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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习讨论
什么是农村式的官僚主义？
新华社编者在发表“列宁论苏维埃机关人员应如何工作”一文时写道：“……随着人民革命战争的迅速发展，我们的党和政府已经必须对成万万人民的日常生活直接负责了。我们的每一项工作中，是否存在着潦草、拖延、缺乏效率、缺乏纪律性、对群众利益缺乏热情和责任心等官僚主义现象，都会影响甚至决定人民的苦乐祸福和生死。农村中散漫而停滞的小生产制度，乃是官僚主义蔓延的重要基地和掩护物，这正是我们在农村环境中工作的同志们所应当警惕的。因此我们应当更加注意地与经常地来进行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毛主席说：应该时常扫地和洗脸，以免这些政治的灰尘和政治的微生物来蒙蔽和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肌体。就正是指出了这种必要性。至于在我们的同志进入城市以后，如果仍然保守着那些本来就必须坚决反对的农村式的官僚主义习惯，就更是不可容许的了。”
今天我们刊载了几位读者对“什么是农村式的官僚主义”的答复，这种联系实际认识问题的方式是很好的，希望在这里能展开一个热烈的讨论，以便把这些政治的灰尘和微生物从我们同志身上彻底清除出去。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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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浪费民力也是官僚主义
最近，支前任务比较繁重，大多数机关团体在动用民力时都注意到力求节约，但在北岳四分区还发生了不少浪费民力的事件，大概有以下这些情形：
事先不办好手续，弄得不是人畜空回，就是动员数字与实运数字不符。如九月二十四日军区兵站部从建屏某地往别处运棉鞋二万三千双（共三万五千斤），该部王贵堂同志到建屏四区动员牲口二百头，民工二百五十六人，经一百一十里行程连夜赶到某地。但人畜到达后，因还没有办好领取手续，工厂不发，结果一只鞋也没运，害得人和牲口又全部空跑回来。北岳兵站部驻正定兵站某同志，十月十七日电告分区，从灵寿往别地运棉鞋九万三千斤，灵寿大车牲口按时到达，可是手续还未办好，叫群众白等两天，同时起运数目也只有七万零二百斤，浪费了二万三千斤的运输力。或者是不按照规定时间提前动员，十月十六日，兵站部动员井陉人畜各七百运弹药，因为指挥不统一，没有遵照规定时间，提早集中两天，到指定地点后，发弹药的还未去，又是白跑一趟。也有在动员民力时，原计划变动了，却不赶快通知，害得群众白误工。对于动员证的使用，也有不按条例冒充混骗的，比如有的动员证首长盖了章，但却无数量和起至点，或者首长署了名的空白的“如意证”（意即由使用者拿着遂意填写，不受限制），自己拿着遂意填写，更有的把存根也拿下当动员证使用，甚或任意涂改，“灵活”使用。其他非法强制动员的现象也发现不少。
为什么曾发生这种浪费民力甚至非法强制的现象？我认为首先是领导机关的工作方法不讲求科学地组织和周密准确的计算。“列宁论苏维埃机关人员应如何工作”中有：“列宁向大家要求工作上的精确性、组织性、纪律性。”目前我们的战勤支前工作如此庞大浩繁，大部又处在分散的农村环境，交通不便，领导上没有随时监督检查，不注意手续，没有准确的时间和数字观念，甚至非法涂改动员证或强制动员，这不能不说是对群众利益缺乏热情和责任心的官僚主义现象。因之建议领导机关应好好教育干部，首先要切实遵守华北暂行勤务条例，任何人不得非法强派，并严格动员手续。其次要十分注意事前应有精确周密的计算，作好计划，提前办好一切手续，以免人畜力徒劳往返。出勤机关接到计划后，也应根据具体情况精打细算，审查动员计划是否合适。长途运输时，应预先准确计划住宿地，设置供应站，由用勤出勤机关协同负责，统一领导。分配驮量时，应有一定规定，押送干部不得强制多驮，以免损伤牲口。同时代雇运输时，应发足运费，最好直接发给驮运民工，减少手续麻烦。更重要的是负责机关一定要勤于检查，特别是在分散的农村环境中，出了毛病领导机关不一定能及时发觉。不时时检查监督，就难杜绝这种农村式的官僚主义现象。
