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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某些干部企图在平分中夺取领导权
西井组织假贫雇团
斗争贫农助长浪费破坏土地法
【本报消息】本报、新大众联合记者团，经过七天（一月三十号至二月五号）调查，发现武安六区南西井“贫雇团”，是被某些区、村干部操纵，企图在平分土地运动中夺取贫雇领导权的组织。
土地法大纲公布以后，区上召集各村一部分干部、群众开会，解释土地法大纲，根本没有叫马上组织贫农团。想不到区公安干事申志明（南西井人，当过这村好几年村长，现在领导这个基点的工作）在从区里回南西井的路上，和这村副农会主任高长富说：“我只跟你讲，咱要组织贫雇团，你就能当贫雇团的头儿”。还在区上解释土地法以前，申志明就在南西井农会里说过：要贯彻贫雇路线，划清阶级界限。他说：“谁是贫雇？高长富就是，又贫又雇；谁是地主？胡廷选（政治主任）就是破落地主”。他对高长富说过：“平分土地运动一来，旧干部好多都要垮台。旧的下去了，新的起不来；只有你和王占全能干”。据他说：他的心思是为的“保存”高长富和王占全两个干部。所以，从区上回到村里，就积极进行组织贫雇团的活动。据高长富说：“志明说过，以后咱们贫雇要起来当家，干部不能当家了。我们要准备好，公事一来，咱们就布置好了。”果然，阴历腊月初，南西井的“贫雇团”宣布成立了。
够什么条件才能参加贫雇团呢？高长富说：包庇地主不要，流氓不要，自私自利不要，透气分子也不要，要老实农民。申志明还补充了一条——要无地少地的农民。劳动英雄王功亮说：“原来讨论的是新翻身户都要。”
从区上回来，就召集了个农会小组长会，发动大家在各组找贫雇，一下子找了一百零八个。高长富说：“我想到这样不行，有透气分子。我就只暗暗的登记了十个，给志明一说，他说：不着（嫌人太少），我就开了个会。”贫雇王海牛对记者说：“高主任在会上说过：‘咱这些人不行呀！太少，怎办？咱一个人再找一个吧！’我说：‘象这样扩充，到过年二、三月也找不起来，咱再一人找一个。’”（就是说一个人找两个）据高长富说：志明计划找一百至八十个，我计划贫雇能找六十来个，再配二三十个中农，就差不多够了。
发展到二十五个人的时候，就划分了三个小组，选了刘二恒、王＠林、王双来三人当组长。王海牛说这是选了三个“叫人组长”——光管叫人开会。
这样找来找去，不到二十天，就扩充到五十多个贫雇了。为什么发展的这样快？农会常委王占全说：“发展方法是拉的，你拉我，我拉你，比方哥哥进来了，一定把弟弟拉进来，大家也不好意思，就批准了。”因为这些人是拉进来的，所以许多老实农民虽然进去了，还不知道干什么。贫农胡五的就说：“把地给人家分公道就算，咱也不知道到底干什么。”王秋的（是现任武安九区区长王玉荣爷爷时的长工）现在还打短工，他说：“我听说贫雇团叫平分土地哩！啥时开会，叫去我就去，不叫就不去，咱也不摸里边的事。”连“贫雇团”最积极的王海牛，也不知道“贫雇团”是干啥的。问他为什么叫贫雇当家？他说：“这个还没有讲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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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旧干部领导假贫雇团不干正事
拉来拉去，“贫雇团”的成份就不完全是贫雇了，干部进来了，上中农也进来了。“贫雇团”的领导人高长富就是农会副主任，又是支部委员。还有民教副主任王怀节，农会常委王占全、王玉春、街长王文修等五人。据王功亮、王正清、王存三个人反映：刘玉春是上中农，他家六口人，合四个全劳力，现种十四亩地（其中有五亩好地），共合十四大石产量。还有一个驴、四五只羊，一串院。（全村按人口平均，每人还均不到半亩好地，每人平均产量两石左右。）他三个人还说，王学有、王怀节等都是上中农户。可是有好些成份好的，却被丢在“贫雇团”外面。比方贫农王从义，据郭金柱说：“听说他过去迷信，不吃葱蒜，他有自己作务的七八十棵小核桃树，大家要均均，他思想想不通，不叫他入。”三辈子放牛放羊，现在还给农会、村里放牛放羊的王宗堂、王久堂也还没有参加“贫雇团”。
