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版()
专栏：
不真实的新闻与“客里空”之揭露
晋绥日报编辑部
（一）从“女游击队长李桂芳”谈起
在我们编辑工作中，存在着极严重的缺点，首先就是在处理稿件上，不够认真负责，不够严肃慎重，缺乏反复研究的精神。因此，虽然有许多新闻通讯，编辑确实是很难判断其真伪的，但是由于我们的疏忽，粗枝大叶，有不少的“客里空”或比“客里空”更坏的新闻通讯，被刊登在我们的报纸上，还有不少新闻通讯，是被编辑改错了的，以致使真实新闻变成不完全真实的。这使我们的读者受了骗，使党报遭到很大的损失。
女游击队长李桂芳，原是一个拆烂污的女子。
把地主张顺鸿的女儿，吹嘘为纺织生产模范。
去年五月二十六日本报副刊，刊登了一篇“女游击队长李桂芳——绥远人民抗战故事”，这一天的报纸到达绥蒙之后，幸经当地党委，将其扣留未发。这是一篇完全撒谎的通讯。这篇通讯的作者成青昭，在某旅工作，现在尚给战斗报写稿，他把一个拆烂污的女子，竟报导为女游击队长。这事发现后，我们曾寄信追究过，但始终未得到回信，这也许由于当时战争原因，函件遗失，但我们却再未追究下去。这说明了我们对这样严重的问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作者为什么要这样颠倒是非？最近我们又写信去问，希望作者向党报有负责的声明。就有知道这件事情的底细的同志，也希望能告诉我们！
正是因为我们没有拿对人民、对党报高度负责的精神，来对待这一问题，对“客里空”或比“客里空”更坏的严重性重视不够，这以后，虽然在“通讯研究”上，不断的揭发与号召揭发不真实的新闻，但报上依然登了不少的不真实新闻，而且有些是同“女游击队长李桂芳”一样的十分严重。如去年十一月十六日本报二版“临县张家湾抢收”一讯，作者艾柏，当时在临县县委任宣传干事，是本报的通讯员，现在太岳某纵队当记者；这条消息中，对地主张顺鸿的女儿张焕爱吹嘘了一番，说那女子“一边织布，一边看场，织机一停就又跑到场上摆起＠”。这次土地改革中，该村老乡供给工作团同志的材料，揭穿了艾柏这一报导，其动机是恶劣的。据说：艾柏被派到张家湾，调查所谓“侵犯中农”的情形，他一去就住在地主张顺鸿家里，帮助该地主夺回群众清算斗争果实，硬说该地主是一个“中农”。他之所以尽力帮助地主，反对群众，就是因为他看中了地主女儿张焕爱，要合她结婚，以后因群众反对结婚才作罢。而这天的报纸到达该村，引起群众对报纸很大不满。
李宏瑞原为日特恶棍，竟表扬为人民的英雄。
四月二十一日本报一版，“李宏瑞当众伏法”一讯，当我们接到后，非常吃惊。李逆为汾阳昌宁宫人，曾充日寇警察，便衣特务。于日寇投降后，混入我地方武装，杀人抢劫，强奸妇女，破坏革命，罪恶昭彰，三月二十七日，经七分区机关部队及驻地群众公审后枪决。
但我们的报纸在去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与十二月二十七日四版，曾发表过对李逆表扬的通讯，第一篇题目是：“李宏瑞和他的武工队。”另一篇是：“李宏瑞又建奇功”，把李逆写得好象一个人民英雄。我们立即写信给作者“谷曼”——吕梁新华分社记者，谷同志已回信，对此已有所检讨（原信另发表）。这又是如何值得我们高度警惕的事啊！
最近对于“客里空”与比“客里空”更坏的人，已引起了读者较普遍的注意，并已收到不少口头和书面的揭发材料，有的正在作必要的调查研究，有的准备写专文发表。下面先发表一批，同时希望大家继续大胆的揭露，不管过去的或现在的，如果能将其不真实的原因，及其动机或“客里空”式的思想作风，一起详细揭发出来，更为欢迎（编辑改错的亦希尽量揭露）。今后报纸拟陆续刊出这些材料，以引起大家的警惕注意。
〔二〕关于杨椿：“地主杀人要偿命”的来信编者同志：
