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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通讯往来
冀南、冀鲁豫分社及通讯员同志：
四个月来，我们收到你们的稿子很少。你区现在正做什么工作？是否发现过去工作有偏向？纠正了没有？有什么好的经验和坏的教训？群众生产如何？有什么困难和要求？这一切都需要你们集中精力本对人民负责精神迅速做报导！全区读者都在纷纷来函希望能看到你们的消息。
总分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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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五月十日本报第一版所载毛主席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一文，应作如下更正：
第一栏第二十一行“……现在有了。’这是……”应改为“……现在有了’。这是……”。第三十三行“。”应改为“，”。第四十四行“；”应改为“。”。
第二栏倒数第二行“隙”字下应加“，”。倒数第一行“是完全有领导地和完全有秩序地”应改为“是完全有领导地和有秩序地”。
第三栏第三十七行“生产”下应加“，”。第四十七行第四字“，”应改为“、”。第六十九行“个别”应改为“各别”。第七十五行“中国共产党的当前历史阶段”应改为“中国共产党在当前历史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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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清河三区开短期训练班讲明政策消除村干顾虑
会后大家对领导生产有了办法
踢开村干，单纯找贫雇调查村干错误。
成天光想下台怕得罪了人
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
【清河消息】清河三区于四月七、八、九三日召开四百八十六个村干部的短期训练班，初步解决村干的思想问题，布置春耕生产工作，兹将经过情形报导于后：在四月三号，三区工作团全体干部总结工作会上，大家检查最近各种工作非但不见起色，反而更形消沉。经大家检讨原因是：一、深入工作主要是访问贫雇，很少了解中农情况，而访贫雇又不是了解贫雇要求，生产中有何困难，如何分配果实等；而是单纯调查村干错误，为整党土改做准备，为调查而调查，故不能根据群众迫切要求而指导工作。二、踢开村干，躲着村干，四处找贫雇，使村干恐慌，群众也不知所措。如包里古庄的群众就说：“干部开会回来后同水蚊子一样，到处乱钻这是怎么回事呀！”被访群众听到打听村干消息，更是害怕；只有回答：“村干都好着哩。”村级组织不起作用，几个区干唱独脚戏，工作无成绩，区干也失望。一个同志说：“过去俺还会工作，现在也不知怎么做好了。”三、撤职了两个中队长和几个村干，未作宣传，致使村干们感到挨整下台的日子到了，工作不管不问，推推动动，甚而推也不动。这次会议开始，领导上首先说明这次对村干态度是改造教育，好的表扬，坏的批评，有错误的必须改正，同时表扬了积极工作的大辛庄农会主任毕云禄，指出积极领导群众生产，就是村干的出路。村干们听了都表示痛快，田村新干部说：“肚里没病是死不了人”。花园中队长说：“这给咱一个转变的好机会”。九号早晨村干部进行反省表明态度时，领导上采用了不拘形式的办法，随便扯，个人错误也好，对上级意见也好，不管多少有啥说啥，结果会场非常活跃。从大家的乱嚷嚷中可以看出有以下几种思想：一、恐慌不安，埋怨上级，不做工作。楼官庄小区代表刘至成反省说：“区里光往群众里钻，谁给咱谈谈呀，跟锄地一样，上级也得给起个头吧！咱这些天怎样想也没道路，光怕整党时被斗户、狗腿子和咱有成见的人联合起来打死咱，光想快下台呀，还管这个干啥呀”！东关中心支书唐三贵说：“区干整党回来后，一见面就说：看你们穿的军不军民不民的，对咱黑一眼白一眼的，根本不给咱谈啥，光钻贫雇，咱想这一定是到了整干部的时候了，自己光想过关的事，过去也好，过不去就被刷下来，但又怕坏人打死，每天心神不安。”二、当天和尚撞天钟。上有上级，下有下级，不管不行，管又怕群众说包办，深也不是浅也不是，是疙瘩就绊脚，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里古庄农会主任赵善卿说：“心里光害怕，不敢工作，叫实行民主哩，群众说是啥就是啥，区干好比织女，村干好比拖爬（织布机上用的），拉一拉动一动。”