张子良 张稚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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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借口农村环境
掩饰工作的拖拉松懈
一个出版工作者的检查
我们的报纸发行工作为什么一直做不好？慢而且常出错，读者提了不少意见，仍不见什么改进。在过去，对于这样的责难，我们会泰然自若地给你讲出一套道理：出版发行搞不好，是因为困难太多。首先，我们是处在分散的农村环境，从编辑部把稿子送到排字房就要十分钟的功夫，打好纸型送到印刷厂又得四五个钟头，一份报纸的出版过程，差不多有十小时是花费在走路上。而报纸的出版过程又最为复杂，只从发稿到打好纸型就要二十来道手续，在农村住地分散的条件下，怎能不多费时间？同时物质条件不好，交通不方便，工人不够用，再加上上级不重视发行工作，不配备强的干部等等，似乎是报纸出版发行工作真是困难到无法改进了！
假若认真地把工作检查一下，就会发现问题的症结并不在于这些客观困难，还是在我们自己身上。我们长时期住在农村里，沾染上小农生产者散漫拖延的习惯，觉察不出出版时间的重要，再加上我们自己成天守着报纸，就体会不到看不到报纸的痛苦，拖拉松懈也就习以为常。工作方式也是手工业式的，做了这个再做那个，这一个部门忙着的时候，另一个部门却无事可做。孤立分散，不是象一个大机器一样，一个环节衔接着另一个环节，而是互不联系，这个部门的错误，到另一个部门就检查不出来，直到读者来信，才能发现。我们总是没有按照工作的过程规律、客观条件，科学地精密地组织自己的工作。原因就在于我们过低估计自己力量，强调困难，钻领导者不懂技术的空子，去掩饰自己不深入研究，保证决议的执行的官僚主义作风。不知道去发挥自己主观能动性，去克服农村环境里的种种困难，使得出版和发行过程不必要的拖长，把“出版服从发行”的原则变成“发行服从出版”，致使工作遭受到不必要的损失。
经过了初步检查，我们认识了这种以农村环境分散，物质条件落后等作为自己工作中不讲求效率，缺乏科学的精密的组织性的拖拉松懈现象的掩护，是一种对党对读者不负责的严重的农村式的官僚主义的作风。分析了它的危害后，大家的认识开始转变，决定以最大的努力，提高工作效率加强工作的组织性，克服散漫拖延的恶习，并以不断的检查保证决议的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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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的农村式的官僚主义表现在哪里？
汪玉
什么是农村式的官僚主义？联系我自己的工作，我的认识是这样：
（一）借口农村环境散漫迟缓而原谅自己迁就错误。如召开干部会议，被召集的人无故迟到，影响会议进行，浪费时间而不给以批评，反认为地方干部总不能象军队一样正规。规定了干部请假制度，有些区干部仍时常偷偷回家，影响工作很大，但我认为地方干部就是这样子，也不给以批评就放松过去。