六月十四日晋绥日报四版上署名杨椿的“地主杀人要偿命”一文，其中有两件事情是不符合事实的报导：（一）按该文第十二行“……带到旧兴县政府（按指阎锡山旧县政府）后，旧兴县县长即判这六人为抢刘浩生主犯，除放回刘子仁、刘拖儿外，其余王竹、贺占贵等四人都被枪毙在临县城北门外。”真实情形不是如此，按刘子仁、刘拖儿两人当时确被枪毙并未放回；另郝家坡群众被枪毙四人，除刘子仁、刘拖儿外，尚有王竹、薛东生二人，其中并没有贺占贵，贺系当时被捕人之一，但未被枪毙，现在还健壮的活着，并积极参加土地改革工作。
（二）又按该文中第十八行：……并把这个杀人犯刘浩生送民主政府依法惩办，要他偿命。按该恶霸地主刘浩生经群众斗争后已扫地出门，暂时送往县民主政府扣押的不是刘浩生而是他的儿子刘荣昌，因刘荣昌是杀人主谋凶犯，现暂扣押政府，静候群众公断及民主政府的判决。这种对群众对党报不负责任，不真实的报导，硬把活人“枪毙”，却把死人“放回”，又错误的报导群众对地主恶霸的处理，损害着党报在郝家坡及附近村庄群众中的信仰。群众看报后，有来工作团质问者，且以为这篇稿子是工作团发的，我们曾予以解释说明。最后，希望你们将此信，迅速登出。予该文以更正，并向郝家坡与贺占贵本人及读者致歉意！敬礼 郝家坡工作团
六月十六日
编者按：本文作者杨椿系战斗剧社的，担任何种工作不详，他曾两次寄来同样的稿子，第一次编者怕有误未用，第二次稿作者并附信说明此材料是他听了工作团某负责同志的报告后又经过访问而写的。我们希望杨椿同志见报后向本报负责说明，并希剧社负责同志对杨椿此事予以检查。最后，我们请郝家坡工作团代我们向郝家坡群众与贺占贵深致歉意。（待续）
（三）忻县消息连错三条还有一条是改错的编辑同志：
最近报上登了一些忻县的消息，这些消息中有不合事实的，有过分夸大的，也有把人名、村名闹错的，举几个例子：
一、四月二十三日一版头条消息“忻县某村得地农民组织翻身游击队，保卫土地、抢耕抢种”（编者按：作者是纪希晨，雁门新华社记者），消息中讲得地农民如何组织翻身游击队，就与事实不合，据我和该村农会秘书及农会干事等干部谈话，证明这并不是由得地农民组织的翻身游击队，而是县上从七区和五区抽调的干部民兵组成的参战队，该村只有少数干部和民兵参加。事实上，该村民兵基干队，直到现在，还存在着脱离群众、对敌斗争不积极等现象。消息中还说该村“实行劳武结合、抢耕抢种”，“三天内浇地三千亩……”；而事实上，当时敌人正盘踞在奇村一带，离该村很近，该村群众情绪有些不安，据该村农会秘书说，顶多浇了二千亩。
二、四月二十五日一版消息：“共产党员、农会秘书蔚巨福英勇就义”，原稿本来是我写的，并没有说他是共产党员，当时记者希晨同志问我是不是共产党员？我告诉他不是，但报纸上却不知怎样说起他是共产党员来了。
三、四月三十日一版消息：“忻县边缘区两个区群众组成七支游击队，反抗阎顽暴行”（作者也是纪希晨），其中说到南高村小商“冯福智”被阎军三十九师抓住用刺刀刺死；事实上，被刺死的是在奇村卖饼子的赵有治，三十二岁，不是冯福智，冯是敌“治村”村副，政治上很反动。
四、五月五日一版消息：“忻县军民围困爆炸下，奇村等地重获解放”，其中有两处都与事实有出入，一处说到阎军九十余“进到东南高村（实系东高村），忽遇武工队鸣枪射击，阎军仓惶找坟堆隐蔽，武工队预埋之地雷立即爆炸，阎军中队长及一士兵毙命”，事实上该中队长及一士兵只是受了重伤，并未毙命。（编辑按：原稿并肯定写是重伤，而且炸的头破腿断。”）又一处说到忻口等地阎军出动，“返到南铺上，触地雷三颗，炸死敌连长以下三名”，事实上该三人也都没有毙命，而是连长重伤，两名士兵轻伤。（编者按：“原稿写炸死顽连长一名，伤士兵两名”；改为“炸死伤连长以下三名”，因粗心将“伤”字掉了未校正。）
还有把人名地名闹错的也很多，如五月四日“侵占奇村顽军抢掠屠杀惨暴异常”消息中，就把“孙天彪”错成“孙天虎”，“温村”错成“混村”，“明望村”错成“明生村”。（下略）
李玉明 五月二十日
