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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大众黑板
收复宝鸡洛川潍县
打下延安之后，咱们的胜利接二连三的到来。二十五号下午我们军队打下延安南边的洛川城。二十六号早晨就打下了宝鸡城。宝鸡是蒋介石西北重要军事工业的中心，是蒋胡匪军的后方老窝子。打下城后，我们得的钱财弹药等胜利品，多得堆的象山。二十七日华东我军又打下了潍县。我们的胜利越来越大了，蒋介石垮台的日子也越来越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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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商旅福音
敬启者：本公司为了繁荣解放区，发展交通运输，便利商客行旅起见，充实车辆，准于五月一日（即旧历三月二十三日）威县至衡水段，正式通车。单日北上双日南下（阳历）；衡水威县早六点售票，南宫十点售票。地点：威县分站北门里，衡水分站西明街，南宫鲍家街本公司，特此预告。
南宫大通汽车公司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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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东西我军连下战略重镇
攻克宝鸡洛川潍县
【新华社西北二十七日急电】陇海铁路及西宝、川与陕两公路交叉点，西北战略重镇宝鸡城，于二十六日八时为我西北人民解放军一举攻克，守敌悉数就歼。宝鸡为胡匪后方老巢，西北重要军事与工业中心，我军攻克该城后，缴获军用资财武器弹药堆积如山，详细战果正清查中。我军自挺进泾渭沃野，旬日以来连下十城，先后腰斩西兰、西宝两公路及陇海铁路等蒋胡匪军交通命脉。大军到处，克城歼敌，势如破竹。按自春季攻势以来，西北人民解放军已先后光复和解放二十一座城市。
【新华社西北二十七日急电】继收复民主圣地延安后，西北人民解放军乘胜跟踪追击逃敌，续于二十五日下午解放延安南二百五十里之洛川城。该城为延安咸阳路要冲，去年三月前一直为蒋胡匪进犯陕甘宁边区的基地，亦为蒋党特务破坏边区的重要据点之一。该城为我解放后，新建立之黄龙分区已全部解放，并与关中分区联成一片。
【新华社华东前线二十八日急电】解放军于二十七日午十二时完全解放潍县城，守匪整四十五师师部与所属一个整旅又一个整团，省保安八总队之第九团与第十五团，八区“人民自卫”总队之第二团与第三团，八区保安司令部，八区专署及其他蒋匪党、政、军机关等悉数被歼，战果正清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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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解决干部怕犯错误思想
襄垣各村整顿互助 大林口李玉珠说：“以前办下坏事，现在躺倒不干，更对不起群众。”
