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版()
专栏：
提高党的会议的组织和教育作用
基层党组织的会议，在一切党内生活中，占有巨大而重要的地位。党的会议，是基层党组织的高级机关，是以布尔什维克党性的精神教育共产党员的基本方法之一。
斯大林同志在其建党组织问题的学说中，给予党的会议及其在党组织生活中的作用以极大的注意。斯大林同志指出：“我们党的行动底最重要的问题，当然，除了那些急不容绥或属军事和外交秘密以外的问题，一定必须在党的会议上讨论”。这种讨论是自由的，是实事求是的。是会提高党员的积极性，提高他们在组织内部工作地位的责任心，教导他们把自己的日常工作与党的总任务联系起来，并使党的会议成为一所大的有实际教育意义的学校。正如斯大林同志所教导我们的那样，为提高党员群众的积极性，必须把对他们有兴趣的问题提到他们的面前，并保障能够自由批评及认真全面讨论。
党的会议之所以具有组织作用和教育意义，是由布尔什维克党建党基本原则而来的，因为布尔什维克党是具有生动活泼、丰富而深刻内容之内部生活的组织。
党的会议底基本缺点之一，就在于某些地方党的机关毫不照顾当地的具体条件，它们过分地从上面限制党的会议上所应提出讨论的问题，这样一来，就压抑了基层党组织底创造性和积极性。
自然，有些问题应当在全省或全区的所有党的组织内进行讨论。但这些问题毕竟还是不多，一般来说，应该在党的会议底议事日程上去讨论的问题，应都是与本部门党组织生活有联系的问题。这乃是提高党的会议底组织作用和教育意义的条件之一，这也是发展党员和候补党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的条件之一。
经验证明，正是这些与本单位的生活有联系的问题讨论得越是积极，就越能刺激全体党员的情绪，并引起他们参加的兴趣。然而这绝不是说，在讨论问题时，参加会议的人都只能局限于谈自己单位范围之内的问题。相反，问题提得愈具体，愈能接近党员，也就愈能在更高的原则水平上进行讨论，也就愈能使当地的工作与党提出的总任务更紧密地联系。
遗憾的是，还有这样一些党的领导机关，它们认为琐碎的监督比规定制度与发挥当地组织底主动性和自动性还要好。譬如，顿巴斯就有过这样的事情，这样的事实现在还在许多组织中存在着。
例如弗拉季米尔省亚历山大区，该区许多基层组织的会议是在低级水平上进行的。凋萎不振，墨守成规，没有批评及自我批评。这种现象是因为那些本来与本区的企业部门或集体农场的生活有直接联系的问题很少提到会议上讨论而产生的。因为区党委会拟定议事日程时，并不顾及当地的具体条件，而是自己规定出那些问题需要讨论，那些问题不需要讨论。在这里创立了这样一种规章：既然某一问题在区党委会议上讨论并通过了决议的话，那么这一决议就非在所有基层党组织的会议上讨论不可。因此，在某一次区党委例会之后，就提议各基层组织讨论整个的下列五个问题：执行区党委扩大会关于罗曼诺夫乡苏维埃党的组织决议的问题；关于执行省党代表大会决议的问题；总结检查集体农场的播种准备；关于赫洛波夫乡苏维埃党组织领导上如何准备播种的问题；关于开展社会主义竞赛的问题。
区党委所决议的这些问题，远非是该区所有党的组织都有兴趣的问题。因此，它们的讨论，正如所预期的一样，进行得没有生气，没有党员充分的积极性。当然，讨论这样的决议，如象关于罗曼诺夫乡苏维埃党组织的决议，能有什么积极性呢，该决议只是一些官样文章的词句的堆垒，例如：“责成重建党的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动员全体党员……”“举行组长联席会……”“加强全体人员的宣教工作……”等等。讨论这样一般化的决议，不能引起党员的关怀和积极性，并流于空洞的形式，这是不足为奇的。