编者按：（一）李玉明同志所举出的例子，都是雁门新华社的来稿，我们曾电告雁门分社予以查究，据来电：关于翻身游击队的报导，确是“有些夸大”，关于蔚巨福是否共产党员，据称曾问过忻县县委副书记，说是共产党员，记者没有把握，只在电文后面附了一句“蔚巨福是共产党员”，编辑部则是根据这一附注在正文里加进去的。
（二）我们深感雁门分社的答复，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也许为了电报字数限制所致。见报后，望该分社深入检查，关于第一与第三点，并须由纪希晨同志来函向报纸读者作公开的负责的声明与自我检讨。
（三）第四点，重伤误为毙命，系电讯科改稿同志改错了的。据说是笔误。最后关于地名、人名闹错的，系译电之误，因为电码稿已不存，系发译或收译错的，已无法稽考。
（四）关于胡、康报导 下川坪分配果实问题
三月二十四日登载保德下川坪分配斗争果实一稿，于四月初旬又前后收到本报记者梁明和通讯员张连国、张正学同志对该村分配斗争果实的两则批评报导。经三稿对照，发现三月二十四日的报导与事实全部违背，该稿是胡辅邦、康溥泉两同志合写的，胡是保德四区区委，康为通讯干事。报导说：该村分配斗争果实的是贫苦军属，农民以每口四垧地计算，好坏搭配，不足者补齐，并照顾受害深重的贫苦群众；分配中并进行了“农民一家人”的教育，克服了“谁受害谁分”的错误意见，使群众接受了统一分配的原则；最后在民主讨论下，使三家贫苦军属、四十四户贫农获得了土地和大部粮食，九户中农分了四石粮。在分配中又纠正了干部郝拉生给中农郝仲明分好地要私情的偏向。
后来的两稿主要内容则说：该村分配原则是头头有数，以公粮反比例计算法来分配的。全村四十五户中有三十九户分了斗争果实（缺黄金山村材料），六户未分的是高家封建富农，但在三十九户中尚有高登几、郝锦谋两户富农也分到果实。因为分配原则错误，干部和群众都互争果实，逐渐形成小派别，互相攻击，吵得几乎打起架来，而领导该村工作的胡辅邦同志未能即时制止这种纷争，害怕惹人，放弃了对群众的教育，使正派农民在会上不敢抬头，认为“谁能说话谁就能多分”，造成干部和群众之间严重的不团结现象。在这种情况下，胡辅邦同志眼见再分不下去了，未等土地房窑分配完毕，就离开了下川坪。事后县上又派张正学同志前往纠正，把不应分果实的富农和二流子所分得的重新退还群众。
为此，报社曾向通干康溥泉去信查询，但至今尚未获答复，目前正继续研究中。希康、胡二同志见报迅速向党报负责说明真实情况。
（五）究竟谁的意见是事实？
邱文山、杨培德两同志关于河曲一区民兵配合部队击退朱匪七次进犯的来信——
一月三日见报二版刊载河曲一区民兵配合部队击退朱匪七次进犯的消息后不久，就收到独五团亲自参加楼子营战斗的邱文山同志来信，提出该消息有六处与事实不符：（一）给部队带路的在十日晚上选来十来个人，并没有七八十个。（二）大＠村民兵给指挥所往返火线送信仅仅是民兵由大＠到树儿梁送了几次信，大凹民兵只到前方抬伤兵，并没有往火线送过信。（三）云梯只是民兵借梯和绳子，有的还是部队自己借自己绑；抬云梯也并没有抬到城下。（四）九日晚朱顽六十余人偷渡赵家口“民兵沉着迎战，打了五个手榴弹，击伤一敌人……”也不确实。（五）杨大队长亲自率领几组民兵袭入大＠，打了二、三个钟头；实际上大＠根本没有敌人，顽只在黄昏时刻到大峪村抢劫，天黑民兵去袭扰了一下，顽匪即向楼子营逸去。（六）民兵在六十里河防上岗哨林立戒备朱顽进犯，事实上是在二十四日晚上敌人过来抢了南园群众的三条牛等，民兵当时没有发觉。
对以上各点，河曲宣传部长章哲同志接到报社去信后进行了调查，并由作者杨培德（保德二区区大队长）写信给报社，对邱同志所提六点不实之处说明如下：（一）八日战斗开始，我亲自带了七八十名民兵给部队带路，准备到河畔和部队取得联络，因部队已出击，就把民兵分散担任了警戒和抬运伤兵工作。（二）大＠叶中队长带六七个民兵和团指挥所相跟，仍配合通信员在火线上送过信，可由团部参谋作证。（三）绑云梯由大峪村民兵绑四架，是我亲自领导的，贾参谋当时指导过辛家坪绑三架。有七架云梯是民兵抬到城附近，辛家坪民兵一架云梯抬到城下。（四）朱匪偷袭赵家口由我民兵排长秦民同志打了五个手榴弹，打伤一名顽军，是由罗圈堡一个老太太亲自看见的，我问过那个老太太，关于民兵沉着迎击确是写得有些夸大。（五）原稿是袭击大峪，而报社误写为袭入大＠。（六）六十里河防岗哨林立，实际上民兵沿河的岗位也不算少，唐家会至梁家碛就有河防哨二十五处。南园敌人偷渡没有发觉是事实，但民兵哨位并不能把每一个地方都派上岗哨；后来也是民兵发觉的。