三、怕得罪人，干的工作多，得罪的人多，早晚闹个灰头土脸下台。中丁村司帐员潘莲身说：“越干的年头多，得罪的人越多，咱认为不对，群众说实行民主哩，怕不得罪群众哩！”村长冯克岭说：“净想把我这村长退了才好哩，一天撤了一天好，越快越好，我去大营送皮，本来一天的事，我故意待了三四天才回来，免得分果实时得罪人。”根据村干思想，总结时分别指出以下几个问题：（一）有少数村干仍抱着怀疑态度，如马厂村长韩凤德说：“上级这样讲，不是给咱捋捋毛顺把顺把，又使你一家伙，等到整党时再说。”领导上便重申对村干的态度与政策，说明这次会是要大家在思想上转过弯来，积极工作改正错误，了解群众意见，准备将来群众审查。（二）有些干部在讨论中认为“为工作错了不算错，为自己错了才算错”。总结时便指出为工作错了同样也是不应该的（当然在工作中也难免犯错，只要改正就行），因为犯了错误，群众就会受到损失。他们也想了些办法，譬如：“村里开会，用喇叭筒喊半天，群众老是来不齐，早的一见没人又回去了，来的晚的也没事，故开会光集合人得半天，现在又不能强迫，真没法。”象这个问题，怎么办呢？大家研究群众到齐后可以启发群众讨论纪律，大家遵守，民主集中方法解决问题，反之，如果不经群众讨论，而自己定出纪律来，硬叫群众执行，这就是包办强迫命令。（三）不少村干认为当干部没落头，既耽误活又得罪群众，做错了又挨上级训。在此问题上不仅提出当村干为群众服务是光荣的，只要我们真心为群众服务，凡事和群众商量，就不会遭到群众的反对；对某些区干在领导上村干遇着困难或做错了，不积极帮助村干想办法克服而要态度训人，也作了检讨承认了错误。特别是对村干的工作方法问题作了检讨，并想出了些办法。（四）有些村干认为较严重的错误，恐怕土改整党时，被斗户狗腿子流氓坏蛋联合起来打自己。对此问题特强调提出，民主整党对村干基本上是改造教育，而不是打击，同时又宣布了边区政府村无捕人打人权的法令，这样既可取消村干怕打死的顾虑，又可制止村干在村任意扣人打人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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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编者往来
给白建中降低工资是不对的
编辑同志：
我兄弟俩，父亲在时种有地四十四亩，人五口，民国十三年父亲去世，继母吸食金丹，每年靠卖家产过活。十八年上，只剩下二十一亩地，也典给人家，生活上简直是支锅没米，继母改嫁，我在我姐家度日，哥哥给人家住长工，嫂嫂给人家做饭，我姐家也因穷养不了我，十四岁上我便给人家放羊三年，十七上也住了长工。我哥除住长工外，还学了二年木匠，我二十二上在村守了二年庙，捎带给教员做饭，我哥抽空给人做木工，这样逐渐把典地抽回，还有一只驴，一九四三年因灾荒难渡，我开始参加工作，并在四六年也娶上妻室，生活上比以前好的多了，去年二月群运时，我哥给地主白聚宝当了防空洞，因之也牵连把我家地斗去四亩，驴也卖掉还了借粮，嫂嫂也因病去世。以现在说，家五口人，住三孔窑，种地二十亩，劳动力只有我哥一个，累着两个小孩（大的十三，小的八岁）和我那不健康的女人，按我村地的平均数每人五亩多，自我哥犯错误后，不叫参加农会，处处以斗争对象看待，给人家劳动，人家每工三升米，我家只升半，零星服务都不算数，赚米不赚米，服务多少，那不算啥，因我哥一失脚，就给顶上被斗户帽子，实在受不了。根据上述情况，我究竟算个啥户，请给一解答为盼。
此致
敬礼
襄垣三区邕子编村暴庄 白建中
白建中同志：你的家庭情况，来信中所谈还不够详细，尚无法肯定是什么成份，你说四六年生活较好，这时若已有相当土地、耕畜、农具及其他生产资料，自己从事农业劳动，或兼营其他独立劳动的副业，作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如果实际情形如此，应是中农成份。因为你哥哥给地主当防空洞就没收你家一部分土地，并当斗争对象看待，减低工资，这是不对的，你应向农会及政府提出意见改订成份。做活应同工同酬，不能随便降低，生产困难应先给予解决；其他困难可到将来填补中再作补偿。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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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具备什么条件才算开明绅士？