新西伯里斯克真理报记者也报导了同样的情况。此地某些区里同样十分有兴趣的、过分的、不需要的及有害的去规定党的会议，从上面决定会议的议事日程，压抑着当地组织的主动性。有许多这样的情形，即党员们到了会场上才能知道议事日程，他们没有可能预先思想问题，没有可能把会议与当地工作联系起来并准备发言。所以在这些组织内的普通党员很少上过讲台讲话，而经常讲话的主要是那“固定的”演说家们。
在古比雪夫省的许多区，死板规定党的会议底议事日程的现象，亦达到了这样的地步，竟然使许多下层党的组织来不及讨论省委和区委寄给他们的决议。基层党组织的主动性被压抑着，他们的手被束缚着。显然的，每个组织内都有不少的问题已经成熟，它们刺激着全体党员的情绪，无疑地，这些问题的讨论一定会在高度积极性的情况下进行的。但是党组织的这种可能性被剥夺了，它们只得按时讨论省委和区委的决议……。
这种事实和建党的基本原则是矛盾的，它削弱着党的会议底组织和教育作用，降低着党员们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及其在自己党组织面前的责任心，并使党的组织和党的政治工作普遍地减弱。
如果党的会议底议事日程不局限于关于此一或彼一领导机关照例的那些经济工作的某种运动等“日常问题”，如果它包括着党组织的政治及思想教育工作底基本问题，那么党的会议底教育作用就能提高。
共产党——久经考验的苏联人民底先锋队——正在领导着全体劳动者进行为提早完成战后五年计划及建设共产主义的斗争。在这一斗争中每个党的组织都丰富着自己的经验，提出并解决着最烦杂的问题，这些问题与动员我们内部的经济财源，与提高群众的政治和劳动的积极性，与教育劳动群众的共产主义事业，都是紧密联系着的。党的组织底会议，这是我们党的法庭，是尖锐的最原则的问题要提到这个法庭上来，在这里通过的决议应该反映党员群众的经验，反映政治上成熟的程度，揭发阻碍我们运动前进的一切东西。这就是说，一切党的组织底最重要的任务，就在于求得继续提高党的会议底组织及教育作用，进一步提高会议的思想水平，更勇敢地、更尖锐地展开布尔什维克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而这种批评与自我批评，正是我们党手中的有力武器，它是我们走向共产主义运动的规律。
那个党的组织不经常开会，同时，在党员的讨论会上不提出最重要的问题，那个组织的工作就不可能有成绩。在这里，不仅要召开工作间的、而且要召开全工厂的、全机关的、党组织的会议。党的委员会和支部，若不召开全体党员的大会，那就要丧失与党员的联系，并实际上放弃对党员的监督。当党组织的书记在例会上报告上次会议所通过的决议之执行程度时，必须是恳切的、全面的。哪里能掌握这一法规，哪里党员的积极性就能提高，使他们感觉到，不仅在会议上通过决议，并且这些决议是全体党员的法规，并把它们实现。
党的会议之准备及进行，应当更加有助于提高全体党员和一切党组织之主动性和自动性，更加有助于提高他们在其所属工作部门中的党组织面前的责任感，及他们在为五年计划，为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底更加繁荣，为共产主义底胜利而斗争中的先锋作用。 （张天恩译自一九四八年六月八日真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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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列宁论劳动纪律
（一九二○年列宁的讲演，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一日在真理报发表）
