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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武安九区试行整党、民主、填补运动的点滴经验
晋冀鲁豫中央局土地会议后，张磐石同志率领的工作团，开始以太行武安九区赵庄为基点及其附近八个村进行工作。领导上主要参加赵庄取得经验随时指导附近各村。在群众初步组织起来后（一般是贫农团农会成立后）即抽调一部分干部向附近村庄采取波浪式推进，两个半月来，已向前推进了三次，逐渐取得经验。共进行了十五个村，一般均已大抵完成整党、民主、填补工作。
一、工作地区的一般情况及其特点
武安九区从一九四○年成为游击根据地，四二年开始了减租减息，后经四五年查减及反奸清算，五四指示后的土改大运动，及填平补齐，挤封建割尾巴，封建已基本上被消灭；农民都取得了土地；支部成份亦好。但作风有毛病，强迫命令、独断专行、不民主，成为各村主要特点。由于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可以说上级越是认为是好支部、问题越多。为争取模范村和完成任务，不管群众受得了受不了，封锁上边，统治下面，一般群众对干部的感觉是新石板。石洞、田二庄群众把干部称之为“一窝蜂”。村干部对群众的吊、打、捆、罚、骂非常严重，在群众中引起了不安。这种封建的吊打捆罚，土改前主要表现在对特务的逼供上；土改当中最严重的是去年春天的填补和去年秋天挤封建割尾巴中的挖地下宝；另外去年各地群众给干部洗脸擦黑后，干部的报复行为很普遍，两次解决干群关系，最后领导上也都是给干部撑腰做了结局。因而群众不敢轻易发言，不敢向干部提意见，但他们迫切地要求改造干部，实行民主。所以启发群众大胆说话，是极不容易的事。在工作团到村的初期，群众还多采取不信任的态度。
在土地分配上，经仔细检查有几种不同情况：一是数量平，质量悬殊，如田二庄十六户贫农，平均地数高出全村平均数零点二亩，但村长支部书记二人的土地，等于十六户贫农所有的好地之总和。二是贫雇的地既远又零碎，做起活来费工多。三是从群众看每户都大体差不多，但干部却高出一般水平。
各村封建虽已基本消灭，但斗争面很广，严重伤害了中农。斗争对象一般都占村中户数的四分之一，扫地出门的比重相当大。如固镇一百三十三户斗争对象中，有八十户被扫地出门。损害中农的原因，主要是定成份追三代，挤封建、挖防空洞，戴特务帽子，其中有的为亲戚或父兄弟妹所牵累，还有的是村干党员的趁机报复，往往有些积蓄即被斗争。赵庄牛头等村，中农被斗户一律被称为地主，数量几乎占全村被斗户的百分之九十。因此给这次填补工作造成了困难：未翻透身的贫雇的土地要求要满足，错斗中农要赔偿，还要给地主富农一份，干部多占土地总数不大，而每村均有一部分中农平均产量超过贫雇平均产量一倍以上，不动中农就很难填补起来。如果没有坚强的领导，很难不再犯侵犯中农利益的错误。
该区过去工作基础一般是好的，党员干部的成份多数是贫雇，没有发现一个地主富农党员。但由于干部党员的作风太坏，斗争地主富农也是少数积极分子冲锋，使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三十的老实贫雇没有翻透身。经过这次运动，各村发现了不少老实贫雇是很能干的，如河西村五个贫农团委员，都是过去从来不敢吭气，没上台说过话的人，其中两三人在这次运动中表现比过去的干部党员都能干，都正派。赵庄新选的贫农团委员农会委员和村政府委员中有几个贫雇为全村群众所拥戴，过去都长期未露过面。所以在上述地区的大村有时还要组织贫农团，不组织贫农团时，也要特别注意发动这一底层，并保证他们在这次无论如何要翻身。
二、整编队伍
因为党员干部在村里的统治很严密，如果不先整编党和群众队伍，就不能发现问题，也不能进行工作。因此首先是在群众中发扬民主，以便发现中心问题，整编也因而分成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放手发扬民主、发现问题、发现积极分子。
