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版()
专栏：
向路南进军
振业 雁心
蒋伪侵占道清路南以后，天天迫着老百姓老少男女替他们挖沟修炮楼。保上，忙着给顽匪们送款送面，到处勒索，整日黑夜不能安生，人人都心惊胆战，大家都只有一个念头，盼望八路军再来解救他们。
当我们队伍到马村时，群众接待我们的已不止是欢笑，而且是籁籁不住的眼泪了。看到这样的情景，战士们的眼圈也都红了。
一位老太太一边拿衣角擦着眼，一边急急开了家门，把战士们叫进去，长吁了一口气说：“盼你们盼得心都焦了。………那回翻身说：拔了穷根栽富根，讲道理，这会儿人家翻案了，还要杀哩……”停一会又说：“老百姓不能活了，一亩地出了粮银还不算，款要了两千，咱家四口人七亩地，已经出了两万五千元，还有四斗麦子、二斗玉茭……罐饭派的更没数，现在又派每亩一千，都拿不出来了。只有白日黑夜盼八路军来，那怕来打一打，也可以少出几天。”她没说完，一个从宁郭逃来的老太太插嘴说：“我家二亩地荒了还得出，我老婆子还得打更，那天打不了就扣我二斤面，说是公家雇人………唉！”
以后，我们便把胜利的消息告诉她们，大家七嘴八舌，很快就热闹起来了。
第二天，我们转到小高村，村里死气沉沉的，当我们去敲一家人家的门时，好久才听到里面的颤抖的声音在回答我们，在两扇轻轻推开的门扇里面，出现一位老太太，望着我们怔了好一会才说：“啊，你们来了！”随即唤出一个藏躲起来的中年人，黑瘦面孔，颤抖的穿着一身破烂的单衣，一见我们就哭了。
路南人民的生活苦况，拿他们自己的一句话来说：“我们也不知道是活着还是已经死了。”每当我们离开村子时，老百姓总是恋恋不舍，他们说：“你们只要来一天，那怕住一夜也行，我们总有个盼望。”
一个夜晚，我军开始向敌人袭击，撒网似的扑到路南各村，蒋伪人员从睡梦中惊醒，仓皇四窜，终于一个个被我们扭住捆起来。当一长列的俘虏在街头走过时，老百姓可喜的说：“娼子们，这可该报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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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逃出阎王殿
控诉阎锡山残害释回被俘军官罪行
徐双银
徐双银，河北人，曾任晋绥军六十一军解救支队三大队五中队上尉中队长。三十四年秋上党战役时，在壶关城放下武器，后入我太行军官教导团学习，于三十五年夏，我军大批释放被俘军官时放回。近又逃来解放区。这篇文章控诉了阎锡山残害被释俘虏军官的罪状。
——编者
我们在上党战役被俘的八百多校尉级军官，于去年夏天，被八路军宽大释放。端阳节的第二天，我们回到了太原，住在北门外小营盘。在“干部”和岗哨严密监视下，不让出门一步。
回太原后的第四天，成立了集训团。集训开始了，恐怖也就开始了。他们首先提出所谓“倒苦水运动”。其实我们有什么苦处可说呢？要说的话，就只有八路军对我们的宽大和优待。我们不能以怨报德，所以就没有人说。于是他们用尽各种软硬办法来哄。第一步，要每一个人写出自己在八路军中的经过详情，说是一点也不要漏，不然有人“突击”出来了，就要严厉处置。而且写了又写。
第二步，由队上五个干部，轮番地重复地进行个别谈话。谈话时，拿出假条子来吓诈，说是有人用条子“突击”你。这样写来写去，谈来谈去，先后难免会发生一些言语上的矛盾，他们就在这矛盾中找岔子。
第三步，实行检讨。有班检讨，队检讨，团检讨。一到团检讨，就只有死路一条。