尤登尼奇、高尔察克、邓尼金虽然受到全世界资本家的援助，却被我们打败了，这是为什么？现在我们有自信能够战胜经济破坏，能够复兴工业和农业，这又是为什么？
我们所以能够胜利，是因为红军，工人和农民知道自己是为自己的生存而斗争。
我们所以能胜利，是因为全无产阶级及农民中的优秀分子在这次与剥削者斗争中发挥了旷古的英雄主义，表现了神奇的英勇，忍受了所未闻的苦难和牺牲，并无情的驱逐了自私者和懦弱者的缘故。
现在，我们所以深信今天能够战胜经济破坏是因为全无产阶级及全农民中的优秀分子以同样的觉悟，以同样的坚决心，以同样的英勇精神挺身参加战斗的缘故。
并且当千百万的劳动者团结成一个人跟随在自己阶级的优秀分子前进时，——胜利便有了保证。自私者被赶出军队。我们齐声说：
“打倒自私自利者，打倒那些只顾个人利益投机取巧，工作偷懒的人，打倒那些畏惧为了胜利而忍受必要的牺牲的人！”
劳动纪律，劳动热情，忠诚于工农事业万岁！
牺牲在红军先锋队伍中的人们永远的光辉荣耀吧！
现在带领千百万劳动者，以最大热情走在劳动大军最前端的人们永远的光辉荣耀吧！
（梁天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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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刨元宝（新民间故事）
（康濯改编）
有一个人，从小爱好劳动，一辈子实打实受，省吃俭用，置下顷数来地，光景挺不赖。不想他两个儿子两个媳妇都是整天游游荡荡，光吃不干，老头子紧打劝慢训导，也教化不过来，只得雇了两个长工，自己跟长工卖命动弹，养活儿子媳妇。这一来，儿子媳妇更懒了，连吃饭喝水的也要长工送到手里，还短不了说个饭不好，菜不强的。老头子想：这世道敢是没法教化好这四个男女啦！他只得叹息一声，忍住一口气，自己对自己说：“就算是我前世该欠下他们的！”说完，就又上地去了。
后来，共产党八路军解放了这块地面，村里实行土地改革，老百姓开会讨论成份，就把这家订成了个富农。农会主任对老头子说：“大伙是这么个意见：要说你嘛，可是个好受苦人，你儿子媳妇若是都跟你一样，你也只是个好中农；可就是你儿子媳妇不动弹，还剥削压迫长工，你家就成了富农了。你有什么意见？”老头子说：“大伙的话一个对！我一个赞成，没意见。”后来村里开斗争大会，两个长工还对这儿子媳妇诉了苦，群众也把这四个男女批评得不轻；老头子见了那模样，不光不心疼，还裂着嘴笑道：“该！该！”
这时他家长工也没有了，群众给他们五口留下了够个中农的地，就征收了他家多余的土地财产；四个男女眼看不动弹就没的吃，只好跟着老头子上地去。可是，他们真觉着熬不住！刨两下就头晕心发跳，巴掌擦破皮出了血，腿酸痛得立不住。他们就干干歇歇，光靠老头子受。
老头子实在老了，身子骨不抵了！有一天早晨，老头子竟躺在炕上起不来了。他知道自己害上了年老病，没法治的，心想：死了也好！死了，就去了儿子媳妇天生的靠山，让村里大伙教化他们往好里改吧！想完了，老头子就把儿子媳妇叫到跟前说道：“我眼看是不行了！往后，你们自己好好劳动生产，养活自己吧！”儿子媳妇看着这个光景，不觉都啼哭起来，这个哭道：“往后俺们怎么过啊！”那个哭道：“往后俺们靠谁啊！”还有的哭道：“俺们腰酸腿痛的可真个做不了营生啊！”老头子听着心烦，想了想，就说：“这如今不动弹就没活路，你们紧着慢着熬着受吧！唉！儿子儿媳妇啊！你们听着：我还有十个大元宝，早先怕你们胡花，不敢告给你们，可你们到底是我的肉啊！我也不瞒着啦！记着，孩子们！元宝都在村东俺们八亩坪那块地里东西南北散埋着；你们慢慢熬慢慢受，受不住了，吃不上了，就去刨个元宝帮补点。可你们只许一年刨一个！十个元宝帮补你们十年，你们准受出来啦！会动弹啦！孩子，好好记住啊！”老头子说完就死了。