编辑同志：
一、四月二十一号报载“中央局指示太岳区党委纠正左倾冒险主义”提到“开明绅士是地主中赞成反美反蒋与土改的分子”，在新大众答复什么算开明绅士，条件与中央局指示同，并具体的说出如象陕甘宁边区副主席李鼎铭先生那样，才算开明绅士。这里边我就产生了疑难问题，如象县区政权地主富农革命人物，具备上述条件，是否算开明绅士呢？农村中是否有开明绅士？如有，得具备啥条件？
二、我在太行五地委学习，曾记得中央局整顿组织条例，对地主女儿与干部结婚者（除参加工作或受革命教育外）坚决离婚。但在中央局指示太岳区党委文中，有一段“离婚结婚保证自由，农民或干部与地主富农女儿结婚者，亦可允许，不要强制其离婚，今后愿结婚者听便。”这里所谓“干部”是指着哪一级？是农村干部？还是参加革命的都算呢？如不论那级干部都算，这和中央局整顿组织条例对处理这个问题的精神，是否一致呢？
三、地富兼工商业者如本人出身就从事经商，工商业坚决保护，不准侵犯，他本人是否有公民权呢？
以上几个问题，请你们费神答复一下为盼！
读者 西征西征同志：
一、按照中央局给太岳区党委指示，开明绅士就是地主中赞成反蒋反美及土地改革的分子，这些人只要他们以积极行动赞助人民革命事业的，不管是在县区政权或乡村里的，都应以开明绅士对待。陕甘宁李鼎铭先生是一个榜样。二、关于干部与地主富农女儿结婚的问题，应按照中央局给太岳区党委指示处理，这里所谓干部是包括各级干部在内的。关于条件限制问题，这一点指示里说得很明白：“……离婚结婚保证自由，农民或干部愿与地主富农女儿结婚者，亦应允许，不要强制其离婚，今后愿结婚者听便。”并没有什么其他条件限制。三、经营商业的地主是有公民权的。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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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寡妇的地是否可全带走？
编辑同志：
汲县一区水峪村一个寡妇，与本村刘玉堂结婚，该寡妇中农成份，有地九亩半，有小孩两个（还小），别无他人，留下两小孩在家不能维持生活，不能养种，寡妇愿将两小孩与地全部带到刘玉堂家，将来小孩大了，将地还带回本家过生活，刘玉堂也同意。但群众意见不愿意，说刘玉堂也是中农，家有地二十一亩，人九口，按村内产量分数，刘玉堂是卅六分六，寡妇产量分数是十九分二，全村平均数若按产量分数计算，每人平均三分；若按地亩数计算，每人平均二亩三分。群众怕寡妇把地带到刘玉堂家，将来在该村平分土地时抽不出来了，不如现在按全村平均数，叫寡妇把富裕部分留下，借给无地少地的人种。但村干部不敢作主处理，带男女双方到司法科来问该如何处理。
我们考虑这问题，把地留下借给无地少地人种也合适；按主权说寡妇带走也应该，究竟该怎样处理？我们考虑不成熟，请答复。
另外在民国三十一二年边区高等法院有个关于寡妇继承财产权的指示，共十五条，后听说在边区临参会上又修改为十三条，没有明令，不知该寡妇现在还能适用该指示不能。 吴慎之吴慎之同志：
寡妇再嫁时有权处理自己的财产，别人不得随便干涉。就来信中所谈寡妇要将孩子与土地一块带走，既然双方自愿，其原来丈夫家中又没有人提出意见，就应由他们自己处理，群众不愿意，想把多余土地留下是不对的，因为第一不进行填补地区，不能随便抽动土地；第二，填补中要抽动富裕中农多余土地时，必须征得本人同意，不同意就须让步，而不能单由群众决定，想抽就抽。另外关于过去寡妇继承财产权的指示是否还适用，可请示边区高等法院。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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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里信工作组放弃领导
给错斗中农光补坏地
工作组光检讨不纠正