【本报消息】根据太行襄垣“农民报”报导，襄垣不少村庄正在整顿互助组织，加强春耕生产领导，并已获得一些成绩，发现生产中存在的问题，有的已得到解决，有的正在设法解决。城关南门街检查春耕不起劲的主要原因是干部没有去组织群众，贫雇困难没有解决，一般干部束手束脚，不敢领导。如政治主任王成富说：“现在工作是讲民主，不能包办代替，当干部不如一个农民，怎样去领导生产？”副街长李石成，怕犯错误，工作是应付态度。因此生产陷于自流。接着检查这种态度，最后大家认为有了错误就得好好检讨，好好反省，在生产中改造自己，怕犯错误不敢领导是不对的。思想扭过来后，即检查谁家有困难，怎样解决，发现有八户贫雇无吃喝，九户贫雇没家具用，又经过夜校讨论，没吃的由果实粮内暂借粮食三石八斗分给他们，没家具的由合作社铁铺减价补助。在自愿合心的原则下，组织了八个小组（内有两个小组去年组成的，没有动），组织起劳力四十七名。八天内修地一百五十二亩，耙地五十四亩。东北阳群众夜校开会检讨出来去年互助当中有许多毛病：组织时不是自愿碰组，没有随时结算帐目，长工的得不上钱，魏黑孩组内的阎安庄去年欠的工资米六斗，现在还没有出。高海周组内的王怀周、王玉堂牛晌米至今还没算清。有的组大人多互助吃饭，小户人家受不了。贫农王石柱家三口人，有一次互助组拨去六个人，家里锅小不够吃，还得东西邻家去借，吃他一顿，顶他家吃好几天。针对这些问题，讨论今年生产如何进行。讨论结果，让大家自由碰组，打破过去编组形式，大小不拘，干部亲自入组。经过五天的酝酿串通，共组织起来二十四个组，包括一百六十八户，劳力一百四十二名，牲口五十二头。下良镇专门讨论了春耕的组织问题，前后经过七天的酝酿，三个夜校的讨论，才把互助组搞起来。第一夜是解决思想顾虑后自愿碰组，三人一组也好，五人一组也行，但结果把孤寡户孤立起来。第二夜检讨过去互助，发现问题和具体解决办法，最后提出不要孤寡户对不对？让大家考虑。第三夜最后整顿，吸收了贫苦无劳力户参加（编者按：头一夜自愿碰组结果，孤寡户孤立起来，最后提出不要孤寡户对不对，又吸收他们参加了。这里不一定符合自愿原则，孤寡户有困难是事实，应该照顾，设法解决，有劳力的孤寡户，可以和有劳力户变工，没劳力的想其他办法救济，不能硬把这些户往组里塞。这是不合自愿原则，结果互助还是不能巩固。）也有许多人自由跳了组。全村共重新组织了五十个组，参加人数三百一十六人。纺织组也组织了三十三个，有三百零二人参加。现已动弹起来。
【左权消息】本县七区粟城与四区大林口二村干部积极领导群众春耕生产，获得显著成绩。粟城村前任农会主任李瑶经过整党，解决了自己的问题，现被选为生产主任，工作很积极。最近五天内，已领导群众送粪三千亩，种谷五十九亩，种玉茭七亩半，棉花十五亩七，大麻六十四亩七，山药一百二十二亩，南瓜、西瓜七亩。送麻赚洋六十五万三千元，刨香藜根赚洋八十万元，解决了群众春天换季困难。大林口村干部，在今春领导群众生产中也没有松懈。前任公安主任（现又被选生产委员和义教）李玉珠说：“以前咱在群众面前坏事也办下了，这时你躺倒不干，那就更对不起群众。”村长董庆生说：“咱村现在还没平分，死等也是不行，在职一天就要给群众办一天事哩！报上说，躺倒不干是错上加错。”李玉珠在正月就积极领导过群众割条，赚洋六十五万元，解决了群众三个月的粮食。送粪时，群众不敢送，村干部就先送，有驴的用驴，没驴人担，群众这才打破顾虑。四月五号，报上登出赶快下种的稿子，村干部在夜校里一面念，一面动员大家滴籽。这时有些人认为还早，不该下种，村长便领头种谷三亩，栽山药八分。晚上又在上课时间用“早种沾光，晚种背伤”的经验给群众作解释。特别举出去年李富有，早种捉住苗，天旱时别人浇地补种，富有就没误这工，小苗长的又很好，到秋天数人家收粮重。晚谷一斗小米十五斤，富有一斗米十七斤。拿这个实例，说明早种与晚种差别很大，说服了群众，第二天群众都动开了。十天内，全村种了山药蛋五十二亩，棉花二十七亩，谷二百七十八亩，下种亩数占全村土地总数一半，谷已种完，现正修理玉茭地。（保江、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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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岳北地委指示各县