工作团一到村，一部分人就住在贫雇农和中农家里，在群众中广泛宣传这次来是干什么的，同时并进行个别访问，着重贫雇，也包括中农和党员，征求他们对过去工作和干部有什么意见。开始时老实贫雇是不敢讲话的，怕和去年“洗脸擦黑”一样，再遭受干部的报复。因之，即向他们说明这次决不象过去“洗脸擦黑”，一定给群众撑腰到底；同时工作人员和他们生活在一起，逐渐取得他们的相信，打破他们的顾虑，他们亦就谈了真心话。工作团的另一部分人，到村后即召开支部会，把民主整党填补，给他们讲清，说明党脱离群众的危险性，过去支部脱离群众的错误有些是应该由上级负责的，对党员教育不够，分配任务不合实际，以致形成强迫命令等。有些则应由党员自己负责。为了广大人民利益，现在要解决这个问题，说明要在群众中公开党，征求他们有什么意见。一般他们是没有什么意见的，因为他们懂得上级这一套，每次都说得很厉害，以后马马虎虎也就完了。后来有些村的党员听到别的村整党情形，知道不整不行，反省态度也就比较老实。至于公开党，过去只公开几个好党员，这次要全部公开，坏党员虽不愿意，但也无理反对。
党员与群众都做了思想准备之后，就召开村民大会，宣布支部要进行整顿，进行反省听候审查，干部照常工作，不许消极怠工；动员大家对干部和过去的工作提意见，帮助整党，并说明这次一定要根据群众意见把工作做好。大会上把党员名单公开了，说明党员应该干些什么，请大家看看过去这个村的党员是不是这样，但不能打架不许动手打人。在会上，同时动员划阶级，说明划定每个人的阶级之后，就不会被乱斗，乱斗了的还可以改正，多得果实的要退，没有翻透身的要补，错斗的要补偿。这样大家就有了民主地位了，政治上生活上就有了保障，这次会参加的人特别多，很多人想试探一下工作团的态度到底怎么样。会后党员、干部与群众都有很大震动，但是还有点怀疑，党员说：“是不是会真的这样办？”群众说：“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
接着划阶级，首先工作团在村里研究了一些类型，并试划了几个贫雇，在划的时候先讲阶级，举本村的实例做详细的解释，开始划时比较慢，后来群众熟练了就划得很快，他们说：“过去划阶级没有个准头，尺子在干部口袋里，他说啥就是啥。这次有了尺子，拿在大家手里，是长是短，划起来就方便了。”普遍感觉这次办法简单、公平、容易懂、特别是中农感到满意，富裕中农说：“这可好了，咱总不是地主富农。”大家感觉“这是奖励劳动咧。”有些新翻身的贫雇感觉一年就转为新中农，底子虚，有困难。一般是老中农愿意划成新中农，新中农愿意划成贫农。为此争得面红耳赤，互相比较、互相揭发、非常认真。工作团对于群众这种争论一般是鼓励的，以便弄清实况，但因为强调民主（这是对的），一部分人老是说思想不通，比生活、比历史、比政治、比态度等等都有，纠缠时间很长，领导上即从中不断坚持原则，引导群众到正确方面，强调是啥就是啥，才纠正了各种偏向。
有的地方在划阶级中把斗争对象、干部党员和群众一块划，但因为这三部分人不很融洽，在一块说话不方便，一般是分开来划，或先划群众和党员干部，然后大家给斗争对象划阶级。在划斗争对象时，初步订正了斗错的。谈到特务问题时，强调由本人声辩，让群众审查摘掉帽子，没有证据，没有经上级的处理，不能乱给人戴帽子，弄不清的，把材料送给上级处理，村里不能随便决定谁是特务。
这以后，就动员群众给干部党员提意见，干部党员不参加（以便群众大胆说话），提完意见，请群众选代表，到支部里去提，接着就召开支部大会，由工作团和支部并请群众代表参加，组成整党委员会或叫主席团，这样，便于把了解群众与党员的情况结合起来，群众代表参加主席团，可以维持秩序，不致于打架。在这个会上，只让群众代表给党员干部提意见，党员干部暂时不作声辩（声明以后是有权利申辩的），一则避免威胁群众不敢讲话，再则避免激怒群众打起架来。这时候要放手让群众提意见，不要怕报复分子的意见，因为老实群众还不敢讲话，他们明知报复分子并不比某些党员干部好，但他们愿意叫报复分子替他们出气、同时报复分子所提的意见，大多是事实（可能分量上有些夸大）。这样会议之后，党员大吃一惊，感觉群众意见远超过他自己所反省的，对党员反省推动很大，而老实农民则感到报复分子不正派、不如他们自己提意见好。