第一个被提到团检讨的，叫杨树臣，河南安阳人，当时三十一岁，曾在六十一军二○五团三营当过少尉排长，三十四年八月在壶关放下武器。他在太行军官教导团学习时，曾说过他自己被阎军捆到山西当兵的情形。就是这一条，把他第一个提到了团检讨。被提出后，他很慷慨的说。“好几个人都突击我这一条，是的，我说过，因为那是我亲身经历的事实。”最后对杨树臣的处置，实行举手表决。只见那些“铁军”坏蛋们，乱嚷“枪毙”、“自裁”、“乱棍打死”…………，结果叫他“自裁”。这时谁敢不照他们的意思举手表决呢？表决之后，忽然又有一个坏蛋站起来说：“要把他戴高帽游行一次，再叫他去自裁”。到了第二天，果然把杨树臣戴了一个二尺高的纸帽子，在营盘内游行了一遍。然后让杨树臣呆呆站定，命令全集训团的学员们排成二路纵队，从杨站着的地方走过，逼着每个人都要朝他的脸上狠狠吐一口唾沫。到了第三天，才用汽车把杨树臣押进城内去“自裁”了。
自杨树臣“自裁”后，一连二十多天，每天上午队检讨，下午团检讨，天天至少要死两三个人。
在整个团检讨过程中，他们处置人的办法，也是花样很多，极尽残酷的能事。最常见的是：罚跪、绝食、禁闭、枪毙、“自裁”、乱棍打死…………。罚跪的，是叫跪在阎锡山的像前，轻者跪三天，重者有跪两个礼拜的。禁闭，轻者一月，重者一年。被禁闭的，编了一个队，共有一百多人，禁闭在营盘内。还有十来个，被押进城内监狱里去禁闭了，说是“什么时候把八路军消灭完，什么时候就放他们出来”。谁都知道，那就是无期徒刑，因此，临行前有人暗暗地说：“八大爷（指八路军）不来就出不来，你们不盼我们盼。”被枪毙的有赵子荣等二十多人。有一个，是在一个晚上，他在班内觉得太闷热了，于是一个人走出室外去了。后来硬说他是企图逃跑，当夜就把他枪毙了。
被“自裁”的，有二十多人，都是用汽车押进城内专设的一个“自裁院”，院内每个房子放有三件东西：一把短剑，一盆毒药，一支手枪。由“自裁”者自择一种，在限定的时间内实行“自裁”，到了时间就进房要尸体。
乱棍打死，是最惨的一种。被乱棍打死的，有杜长河（河南人，六十六师一九八团三营营部传达上士，在磨盘瑙被俘）等三十多人。打时，那些“铁军”坏蛋们，故意不马上打死，你一棍，我一棍，狠狠的要打二百多棍，浑身都打遍，到处都打得皮破血流，才让他慢慢死去。
团检讨大会，是那样恐怖残忍，所以在大会上气死了两个；有三个气晕后，抬回班上也最后死去了。还有三个发疯了。七队有个医生在极端气愤中大骂道：“在八路军半年多，没有死一个，完全释放回来了，一回到二战区，倒要叫人死，还要活活打死！究竟那里好，还不明白吗？”因此马上便把他禁闭起来，后来就饿死在禁闭室里。此外还有十多个，侥幸逃跑了。
我现在是虎口余生，又安全地逃到解放区了。希望尚未逃出的同人，赶快设法逃出来，同时希望全国一切民主人士，起来赶快结束蒋介石和阎锡山的黑暗统治，救救这些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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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追击”之下
子君
自从胡宗南的军队进入了延安，好像一群游魂一样，从延安游行到安寨，又从安寨游行到延安；过了几天，又从延安开始，又到安寨、延长、延川、清涧，游来游去。据说这就叫做“追击”。但却始终未见他们“追”出个究竟来。一直到本月十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个“追击”队上的三等司药段汉三的日记，此中底细，才算大白于天下。
“刺刀闪亮的追击下，到处是猪的悲鸣，鸡的乱飞。我们对人民的表现是什么呢？是无数鸡在乱枪下送命，是无数的猪在乱刀之下牺牲！”（三月十五日）
“……这样我们这些时候每一单位，都有很多的肉及其他的东西吃，我的嘴吃腻了。”（三月十六日）