补偿中农安置地主
【太岳消息】岳北地委根据全分区情形，于二十日指示各县说：自去年秋天以来，由于在秋垡地和贷款中，无原则的强调“贫雇路线”，以及贫农团组织的不纯，乱向中农斗争和管制，加以平分政策宣传以来，引起的各种误解怀疑，造成了群众不安，大大妨碍了生产。为了立即纠正左倾偏向，开展生产，地委特提出这样的意见：（一）必须集中全力抓紧领导春耕，就是土改实验村，春耕紧张时，也应服从春耕，不能把春耕放在一边，自搞一套。（二）对中农问题已不是一般的宣传问题，应立即纠正侵犯中农利益的偏向，解决问题。去冬以来已斗未分的中农财物，必须全部退还，实在分了无法退的，也应马上补给他们以生产的东西。中农被管制的，一律释放；被封门的，一律开门；强迫中农借款给贫农的，应无条件的退还；被褫夺公民权的，立即恢复；应允许他们参加农会和互助组，并可参加领导。领导上要敢于公开承认错误，不应都推到村干部或贫雇身上。（三）但要注意在解决中农问题时，对贫雇农的泄气不满给以教育。（四）对扫地出门的地主富农，也应安置，给以必要的东西，使他们能够生产，还可让他参加互助组，把他们拒绝在生产圈外的愚蠢的办法是不对的。（五）村干部和农村党员，一般的采取改造方针，领导上应教育他们领导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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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不管中贫农地主工资应该是一样
长治五区纠正生产中左倾现象
【长治消息】五区在本月十九号召开全区扩干会议，检查一月春耕。经各基点汇报与干部自我检查，发现春耕生产中有三个大问题：（一）各阶层工资不一样。如西掌农会主席说：“我村群众研究，中农劳力多，贫农劳力少，为照顾穷人的困难（去年没给地主工资），今年订工资是地主一工半升米、中农升半米、贫农二升米。（二）任意侵害中农。屈家山村让中农拿出二十多亩地顶公粮。沟里村给中农加公粮四十多石，所以中农有少数户口现在没吃的。（三）不给中农贷款。如西坪贷给洗脸擦黑中农款，区干部让支书收回来，并说贷款委员会阶级不明确。大家反复讨论，一致认识过去作法与党的政策相反，与群众不利。如窑同支书说：“咱们不看西瓜光看芝麻，不给地主工资不是群众要求。去年老实农民偷给地主粮食，咱们还问人家啥思想，脱离群众。扭转左倾情绪后，大家研究出四项规定：（一）在贷粮款中满足贫雇要求，必须解决中农困难。（二）在负担上与合作社分红上不准排斥中农。（三）工资上地主富农中贫农必须一样，不准打击生产情绪。（四）必须安置地主，不准饿死一个人。接着启发大家积极讨论春耕，订出春耕具体计划。（振华、五区春耕工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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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按事实，讲道理，反对“左”倾！
——元氏新区池村初划阶级经验
元氏池村是新区的一个村子，该村的划阶级是在摸索中前进，划阶级的进程中有许多曲折复杂的问题。该村划阶级中，在工作组、贫农团、群众中进行了激烈的反“左”和反对技术观点，使群众了解划阶级的标准、意义和办法，并在划的当中及时的进行了策略教育，使群众真正掌握了划阶级的武器，划阶级形成了群众性的运动，提高了群众的阶级觉悟，达到了团结农民分化地主的目的。兹将其中主要问题写出以供各地参考：