经过个别访问划阶级，已经串连了一部分老实贫雇，组织了贫农小组，此时即在支部内号召贫雇党员谁愿到贫雇小组进行反省，要求参加贫雇小组谁就去，结果有些党员自己觉着有把握就去参加，去的人都被认为可以参加贫雇小组，也可以做个党员。那些被通过的党员回到党内就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分清了好党员坏党员的界限，分化了支部的“一窝蜂”。
这时群众已经起来了，老实正派的积极分子也涌现出来了，党员的好坏以及错误的轻重也弄清了。但在这一阶段内，工作团对这村的问题，对党员好坏，不应该预先有固定的看法。
整编队伍的第二阶段：组织起来。
群众出了气之后，就要求组织起来当家，在贫雇农多的地方，为了避免与中农的分裂，贫农团可不组织或组成贫农团后，马上就串连中农，成立新农会。在贫雇农少的地方，可以贫农小组为基础，串连中农，直接改选农会，但必须保证贫雇能够选到农会委员会里去，以便保证贫雇的利益。新农会委员中，如没有中农或中农太少，贫雇一般应让出三分之一的位置给中农。农会成立之后，大的村庄选举农代会，中小村庄一般的直接选举村政府委员。在组织起来的过程中，群众鉴于过去的经验——自己没有当了家，选了坏人当干部，因此这次是十分认真的。首先入团入会的条件开始很严格，如说劳动不好不要，流氓不要等。但领导上要及时克服关门主义倾向。群众的意见是先扎好根，再教育有毛病的让他改正后参加，一般的全村都进行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然后逐渐入会。农民间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后，在选举时选的都是好人，好的党员也被选了。但报复分子不正派的人，虽然他们再三活动，却没有被选上。但有一点应该注意，无论是整党、或整编群众队伍，群众都强调好人，实际是一种超阶级的观点，工作团应该清醒，说明好人不仅是正派劳动，还要阶级分明。
在贫农团成立时通过一部分党员参加后，成立新农会时又通过了一部分党员，参加新农会并认为可以做党员。党内批评与自我批评更加开展。但有一部分党员（约占三分之一，一般是当权干部），仍未能通过，他们感到压力很大，没有出路；同时，已经通过的党员，由于他们思想上尚未完全解决问题，旧作风一时未能全部改过来，也在农会与贫农团中碰了些钉子，这些人很容易被通不过的党员所拉拢，又变成“一窝蜂”。这时候领导上就要给党员更多的热情和安慰，主要是指出出路。说明只要反省的好，群众就能原谅；只要改正错误，就有出路。另外，工作团召集贫农团与农会委员，和他们商量，问他们以为通不过的党员干部应该怎么办？他们问党内有什么办法，经说明党内犯错误的是分别轻重，予以处分，如劝告、警告、留党察看、开除等等。他们同意这个办法，但一般定的处分很重，并声明他们还没有办交代，帐还未算清，这个处分还不能作最后确定。至此，群众的队伍已经编好了，但党的队伍还须要结合下一阶段的抽补工作，才能整完；因为党群关系中若干事实尚未最后辨明，群众对党员的气愤还未减消，如果过早的结束整党，一定处分的面很宽而且很重。
三、进行抽补，贯彻民主，结合抽补的实践，完成整党。
首先是新旧干部办交代，主要是清算帐目，接收果实。群众对这些事很关心，选举专人认真进行，我们要放手让群众算，明知有的帐算不清，也只好让他算，但有两件事应该注意，一是农民干部不识字，大多是帐目不清，由于过去不民主把帐目都丢了，二是过去果实保管不好，遗失难免。群众中还有一个错觉，就是把少数地主富农的果实，分散给全村大多数的农民，大家都感到地主东西很多，自己所得很少，因之以猜测代替事实，如说一个斗争对象有一付银镯子，那几十个斗争对象就应该有几十付呢！这样钻牛角尖，形成对党员干部的逼供，甚至主张非吊打不可，这时候领导上再不要强调单纯算清帐，要把算帐和接收果实结合起来。