【太行消息】襄垣北里信工作组由于片面的贫雇观点，放弃领导，致在填补运动中犯了排斥中农与不好好安置地主富农的左倾错误。经过检讨，亦无纠正的决心。该村于抽出土地后，在上月十七、十八两日，以农会小组讨论分配，方式是自报公议。但在自报中就确定了个不民主的原则：只报亩数，不报好坏远近，少地的人觉得还不知分上什么地呀！少种上点就算了吧。因此亩数也不报。后来经过讨论，这个思想不对，才都报开。十九号即交到农代会讨论。讨论时工作组在思想上虽也有个“满足贫雇要求，给错斗中农补偿”的观念，但在实际执行中却只站在了贫雇方面，忘记了中农，与个别代表委员们的左倾情绪结合，对错斗中农不遵照政策进行补偿，仍当“斗争户”看待；对地主富农则不加讨论，完全分的是坏地。评到错斗中农范成山时，有一块好地，代表们说：“这块好地该不着他”，给贫雇白满齐分上，把另一块坏地给他换上了。李相支（错斗贫农）、韩喜孩（错斗中农）自被斗后，就种的是远地坏地，这次仍然把远的坏的分给他们。分房时更是如此，错斗中贫农分不上，代表们都是破的换成好的，窑院换成房院。评议结果公布后，错斗户说：“嘴说一样，实际还是两样”；一般群众说：“新干部还不如旧干部哩！人家能检讨认错，他们刚上台就自私自利”。根据工作组检讨：这些错误的主要原因是对党的政策不明确，没有接受完整的阶级路线，在选举代表中，三十一个代表只有五个中农，在农会上也不多发言。工作组事先无调查，也未同支部研究，会上又是跟着代表尾巴跑，采取了放弃领导的自由主义态度，代表们说啥是啥，助长了新干部自私自利的思想与作风。经过这样检讨，虽然较前明确了一些，但在该工作组最后决定中，仍表现对纠正错误的决心不够，还不敢大胆的否定过去，重新定出新的方针。如在今后作法最后一条说：“抽出一人负责统计，除分出之外，留下好坏地各多少，该那里补齐就补齐”。这显然不是坚决纠正过去错误，所以也一定不能正确贯彻填补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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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馆陶五区召开村干支委会
教育党员推动生产
【馆陶消息】五区正确的宣传政策，教育党员推动群众安心生产。开始群众存在各种思想顾虑，对于土地法大纲有误解，党员村干对于整党民主也不了解，如有的党员说：“不兴共产党员啦，党员不分好坏都不要啦”，后悔不该加入党。更有的说：“在党七八年，不如一个贫农团”。四月六号召开了片村的群众大会，正确的讲解了土地法大纲；继之召开了村干支委会，讲明了整党民主的精神是改造党员的思想作风，弄清是非，划清责任，不能冤屈一个人。这样宣传后，有的党员说：“心放肚里啦，可好好的领导生产吧，党里边还要咱呢”。有错误的党员也不害怕了，认为党是改造他的错误，给他洗个澡。这样大家生产情绪很高，感到有出路了，思想上都充分的准备着基点村整完之后，好来自己村整。他们都有决心把生产领导好，保证不荒一亩地。（天放、泮思、超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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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群众呼声
宁南北官庄农民刘修岭
对村干部有意见
代笔人耿文彦
我是宁南三区北官庄人，叫刘修岭，今年四十五岁。事变前家里什么也没有。从小就在滏阳河上撑船（我家到我这辈撑了四辈）。事变后，家乡被日本鬼占领，船都叫敌人烧了。在家饿的不行，民国二十七年逃难到高邑车站，先是卖杂面，后来推小车顾嘴。住了六年，家乡解放了，就回到家里，在农会当组长，以后被贫雇选为贫雇代表。
在一年多的翻身中，我只分过两千元钱与二斗高粱。我村翻身果实是先让抗属分，然后分给与干部接近的人。他们每次分的特别多。
在去年秋前，武委会副主任姜英、农会主任刘金廷、指导员姜玉田，将斗争果实二十布袋麦子粜了，换了两个好牛，赶到石门杀了，我看不过，给他们提了意见，问了他们一声，这一来可惹下祸了。他们活动姜玉喜（贫农），说他没了铜杓，硬说我偷了，又借口说我打人，在去年七月二十三（阴）把我扣起，说我疯了，给我带上脚镣带上背铐，民兵晚上把我打了几个死，用枪托打，拿棒子打，打的我全身黑一片、红一片（现在身上还是浑身伤痕——代笔人）。一直扣了我三个来月，到十月十一才放出来。因我带了三个来月的铁铐，手上都生了蛆，露出了白骨头。在三个月里，拉尿都往裤里拉。当时在我村工作的区干部李荣与村干部一起给我上刑法，又说我是特务汉奸。
去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夜，公安员曹林江、指导员姜玉田、当过伪军的刘狗小（外人叫他活阎王）等十余人，将我家包围住，又要把我扣起来，吓的我把门闸住顶住，人家在外大闹，把我房檐的砖弄掉十几个，又打枪。在区县干部开会时，我不敢在家住，在亲戚家躲了几天，听说区干部回来了，才又回到村里。