儿子媳妇们听了老头子的话，都很高兴，把老头子安丧了，就商量刨元宝的事。他们商定先把十个元宝刨出来吃了再说；他们又怕刨的时候村里人们看见了要征收几个去，就又商定每天黑夜去刨。
就从这天起，他们四个人，一人一把镢头，在那块八亩大小的八亩坪地里，整整刨了十个黑夜。他们腰痛了也刨，腿酸了也刨，巴掌破了也刨，头晕了也刨，一点也不歇，都想着刨出元宝来就好啦！谁知刨到第十黑夜，眼看天也亮了，八亩坪刨得一点也不剩了，都还不见元宝。四人正要回去，不想农会主任这么早就扛着镢头下地；农会主任见了他们就说：“哈哈！这两天我正猜摸这地是谁们怎么刨的哩！原来就是你们连夜刨呀！好！这才象你们老头子的儿子媳妇！我说你们种什么？你们没籽种？行！我给你们借点。”四人慌慌张张地只得随口答应了。后来他们又仔仔细细把刨过的地再翻了三夜寻了三夜，还是没有元宝。这时农会主任又给了他们籽种，他们只好把地种上；以后农会主任又督促他们奶粪、拣苗、锄草的，他们后悔得不行，好在这会上地也都不觉得腰痛腿酸了，头也不晕了，巴掌也磨不破了，就每天上地去。到秋天，这八亩坪打了二十担谷子。
他们四个男女对那十个元宝还是不死心，还想再往下刨刨。后来农会主任不知怎么知道了他们的事，就跑去对他们说：“哈哈！家有黄金外有秤！你们老头子要有元宝，我还能不知道？没有元宝的！老头子是叫你们好好劳动，劳动就是元宝！这不是！光这块八亩坪，一年打二十担谷子的，这顶多少元宝？哈哈！”这四个男女这时才清醒过来，齐声嚷道：“啊！真对！真对！”说完，四人就又上地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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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介绍一本好小说
——“高乾大”
欧阳山著华北新华书店出版 赵树理
“高乾大”是欧阳山同志在一九四六年写的一本反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的小说。书中的故事是这样：——
一九三六年，任家沟村开了个合作社，因为主任任常有不懂群众需要，办了五年，不止没有发展，还弄得亏了本。他每年依靠区上的行政命令，强向群众摊派股金，遭到无数群众的反对。副主任高生亮（就是高乾大），是个挑货郎担子游乡的，了解合作社与群众的矛盾，一心要改变一下任常有的主张，得不到任常有的同意。
他们请示区公所，区公所的意见也不一致——区长程浩明死啃教条，支持任常有，区委书记赵士杰群众观念很强，同情高生亮，争论了两个月，最后赵士杰主张让高生亮照他的计划试办一年。任常有不满意这个决定，赌气请假休养。他的女儿桂花原和高生亮的孩子拴儿订过婚，他强迫桂花和拴儿解除婚约，作为对高生亮的报复。
高生亮得到试办的允许后，发展得很快。开头群众因为有病没有治，要求开个医药部，高生亮就从这件事上着手，得到群众拥护，扩充了好多股金。以后又从包缴救国公债、运盐等事情上，把个合作社扩大了好几倍。
不过高生亮的试验也不完全顺利：任常有的一把子（一个采买兼保管主任、一个乡长和一个乡书记）时时和他找空子闹气。巫神郝四儿，因为合作社有了医药，影响了他装神弄鬼的生意，他便和一伙巫神们联合起来，向落后一点的人们散出谣言，鼓动退股，并且假造鬼神，闹得一村不安。区长程浩明虽是个正派人，因为思想上有偏差，无形中听信了坏分子的话，给高生亮一些冤枉批评。再加上任常有把他女儿嫁给巫神郝四儿，高生亮的孩子与她割不断旧关系，被郝四儿抓住把柄，威胁着他参加弄鬼集团，从内部捉弄他父亲。就这样内外上下夹攻，把个高生亮捉弄病了，最后又差一点死在郝四儿手。不过高生亮斗争性很强，虽然在精神上、肉体上都斗得精疲力竭，后来总算得到胜利，把反动力量都打垮，给合作社开出一条新道路。