“贫雇团”成立以后，头一桩大事是斗争贫农王正清（外号老五旦）。王正清在民兵羊汤铺当伙计，羊汤铺羊工拾了驻村医院丢的一只羊，叫他杀了十三斤半肉，羊汤铺卖了。医院听说羊是王正清杀了，叫“贫雇团”处理，“贫雇团”就把王正清弄到会上斗了一顿。提出他三个错误：一、历史腐化；二、投机取巧；三、破坏军民关系，叫他坦白。据“贫雇团”积极分子王海牛说：王正清这家伙太坏，就是成份好。老实农民不知道怎么解决才好。高主任说：“我开的会多，我来说说。倒不是说赔东西，主要是搞你的思想。”头天开会，斗哭了王正清，也没解决。第二天他承认自己打算弄一个羊回家。大家就决定叫他赔医院二十斤肉的一只羊，另外“拥护”羊肉十斤到十五斤，他一一接受。他说：“我要走群众路线儿，大家意见都同意，以后再犯了，禁闭我一个月。”他向记者谈起这桩事，嘴上说：“不屈，不屈”，眼里却一直掉泪。
有的翻身户虽没受过“贫雇团”直接打击，也弄得神魂不安，老是害怕。参加“贫雇团”的王起说：“人家说我是下中农，也是老实农民。村上平均两石产粮，我的地不好，产量又高，我家四口人，就七石来产量。我六十三了，人家叫我参加了两次贫雇会，就再不叫我了。我思想……咳咳！我大概成了富农了？！找到贫雇会去问，杨孩说：‘这事，叫你来你就来，不叫你来你就不用来。’也不知道是怎会事！贫雇团分了一回衣裳（区里发的），写上咱的名又不给咱。咱该不是有个圪塔哩！”
组织贫雇生产，制止浪费，是“贫雇团”成立的一个目的。做也做了，就是太不对头。他们拿上农会的二十六万果实款，去贩卖猪肉。说的是给贫雇赚红利，弄点肉吃吃。就选了王＠林等二人办这个事。可是他俩不懂这一行，又觅了个地主，叫胡廷亮，一天给他四百块钱的工钱。到外村一下子买回五百八十斤猪肉。买卖不算很好，剩下九十斤没人要了。一算帐，连折秤加花消，还短三万四千块钱不够本。合计了一下，这九十斤按三百八十五块一斤卖出去，能捞回来钱。就说分一分，叫贫农大家都吃吃。高主任说：“看是便宜，想多买也不行。”可是贫农郭金柱怎么说呢？他说：“贫雇团弄了肉（肉不好，政治主任胡廷选说：‘净些腿腿’），卖不了，叫我掏四百块钱一斤，我吃不起那，我连粉条还舍不得秤哩。”本村卖不出去，只好到北西井去卖，也不知道卖光了没有。
今年过阴历年的浪费帐，副村长郝贵田算了一下：“贫雇团”往村里买了五百八十斤肉，加上互助组贩来的，够一千多斤，比往年至少浪费五百斤。每人至少多吃二斤白面（象富裕中农张家俊，往年推一斗麦子，今年推一斗五升），全村浪费两千斤，加上旁的浪费（象中农胡起才，往年称十来斤粉条儿，今年称了二十三斤），就够一百万元。村里浪费的这么厉害，“贫雇团”没制止，倒是火上泼了瓢油。直到现在，外村还不断朝南西井卖肉，五日那天，公安员郭清林还卖了三斤二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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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干部指派假代表
利用贫雇团名义打官司
郭文章的官司打到边府以后，南西井“贫雇团”为这事开过两三次会。听贫雇郭金柱谈：“王文义押到边府后，驻村医院袁指导员来问我，王文义是不是贫雇？我说是贫雇。他就叫我在贫雇团提出来讨论讨论。开贫雇会的时候，我提出来，大家都不吭气。申志明就说：‘先凶不算凶！’这个会弄得没啥结果。申志明就念起报来了。”以后抗勤主任王胡找高主任说：“文义是咱们农会主任，也得想个法子。”另据高长富说：“我们准备派十多个人去找”，志明说：“不用，派一两个人去就可以了，去边区打听打听他在哪里？”派的人怕别人问，假装是去赵庄要帐的。根据他们说：“打听着在××村，走到村边，没敢进村打听，就返回来了。”