（一）把划阶级的武器交给群众掌握。
划阶级一定要有群众性的骨干，使全体群众酝酿成熟，把划阶级的武器教给群众，熟练的掌握起来，这是划阶级胜败与否的关键问题。工作团领导上对此一问题特别重视，除在组织贫农团中讲阶级宣传阶级外，于三月二十二日开了划阶级训练班，有贫雇六十二人、中农二十人。大家一致认识了阶级划不好啥事也没法办，在群众要求下展开划阶级学习，内容主要是分别富农与中农的八原则，划阶级的主要标准是看土地、看剥削、看劳动。划具体户学习后，大家情绪很高。决定拿出两天时间宣传划阶级，八十二个受过训的都成了讲阶级的宣传员，经过两天的宣传，贫农团三百七十七人，有三分之二以上学会了划阶级的标准，群众对划阶级非常关心。中农听了不把一个自己人划成敌人，感到共产党做事真公道，也卷入学习划阶级的运动中。
（二）死扣八条，情绪“左”，多树敌人。
二十五日开始划阶级，首先由贫农团吸收少数中农划地富，这时群众对划阶级的策略性不明确，再加上工作团干部“左”的情绪，形成了单纯找地主找富农，死扣八条。李旦八口人，卅三亩地，外甥小时带十五亩地合到一块（为拉拔他的外甥），计算时把他外甥当做长工，十五亩地当做剥削，划为富农。武狗说：“光划富农哩，还得看土地，按地伢是中农。”别的一些人说：“你想包庇他！”“包庇”这顶帽子把群众压住了，不敢展开民主的争论。多数人提某人是中农，少数人敢说是富农。少数人说某人是富农，就是中农也没人敢吭了。工作团郭相林同志划出一户地主富农就高兴，不是地主富农就觉着白费了工夫。在“左”的情绪压力下，不能展开正确的民主争论，划阶级就形成了简单的技术工作。念到一个人不谈事实，光说个“地主”、“富农”，“通过”，就算过去了。划的当中，把一个短工就顶三个工，妇女不顶劳力。结果是划出二十三户地主，四十九户富农，地富占全村百分之十七点四。有的贫雇看见满院子净是“地主富农”，很惊讶的说：“啊呀，那么多一堆人！”
（三）开展内部思想斗争，反“左”倾。
经过这次划阶级之后，工作团即结合贫委会小组长和一些好的团员，研究这次划阶级的毛病，开始大家还以为划的不坏，霍泛同志即拿出中央划阶级草案读给大家，读了几节，村干部正在静静的听，工作团有些干部即把头一扭说：“不行，这样子不行，这样划就没地主富农了，穷人怎翻身？”村干部则感到：费了这样大的气力弄错了，没法再改。霍泛同志说明我们对划阶级文件必须好好研究，引导大家展开了争论。经过争论之后，大家感到这次划阶级的毛病是：（一）对被划户的劳力计算的太低，对长工短工劳力计算的过高。如一个短工顶三个工，侯不冷的长工只能顶半个劳力，也算成了一个。（二）按人格，看行为，这样把当过伪保长和联保主任的中农侯黑小、赵保元划为地主。（三）想吃肥，谁有了就想斗谁，把劳动起家的师群山划为地主，中农董庆云划为富农。（四）光看剥削没照顾了孤寡，结果把寡妇尹鸡泽，瞎子尹湾子划成了富农（后改为中农）。（五）光看劳动不看土地，破落十余年，不务正业的师禄子（房没一间、地没一垄）划为地主（改后为“流氓分子”）。接着就研究“左”的根源，“左”好不好，到底谁“左”，群众是否要求“左”？经过研究，大家认识到群众是讲理的，只有少数群众要求“左”，最基本的是工作团干部在整编中对“左”的幼稚，对于“左”对群众的危害没认识透。对“左”的思想情绪没有彻底清算。从贫雇反映：“啊呀！真怕呀！那么多一堆人！”说明了“左”是没有好处的，群众并不要求“左”，不愿多树敌。思想打通之后，就结合各街委员、组长、好的团员，逐户审查地主富农，让他们首先知道为什么某人划为地主，某人划为富农，或不应该当地主、富农，让他们事先多知道一些道理。这一点很重要，对培养贫农团领导核心有很大意义。与此同时，又划了一次中贫农阶级，又划出不少过去错认为中农的贫农。于是又发展了贫农团员九十八人，共增至四百七十五人。