在章哲来信中，也认为字句上夸大，如“岗哨林立”；但对具体事实尚认为确实。但这两个信都同时出于“亲自参加”的同志写的，而事实上完全不一样，这是很值得研究的。
（六）张保宏帮六个复员军人成家的新闻是夸大的。
今年一月二十八日本报一版“河曲曲峪村村长张保宏帮助六个复员军人成家”的消息发表后，贺司令员于三十日特致函张保宏表示谢意，该函刊登于二月四日本报。二月十九日本报又刊登了张村长函复贺司令员的消息。
最近我们得到口头反映说，张村长帮助复员军人并非如消息中的那样，真正由他帮助结婚的只有一人，并非六人。这个报导系本报派往河曲的记者梁明写的，据梁明同志谈：去年腊月他从河曲五区往县上路过该村，住了一天，和该村工作已一月多的区干部老乡及区大队长住在一起。当时问他该村选举劳模情形，老乡说得票最多的是第一名张村长，第二名是中队长（复员军人）。当天就请中队长谈话，中队长特别说到张村长帮他娶过两个女人，并说他村还有五个复员军人的老婆都是村长帮助娶的；当夜即约定中队长和村长第二天都到老乡那里。第二天早晨，村长、中队长、民兵指导员、分队长王根照都去了他那个房里（这时区大队长走出去了，光有他和老乡）；他就很快要村长谈他如何帮助六个复员军人娶了七个老婆，要顺序先帮谁后帮谁一个一个的往下谈，他一边掏出笔记本子，并向大家说了一句：“若村长有记不确的地方你们可随时帮着补充材料”，一边叫老乡也提上意见。接着村长从头至尾的报告开了，他一边记一边不断的发问，只是中队长和王根照插话补充了些材料，多是订正结婚时间和女人的名字，其余在场的人指导员、老乡都没说什么。把材料收好，他就走了。
这件事情的经过究竟是否如梁明同志所说的那样，希望河曲五区同志和老乡等给本报来信。而张村长给贺司令写的复信是张村长自己写的，还是谁写的，我们想写这封信的同志也应该对这件事有所说明，该信系由河曲通讯干事朱椭同志寄给报社的。
（七）怎样把凶手李宋瑞报导成英雄的？
编辑同志：来信收到了，问我关于我去年前后两次对李宋瑞稿子的采访经过和我自己的检讨，写在后面。
去年十月二十五汾阳城工部在昌宁宫村召开武工队会议，我赶到该村后听到×××部长谈武工队的活动，引起我的注意，并从他那里得到新闻线索，我乘他们休会便去找了李宋瑞，由李谈了他们两次作战情况，其他组员补充。几个组员都说李厉害，白天就敢空手向碉堡耍子弹，这有点象童话，我怕材料不够，第二天又和李谈了一次，作过思想上的了解，于是就动笔写了。当时领导上也认为他打仗打得不错，我就相信这材料是可靠的。
第二篇稿子是去年十二月写的，那时环境吃紧，写他的动机是因为他的武工组在滨汾公路上阻击敌人，拦获了二辆自行车，写信给政委被我看见了。恰好武工队有个同志来县委领东西，我和他拉拉杂杂谈了一次就写了。
就这件事情我想了一想，检讨了自己：（第一）采访工作没有走群众路线；从×部长那里得到新闻线索后，我就只在李和他的队员中去搜集材料；其中忽略了两个方面：一方面没有把这些材料和几个武工队员仔细斟酌，可能他们当李的面说几句奉承话，背了面或者会吐出真情来，另一方面没有到群众中去了解，看看群众对他们的反映。没有这样经过深入正反的参证，就把假象当做真实了。（第二）对李的本质认识不够；我写的时候是想从一个人的英勇事迹来鼓励和号召更多的人去英勇斗争，没有深刻的认识到英勇建筑在那个基础上（个人或群众），并忽略了对李的本质的了解。由此得到相反的结果，造成了对党报的损失。
以上仅就个人的回忆而写的，等×部长回汾阳再检讨一下后告你们吧。