边府叫选代表去解决郭王两家婚姻问题，据郭金柱说：“申志明给胡廷选说，叫我和王占全、申有全三个人去，后来到村公所，也没说啥，叫带上一个单单上边区。听说这个单单是王怀节、王海牛、王聚富、王胡、张家后、胡起才等七八个人讨论好的，写好叫咱代表们拿上就去了。贫雇会没有讨论，也没选举，咱不识字，大家说照着单单上写的说，一个人记下一两条，能说多少就说多少，人家问啥就说啥。”
另据南西井代表王占全（是农会常委）说：“那一天贫雇团开会，四五十个人都集合齐啦，才叫俺们三个去的。俺一去，大家就叫俺三个去边府。为啥叫我去呢？我说：‘凭我的嘴呢？凭我识字呢？’高主任说：‘没有啥，去看看王文义，照着报上那点不对就说说’。我思想，人家都齐啦，才叫俺三个去，这不是干部内串了吧！？”
记者从假贫雇团的活动，谈到指派代表的事，申志明无法掩盖。只好承认：代表是指派的。
本月五日，当记者根据上述全部情况，并以“贫雇团”里有了相当多的干部和上中农成份去问申志明时，开头他还想推脱责任，后来承认：南西井“贫雇团”已经和旧农会没有两样了，不是真正贫雇组织。他说：县区领导上并没叫现在组织贫农团，只是他和白秀成、李国芳、郭文贵等几个区干讨论过。决定按基点每村找一两个真的贫雇积极分子，能防止破坏土地法就行。他还说：村干部多占农民果实，农民普遍怕干部，贫雇对干部有意见不敢提。认为只有高长富、王占全好，他决心要把他们保存下来。他对王占全说：“好好干，今后提拔你。”也对高长富说：“只要你好好接近群众，你的前途远大。”（申志明当干部，是高长富动员出来的）因此，申志明把他们当作“贫雇团”中坚分子，并指定高长富当领头。最后，申志明说：因为村干和积极分子等钻进了“贫雇团”，“贫雇团”根本没法存在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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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论布尔什维克的原则性
蓝列波巨作
亚天贰译
列宁和斯大林教导我们说，原则性的政策是唯一正确的政策，我们的党不能容忍有丝毫的不坚定性与无原则性的表现。要求我们工作人员能经常不打折扣的完成自己的任务；经常站在政治活动家的岗位。
布尔什维克的原则性，就是对一切稍微脱离党的原则思想和政策的倾向之不可调和的精神。党的政策是苏维埃制度之生命的源泉。党的工作者，在自己一切大小工作中应以党的政策为行动指南，从政治的原则性的路线出发。
列宁教导我们说，政治是从联系到千百万人民利益的事情出发；是原则地从政治上去对待问题。就是说，要从千百万人及他们之间相互关系的观点来观察问题。这就不能在本位主义的地方性的朋友关系等利益面前作丝毫的让步。布尔什维克重视友情、同志关系。但是，他认为评定一个人行为的最高标准，是看这个人如何对待由苏维埃国家所代表的人民利益。
列宁写道：“我们承认同志间的义务，承认有援助一切同志的义务，承认有耐心听取同志意见的义务；但对我们来说，同志间的义务是从对俄国的、和世界社会民主党的义务产生出来的，不能把它颠倒过来”。（列宁全集二卷五四一——五四二页）
由此可见，在原则性的精神上教育干部，这就是说，必须作到在决定任何问题时，干部不是从私人的或地方的利益出发，而是从国家的利益出发。在一切场合坚持这种利益，并与反国家的倾向作斗争。每个工作人员的布尔什维克的原则性，表现在他对自己所担负的工作之态度上，而检查他的原则性，就看他是否把自己的工作服从于国家当地的重大政治任务。评定一切措施的标准是：这些措施是巩固还是削弱我们的伟大事业；促进这件伟大事业的继续发展，还是妨碍其发展。这一点也应作为测量一切工作人员之布尔什维克原则性的标准。