这故事的简单轮廓就是这样，详细情形，只有读了原书才能知道，因为全书十六万字，绝不是几句话能包括完了的。
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在一九四四年至四五年，虽在解放区到处遭到反对，可是据我所见，还没有任何一个作品能象本书揭发得那样彻底。书中的区长程浩明，便是个正牌子主观主义兼官僚主义者。他有两大特点：第一是不要情况——不只不调查研究，别人供给他现成材料他也不要，他只凭他一套现成公式处理问题，而这一套现成公式就连狭隘的经验主义也不是，不知是从哪本书上记来的还是从哪里听来的。第二是不要创造性——他认为凡是他脑子里没有的，就都是要不得的。
上边有买什么的，下边就有卖什么的。有了程浩明，任常有的一把子人就可以发卖教条，压迫高生亮，郝四儿的一把子人也可以捏造事实尽量破坏。正因为他不要情况，没有养成分析情况的习惯，任何假情况来了，在别人看得清清楚楚，在他就还能信以为真。如乡长弟弟罗志旺的老婆，胎儿死在肚里，合作社的医生给他用药打了，身体还没有复原，罗志旺又请巫神郝四儿给她医治，郝四儿用柳条鞭子活活把她打死，乡长报告了程浩明，说是合作社应该负责，程浩明一方面虽然批评乡长不该迷信，另一方面还要叫高生亮批评合作社的医生。又如巫神白从海、杨汉珠，结合了七、八个捣乱分子到合作社柜上故意闹气，拆合作社的台，乡长罗生旺却发表了这样一段演说：
“……”这回事情，乡上没有调查研究，不好表示意见。不过既然‘老百姓’有了‘呼声’，合作社就该好好考虑。‘老百姓’对合作社有意见，乡政府和区政府都是知道的……‘老百姓’应不应该对合作社有意见，我想是应该的……‘老百姓’应该提出自己的要求………”
这样有意支持着坏分子和高生亮打官腔，已经是由闹意气发展到故意破坏的程度了，可是后来闹到区上，程浩明又用以下的话把事情推开。他说：
“………你们能够对合作社提意见是好的。任家沟合作社是民办合作社，你们提出意见来，合作社自然会依照你们的意见解决……！”
这话虽然比乡长说得和平一点，可仍是不解决问题的和平官腔，仍是有利于巫神白从海等七、八个人的，因此那七、八个人都胜利地欢笑而去。
这些事，在程浩明主观上还以为是听取群众意见，而真正的大多数群众意见他没听见过。在他眼前的高生亮，可以说是任家沟一带群众意见的大海，可是程浩明偏要用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两贴膏药把自己的眼睛贴起来，诚心诚意当瞎子。
有点创造性的人们，一碰到程浩明一类人的领导之下，如无其他好条件，管保可以闷死。象高生亮这样能掌握全部情况热心为人民服务的人，要不是斗争性特别强，早在这夹攻中被害死了。
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曾经大家反对了好几年，可是只能说比过去少了些，却并没有彻底肃清。在目前的大生产中（连农业生产在内），尚遇到只有花样和数字的工作，并未深入研究其实效，这恐怕也是程浩明、任常有式的思想方法作怪，我觉着大家都读一读本书，可以避免走任家沟的弯路。
反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是本书的中心主题。此外还附带提出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对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了解问题，一个是对反封建迷信的重视问题。这两个问题在本书中都得到合理的解决。虽然有团总式的（地主武装领导人）财主也给合作社入了点股，但他们并不能起到什么操纵作用，合作社还是群众的。
关于本书的内容，我因为读得粗疏，只能发表这点观感。大家读了原书之后，一定会有更多的发现。