谷曼。六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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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谈发扬优点与批评
冰如
在边区文教奖金的典型新闻报导中，许多同志，普遍掌握了发扬优点的方法。大大的发扬了群众的创造，使读者从新闻报导中，明确看出报纸在“提倡什么和反对什么”？！在翻身后广大人民所进行的社会改革与生产建设运动中，人民的创造是丰富的。我们不是采取批评打击的方法来推进工作，注意运用了毛主席表扬优点的路线。
从发扬积极沉着手，表扬典型范例来推动运动前进。太行黎城区村干部均已普遍掌握这种方法推动工作。
从最近人民军队中有如雨后春笋一样生长的“门板报”普遍开展“记好”“学好”运动，给予我们新的启示。发扬优点的报导方法，应成为新闻工作者努力实践的方法，我们的记者通讯员同志在采访中，要改变“钦差大臣”态度，“睁开看优点的眼睛”，深入实际全面的观察问题。不光看到消极方面的缺点，更重要的是要看到积极的优点。那些虽然是微小的也应把优点突出发扬，我们对于人民的创造，是只应歌颂表扬；对于人民的缺点，除异己分子外，不应作消极的批评，而应从发扬好的去克服坏的。把自己当作人民的勤务员去为群众“找好”“记好”表扬功绩，发扬群众的创造。
今年由土地改革转入大生产运动时，许多通讯报导多纠缠于农民消极的“割韭菜”怕富思想，通讯员柳村等同志深入群众调查分析，写信告诉我们，土改后农民基本要求是积极发家致富。“割韭菜”怕富思想，是一部分中农在执行政策中所引起的消极的附属的次要的思想。他们集中的报导了群众发家致富思想，表扬了翻身英雄梁马斗领导群众发家致富的模范功臣，把今年大生产运动向前推进一步。
那么在新闻报导上是否可把表扬优点与批评缺点同时并提呢？根据冀鲁豫七地委“开展立功表模”领导方法经验证明，把“查风”“立功”同时并提，是不能够达到改造作风、提高工作积极性目的的。以后提出立功表模方法，群众才说，领导上睁开了两只眼睛。我们在新闻指导观念上，还有不少同志，把表扬与批评并列，或者不适当的强调了批评的作用，没弄清对象，光挑剔缺点，以致批评失实，分寸不当；甚而夸大人民队伍的缺点，把批评当作攻击，曾引起读者不满。许多事实已经证明，单纯的批评，很难使人心悦诚服，达到改进工作的目的。相反的从发扬优点出发，介绍成功的工作经验，树立模范旗帜，引导群众向英雄模范学习看齐。使有“败症”的人会从认识功劳中自觉的改正错误克服缺点。如左权城关“干群团结挤封建”，“南委泉挖防空洞”，都是采取比进步表扬优点方法，把“表扬自报”与“奖励实物”结合，鼓励了群众与地主分家，提高了“落后”群众的阶级觉悟，便是最好的证明。
这样作法，是否“灶王爷上天，只说好的不说坏的”呢？或者某些地区可以此为借口，我区工作“落后”，没有什么可供报导？变成“新闻死角”干脆好坏都不说呢？我们认为在以表扬优点为主方法中并非取消批评。我们从运动中肯定了某些优点，即相对的批评了某些缺点或不够的地方。使人从对比的事实中得到启示教育，以决择取舍。对于一般带有普遍性原则问题，我们提倡表扬，并非单纯的说好，真正对工作对人民无益，是可以提出批评的，特别是对于人民的敌人和同盟者，我们应该爱憎分明，坚决进行批评和斗争，对于人民队伍中地主立场和敌对阶级思想影响，以及地主阶级的“防空洞”，我们也应该予以坚决的批评揭露的。以往我们对于敌对阶级思想行为的公开揭露是不够的，这种公开批评不是打击，而是教育。至于说因工作发展不平衡，就自认“落后”，无可报导（？），这是不了解，任何工作都是从现有基础上发展提高的。我们应学习门板报“找好”“记好”方法，从不同地区不同工作条件上仍然可以发扬群众的萌芽创造的。这就是说，不是消极的等着有了典型成功的东西才报导，而是依据群众现有水平，随时发掘群众的创造，以推动一般前进。