（二）工作潦草拖延，过去我到下边去检查工作，一天跑三、四个区，有一个大概的轮廓，回机关就决定问题下指示。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去年刘邓大军南下时，寿张县境收复，听少数区村干部反映：“与蒋匪特勾结的坏分子都潜藏了，群众恨他们，希望我们向各村进行清查拘捕坏分子，并把地富也一律扣压起来，以免他们跑掉”。就决定抓紧机会要把全县坏分子一网打尽，下指示限期完成。各区就根据少数或报复分子的意见，不加分析的，乱抓一气，闹的群众惶惶不安，对党的政策发生了怀疑，逃亡了很多，危害极大。
工作拖延，如发现干部打人，不能及时处理，听到干部一面的申诉，甚至认为干部是好心肠，被打的人太坏该打。被打的人来控诉，说一声调查后解决，就搁置一边。有时发现一些问题，如侵犯中农、村干贪污浪费等，就觉得干部能力有限，农村问题复杂，出点问题是不可避免的，就拖延下去不积极解决。缺乏直接对人民日常生活负责的热情。
（三）家长式的代替包办，还好出风头。如到区帮助工作，召开大小群众会议都愿出头讲一套，不愿作艰苦的调查研究工作，对我自己亲手提拔或熟悉的干部，随便支配，甚至当做自己的勤务员。对从外区调来的干部就格格不入，不会培养干部，对工作损失很大。
总之农村式的官僚主义，表现于我是强调农村环境分散困难，而局限于狭小的圈套，割裂开有机的整体，手工业式的搞工作，不会运用组织力量，不能从长远的群众利益着眼，从狭小的个人主义出发，固步自封脱离群众，还自以为是。
以上问题只是个人的初步检讨，希望在大家讨论中得到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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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万里征战长城线
（五）牵着傅作义的鼻子走
当热河前线我军正在扫清承德外围敌卫星据点的时候，解放军一部，横插平古路，在怀柔、密云间展开破击战，切断了敌人增援热河的交通线！这一拳头打中了敌人的要害，可把傅作义急坏了，于是慌手慌脚，命令原守平古路现北调图解承德之围的九二军回头，并急调九四军，暂三军主力及骑四师总计三个军八个师六万人，加上他全部的空军，分由密云、顺义、三河三路向平谷地区冒进。盲目的敌人，被我某纵队英勇主动的扭住了，整整六天的战斗，傅匪企图围歼我军的幻想，是完全失败了！
六月四、五两日傅匪逼近了我们，五日又用六架飞机前来助战，这群匪喽罗，瞎糊转了一天，也没有弄清我到底在什么地方！
六日冒失鬼安春山（敌暂三军军长）自恃后边部队多，天上又有十几架飞机助战，叫部队四路纵队向我平谷前后温营阵地发动连续六次的猛扑，我英勇战士顽强阻击，特别是“四○”部三营的勇士，他们依靠匆忙修筑的简单工事用预先按排好的火网和勇猛的反突击，阻止了匪徒们的攻击。傅匪调集了四门山炮，两门榴弹炮和众多的机枪，向我某段阵地猛烈射击，付出了极大代价才占领了我一处警戒性的前沿工事。某段阵地我两个连击退了傅匪一个团的进攻。在主要的防线上，我一个团击退了傅匪主力新三十一师的猛扑。匪徒们是这样的慌张，以致掷投手榴弹忘记了拉导火线，战士们拾到手榴弹高兴的说：“我们正需要这个呢！”于是又将它投向敌人。傅匪在强大炮火和十几架飞机掩护助战下，实行波浪式的集团冲锋，但都被粉碎了，我军阵地如长城一样的屹立不动，而傅匪伤亡则至少是八九百。
这天匪徒们的野心确是不小，后梯队源源增来，想抓住我们第二天再战，但是晚上我们从容转移了。匪徒们一来不知虚实，二来胆子太小，他们抛弃尸体，倒退十几里，整夜投掷照明弹以壮胆。
七日，大雨滂沱，飞机没出动助战，匪徒们蜷缩不动。我军也只离他们十里多地安然的休息了。
八日，傅匪拿出了可以动用的全部空军，竟日轰炸扫射掩护下，才敢于侵占平谷空城。亮着屁股冒进解放区，傅作义大概发现情势并不很妙，第二天便仓惶把大部兵力撤回平古线，仅留一部困守平谷空城，十三日拂晓又狼狈撤出平谷。
经过六昼夜的阻击扭击，我们虽也有点疲劳，但我们胜利了。因为我们仅以一部分兵力牵住了这笨牛的鼻子，不仅给傅匪六万主力以更大的疲劳，众多的消耗；而重要的是我们争取了时间，有力配合了承德外围重大的胜利。