（四）摆事实，讲道理，人人服气。
接着就由贫农团和中农一起重新审查阶级，改正错订成份，提出“讲事实，说道理，谁也不能拿大帽子压人，不冤枉一个人；划错了就打了自己人，增多了敌人。”接着就以土地占有和生产关系为标准，重新审查阶级，群众展开了热烈的争论。讨论后，决定在群众大会上让地主富农也参加，划他们的阶级，他们也可提出不同意的意见。这时群众情绪很紧张，调查事实，到会上讲理。地富听说要说理，就也暗暗集会商讨对付办法。他们咯吵着：“说理就沾，咱们到会上给他讲理去！”群众做了调查之后，就在大会上划阶级，首先划罪恶较大的雷庆堂，会上让他自己报告家庭情况，剥削事实，他态度非常强硬：“我就有这几亩家产，别的没啥，乡亲们看着吧！”群众就给他讲道理：“你雇两个长工，自己就一个劳力，还放棉花帐，八百斤顶一千斤，这不是剥削是啥？”庆海也把父亲多年的冤屈倒出来了：“你强占俺十八亩地，一处房，逼的俺爹上吊，把俺爹锁到屋里，给一把刀一条绳，你说就这两桩，愿意怎死就怎死。”群众把他的剥削罪恶事实一条一条说出后，问他哪个不合事实，铁的事实他也没法辩驳，有气无力的答道：“乡亲们说的都是事实，一点不冤我。”经他本人同意，划成富农。划师九峰时，群众提了意见诉了苦，按他三人六十亩地，自己不劳动，雇两个长工、一个做饭的，划成经营地主。这次划阶级，地主富农不同意的意见都提出来了，但不合事实的诡辩都被群众拿事实的证据驳倒了。事实证明，群众大会上公开划阶级让地主富农参加说理，非但压不住农民，反而使农民更加团结，划阶级前更有调查，更有准备，真正做到了摆事实，讲道理。从道理上、思想上征服了地主，发动了农民，使划阶级形成群众诉苦斗争运动，启发了群众的阶级觉悟。另方面，对地富家庭内部进行了分化，会上着重说明了地主为啥没收，富农为啥征收多余部分，新富农为啥只动多余的地，说明党对各个阶层不同的待遇，群众普遍反映：“共产党说真理，人人不亏。”师群山开始划为地主，群众反映群山劳动起家对长工对乡亲挺好，现在不劳动，因六十多岁，又叫大车压坏了，后来就在群众大会上把群山划为劳动起家的新富农。师二丑常年劳动，其弟师官春游手好闲，开始全家划为富农，二丑说：我吃了官春的亏，他要象我这样劳动，成不了富农。后又把师二丑个人划为中农，师官春划为经营地主。尹福祥有个继母，他在家受气，经常劳动，处于被剥削地位；他家庭划成地主，富祥个人不当地主看，成份另划。师瑞山之子明合在家劳动受气，也另眼看待；师羊子之子也另眼看待。这样划分之后，地富阶级及其家庭起了很大分化，师群山说：“共产党真说理，乡亲们对起我，我不能对不住乡亲。”第二天就把分藏在各地的物资收集到一块准备交出。二丑说：“谁好谁坏，分的真清，共产党不亏人。”地富家庭也起了矛盾，大会上师羊子之子把他爹扒他老婆的意见也提出来了。尹福祥在会上对他娘的意见没提完，会后他老婆说：“你在会上怎么不提完？平常她对咱那样刻薄！”雷庆堂也自语：“咱就是坏，好的人都另眼看了。”农民个个兴高采烈，普遍反映：“公道真公道，谁好谁坏分的真清，该划啥阶级划成啥阶级，一人不屈。”经过这次划阶级，真正做到了团结农民，分化地主，孤立了少数坏分子。地委霍泛同志说：“这次划阶级对我教育意义很大，我深感到威力是建立在真理基础上的，不是几个积极分子几句口号可以消灭封建；党的政策愈执行的彻底，威力愈大。”经过十多天的划阶级，已贴出了第一次榜：地主四户，经营地主十六户，旧富农二十三户，新富农二户，中农二百零七户，贫农一百九十五户，小商贩九户，工人五户。地主富农占全村四百六十一户的百分之九点五。（宋安祥、孙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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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对池村划阶级的几点意见