我们看，在一阵“猪的悲鸣，鸡的乱飞”之后，仅仅相隔一天，就连一个三等司药的嘴都吃腻了。据说写这段日记的，还是一个不过二十五岁的青年，因此当他真正的叫着“我的嘴吃腻了”以后，还能说出“我不忍，我痛恨”的话来。一点还没有完全被淹没的人性，使他为我们透露了这些真切的情景。
然而这也不是什么新奇的了。在解放区不用说，在蒋介石、胡宗南等所掌管的另一个世界里面，远的也不去说它，就在上一个月五日和八日的重庆，在街头演戏宣传，抗议美军暴行的一群青年男女学生，在一阵“砖石桌椅棍棒乱飞”，“扁担、木棒的大队冲击”之后，“女学生的毛线衣蓝布衣服被剥去或撕毁，钢笔大衣被抢去。”（新华社二十六日电）不也是这样被“追击”过的么？刚好接着第二天（九日），在上海百货公司职员所开的宣传抵制美货、服用国货的会议上，在一阵叫嚷、木棒、石块之下，不也是这样被“追击”过的么？永安公司的梁仁达，就是在这样的“追击”场中被活活打死了的。
不过虽说在同样的“追击”之下，结果却是很不相同的了。在发表段汉三日记的同一天的人民日报上，一方面是“猪的悲鸣，鸡的乱飞”，另一方面，在陕北的山头上，却出现了高颜喜的水连珠步枪，尹玉芬手上高举的手榴弹。说来也很凑巧，三月二十五日那一天，在尹玉芬高举的手榴弹下被捉住的李纪云旅长，恰恰就是和段汉三同一部分三十一旅的“上司”。可见他们所亲历的情景，都是相同的了；一边“猪在悲鸣，鸡在乱飞”，一边高颜喜的水连珠步枪这个山头那个山头的响，怪不得当他在尹玉芬手中高举的手榴弹下被捉住以后说：“我心绪已乱，不知该说什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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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阎锡山玩弄干部的魔术
翟品三
我现在已摆脱阎锡山的羁绊，坚决而光荣的站到人民方面来。回忆抗战前后，我一直在山西省府财厅任秘书。在民族革命理论及实施（？）研究院受训三个月，后又参加三行署工作。“秋林会议”后，阎锡山日益反动，我也不自觉的作了阎锡山实行反动阴谋的一名小走卒。
二十九年九月，我从晋东南返回吉县克难坡，经友人介绍见了赵戴文，又由赵介绍我见阎锡山。果然交际处一挂号，很快就定了时间传见。原来阎锡山在他所谓“新军叛变”之后，恐怕再有人继续离开他，所以示意他的高级和亲近人员，凡是比较干练而稍有点头脑的干部，都要介绍和他见面、谈话，由他亲传衣钵。
和阎谈话后不久，调我任参事室上校参事。每逢开会，也常常提名问及意见，从此满心认为阎锡山对我真是特别赏识，除了以“忠臣义士”报答外，对他的封建反动的实质，以及那些假抗战，反革命的行径，再不去怀疑和考虑了。
山西大学教育学院老同学杨贞吉，这时正以敌工团的创始人任总书记，兼吉县十四专署专员，是阎锡山手下后起来最红的一个。他拉我参加敌工团工作，并由温震东介绍参加了同志会核心之核心的基干组织。我于二十九年十一月底又从渑池渡河，住在垣曲峪里。
这时，卫立煌指挥下的中央军，退在接近垣曲的附近。中央军一向是日寇手下的绵羊，杂牌头上的猛虎。国民党五区（山西）党务督导专员李犹龙更以“泰山压顶”之势，处处打击二战区人员，特别是敌工团的实力宪兵第二支校（实系步兵团）。教育长傅海云和我对李犹龙来过几次的反攻。这时，我确实对阎锡山做了“奴隶”兼“爪牙”了。
我于三十年四月又回到克难坡。向阎锡山报告我们怎样和李犹龙斗争。阎锡山满意的表情，暗示了我这才够上一个“忠贞不二”的信徒。
回克难坡不久，突然，阎锡山要我作汾城县长。作县长在当时是最繁难艰巨的工作，尤其在半沦陷区。征粮、征布、征兵三大任务，如完不成，不但声誉扫地，而且按律问罪。六月十九日到达汾城，首先就着手征粮。二万零一百五十八名，在三个月限期内完成。