现实在证明着不善于正确判断各种现象，和不善于有原则地对待问题，会受到严重的损失。拿“星”及“列宁格勒”两杂志编辑部所犯的错误为例来说——这些错误被联共中央及时地揭发了。这些杂志的实质在什么地方呢？就在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的领导工作人员，不是把正确的教导苏联人民、和政治上指导文学工作者的活动的利益，作为对待文学工作者的关系之依据；而是以私人的朋友的——就是说庸俗的利益，为其对待文学工作者的关系之依据。由于他们不愿意破裂朋友的关系，所以他们对没有价值的、反艺术的、脱离政治的作品不作批评；由于他们害怕得罪朋友，便登载了非常不适当的作品。联共中央的决议里说道：“这种自由主义，把人民的与国家的利益，正确的教育我们青年的利益，作了朋友关系的牺牲品；它闭塞了批评，结果是作家们停止继续深造，丧失他们对人民对国家与对党的责任感。他们也就停止前进了！”或者我们再拿对外国阿谀逢迎的事实来看一看。很显然，我们一部分落后的知识分子，还是没有摆脱掉这个可耻的毛病。一些党的和经济的领导者们，不用苏联民族自豪的精神来教育人们，却对媚外的奴颜婢膝事实谋妥协，这还不是无原则性的表现吗？这说明需要在一切问题上表现原则性，在党的工作中，尤其必要从政治上处理问题的态度——是党的工作中的基本态度。斯大林同志教导我们说：“党的生活与党的工作之基础，不在于党在当时所采取的、或能够采用的那一些组织形式，而在于党的政策与党的对内和对外的政策”。（列宁斯大林论党的建设二卷四一九页）。这就是说我们的工作人员，应当不仅是好的组织者，熟练的实际工作者，而且也是政治上成熟、思想上坚定的人。
深刻的思想，对马列主义伟大思想之正确性的坚定的信念，便是布尔什维克的原则性之基础。只有在原则上坚定不移，很好的掌握了马列主义思想的人，才能具有战斗的布尔什维克的原则性，才能从党的原则立场上去对待问题。
马列主义的理论，给予干部以光明的前途，使他们在工作中具有信心。这种理论发展他们的才能，使其能从小的事情，看到大的事情；能从日常的眼前的工作中，感觉到是在为了伟大的理想而斗争；反之对理论上不关心的态度，便会使其失掉前途。论到不关心理论的人们时，斯大林同志说过：他们有从政治活动家，变成为政治上的庸人，变成无原则的脱离政治的事务主义者。
斯大林同志说：“关于这种游离不定的人们，伟大的俄国作家果戈里曾颇中肯地讲过：‘那些没有定见的人物，是既非此又非彼，反正你不能理解他们是些什么人，简直是非驴非马。’”（列宁、斯大林论党的建设二卷六九○页）。
精通马列主义的理论，乃是在思想上、原则性上教育我们干部的方法，同时也是提高他们战斗力的最重要的方法。伟大马列主义的思想，乃是我们干部精神力量之活的源泉，是干部之坚决性及其在克服困难中之不枯竭的精力之活的源泉。实际的经验在在都证明着思想开展的人们，在实践中也是有力量的，他们在工作中有更大的信心，暂时的失利不能使他们灰心，他们坚强地向既定的目标前进。正因为如此，党便要求我们的干部，有系统的努力地进行自我学习，以精通马列主义的理论。
布尔什维克的原则性，是一种对一切缺点的不能容忍性，它是在高度严肃性的情况中养成的。关于以原则性的精神教育干部，尽管高谈阔论，但如果党的委员会不表现足够的严肃性，姑息地对待工作人员的错误，那么便会给布尔什维克的干部教育，招致严重的危害。比如在伏罗希洛夫格勒省党委中就存在着这种实际情况，不久以前国家计划局的代表，揭发了“克拉斯诺銮煤矿”托拉斯和“卡堂也夫煤矿”托拉斯两企业中多报矿井中采煤量的事实，他将这些通知了联共省党委的领导同志，据估计将会加以处理。但省党委没有表现出足够的原则性，没有注意两企业中领导者违反国家利益的行动，没有使他们受到处分。
作一个有原则性的人，就是说不怕得罪任何人，而直爽地诚恳地指出他们的缺点，领导者应当善于“用布尔什维克所固有的那种全部直爽态度发表自己的意见………”，“象布尔什维克那样明白而公开………”（斯大林论列宁主义问题十一版三九八页一四四页）。同时有原则性的人，他本身也不怕勇敢的坦白的客观的批评。
