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版()
专栏：
从处理“获鹿放松生产领导”稿件来看
应如何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
今年秋天，本报发表了获鹿放松生产领导的消息，获鹿县委曾两次来信申述，这是很好的，本报也曾另派专人到获鹿去调查过一次。发表这篇文章，是想从此次报导中吸取经验教训，推动各地正确的进行自我批评；事前并曾寄给获鹿县委会阅过，县委的意见详给编者信中，特一同发表。这两个材料本来写好已经很久，因备战等原因，迟至现在才登出。希望各地读者及获鹿县委，对此报导如仍有意见，还可提出研究讨论。
——编者
八月二日本报一版发表了一篇批评获鹿放松生产领导的新闻。这是本报记者写的。大意是批评获鹿领导机关放弃生产领导，表现在生产期间开会很多、“区上留人很少”；防旱期间所发水车贷款，各区实贷下去不足一半；死亡牲口的现象很严重；县区未能抓紧领导群众查荒灭荒，以致不少村庄遗留很多白地；天旱期间有的禾苗旱枯了；雨后塌了房子，领导上未及时注意；抢种时种籽问题没事先解决；领导生产的机构不健全，干部太少。编者在后面加了按语，认为“这就是经验主义和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如不能痛予纠正，工作将一步也不能向前推进”。
对于这篇新闻的基本论点，县委并不同意。县书曹维屏同志于八月七日给记者写了一封信，说那篇新闻中“有几个问题很对（如对生产干部配备上，具体帮助群众生产上，及这次对种籽问题估计上）”。但同时又说：“获鹿生产领导的不好，其他工作也不好，是实事。这是我们能力弱的关系。在主观上检讨我们还是努力的，还是注意的（不过还不够）。我们是没有放松领导。”
曹维屏同志为了证实这个论点，并详细的谈到领导生产的情形及获得的成绩：“我们还在阴历正月初，即召集了农民代表会议，布置分地的时候即讨论布置了送粪及春耕工作。还提出了晚上开会，白天生产的号召。所以今年春天的粪，有些区很早即送出去了。各区都没有耽误了种早收作物。三月中旬又召集第二次代表会与扩干会，作了深刻讨论与布置。……五月地委开生产会议，又明确了生产工作第一的方针。此后每一干部会与群众大会，没有不讲生产的………六月初旬下的雨，七月初我们即注意了抗旱备荒工作。周铭同志（县委副书记）亲往二、三、四各区田中检查。我七月三号到三、八、九区去看旱灾情形。六号到九区北寨村亲自帮助该村支部作抗旱备荒计划。并根据该村的经验，指示了各区工作………由于领导上抓得紧，抗旱备荒工作有很大的成绩。”下面说了不少具体成绩。如干种、采树叶、挖井、修水车等。信中又称：“由于事前动员工作好，雨后以及在下雨的当中，群众补苗抢种工作很踊跃，作成热潮………”。对于新闻中某些具体事实，县委也有一些不同意见。县委同时给中央局宣传部写信，申述自己对那篇新闻的意见。
本报研究了获鹿县委的来信和那篇新闻，觉得双方意见是有根本的分歧。记者认为获鹿放松了生产领导，县委则认为“我们是没有放松领导的。”为了把事实真象弄清楚，于是派遣专人，赴获鹿调查，和县委及县级其他干部和部分区村干部在一起研究，“最后在县委及县级其他干部十余人的座谈会上，取得了大致一致的意见。”
八月二十九日，县委又给本报编辑部来信，说那篇新闻“给我们很大的帮助，促使了我们更进一步的检查县委对生产的领导。确乎在我们工作上存在很多的缺点，实值得我们今后加倍努力克服。”又说：“我们在生产工作的领导上最主要的一个缺点，是布置号召多于具体帮助与督促检查，每一个时期的生产任务一般的都能按时布置下去，但如何具体帮助区、村组织实现是不够的。而且事后的检查也少的。致使对问题发现不够及时………其次是对生产问题的研究与对生产知识的学习差。虽然有些问题我们进行了调查，但那是属于单纯的数字较多，未能更进一步研究问题，及时解决………再其次，领导上未能把各部门全体干部从思想上动员起来，形成有些部门某些干部对生产工作的不重视，强调部门工作，下去时对于生产工作的注意即差，致使对生产领导力量不够集中………”。“除此之外，我们今后还应该尽量研究，作到中心工作与生产工作如何结合得更好。这是我们在下层不易解决的问题。常常因为中心工作的时间性而吞食了生产工作……。”