阎锡山规定的机关公杂费非常的少，当时县府全月法币不过二百多元，还不够买一区麻纸用，但超过了却报销不了。阎锡山的妙用却在这里，就是逼你走上犯法的道路。只能由阎锡山恩赐不追问，你不能自己说清白。如果你一旦不如意，阎锡山什么时候都能问你罪。我初作县长，不明白这些，公杂费亏下很多，向上请求，省府指示“撙节弥补”。我又以“越亏越多，从何弥补”为理由，迳电阎锡山请求，阎在朝会上宣布此事，把省府委员骂了个一塌糊涂。后来一位友好告诉我：“宣布你的电报，洪炉台下凡是负过责的人，无不心里同情。但是，会长却给你埋下地雷了。”从此，接二连三来的是省府的借故申斥。
三十一年二月基干大会后，和我工作上协调的省府驻县视察委员和县分会主任一齐调换了，我感到事情有点不大妙。新任的省视委张继泉，县主任杨汝芝，一到汾城，就和政务秘书（有监视县长专责）贺廷玉，打击我在干部中的威信，牵制工作。最后竟鼓动警察局长率警他投。巡官马勇、卢象龙不愿胡闹，向我告密，我迅雷不及掩耳的把杨长健扣起，万想不到二层要员九专署的席竹虚等六人却一致联名攻击我。吉县专区战委会调有关人员检讨时，主委杨澄源在总结时竟偏袒起来。我恐怕受了陷害，跑到克难坡向阎锡山声诉。可巧，汾城战事发生，阎命我连夜回去帮助史泽波师长作战。拚死拚活的三个月又征了三个月的粮。“突击”、“检举”的声浪又鼎沸起来，我只好知难而退，托病辞职。回克难坡，阎锡山不见我。从此我逐渐的心灰意冷了。
卅四年六月，又是征粮的时候。汾城指派了十万多石，超过历年的数字。这时，阎锡山又想到我了，要我去接任汾城总委会（负全县总责的机构）主委，这当然是希望我把十万多石粮顺手拿来。六月廿七日再到汾城，无分昼夜，从事征粮。谁知七月底汾城首先发现蝗虫，所有秋禾，全被蝗咬，勉强征到了六万多石，再也征不上了。我据情电报阎锡山，得到指示是“迅速卡紧征收。”我又详报老百姓已有饿死、逃亡、甚至上吊、投井的现象，吃的是蒿籽、豆渣、野菜，红薯成了上等饭。我曾和师长杨文彩轮赴各区召开祭刀大会（表示免开刀完成粮意思），把所有干部卡得跪在会长像前反省痛哭。虽然村村立下“自裁状”，而所收的效果仍甚微小。阎锡山申辩我是“危辞耸听、规避责任。”十一月间，我又以汾城灾情奇重，且历年征粮特多为辞，请求减免。但是，阎锡山并不采纳，随后来了一阵无中生有的“突击”、“检举”。查报结果是“事出不为无因，惟不易取得确凿证据。”这样，阎锡山就把我“撤职查办”了！
从前常是自解自慰的这样想，我历次受到的惨重打击是由于是“同志会”文人组织的大派要吞并敌工团的小派，或可说梁化之要吃喝杨贞吉。现在我却完全醒悟了，阎锡山对干部根本有三套魔术：第一是“吸引笼络”，当认为你可以做他的奴隶和爪牙时，不惜降低他身份，装出来“和霭谦虚”、“平易近人”的态度先吸引住你。然后运用他那各种组织，把你网罗在“囚笼”里。第二是“逼下火坑”，当你表现了一定的作用时，恐怕你愿望上，思想上对他有不利的感触，他就给你个表面看来是很好的“权位”，实际上是逼你下火坑。第三是“笑里藏刀”，你在既下火坑以后，就只有照他衷心所指导的“对内绵如羊”，做个奴隶；“对外猛似虎”，做个爪牙。你如果听上他“关心民众疾苦”的违心之言，站在老百姓立场上喊喊叫叫，他就笑着脸皮夸奖你革命进步，管教你被无中生有的“突击”、“检举”、打得“皮破血流”、“体无完肤”。稍一不慎，就会走入枉死城。我个人的全盘经历，就是明证。我想任何在过阎锡山手下人的经历，也可以证明。这本是反动统治阶级一贯的心传，必然的手段，不过，阎锡山更其阴毒奸险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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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安阳蒋管区民谣