另外，凡工作表现落后，必然有阻碍工作前进的问题，如能深入群众，抓紧发掘出农民（特别是贫雇农）的真正要求，一定可以反映出很有价值的问题。说无可报导那是缺乏事实求是，抓问题不够深入的表现，只要我们经常注意发扬群众的创造，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是能给我们新闻报导以丰富源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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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武安的板报与旗报
张一英
一、这报怎办起来的
武安农民在斗争中，把地主家里的“旗伞执事”都拿出来了，这些东西，过去是地主们过红白喜事摆架子用的，板是方形，写有肃静字样，旗上则画着龙，颇为威风，而今农民把自己的口号、歌子、快板、漫画贴上去，在村子里传起来，成了“板报”与“旗报”了。
四六年正月，武安城南乡联合斗争轰开了局面，农民获得了初步胜利，为了联合力量，三区野河村把斗争大地主孟林善的八条牛及各种果实画在板报上面，又把孟林善剥削人的手段，编成快板，写在下面。如：孟林善活阎王，笑里藏刀杀穷人，说出话来甜如密，肚子里边有刀枪……，同会基点也把减租六百石粮一布袋一布袋画在上面，还写着，地主杨体仁剥削岳五昌的事情，和群众的口号，如：有了庄子地，摆下箱子柜，孩子老婆不受罪，若要过好时光还要再开斗争会，地主怎样吃，让他怎样吐，把地主赶在庙里头，打破头不怕扇子扇，过河不怕大水淹，联合起来力量大，斗倒大恶霸！走关东下河南，不如斗争提意见！等……。他们打着锣鼓，在基点村传，这种报扛到那里，群众便跟到那里，板报和旗报，就这样办起来了。
二、看了人家的，写上自己的，川流不息，推动工作。
这报办起来以后，从基点村出发，沿村转送，到村后交给村里的宣传部，那宣传部是支书或宣委领导的，吸收翻身生产运动中的各种英雄模范参加，小学教员义务教员参加（六人至八人），村宣传部看了，把材料摘录下来，负责传到群众里去，又经大家讨论，由小学教员执笔写成稿子也贴上去，如此把自己村里的工作一个村一个村的传过去，又转回基点村，基点村再把重要的摘录下去，转到县办公室里去，如此川流不息，一个基点村的工作便很好的推动起来了。
三、板报一到村里，马上便广播出去了。
板报、旗报成了基点报，目前全县里都注意起这件事了，板报一到村里，各村的黑板报、喇叭广播台，马上便利用农会开会的时间把板报上的东西传播出去，这样，非常灵活、及时，板报好象通讯社，向各村的黑板报、广播台发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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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掀开思想防空洞
王春
此文原系“新大众”月刊第四十二期特约稿，不仅对于土改中肃清地主思想有所启发，即对于新闻工作者端正立场，清查“克里空”亦有所裨益，故特商得该刊编辑同意，提前发表于此。 ——编者
学习土地问题以来，知道还有一段封建尾巴插在我们家里——在我们的许多部队、机关、团体、学校及一切公营工商事业部门里。这是怪现象，这是极端矛盾的笑话。我们领导革命，怎么又让地主阶级把我们当作“防空洞”？我们号召割掉尾巴，怎么又让封建尾巴藏在我们自己的脊背后？革命组织的政治方向必须统一，思想阵线必须健康。此洞必须掘，此尾巴必须割。
尾巴首先藏在一些人们的头脑里。这表现为两类思想，而又可区别为五种言论：
我们这里有几个反省较好的同志，率直说出他们站的是地主立场。因为他们的言论，不外下列三种：