其次，最后审查斗争对象时，全村再划一次阶级，由旧干部讲过去为什么错斗了一些人，哪些是由于无知，哪些是为了报复，哪些是上级有公事叫斗的，把是非责任弄清楚，特别是对以特务名义被斗的，一定要负责的给人家摘掉帽子，还要把被斗者的历史情况介绍出来，有的村叫做“交代政治情况”。再次，抽丈土地，抽评产量，一般都有村本位思想，想把本村的土地产量弄少些，企图少出公粮，工作团提出各村负担不公，将来由区农代会县农代会来解决。目前主要是解决抽补问题，如果哪块地不公，即可抽丈抽评，求得大体公平即可，群众同意这个意见。但过去的不公，主要是旧干部为了减轻自己负担、和报复别人，因之群众要求旧干部参加抽丈抽评，让他们自己说出纠正，再加上群众公议，大体差不多了。再次，自报公议窟窿户，一般报的不实，对此不要有固定意见，反复发扬民主，让群众公议，互相揭发。这里应注意的，平均产量不要以全村人口除全村产量，应先将超过全村平均产量一倍以上的老中农产量除去，这样平均产量就不会过高，窟窿户也不会过多。再次，自报公议“圪堆户”，说明多得果实者应当退，老中农是在对自己有利的条件下（如少出负担，种不过来等）自动让出土地，但应声明不是被斗户。党员干部退果实，应注意不要退得产量不够了。在退果实上一般党员干部表现很好，他们说：“宁要政治果实。”群众对此很受感动。再次，评议抽补，由于过去斗争面宽，而且大多是扫地出门，还有一部分贫雇没有翻透身，这样加起来，窟窿户就很大。而党员干部所多得部分合起来总数并不多。窟窿大，圪堆小，加上工作团一部分同志和群众思想上的“左”，其危险或者是不愿给斗争对象分一份，不愿赔偿被斗中农的损失，或者是硬挤中农往外拿东西，还有的要求政府救济。这主要是思想问题，实际上只要让农民自己讨论，在一般村是能够解决的。讨论中还要注意几个问题：一是反对绝对平均，应强调差不多就行；一是反对极端民主，应强调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绝不能因为一个人不同意就改变。对中农也需要有必要的批评。强调斗错了赔偿，不要轻易允许“吃啥吐啥”，“原物归原主”。因为已经分了，只要赔偿相当一份就可以，有的中农赔偿后比他错斗前的产量还高。原物能还的就还，如田二庄还了牛和房子，固镇还了药铺，群众是满意的。最后，再开一次村民大会，在会上：一、宣布抽补结果；二、最后确定阶级；三、宣布党员处分；四、宣读任弼时同志“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此文对群众政策教育意义极大），请大家依此作回顾检查本村工作。在这以前，还要召开一次支部会，并邀请群众代表参加。让党员声辩，哪些是自己的错，哪些是群众误会的，哪些是为了工作，哪些是自私，哪些上级应该负责，让群众代表们最后鉴定。因为党员干部在参加抽补时表现很好，所以群众的观感已经变了，要求对党员的处分面大大缩小，处分的程度也大大减轻，一般不主张开除或只开除一两个，他们强调“留在党内教育好”，例如赵庄群众说：“共产党的办法好，一层一层管的紧，不在这一层在哪一层，不行了再开除，这样冤枉不了人。”“开除个党员，就等于朝着心口眼打了一枪，可不要乱说，这不是个小事啊！”开始群众对打伤过人的干部党员，要求送人民法庭，但整党后，群众在政治上，经济上翻了身，出了气，党员干部除承认错误之外，又自动提出给抚恤费或帮助一部分劳动，群众感到这样自己解决比送人民法庭也并不坏。当经支部讨论上级批准后宣布党员处分时，群众是很满意的。在这个大会上，最后把生产工作作了动员。
四、扩大战果
首先是整党问题，在筹备成立贫农团通过第一批党员以前，支部在群众中一时很少实际活动，通过第一批党员，参加贫农团之后，因为还有一部分党员未通过，所以支部生活仍不健全。抽补开始后，又开一次支部会，让大家对犯错误的原因和对上级党的意见以及对这次整党的意见都谈了，一般认为这次整党很严，但党始终在挽救他。赵庄党员李会则说：“可惜整党整的太迟了，早整两年，咱就不会犯这许多错误！”党员听明则说：“从这次整党里看出，党比俺亲爹娘还亲，过去俺要饭的时候，爹娘给俺一个碗，叫俺要饱了饭就算了。党不光叫我翻了身，还叫我走到正道上去。”大家检讨犯错误的原因，一个是脱离群众，不了解群众对他们有这许多意见，气愤这样厉害。一个是很多人入党时就糊涂，入党后党的生活很不健全，上级只是布置任务，很少甚至没有对党员进行教育和检查。因之要求上级考虑以后怎样给他们以教育；有些党员提议今后初一、十五为党日，除经常吸收群众参加支部会之外，两三个月征求一次群众意见，今后政治主任取消，党不再命令群众，但为了实现党的领导，支部必须经常布置与检查党员在群众中的活动。群众中有些不团结特别是闹宗派，还必须再清算一次，一定把所有的宗派拆散，强调阶级团结。