（一）
八路军来了救我们，
遭殃军（指中央军）来了害我们；
八路军在时合理负担，
遭殃军来了恶霸特务地主都不摊！
（二）
遭殃军占了土，
粮款猛如虎，
倾家都不够，
还要扣人补。
（原馨山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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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名文学家阿英长子
钱毅同志殉国
名文学家阿英的长子，新华社盐阜分社及盐阜日报社特派记者钱毅同志，因坚持蒋军侵占区后方新闻阵地，为人民服务，于本月二日在淮安南郊石塘区采访时，在突围中不幸被蒋军俘去后英勇牺牲。当蒋军迫其“自新”时，钱毅同志即厉声回答：“你们没有资格和我谈话！”又说：“＠可枪毙，绝不自新。”次日即在石塘镇外从容就义。钱年仅二十三岁，中共正式党员，自一九四二年来苏北解放区即从事农村戏剧及新闻工作，曾被选为盐阜一分社模范工作者。噩耗传来，分社及报社同志万分悲痛，中共淮安县委并决定以钱毅同志殉国处易名钱毅乡，以资永久纪念。
（新华社华中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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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思想和体验
论积极性
罗云路
有两种积极性：一种是真正革命的积极性，一种是小资产阶级的积极性。
具有前一种积极性的工作者，表现是非常含蓄的，工作不是个人突出，而是骨干作用，带动群众。他很能帮助别人，善于发挥别人的长处，弥补别人的短处。有功劳和成绩，尽先让给别人；有错误和缺点，首先检讨自己。这种工作者领导或参加一个部门工作时，就使得这一个部门工作的所有同志都积极活跃起来。他也能虚心的听取群众的意见，不断的进步。
具有后一种积极性的工作者，则是锋芒毕露，风头主义，处处表现自己。他最不能帮助别人，有时为了表现积极，或者形式上帮助别人一下，实际目的则在抬高自己。他常是看不见或故意掩盖别人的长处；揭露或攻击别人的短处（不是善意的帮助别人改进）。功劳、成绩归自己，错误缺点推别人。这种工作者领导或参加一个部门工作时，就显得只有他一个人积极能干，别的人都不积极，实际上则是他妨碍了别人的积极性。他还是毫不虚心，自以为是，固执己见，很难接受批评改进自己。
具有前一种积极性的工作者，完全是从革命工作立场出发，动机纯洁，毫无私心。他的积极性，是经常的、持久的。不论在任何环境，任何条件之下，也不论是做领导工作，或被领导工作；工作满意也好，不满意也好；顺利也罢，不顺利也罢；无论“上升”或“下降”，或长时期做一个工作，没有提拔，都是一贯的，始终不懈的保持其积极性。这种积极性，遇到困难，必然还有勇于克服困难的精神。
具有后一种积极性的工作者，则不是，或不完全是从革命工作立场出发，动机不纯，带有浓厚的自私心。这种积极性，经不起长时期的考验，是波浪式的，有时积极，有时消极。只在某种适合于个人要求的环境条件下，才表现积极，否则就表现消极；作领导工作及工作顺利得意时，表现积极；作被领导工作，或工作不顺利，不满意时，就消极；只能升级，不能降级。这种积极性的表现常是为了表现自己，要求组织提拔，以达到提高个人地位，或其他个人目的的。如果个人目的未能实现即渐渐消极，甚至闹情绪。一遇到困难，则更会垂头丧气，无法振作。