一是替地主阶级找理由，替他们辩护，开脱。譬如他们是这么说：“地主剥削人是事实，但这在那个时代是合法的；人家不过做了点合法的事情，今天却当作罪恶来清算，岂非不应该？”他们却从没想到群众会这么说：“今天斗争地主也是合法的，我们不过做了点合法的事情，那为什么你偏要有些意见呢？”至于就是在那个时候，有那一个农民曾经承认过地主的剥削“合法”，这他们更不去想了。又譬如他们说：这个地主抗日，那个地主行善；他们却从不说地主是吃着租子抗日，而农民却是又替他们生产租子又比他多抗了十倍的日，他们也不说行善的地主正象劫了你十万元现金再发给你五块钱路费的“好强盗”一样，而农民却正做了那个被劫的旅客。又譬如他们总在替一个一个地主降低家庭成分，说这个只能算“经营地主”，那个只能算富农乃至富裕中农；却从不见他们说这一批雇农还没有安住家，那一群贫农还没有吃饱饭。武安赵庄过立秋节的时候，合作社特为杀了一口猪，打算叫翻身的群众吃上一顿好饭；这也引起他们的观感来了，说过去的地主今天连半斤肉也不敢买了，可见值得同情；但是还有一大批号称翻身之户却连四两也没有能够买得起，他们竟并未大吃一惊。总而言之，他们是会替地主阶级找理由的，无论是就整个地主阶级来说，无论是就那一个具体的地主来说，他们总都能说出一大堆辩诉词，充分证明是不该斗争的。他们思索劳神，论证费力，面向地主，目无农民。要真让他们彻底大胆讲论的话，那就最好是根本取消群众翻身运动。
二是向政策法令找条文，充分想替地主阶级运用合法斗争的手段。他们曾经搬出过一九三几年的什么条例，曾经翻查过一九四几年的什么章则，还有那一年的什么什么议案，那一次的什么什么决定；他们还能把那些条例决定上头有利于地主的词句记得烂熟，讲得精透。但他们就从不曾看到那一条那一项有些关照农民不够的地方，认为值得修正。他们总想找到这么几条，把农民限制住，把地主保障住，把运动的潮水一闸闸死，从此没事。
三是找寻工作的缺点：他们洗了眼睛耳朵在搜集群众运动中的毛病；搜集到了，作为攻击的资料，假装着用怀疑的口吻作为问题提出来。有人说明了这不是毛病，他大为泄气；有人同意了说这就是毛病，他大肆宣传；真要是被他抓住了什么毛病，那就公然幸灾乐祸一番，说“怎么样？你们那些区村干部也有的贪污吧！你们那些基本群众也有人浪费斗争果实吧！”总之，他们是攻击群众的专门家，是搬弄缺点的杂货商。他们对于群众运动的成绩，一字不提，因为在他们看起来，我们所谓成绩，就是他们所谓更大的“伤心之事”。他们和诚心诚意研究改进工作缺点的人完全不能混为一谈。他们并且误以为我们会因他们的这些叫唤、讥笑而一旦放弃群众运动不干，或者大大的照他们的意思纠正一番。
以上是一类。这一类别无美丽名称可说，只能照他们自己在反省中承认了的，站的是地主立场，唤它做地主思想。而这思想是和革命不相容的。让这种思想藏在我们家里，藏在我们家的一些人的头脑里，这不妥。不管是对于革命的利益来说，对于这些同志的进步来说，这段尾巴都需要割。把这些思想割除出去，革命队伍的思想才能纯洁，革命组织的战斗力才能加强；他们要是一直坚持着这种思想，是不肯和我们一道去向封建势力作战的。
第二类另是一种味道，他们自称已站的“中间人士”的立场，又区别为两种言论：
一种是说我们的群众运动的方式太“不文明”，太“粗”，太不足以登大雅之堂，譬如说打人，甚至于打死人，他们是“好心好意”拥护革命的人，就是怕“影响不好”，怕“中间人士”嫌弃咱粗野，怕吓跑了“开明士绅”。但是他们却从不怕群众离开了咱，从不怕咱真要“文明”起来，群众也会嫌弃咱太文明，弄得粗手笨脚的担粪桶们追随不上。他们只看见“文明”是重要的，“文明人”嫌弃起咱来是可怕的；却从看不见群众是占多数的，群众丢下了咱是越发可怕的。照他们说来，那咱最好也是实行什么“训政”之类，等到把“粗人”训“文明”了再干；或者是根本就不用干，因为一干起来，“粗人”总只能使用“粗法”，还是免不了他们要叫唤“糟得很”。至于这“粗暴”与那“文明”的真正对比程度到底怎样等问题，在他们更是想也不去想的了。