在运动中，青年与妇女的活动受了些限制。往往青年在年老人面前不敢讲话，妇女在男人面前讲话更困难。因此青年和妇女在农会中应有他们单独的组织。经验证明，青年和妇女必须在运动中一贯的注意发动组织他们。扩大战果，必须与目前实际（生产）相结合。目前最重要的是解决生产上的许多困难，例如缺乏生产工具、生产资本等，必须在农民收到果实之后，适当的组织他们运用这些果实。（关于扩大战果工作，现仍在进行中。）
五、工作团必须坚持的几个问题
第一、作风问题。关于旧作风，是有历史传统的，例如打人吊人，这是旧社会带来的。必须了解吊人打人并不是群众的真正要求，领导上要采取坚决态度纠正这种旧作风，这并不是泼冷水。在建立新作风上必须注意两个问题，一是极端民主，往往一个人不同意，即强调思想不通，必须指出这种极端民主实际上破坏民主。二是新干部鉴于过去旧干部的不民主，因此不论什么事情都不敢作主，事无大小，都去问群众，有一个人提意见，他就不敢干了。
第二、政策问题。土地会议反了右，这是完全必要的。但后来，在执行上，弄成片面的强调贫雇，不给地主一份，不给富农留一份，硬动中农，不赔偿中农损失等，对政策的了解极不明确，这主要是工作团同志的思想问题，作了群众的尾巴。领导上必须坚持，凡是政策上所规定的必须坚决贯彻。所以什么需要做，什么不需做，政策界限必须要分明。
第三、对待支部党员态度问题。一般是群众未起来以前，抽象的憎恶支部党员，总觉支部党员坏。群众起来后，群众已经能分辨哪是正确意见，哪是报复意见了，有些同志却跟着报复意见走，走向盲目反党情绪上去。经验证明：在整党中，对待党员必须采取争取教育改造的方针，必须客观的分别是非轻重，必须严格，同时又要给党员干部指出出路。正因为很严格但又指出出路，所以整个党员都得到挽救，既没有一个自杀逃跑的，也没有一个被开除党籍的，因此党员和群众都很快乐满意。
第四、群众路线必须是根据群众最大多数最高利益的迫切要求，离开了群众的迫切要求就是空洞的群众路线。群众也发动不起来。因此必须从群众中来。若干村庄最迫切是民主问题，是要求摘掉特务帽子的问题，如硬说这问题以后再说，先来抽补罢，这样越给群众“办事”，越“教育”群众，群众越不上你的主观圈子。另外，群众中来的意见，不一定都是正确的，如群众要求吊打干部，不愿给地主一份等，因此不辨别群众意见正确与否，迁就群众，无原则的跟着群众跑，就是尾巴主义，就是放弃领导。目前克服第一偏向还较易，而克服第二偏向则较难，因为有些工作同志常常是以“群众意见”来威胁领导。
（新华社晋冀鲁豫二十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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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顺东关充分发扬民主
干部党员退果实
东关工作组研究 刘锋、志远整理
和顺东关四月七日村政委员会选举后，下午就开始讨论抽补具体内容，除丈地评产量外，特别要解决干部党员多占果实问题。八日开贫雇小组会议，上述工作为贫雇小组一致要求，下午农代会进行具体研究作了决议。九日下午，农代会召开干部党员会议，采取自报公议方法，逐一研究。十日全体会员通过，共进行三天。多占果实的干部党员共十八个，成份为工人五、贫农六、贫民四、中农三，共退出麻地七亩、平均二十七亩、坡地四亩，共产量六十九石三斗一；果实款洋二十四万元，其进行情形如下。