在写法上，我特别赞成作者描写现实的本领。象写程浩明，一方面写出他是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者，另一方面又写出他主观上是诚心诚意在那里为革命。同样，写高生亮，一方面写出他用全副精力为人民服务，另一方面又写出他的事务主义和迷信。他把这两个人的特长和特短，常常表现在同样事件中，使人感觉到缺了那一方面也不象个真人，两个人都是好心好意但却都坏了点事。只有这样才不是伪造，也只有这样才使人感到改造自己之重要性。至于结构的完整、描摹的细致、行文的优美等，也只有读了原书才能享受到，我也就不多作介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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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开展农村私人借贷
华北解放区经过减租减息与土地改革，旧的封建高利贷剥削借贷关系被消灭，新的借贷关系，却未正常地发展起来。根据各地不完全材料来看，目前农村私人借贷形式有四种：（一）借款还款。如石家庄市五区吴会成今春买骡子一头，在他闺女家借边币六十万元。冀中安国县刘家庄冯丙顺借刘文奎几万元，刘说：“咱们说下可不能长了，多则五天少则三天，要不，物价一涨可怎样还呀！”（二）借粮还粮没利息。如北岳建屏县湾子村李朴，前年春天没粮吃，借双德玉茭一石，秋后归还，他们是亲戚关系无利息。平山县南关郭希祥，今春没吃的，借王文得麦子一斗，啥时有啥时还没规定期限。（三）借粮还粮有利息。如建屏县湾子村郝世贞，去年春天没吃的，借锁珠玉茭二斗二升，夏季还麦子二斗，按麦收后玉茭与麦子价格计算，大约月利三分。石家庄五区桃园村吕双连，今春买骡子借张一世麦子二百斤，麦收后归还，每月利息麦子八斤，合月利四分。（四）借款折粮。石家庄市吴家庄吴梦云今春买水车，在介门村借边币三百万元，折成麦子麦后归还，期限两个月。借款时麦子市价五万元一斗，却以四万八千元折合，它的利息是变相的。若以五万元计算，三百万元折麦子六石，按四万八千元算，折麦子六石二斗五升，这就是说借六石麦子二个月息二斗五升，合月利二分。安国县刘家庄，受银行贷款折实影响，该村贫农团有一部分斗争果实款未分下去，为了扶助群众生产，将款折成小米借给群众买牲口（买了五个），分浮财时按实物归还。除群众互相间借贷外，群众在信用社合作社借款借粮的也有一些。
根据上述材料看来，农村私人借贷关系，有如下特点：（一）借贷范围很小，只限于感情很好的亲戚乡友之间。由于借贷圈子小，许多农民感到借贷无门，安国有些群众说：“成死世界了，借点粮食，说给利息都无人敢借。”（二）实物借贷多，货币借贷少，实物借贷期限一般是一季和二季即春借夏还和春借秋还，货币借贷期限很短，都是三天、五天或十天八天。这是战争时期，物价上涨情况下，农民要求保本思想之表现。（三）借贷利息部分的没有，有利息也是秘密的，特别害怕干部知道。利息形式是隐蔽的多样的，如借粗粮还细粮。货币借贷因期限很短，数额较小，一般无利息。实物借贷中，凡双方情深谊厚的无利息，一般的有利息。（四）借粮数额小，一般是实物二三斗。
农村私人借贷关系，为何没有普遍地、公开地、大量地开展起来，却产生一种狭隘的、小额的、短期的、秘密的、不正常的借贷关系呢？推其原因，主要是群众思想顾虑问题，和我们长时期内对此工作不够重视，干部思想认识有偏差。据我们了解，群众在借贷问题上的顾虑是：
（一）怕落高利贷剥削罪名。抗战时期实行分半减息，土改中对地主高利贷的封建剥削曾经进行清算。土改后政府未公布新的借贷法令，于是不少群众误认为：“放帐得利钱就是高利贷”，就是“违法”。因此许多人不敢放帐怕挨斗争，少数放帐有利息的，要保守秘密，特别怕干部知道。
