局站里程调查表等。）如业务股过去在会计上帐簿科目不够健全，根据业务发展，适当的重新确定帐簿科目。为了读者订报方便，报费按实发数计算。发报股为了提高工作效率，消灭写错报皮现象，改用报签，使写错报皮，邮局无法转递的现象不再发生。并为了克服中途报皮损坏、报签脱落、报纸无法转递而退回的现象，采取了双份报签办法。发报实行分工组织，原来一天四人发六千多份，需时整日，赶不上邮局班次时间，后改为东西两线分发，配合邮局班次时间，定为早晚两批分发，使发报时间缩短两个钟头，使赶不上邮局班次的现象逐步减少。从五月后邮局发展增加速度运动，我们即与邮局竞赛缩短时间，赶不上邮局班次的现象就完全消灭了。在与邮局的互相连系上，也比过去大大加强，邮局开会我们不断参加，听取邮局对我们的意见来改进我们的工作。在时间变动，增加报纸数量，增加报价等方面，都与邮局取得一致意见，或共同发联合通知，在报纸发行上取得一致行动。加以发行科干部自三查学习以后，克服了过去认为发行工作没有前途的思想，消除了不安心工作的现象，加强了工作责任心，使我们的发行工作能逐步开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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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整顿队伍中发展通讯网
本报一年来的通联工作
本报的通联工作，一年来在建立工作制度、加强业务研究等方面都有了更进一步的改善。在内部工作上建立了分工制度，每个区域由专人负责组织及指导通讯员报导，并对每个区域的情况及通讯员来稿能够进行分析研究，编印“情况通报”，作为确定每个运动阶段的报导方针的参考。每月总结来稿情况，主动地定出下月联系重点及报导方针，提出问题，抓住关键，在“通讯往来”中以具体的县区村为例指导各地。在去年八、九两月，并举办两次新闻通讯文艺评奖，起了教育与鼓励通讯员的作用。
在建立通讯网工作上，自去年九月新华社“纪念九一，贯彻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社论及领导上提出“建立农村工农通讯网”、“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的问题以后，我们即开始主动地注意这一问题，如通讯工作较差的太行四分区也整顿并发展了通讯组织。特别是经过去冬宣联会对各地发出整编新闻队伍的号召及今年一月在各地开始整编的时候，我们取得各地党委、办公室的直接帮助，在整编队伍中整顿并发展通讯网。截至目前为止，通讯员已由去年本报周年时的一千人发展到一千五百余人，而各地的通讯员登记表尚在源源寄来。我们的通讯队伍是大大发展了，而且通讯员的质量是大大提高了，他们都是经过了整编学习思想站队的县、区、村干部，工农群众，及革命知识分子。
另一方面，在过去一年中，我们思想上及工作上曾犯了左倾的错误。首先表现在对于通讯网的组织路线上的错误认识。由于我们对“建立农村工农通讯网、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的精神，在最初一个时期没有能够仔细体会掌握，加上小资产阶级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我们曾对知识分子发生了轻视甚至排斥的情绪。在日常工作上，表现对知识分子来稿的不信任。在去年九月二十五日本报第四版发表的“从内邱通讯工作来看建立农村通讯网的基本问题”一文中，更严重的表露了这种思想情绪，该文对知识分子要求改造“好”了以后，才能“配合”工农推进农村报导工作。怎样才算改造“好”了？标准是很难确定的。而且，应该是在工作中不断改造，不能空谈改造好了才让他们做通讯员。因为在我们的农村的现实情况下面，如果不发挥知识分子的在文化方面的特长（当然工农好的思想作风他们应该虚心学习，不断改造自己），农村工农通讯网的建立是很难想象的。何况今天解放区的知识分子，绝大部分都是我们的政民干部、革命职员，及为新民主主义社会服务的自由职业者。
左倾错误思想，还表现在对报导工作的指导上，去年十二月十日三十二号“通讯往来”组织冬季生产报导及十一月三十日印发各地的冬季生产及各地反抢粮斗争的报导方针，总的精神是强调应以“贫雇为骨干领导，并掌握群众性的副业生产互助组”，对于如何团结中农共同生产则没有提到。并说：“一切报导应符合真正的贫雇立场，符合贫雇农及其他翻身农民利益。”反抢粮报导方针则强调“武装要真正为贫雇所掌握”。这些，完全是忽视党的政策的严重错误表现，对报导工作上过去所发生的左倾偏向，我们错误的片面贫雇观点是发生了它一定的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