照县委第二次来信看，布置多，检查和具体帮助少；缺乏研究与学习，不能及时发现与及时解决问题；工作中缺乏组织性；这是获鹿生产领导的基本缺点。这种缺点正是本报在新闻按语中所说“经验主义加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的具体表现。在这个基本点上，县委和本报的意见是一致了。虽然，还有一些具体事实，记者和县委还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例如：开会时间——记者说开了一个月，县委说开了二十三天。生产部门干部配备——记者说：“推进社生产指导部空无一人，各区实业助理员时有时无。”县委说：“在干部的提拔与及时配备上，领导方面是有缺点、亦有困难……与其他部门干部比较，生产部门干部不少。”种籽问题——记者说：“县委曾表示很问题”，县委说：“全县种籽问题不大。”白地问题-记者说：“不少村庄遗留白地很多”，县委说：“雨前荒地共八七五亩，雨后种上八○五亩，用‘不少’、‘很多’字眼形容不妥当。”民工耕地问题——记者说：“不少村庄出征民工土地未及时种上。”县委说：“不是那么回事……。”但是这些具体事实的分歧，并未能影响批评获鹿放松生产领导的基本论点。县委第一次来信说：“在主观上检讨我们还是努力的，还是注意的。”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而且获鹿生产也确乎有不少的成绩（见八月二日本报所载新闻及上面节录县委来信）。但本报派遣的专门调查人员和获鹿县委共同研究时，却也发现了如下的事实：“二月底前后各区都结束了分地，三月份即召开了县农民代表大会，提出了以大生产为中心。但当时又不能不集中精力去搞扩军、纠偏、分浮财、宣传党的政策、稳定群众情绪、春季征收等一系列的紧急任务。实际上结合执行的结果，故无可奈何的转移了中心。县委五月里提出以百分之五十的时间领导生产……问题在于这一方针直到如今（八月底——编者）未能切实贯彻下去。……主要是其他临时任务，与常年中心大生产工作存在着矛盾。”结果“被动的拖在事务里边。”依据这种情况，如果从实际上、而不是从主观愿望上检查，则获鹿放松生产领导已十分显然，县委也已同意。
弄清了这件事情的真象以后，我们愿意再提出几点意见，供大家研究讨论：
一、最近两三月来，我们的报纸开始注意了批评与自我批评，这是非常必要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推动我们一切工作的动力，也是党报的灵魂，什么时候党报停止了批评与自我批评，什么时候它就变成软弱无力、暮气沉沉，毫无生气了，它就不可能成为党团结与领导广大人民进行解放战争与生产的武器。过去我们的批评工作实在还做得非常不够，特别是缺乏思想明确尖锐而又事实确凿的批评。今后党报必须加强批评与自我批评，而且一定要努力学会批评。报纸对某一地区或部门的工作提出批评，并无别的目的，只是希望有关方面能够根据批评的精神和事实，深入检查，纠正缺点，改进工作。我们希望任何方面在受到报纸的批评后，立即检查自己的工作，公开在报纸上表明态度：对的承认，并在实际工作中进行改正；不对的可提出申辩、讨论，把是非弄清，把工作搞好，对人民负责。在申辩、讨论时，应该客观冷静、而又热情诚恳，是则是之，非则非之，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有些地区受了党报的批评，既不承认改正，也不申辩、讨论，采取了以“沉默”来抵抗的态度，甚至在背后讲“怪话”，这是对人民不负责任的态度、也是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