批评乃是布尔什维克干部教育方法的灵魂，在对批评的态度上，也可以检验一个工作人员的原则性，一个工作人员不能把布尔什维克的有益的批评，看作是对自己的侮辱，看作是对自己的威信的损害，因而把自尊心看得高于工作的利益，他应当有勇气批评别人，也善于勇敢地接受批评。（⑴⑵）
“任何一个组织，没有批评的话，都会腐朽的，没有批评则任何毛病可以深入膏肓，较难治疗。只有大胆的公开的批评，才能帮助人们变得日益完善，才能促起人们前进，克服工作中的缺点。凡是没有批评的地方，那里便从根上腐烂发霉，停止不前，那里便没有可能前进”。（日丹诺夫）
可惜还有一些工作人员，对批评的不能容忍态度，竟以报复所谓“欺侮者”相威胁，而有时竟然实际的威胁起来了。可举这样一件事实为例：党员伊万年科同志，曾同其他一些同志正确批评了莫斯科——库尔斯克铁路配车处的工作中的一些严重的缺点和该处处长斯米尔诺夫同志，斯米尔诺夫不去倾听批评与按照布尔什维克的精神改正工作中的严正缺点，反而把伊万年科同志的工作撤掉了，甚至当伊万年科奉部令恢复了工作之后，斯米尔诺夫却硬降低了她的工作职位，按她的专门技能，本是工程师，现在却要她当统计员。奇怪的是铁路局党组织的领导者们，对此熟视无睹，事实上是助长了斯米尔诺夫同志的不正确的行动。
不能容许这样一种用处理家务事的办法来解决问题的情况之存在，没有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解决问题，妨碍对缺点的揭发与纠正，对教育作为政治活动家的工作人员是有危害的。
缺乏原则性，没有布尔什维克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有时会得到什么结果呢？在库尔罕省党委的实例中，可以看得很明显：该省党委的前任书记沙拉波夫同志，以朋友关系代替了工作中的党的原则性，省党委中形成了一种一团和气、泰然自若的风气，党的与苏维埃的积极分子中间，出现了无纪律性与放荡散漫的分子。沙拉波夫同志自己不关心工作，竟有这样的情形：当农村工作火热的时候，他却去找自己的朋友和熟人游逛去了！这样得到了什么结果呢？结果是该省许多区里播种进行得不好，收割与交纳粮食的工作也准备得很不好，省党委的委员们都知道这一切情形，但对省党委领导者所养成的这种非布尔什维克的习性，不进行反对，这样便表明了他们是无原则性的人，是庸人而非政治的活动家。
无原则性的工作人员，其结果往往是失掉独立性与自动性，追求物质享受的工作人员，把自己束缚起来，失掉了批评别人的可能性。库尔罕省党委的委员们，在对省委有许多的关系上，表现了无原则性，就因为他们中间有一些人按着沙拉波夫同志的提议几度获得了奖金，这也是他们彼此互相原谅错误的原因之一。
无原则性、庸俗化也常常是不遵守布尔什维克原则挑选与分配干部的结果。斯大林同志教导我们要根据政治的标准来挑选干部——就是说：要看该工作人员在政治上是否是可靠的，也要根据业务的标准——就是说：看他是否适于这样一种具体工作。凡是违反这些原则的地方，凡是挑选干部只根据家庭的、庸俗的、朋友的关系，不管他们政治上和业务上是否适当，那里便要替吹拍逢迎与在工作中互相包庇缺点造成有利的条件，得到的不是在原则基础上的领导核心，“不是负责的领导集团，而是亲近人们的小家庭，而是这样一种组合，它的组员都力求和平共居，彼此不相得罪，家丑不可外扬，互相吹嘘…………”（斯大林）。
在这种情况下，根本谈不到对工作人员的高度严肃性。在乌梁诺夫斯克有很多事实表现出了严重的缺点，比如城市管理无人过问，居民们常常没灯光，自来水忽有忽无，满街是脏东西，省委书记德林吉也夫同志对此熟视无睹，对于城市管理失职的罪人，表现了自由主义的态度，这一切正因为德林吉也夫从前曾在远东工作，当时，他便随身把几个对于他是“合适”的工作人员，带到乌梁诺夫斯克来，现在他对于这些人的工作，也未表现出足够的客观态度，而因朋友关系，对他们就百般地原谅了！