一种是一些超阶级的想凭空实现“全人类幸福天堂”的梦幻家。他们说他们之所以追随革命，是因为革命是提倡自由、博爱平等的；是因为革命是建设和平、民主、幸福的新社会的；总而言之，是因为革命是“美”的，是“叫人愉快”的，是没有“不舒服”的现象的。然而今天却不是这样；到处追究地主，到处找封建尾巴，而且越来越深越广，“好象根本就没有个完”。到处有血肉的搏战，有痛苦，有审判，也有死亡；于是他们象古时的伯夷、叔齐两圣贤一样：“稚弱的心灵”受不住了，批评我们是“以暴易暴”，叫他感到“没法逃开这斗争的人世”。他们的具体主张是革命以“革平”为止，而现在则“太过”；革命以“劝说”为主，而现在则“太硬”。要之，他们是“慈航普渡”的白衣大士，是不分敌友的红十字会；就可惜他们错生了世界，找不着真正的释迦、耶稣、却来投奔了马列主义的政党。这一般说来叫做“人道主义”或“怜悯观点”，而实实在在却正也是地主阶级客观上的同盟军，是群众运动的大阻力。关于清算这种思想，一时是不能说得很多的。为此，我们特别翻印了瞿秋白同志译的“解放了的董·吉诃德”这本书。在那本书上，那位比这些同志更是“慈悲正义的化身”的董·吉诃德，结果是根据他的“慈悲正义”参加了反革命的越狱阴谋，做了破坏革命的“慈悲事业”！那位真正改造过了的革命智识分子巴拉塔萨，由于一个软心，被董·吉诃德的“慈悲正义”所感动，结果替革命造下了无穷罪孽，多死了几十万人。这本书印出后，希望每个同志赶紧看一下，把那种所谓“人道主义”“怜悯观点”等等，切实估价一番——倒还不是估价他们的“慈悲正义”值多少，而是须得估计这一套东西会“慈悲”掉多少“粗人”的性命，会“正义”掉多少革命的事业。
但是不管怎么说，以上这同类型异派别的两种论调，总归都也是担任着封建尾巴的“防空洞”的任务的。这也必须赶快澄清。我们不能一直让这些同志们老嫌“糟得很”，也不能等这些“好心人”“慈悲”出什么可怕的“成绩”来再说。
除开思想上这些“暗洞”和尾巴。就是具体的在做掩藏斗争对象和掩护地主物资的工作。这他们大概也分着几个步骤：
第一步是设法“抢救”整个地主阶级，上述“理论”种种就都是为此。然而这不行，因为群众并未因这些唧唧哼哼或是大声疾呼而歇手不干。
于是第二步便设法“抢救”自己的家庭。抢救，我们其实也并不反对，只要这些同志们采取是革命的改造旧家庭为新家庭的道路，然而他们不是，他们从来也不想这么作。他们只是事到临头才想法逃脱，想因他的计策而使他为地主家庭在整个地主阶级该塌台的时候巍然独存；或是独免于经过群众的粗拳笨脚之手，而轻易博个“开明”之名，还做被尊重的人物。不过这也大体都没有用上，群众安于“粗笨”，竟不去接受那些巧妙方案。
于是第三步便是设法把那些斗争过的人搬到机关里来，名之曰家属，还要叫照顾。这在我们这里已成了现实问题。然而这恰恰又是绝对不行的。我们根本就不是斗争对象的收容所，这还不提。要紧的是群众替整个地主阶级有规定好了的出路；没有规定好的，我们还可以帮群众去规定；我们却断断不能在群众路线以外，另外给某个地主找寻一种与众不同的什么生活方法，甚至是生活得比旁人都舒服。
并行不悖的还有第四步，那就是捣腾点东西，偷漏些金银财宝，暗暗卷包，挂住自己的腿，死也再不想前进一步。
对于以上这些具体事情，自然也都得具体处理。不过临了我们还得说明一点：我们是在进行土地问题的学习，这就是说凡是我们参加学习的这批人，基本上都算是不反对土地改革的；所以我们谈了半天的“刨洞割尾巴”的话，也是用对自家人的态度来说的；而所侧重的，则是改造这些同志们的思想。思想改造了，行动改变了，转换了立场，送走了家眷和财宝，就是没问题的同志，学习就算成功，我们并不想简简单单革除几个人出去，断绝那一个同志的上进之路。至于那些本人就是罪恶的斗争对象的家伙们，连这些说的一切都谈不上，就让他去好了，与此文所谈不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