以这次对于获鹿的批评来说，当时正是久旱逢雨，各地亟应抓紧时机，给群众解决各种困难，领导群众抢种，以弥补久旱之后造成的损失。但不少地区当时对于生产领导是放松了的；报纸敲了一下警钟，获鹿注意了，事后给报馆来信说：“给我们很大帮助，促使了我们更进一步检查县委对生产的领导。”其他地区也曾因此有了某些改变，证明这种批评，完全起了积极、建设的作用。
获鹿县委看到报纸的批评，马上向报馆及宣传部申述自己的意见，这种精神是很好的。但在第一次来信中，我们觉得县委还没有从这个批评的基本精神上去考虑问题，没有着重从实际效果上检查自己的领导，却较多的从主观愿望和计划布置上衡量了自己的工作。因此，对于某些本质问题就忽视了。譬如开会时间较长，这是事实，县委最初对于这个问题，不是研究这些会开得究竟怎么样，有没有经验主义的缺点，还能不能想些办法在生产紧急关头，开得又好又短，以便从中吸取一些经验教训，却把原因推之于客观，说“地委叫开的”等等，从而就阻塞了自己深入的检查。
这里，就发生了一个批评标准的问题，究竟是从主观动机号召、布置、计划等等方面去考察工作的好坏呢，还是从客观效果、实际执行方面去考察呢？我们是马列主义者，无疑问的应当从后一方面去考察。因此，即使每次开会都讨论生产，每个指示都写了“一切为了生产”，如果没有实际的具体的组织执行，并收得应有效果，那也不能说明你在生产工作上是有领导的，而只能证明你的领导是“官僚主义”。
二、记者在最近写了一些批评稿子，这是很好的。我们是人民的党的通讯员，要对人民、对党负责任，因此有责任、有义务揭发与批评一切妨害人民利益、妨碍生产建设的现象和行为。但在批评时，要尽量做到真实全面，而且是积极的带建设性的。因此就要耐心的深入群众，多方面搜集材料，精密分析、反复思考，同时要大胆怀疑，比较对证，作到不但事实确凿，而且切合分寸。记者这次去获鹿采访，时间比较仓促，访问对象主要是一些县区干部（这当然非常需要），但直接深入农村，向群众调查对证就比较不够，因此有些具体事实，记者没有亲闻目睹，很难有绝对正确的把握。记者列举了许多获鹿生产领导方面的具体缺点，但未能尖锐的指出到底哪个是主要的，没有进一步追寻产生这些缺点的思想根源，明确指出问题的本质及改进办法，使人不容易看出主要的问题，因而削弱了报导的指导的力量和说服的力量。
记者这次对获鹿的批评，也有不全面的地方。例如县委在七月初订生产计划上，规定“七月十日前完成征收，十日后转入大生产。”其中有“一切为了大生产”的话，记者只摘录了那有毛病的两句，把后面这句勾掉了。这样节录，会使读者以为县委甚至在计划中也没有把注意生产提出来，这显然不是事实。我们应该把县委工作计划的基本精神和实际执行的结果对照起来分析研究，实事求是的发现问题，找出关键，并设法指出事情发展的趋势和改进工作的办法，这是我们的工作态度和纪律，必须注意的。获鹿县委对记者提出了一些意见，如应该耐心细致、全面、倾听下层干部意见，了解被采访者的思想与工作情况等等，都很宝贵，我们应该注意记取。
三、我们的编辑工作是一种占有材料、分析研究、批判、加工的工作。他有责任和权利对于新闻中所反映的事物提出意见，和当事者共同商讨。对于获鹿这篇新闻，记者所未能概括的问题，编辑在按语中明确而尖锐的提出来了，从而加强了这篇新闻的指导性，这是好的，应该发扬的。但是，编辑衡量一篇新闻或一个问题，尤其需要全面客观与恰合分寸。例如，标题说成“放弃”领导，语气就显得重了。因为县委对于生产领导，主观上是注意的，而且实际上也获得了不少成绩。缺点只是对生产领导抓的不紧，方法上不大对头，如果标题为“放松领导”将是更恰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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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获鹿县委给编辑部的信编者同志：