前两天我到区上找区长，区里干部说：“知道你受了冤枉气，你把这事写给报馆，看看犯了什么罪。”如怕不确实，可让报馆派人来村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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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虹梯关支部找群众解疙瘩
党员群众和好起来
【平顺消息】平顺六区虹梯关支部在民主整党运动后，有两个问题没解决：一是整党时给党员提过意见的人总是不好意思再与党员接近；一是党员们愿意干工作，就是旧办法不能用，新办法又没有。关于第一个问题，支部专门开会讨论，决定大家分散到各组里去，继续着重的检讨自己，要求大家帮助自己。党员程芦柱、岳福成等到组，除补充检讨外，并表示“磨要勤转，帐要勤算”，要求大家有意见随时提出批评，不要积累起来成了疙瘩。态度很诚恳虚心，群众都满意。估计个别群众对自己结了疙瘩的党员，则主动去找人家谈心、解疙瘩。如女党员梁宗梅，一见到给自己提过意见的妇女×××，就诚心诚意和她说话，可是她总不自然。以后找到她家去谈心，要求多帮助自己，才发现这妇女是自己在惭愧。她说：“我给你提的那个意见不确实，我本来不想提，人家×××挑拨叫提哩。我没脸见你啦！”这样，以后她俩就又和好起来。别的党员也各自与群众解了疙瘩，大家都觉得这样解决是再好没有了，以前群众在街上说话，一见党员就不说了，党员啥也不得知道；现在到一处是有说有笑，有意见就说，非常直率，互相都没戒心了。关于旧作风用不上，新做法又没有的问题，专门召集了个有农民代表参加的支部会。经过讨论，党员们发现自己过去的错误是光说不实干，叫别人实干，自己偷懒。有的表示自己以后“光干不说了。”有的不同意，认为不说也不对。争执一顿，最后一致意见是手要动，嘴也要动。党员郭五锁等在送粪时自己先担重的，推动了群众。群众说：“重担不能一人担，要掌握住公平合理，都不能讨便宜，也不让吃亏。”这样，大家最后肯定了新的领导方法，就是有工作党员要先说先做，起模范，带领起群众。有事和群众商量，不是强迫命令群众。全村二十五个党员，都愿意这样做，争取当个新作风的模范。（虹梯关工作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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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武乡五区召开生产委员会
挨村挨户纠正错斗
【武乡消息】五区为了检查解决生产中障碍，开展突击下种运动，特于四月二十七号召开各村生产委员会议，除四个平分村未参加外，共十八个行政村，检查各村初步解决了贫雇中农的困难，有重点的组织了卅二个村的贷款，共贷给贫农二百九十九户，洋五十万零五百元，贷给中农一百五十户，共洋一百六十六万一千五百元，结合群众资金共买牛三十七头，骡一头、驴一头，农具八百三十七件。其次是建立了比较健全的领导组织，各村生产委员会已成立，里边选的有好的村干部，又有能劳动的贫中农，如城关新选的委员赵五魁对村长梁文斤说：“今后咱们好好联系起来把工作搞好。”由于他们互相商讨实际解决问题，该村生产比较有劲。检查中发现到现在还普遍的存在着严重的不敢发家思想。如傅庄魏磨锁不动弹，有人动员他参加互助组，他说：“发了家就站不住贫雇立场了。”王家沟旧中农武波元过去劳动很好，去秋以来不动了，问他你为什么不劳动了？他说：“再闹的东西多，成了个富农就不好了。咱村武金生不大劳动，人家经常是贫雇，今年又借上粮又掌了权。咱闹的够吃够穿就算了。”主要原因是错斗了中农，没有即时纠正，单纯宣传土地法大纲和边府布告，解决不了群众思想问题。
从区的领导上检查，今春布置生产时也曾提出扶植贫雇生产、纠正错斗中农、安置无法生活的地主富农。但在具体执行中，没有深入检查与帮助，对纠正错斗的中农，没具体做出示范，因此政策没有贯彻下去。
在这次会议上，对中农问题专门作了研究，让各村生产委员逐户检查，弄清错斗户数，作了决定回去马上纠正。经过一天研究，各村都得出了结论，如王家沟确定纠正十三户，张家沟确定纠正廿一户，全区共十八个村，决定纠正错斗中农一百三十四户，并向这些户道歉。马上该启封的启封，该退东西的退东西，该想法补偿的补偿。下余一时弄不清的和无法生活的户，回去马上安置，全区共计马上安置四十七户。这些户用的东西，区上当面即给批准，从他们自己村果实内或整财内开支或借用，这样首先就解决了各生产委员本身不敢发家的思想。如聂村村长说：“纠正了错斗中农户，生产劲头会更大，互助组就越能搞好了。”最后各村订了突击下种计划，提出要争取在忙种前五天全部下种。
（武乡联合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