（六）平绥路支离破碎了
平绥路是傅匪大动脉，傅匪依靠它榨取察绥人民的血汗，补充其枯竭的兵源粮源，以做垂死的挣扎。
今春我军挺进察南、绥东、绥南，解放广大地区，斩断平绥中段，占领天镇、阳高、聚乐堡、周士庄和绥东门户丰镇。此后，傅匪只能用汽车由柴沟堡经兴和与集宁联系。
夏天，傅匪主力被我拖到冀东，察北我军乘机解放了龙关、赤城等地，使平绥路变成动转不灵。
九月中，自作聪明的傅匪，以为我们这支部队转战七千里后，必然要过平绥路到察南休整，因此他把十六军、三十五军、暂三军、暂四军，全放在南口至张家口一线，把九十四军放在平西门头沟、羊坊一线，企图堵击我军。可是傅匪的幻梦破灭了，因为我军根本就不过平绥路，我军继续活跃于平绥、平古两线间的三角地区，予傅匪极大威胁，使其主力昼夜不安，无法得到片刻休息，我军却在冀东相机解放了武清、三河、香河，敌人又被我军调到这个地区了。
傅匪企图用“游剿控制面”的办法，解除我军对平绥平古两线的威胁，可是这一手又失败了。傅匪曾以十六军、暂三军作为“游剿”部队，我军采取节节抗击，诱敌至四海、勃海所长城线的山区里，使其几天之内不能转动。此时我另一支部队，突然出现于空虚的傅匪老窝绥远，连克丰镇、集宁、和林、凉城、清水等五城，美国的通讯社惊呼这是“绞杀性的进攻”。傅作义这时手忙脚乱，又令十六军、暂三军星夜从长城沿线窜回，急派三个骑兵旅与三十五军、暂四军一部去解绥远之围。
十一月初，这些增援绥远的傅匪，刚到集宁，张家口却又吃紧，我军连续解放了察北的清源、崇礼、尚义等城，攻克宣化东北之赵川堡及宣化东北三十里的贾家湾、双印堡，歼傅匪暂三十一师两个团。我军一部更活跃于张家口北十余里的地方，使张宣大为震动。傅匪以为我攻张宣，急将增绥远的部队拉回，看守张家口。但我军却斩断了平绥东段（即平张段），占领沙城、土木、新保安、青龙桥、八达岭等车站及要点，控制了铁路一百五十里，关闭了北平通往察绥的道路。此时傅匪又急忙抽调平保线唯一的主力九十四军到南口，派三十五军主力到康庄。
傅匪集中主力于平张段时，空虚的绥远，则遭受西线我军扫荡，孤立了归绥城。
平绥路已经支离破碎了，只剩下张垣、大同、归绥等极少数孤立白点子了，我军想什么时候吃掉它，就可以什么时候吃掉它。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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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小故事
录自“合同战术”上部译版序言
刘伯承同志就“合同战术”上部译版序言上，引证两个有趣的小故事，值得我们学习理论的同志参考，特介绍如下：
我还记得，我在莫斯科初进高级步兵学校时，曾在教室里看见一幅标语，写的是：“离开实际的理论是死理论；离开理论的实际是瞎实际。”我对于理论与实际的学习，尤其是在两者的联系上，本来就肤浅得很，看了这幅标语后，使我连想到两件故事来警惕了自己的学习。
一个是教条主义，死理论的故事：某城市中的街道上，有一块大石头，障碍了车子的来往；市政府要求工程师想法消除它。一个工程师说：“要用炸药把它炸碎运走，需用四千元。”另一个工程师说：“如用载重车把它运走，只需用三千元。”忽于此时来了一个极平常的石匠说：“这只需用五十元就行了！在大石头的旁边，挖一个大坑，把它推下埋平。”结果，市政府实行了石匠的办法，并奖给石匠一百元。
另一个是经验主义，瞎实际的故事：某河岸有一个市集，其上游来赶集者大都乘船。其中有一个农民，赶了集买得一口大锅，戴在头上，步行回家；走在途中，嫌其赘重乃改乘船。及乘船时，他又嫌船驶上水太慢，乃登陆帮助拉船。适天落雨，他未带笠，随将其放在船中之大锅又戴在头上，继续拉船。其友人见而嘲笑之，说道：“你戴锅步行还嫌赘重，如今无条件加上为人拉船，其不越发赘重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