（二）怕落有钱之名。土改中因错斗中农及其他左倾错误，在群众思想中造成一种错觉，误认为：“谁有钱就斗谁”，于是许多人不愿放帐，怕别人知道自己有钱。
（三）怕废债。有些地区土改中一般的宣传废债，对私人借贷影响不小。
干部思想上，对此问题认识有偏差。有些人认为：“农民贫困，农村没有游资。”“农村借贷关系完全停顿”，这都不合乎实际情况。上述材料明确告诉我们，农村中有不少人愿意拿出二三斗粮食，借给别人扩大生产，调剂生活；同时也有不少人为了生产与生活需要，迫切要求新的借贷关系予以济急，不过借贷范围很小而已。我们过去对此种实际情况认识不足，没有在废除高利贷之后，明令保护及提倡私人自由借贷，这是造成私人借贷不开展的原因。此外过去银行贷款利息过低，对私人借贷之开展，亦有影响。
目前农业生产资金缺乏，解决的办法有二：即靠银行发放农贷和农民借贷互相调剂。必须认识群众资金比银行贷款大得多，只靠银行贷款，绝不能完全解决农民生产资金问题，我们必须认真去开展私人借贷。这是今后我们农村金融工作的基本方向，应加以足够的注意。
根据上述情况的分析，为了开展今后私人借贷，我们认为需要进行下列工作：
第一、打通群众和干部的思想顾虑。政府发布告，明令宣布保护废除高利贷以后的私人借贷，借贷利息由借贷双方自由议定，此项新的债权，不问其所属阶级如何，一律受到法律承认，不再废除。干部要向群众广泛宣传政府对私人借贷的政策，解除群众思想顾虑。
群众和干部思想中，必须明确什么是封建性的高利贷，我们为什么反对？什么是新的借贷关系——新民主主义的借贷，为什么要保护。我们认为二者最主要的区别在于：高利贷是破坏生产的，新民主主义借贷是扶助生产的。在封建社会里，农民受地主压迫剥削，生活贫困，他们借债一般不是投资生产，往往由于生活所迫，如天灾、死亡、租税等，高利求借，利息要从农业收入中支付，一旦无力偿还本利时，土地房屋即被债主夺去，结果农民失掉必要的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生产情绪降低，根本不能扩大再生产，并使农业生产日益萎缩。在新民主主义社会里，特别是土改后，农民获得基本的生产资料——土地房屋，与起码的生活资料，农民生产情绪提高，他们借债主要用于生产，从生产利润中，分出一部分——即利息给债主，做到借贷双方有利。这样新的借贷关系之发展，就有助于生产力之继续提高与发展。其次在利息问题上，高利贷利息大，一般超过月利二三分，特别在农民愈贫困，借债愈迫切时，利息就愈重，借粮食有月利十分的。总之封建性的高利贷，利息超过生产事业利润，新民主主义借贷，利息不超过生产利润。
第二、明确利息政策，关于今后农村新的借贷中，利息的具体标准，究竟如何订定？由于目前借贷关系不开展，农业利润计算困难和调查材料之不足，我们暂不规定具体标准。等待私人借贷普遍开展后，再根据生产利润和一般利息情况决定之。若过早规定私人借贷利息的具体标准，将会影响私人借贷的开展。因之目前我们对私人借贷利息的政策，应当是在“发展生产”，“劳资两利”的原则下，让借贷双方自由自愿议定之。
第三、采取什么方式开展私人借贷呢？我们除广泛开展群众互相间的借贷外，主要是组织群众性（包括各阶层人民）的信用合作社，通过它来吸收农村的闲散物资再贷出去。
组织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基本关键，是正确执行“发展生产”，“劳资两利”方针。但要特别注意使存款能保本并且有利。过去有些信用社，群众要求提取存款或抽股金而垮台，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战争时期，物价上涨，对放款利息低，存款和股金按物价计算不能保本，而且赔钱所致，今后各地应注意这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