毛主席说：地主富农在乡村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一般是户数的百分之八。不过并不是每个村子都是这样，有多的也有少的。元氏池村是新区，地富占全村百分之九·五是可能的。不过，就这篇文章中所举的几个例子看，划的结果恐怕还是有问题的。如师群山，现在不劳动是因为年纪大了，已六十多岁了，而且身体叫大车压坏了。他虽然雇长工，如果生活困难，不及一般中农，并连续三年以上，还是不应认为地主或富农的。师二丑家划为富农，也未说明理由，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有雇工；如果只有一个雇工，师二丑和这个雇工劳动力相等，则剥削收入是不超过总收入的四分之一的，应认为富裕中农。如果雇个长工还雇有短工，才能成立富农成份。如果家庭人口在二十人以上，家中全劳力（十八岁至五十岁的男子），参加主要农业劳动的人数不及三分之一，才能认为是地主或经营地主。假若真是这样成立了经营地主成份，则师二丑本人划成中农又不对了；因为就所说的情形看，师二丑在家庭中虽然劳动，可是也还处于主人地位，和家里别的人共同消费，那他一个人应认为富农。只有在家庭中处于显著的被剥削地位的人，才能认为被剥削者。还有并不是所有劳动起家的富农，都算新式富农。新式富农是租入或占有较多较好的土地，占有耕畜、农具及其他生产资料，自己参加农业劳动，但经常依靠以资本主义方法剥削雇工，或其他资本主义剥削的收入，作为其生活来源的主要或重要部分的人们。对于新式富农的待遇，也不是一律和富裕中农一样。旧中国的新式富农，他的超过一般中农平均所有的多余土地可由农会征收分配，但多余财产仍应受保护。对于当地民主政权成立后，因民主政府所实行的各种扶助农民的政策而得到土地及其他正当利益勤俭致富，在土地法大纲颁布前已成为新式富农的，才应按富裕中农待遇，其多余土地不得本人同意不应抽出分配，多余财产应予保护。把师禄子划成“流氓分子”，也是不妥的。只说他“破落十余年不务正业”太笼统；按中央划阶级文件规定：地主破产（即丧失全部或大部土地）以后，不从事正当职业，依靠其过去积蓄、亲友接济或各种不正当方法为生，在其劳动状况和其他生活状况同于地主的条件下，以地主论。如果劳动状况及其他生活状况不同于地主，可认为游民（按规定，没有“流氓分子”这个成份）。不过，“不正当方法”，需要弄清楚确是不正当的，如偷盗、抢劫、欺骗、敲诈、乞食、贩卖违禁品、赌博、卖淫、开烟馆、赌场、妓院等；而且要以这些方法作为主要生活连续三年的才能认为游民。……既然对划阶级的标准还没掌握好，池村这次划出的成份，很可能还有不少错误的；再次划时需要更加慎重，如有错误，一定要订正。
另外，池村这次划阶级直到最后还是为单纯的“找敌人”的情绪支配着；“形成群众诉苦斗争运动”；这可能产生不冷静、不科学的态度；工作人员也容易脑子一热就当了群众的尾巴。在划阶级中诉苦是应该允许的，不过，把划阶级的过程弄成诉苦斗争运动是不合适的。所以划错了不少，这就是主要原因之一。划的过程中，及时开会讨论纠正，这是很好的。不过，对于犯了错误的工作同志轻轻放过是不好的，仍可能使大家的工作态度、对政策的态度不够严肃。我们建议：对于犯了错误的，必须给以严格的批评；谁犯了错误，谁就必须负责纠正。——自然也不能又形成包办代替、命令主义；应该把正确的政策交给群众，作群众性的公开的纠正。
——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