一、大家讨论做法：贫农团会上讨论怎样退果实时，群众你一言，他一语，意见很不一致。毛福保说：“我说干部和党员退果实得全退，还得把得了的东西一件一件摆出来，先尽咱们分了再给他得，叫他们也受受罪，不然他们还不知咱们的苦哩！”福保说完，紧接着一阵吵吵。五十多岁的蔡三孩抢着说：“我说毛福保意见不对，干部党员多分了果实得退出来，可是他们以前也和咱一样，如果都拿出来，他们不是又成了圪洞？土地法大纲上是退出多得部分，不是全拿”。工作组问大家，毛福保意见对，还是蔡老三意见对？不约而同的说老三意见对。李功成说：“党员们退时，让他们自愿，然后咱们讨论，大家同意。最后领导综合大家意见，明确指出：党员干部多占果实一律退出，减租减息时算下的自愿抽出，贪污的偷的全退，如已用，折价赔偿。
九日，农代会初步讨论，对各个党员干部应退之土地与浮财（折钱）作出决议。十日召开农会会员大会，由党员干部一一自报，大家公议。农代会也将自己的决议提出，请大家讨论，必要时做修改，第一个自报的是建设委员王福林，他自愿退五亩半地、一万五千元浮财。大家都说他退得太多，怕又退成圪洞，只让退了二亩半地、一万元；第二个自报的是前支书张成科，他家四口人，有产量二十八石多，自请退出十二石，并退去年所分一等一级果实五万余元。他说：“我吃的太饱，大家还饿着，我对不起大家了。”大家说知错改错就行，钱退的太多，只让退三万元。退地照他自报数，与农代会决议完全一致。讨论前妇女主席冯林梅时，发生了比较激烈的争执。林梅家现有三口人，十九石产量，得果实四万二千元，她自报要退七石五产量，三万元钱，农代会的决定是退五石产量、一万元，偷的一些果实全退。大家意见很不一致，有的说她自报退数太高，有的说正好。王富元则认为还低，他说：“她得果实是一等一级，产量每人六石三，牲口有三条腿，就和我比吧：果实是一等二级，产量又不够，俺家没一条腿。”赵成来说：“俺这组和王富元组意见不一样。俺说林梅退的太多，不合情理。她占果实是多，可是要退也让和富元一样，一等二级。人家得了一条腿，又典了两条，王富元你没有分了一条腿？现在半条也没有，人家对还是你对？你叫她退成圪洞，再给她填？你说在理不在理？”大家争论很厉害，但得不出结论，后来领导上帮助大家算了个帐，按一等二级算才该退四千多元。群众哈哈大笑说：“这不对了吗？不算帐光死辩？”大家完全同意农代会决定。关于党员郑东连退果实的问题，争论最激烈，他产量不高，果实款分得多些，但家里困难，退钱退不出来，想退三斗粮食。农代会决定是照顾其困难，不退，刘成春表示他组不同意东连自报与农代会决议：“她家底子不孬，分果实也不少，为甚困难。”话里带着气愤，妇女组李桂梅说：“他家妯娌一个吃烙饼，一个炒鸡蛋，有多少够吃？应该退出来。”董同孩组说：“东连家男人们是皮毛不合股，各顾各，都不好好劳动，该退。”只有赵卯年等两个组同意农代会决定，说他家劳动不好虽是事实，但以后可以教育。领导上支持这意见，指出他家浪费与不好好劳动的根源是不和睦，应照顾其目前困难，教育其改正。后来大家争论很久，都同意了，但有些勉强，最后宣布作为初步决议，下去还可讨论，不对了再改。讨论农会副主席杜章锁问题时，争执的焦点是麻地（好地）。他家三口人，十九石产量，多七石，但其中有四亩三麻地，太多，但这是以前减租息时期各得各算回来的，他老婆给人家奶了三、四年孩子，一个钱不花省下的，章锁自己表示只愿意退二亩麻地（四石八产量），三万元钱，群众中多数认为退得少，产量仍高，应退三亩，少数人认为自己算回的地应该凭自愿，不能勉强，领导上表示尊重少数人意见，让大家充分争论，最后少数意见又转为多数，结果只退二亩地，三万元钱。
在这次退果实运动中，一般是发扬了民主，并认真保障了少数人的发言权，申辩权，使问题得到充分讨论与正确解决。从这中间看，只要发扬民主，好好诱导，群众中部分的偏激意见（如让党员干部全部退出所得土地与其他果实）是可以在群众中得到纠正的，党员与群众之大多数是可以得到满意的。另外，实际的困难与特殊的问题也可以得到合理的照顾，不至成为机械的死搬。应该相信，群众是最了解实际，最能从实际出发的。这种民主的讨论，在解决党员与群众的关系问题上也有很大作用，不应认为技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