我们看过“从处理‘获鹿放松生产领导’稿件来看应如何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一文后，觉得有很多意见是很宝贵的，将会启示我们更深刻的检讨自己，促使我们进一步的改进领导，这是很值得感谢的。同时，你们对问题处理的慎重态度，也深值得我们学习。“获鹿放松生产领导”的论点，我们没有什么意见。在第二次给编者的信中，我们已经检讨了许多缺点，这在孙振同志来我县时，已经基本上取得了一致。但另外有几个意见，为了实事求是把问题弄清，我们还愿意在此再提一下。
一、县委九月下旬第二次给编者的信，是经过县委会的讨论，取得全体县委同意了的，我们希望有些问题应该主要以那封信的内容为根据，并希望能将那封信在报纸上发表，如不公布时，我们希望能将这一封信予以发表。
二、八月二日报上所登载的新闻，标题为：“不做调查、不摸情况，获鹿放弃生产领导”。这个标题是我们与记者争论的基本点。我们的意见是获鹿生产领导上是有缺点的，但我们还不是根本放弃了对生产的领导；虽然我们的调查工作作的不好，但是也还是进行了调查的。对生产工作作的不够好，抓的还不够紧，这在孙振同志来时，我们即已向他表示过。因此，所争论的并非“记者说获鹿放松生产领导，县委说没有放松生产领导”。报社这篇文章的标题，我们意见仍按报上原标题比较合适，把放松改为放弃。
我们认为标题是事实的结论，当然这是个具体问题的分歧，为了能够使双方都更虚心的进行自我批评起见，还有必要把事情弄清，有些问题我们还必要重复说明一下。
１、关于开会时间的问题：记者说开了一个月，但我们在五十天中开了两次会，共是二十三天，而这两次会按照地委指示共超过四五天。第一次是六月九日至二十二日，这次会我们认为是很必要的。自从土改整党以后至这次会前，在我县干部思想中是极混乱的，普遍对土改整党怀疑，甚至表示不满，地委指示（县委也同意）为了打通干部思想，取得认识上的一致，完全必要开这一次会。此次会的收获很大（地委胡开明同志也曾向县书表示过是成功的），对稳定干部情绪起了很大作用的。并且各部门都从专署开会回来，生产、夏征、整顿小学、公安武装整组，都是在这次会议中布置下去的。虽然会期超过了地委指定时间，但却增加了以上的内容，减少区干部的往返，节省了许多时间。
第二次会是七月十八日至二十四日，这次会议县委非常犹疑，由于开过第一次会不久，且内容上大致相同；因此虽然从区党委开会回来的县委一再说上级指示一定要开，但也又请示了一次地委后才开的，并非把责任推到地委身上。当然，我们应该更想法子把会开的更好，时间更短，但上级的指示我们是必须执行的。
如果仅以“记者说开了一个月，县委说开二十三天”，是不能把问题说明的。
２、关于生产干部的配备，这个问题在上次给编者的信中也检讨过：“在干部提拔、培养及时配备上，领导方面是有缺点的，亦有困难，因为获鹿除两个区为半老区外，其他皆为新区，干部没有基础，土改中的干部多为外来干部，土改结束后即调回原部门，加上不断的输出及提拔培养的不够及时，故形成干部长期不健全。但生产部门与其他部门相比较，生产干部不少”。另外，也曾说明实业科干部编制是七人，当时只缺一人；区里实业干部除一区编制上没有外，其他九个区缺两个区。但记者写为“生产指导部空无一人，各区实业助理员时有时无”，这与事实是不相符的。