对干部进行思想教育，这是我们当前的重大任务，新的干部不断的增长起来，必须以布尔什维克的传统教育他们，发展其优良的性格与品质，高度的原则性与理论性，乃是列宁——斯大林式的工作人员之卓越的特点与最重要的品质，以原则性与克服困难的坚决性教育干部，将会促进更加顺利的实现新五年计划的任务，与在我们国家内建设共产主义的任务。（译自一九四七年九月二十五日真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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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树掌村长按土地法办事
影响全村爱护财产
【太行消息】壶关树掌村长赵光锁按土地法规定办事，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推动了村内的干部和群众爱护着自己的财产。赵光锁同志和他老婆，因为生病欠下五万块钱饥荒，自己有棵大榆树，能卖三万块钱，前两个月就和区联社说好，要卖了还帐。后来听到土地法上规定：在土地制度改革期间，为保护土地改革的秩序及保护人民的财富，任何人都不许破坏一切财产，光锁同志就自觉的在大会上给大家说：“咱们党的主张和政府的命令，咱不执行叫谁执行哩。我为了不影响大家，就是以前说好卖的树，也绝对不卖了。咱的饥荒，可以想办法从生产来解决。”经过他的行动影响，全体干部除了对自己的财产非常爱惜都不浪费以外，还时常给群众耐心宣传，让大家都要好好爱护自己的财产，遵守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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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短论
反对成立假贫农团
西井成立假贫雇团，这种事，不仅武安有，沙河西苏庄也有，太岳晋南三角地带也有。最近闻喜小报不断登载什么贫农团领导反迷信，有的地方搞反特务………可以这样说一句：这些贫农团恐怕没有一个真正给贫雇农及广大农民办事的。
贫农团一定要成立，那是由全体贫雇农发动起来去成立，现在各地县区干部都在开土地会议，整顿队伍，为什么有些地方就等不及了呢？原因不外：第一种是犯了急性病，有位同志说：“我先暗暗组织好，等到你一宣布成立，我的贫农团干什么都走在前头，看我出风头不？”第二种是干部互相包庇，怕成立了真正的贫农团整到自己头上，“先下手为强”，表面上是为了贫雇，实际上是打击贫雇。第三种是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利用贫雇，钻空子，摇身一变混到贫农团，暗地掌权破坏农民彻底平分。西井村假贫农团到底属于哪一类，希望武安加以检查，其他成立了贫农团的地方也应该检查。
我们调查和发表武安西井假贫农团，为的是向全区提供一个典型例子，告诉那些犯急性病的同志，请你们冷静一些，这样抢先不会出风头，结果只能落个“灰溜溜”的下场，因为你并不是为了给贫雇办事啊。而且你要抢先，作起来必然粗糙，粗糙了一定不会把事办好，尽管你主观愿望不一定坏，但是结果一定会很糟的。想相互包庇逃避群众审查的干部应该老实一些，知错改错才是出路，现在胡闹，不久西洋镜揭穿了，农民会不答应你的。至于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如果你们不低头悔罪，等待平分，还要阴谋反攻，就叫做罪上加罪，人民法庭将来要审判你的。一切有野心的或是心怀叵测的人都要清醒，组织假贫农团就是破坏土地法，就是犯罪，利用群众就好比玩火，将来火会烧到你们身上的。
我们希望全区农民一致起来，不要上当，贫农团是要农民自己起来当家的，谁想包办、操纵、利用，咱们都要大胆揭发，坚决反对，为着自己的利益，为着彻底平分，咱们绝不上坏人坏干部的圈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