３、记者说：“不少村庄出征民工土地未及时种上。”民工的生产，几个月来，我县尚未发现其受影响的事情，领导上对此问题也还注意。记者提出这个问题后，县委曾问过记者材料从何处得来，主要指的哪些地区，以便检查。当时柏青同志说是七区区长所谈，主要指的武家庄。县委即派人前去该区、该村调查，了解该区民工只出征过一次，即今年春季；第二次远征并未出发。今春出发时是旧历正月，还不到养种地的时候，该区民工回来时，尚未落第一次雨（其他各区的民工是麦夏回来的，第一批早回来二十天，其中就有七区民工），回来后才下第一次雨，不致影响到种地问题。同时，武家庄村民工共去五个人，有四户家里不缺劳力，也都代耕了，其他一户缺乏劳力，代耕最多；而且都未荒地，民工回来还表示满意。
因此根据以上情况（记者根本未到别的区），即都为“不少村庄出征民工土地未及时种上”，是毫无根据的。我们认为只写上县委说“不是那么回事”，是不能把问题的“是”与“非”说清楚的。
４、关于县委五月里才打算仅仅以一半的时间进行领导生产，直到八月底尚未贯彻。确乎这是在五月提出的，且实际并未以那样多的时间去作生产工作（中心工作影响）。但从六月召开会议以后，领导上即以全力转入生产中。六月下旬曾突击锄小苗、打蝗；七月初防旱备荒，至七月半，全县已普遍进入防旱备荒工作中。第二次落雨后，八月全县各区都以全力突击补种锄苗，一直到秋收种麦，县区都是以主要干部主要力量进行了这一连串的生产任务，甚至使别的工作受到影响。如后勤部的数字统计及其他部门的数字统计，都在八月份压在县里未发下去（这当然也是不对）。因此，“至八月底尚未贯彻这一方针”，我们认为还不够十分恰当。
５、关于不少村庄遗留白地的问题，我县共土地数是六五二○一六（前写六八九五二○是错的）亩地，第二次雨前荒地八七五亩，雨后种上八○五亩。就记者所举六、七区荒地例子来说，七区共土地三四四五三亩，有荒地五、六十亩；六区土地共一○三七九○亩，荒地两顷。这样就说“不少村庄遗留白地很多”，是不是有些言之过甚？立迁村的旱田问题，也与记者所报导不同，记者说是两顷，但经过调查，该村共分地两次：第一次分后，剩下六○○亩，又分一次（但未最后确定地权），乘六○亩，雨后种上一部，只剩一十四亩荒地。同时，记者报导时，正是雨后五天的时候，也正是开始突击补种时期（前几天因为地里太湿不能下种），且我县经过雨后抢种，全县仅剩七十亩地未种上（据各区报），即得出结论说：“不少村庄遗留白地很多”，是有些不够切合实际的，未免有些过于夸大。
三、最后这篇文章中对记者的意见，我们认为是正确的，这不仅对新闻工作者必要，对一切干部在他去了解一个问题的真象时都是很必要的，特别是对我们更应该耐心的深入群众，多方面的去考查问题，精密的分析，比较对证，从中得出问题的结论来，以便正确的解决问题；如果草率从事，捕风捉影，片面的不加分析研究的处理问题，将会造成对人民不负责任的恶果。
光明、柏青二位同志到我县来，的确对我们有不少的帮助，但也确有些问题的反映是不够全面，不够真实，不够客观的。在上次给编者的信中已经谈到这一点，在此文中我们感到应该更多的从一些具体问题上去进行检讨。比如记者在“获鹿放弃生产领导”一文中，开始说“记者雨后第三天走访获鹿县党政负责人，及一、七区两个区公所，并赴乡村实地考查农业生产情形，从数日来所获材料看”这一段，我们认为是不符事实的。记者来我县后，仅以一天半的时间看县委所存材料（如牲口死亡数及荒地数），并跟实业科长与推进社主任谈话，在七区公所（离县委住处三、四里地）过一夜，去了城内（一区公所）一趟，即写成“数日来”或“亲赴乡村实地考查农业生产情形”，是不合实事求是的作风的。又如第二篇报导关于获鹿牲口死亡一稿中，亦有“走访数村”一句，实际上，该二位记者只是根据和县区干部谈话中了解的材料，去了一趟南关和杜家庄村，但该村并没有牲口死亡的问题。为了保持党报的严肃性，我们感觉这种作风，是应该转变的。
获鹿县委 十月二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