前一种积极性，是集体主义的，它认识集体的力量，懂得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以及个人在集体生活中或集体工作中所应起的作用；因此它也就善于发挥集体的力量，这种积极性，不仅有丰富的“创造性”，能够提高工作效能推进革命工作，而且能使干部关系增强团结，更加进步。
后一种积极性，是个人主义的，由于它不认识集体力量的伟大（只有这种力量才能使革命胜利），更不懂得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一意强调个人的“能力”“作用”，它不仅不善于发挥集体的力量，而且为了表现个人的作用，还有意或无意的妨碍着集体力量的发挥。这种积极性，就很难有什么“创造性”，不仅不能推进革命工作，而且很可能是降低了工作效能，并将造成干部互相之间闹意见，闹情绪，不团结。
很明显，我们革命工作中须要前一种积极性，至于后一种积极性，则不但不需要，而且坚决反对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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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思想交流
家庭成分不好，能阻止个人进步吗？
来信：编者同志：
副刊设“思想交流”一栏，使我很高兴，我的心事又有说的地方了。
我自小上学，经抗高至联中到转入北大，近来我算出学了。我决心在毛主席的旗帜下，做个进步的孩子。到底我还是十分孱羽的，经不起风吹与碰壁，所以在年多的摸索中有时过左，有时就偏右了，有时想不通表现悲观失望。
真的我的思想还很幼稚，与我在一起的人都说我还不错，故平日也硬着笑脸，其实自己内心的苦闷与日俱增。因此不活泼不愉快，赢得了一个“老秀才”的外号。我常常哭，而且有时也曾想到自杀。
我知道我家庭成分不好，当然也是造成自己问题不能解决的原因之一，我想不通的就是：“一个人的家庭不良，他的思想就永恒不会进步吗？”
这次翻身运动中我家二老畏罪自杀，只剩二个老婆。这一来我家的问题，我就不得不自动担起。但我自小在外，什么也不了解；虽再三动员我家人，也无效果，好多问题不能使群众满意；同时也就显得自己格外落后了。虽群众对我还很好，没难为我，但自己内心终究是一个未解的疙瘩。当然啦，上级对我怎样看，我是不会知道的。
欲求解决群众要求而不得，欲求自己进步而不能，这不是我的难题吗？因此终日苦闷，思想不通，弄的昏昏沉沉的。
我是一个青年，因自己的家庭就把我弄的这个地步，我不甘心落后，我还要求进步，但我有啥办法才能进步呢？一个求进步的青年因他家不好是否就决定他也不好呢？
这就是我的问题所在，也是我的思想糊涂的地方，望你给我彻底的分析与批判指给我一个进步途径。
鲁哲
我们的意见：鲁哲同志：
在你的苦闷彷徨中，仍不忘求进步，并勇敢坦率地把你思想中解不开的疙瘩，提出来要我们解答，这表明你对革命以及对你自己，都还是有信心的。我们希望你把这种信心提高，明确地认识：你思想上的这个疙瘩并不是永不可解的，而你自己，如果决心地不动摇地循着正确道路走去，也一定可以不断进步。
你信中一再提到的一个问题的症结是：“一个人的家庭不好，他的思想就永远不会进步吗？”再从你信中其他叙述看来，你的家庭是一个土地改革运动中的斗争对象，你自己对满足群众的要求，也负有一部分责任。从这种具体情况看来，你的能不能进步，决定于你自己，决定于你对待群众翻身运动的态度，和你对家庭归还农民财物上采取的办法。可惜来信在这些方面说的不够详细具体，然而仅就来信所说情况判断，我们觉得你是有一条很容易走上的进步的道路。
思想上的疙瘩，常常须要用行动来突破。关键既在家庭，就要从家庭下手。既然生长在地主的家庭，背负了农民的血债，就要比一般人更决心更负责地来偿还。你的一切苦闷、不安，老实说，不起自你脑子本身的什么幼稚、落后或缺陷；实在是扎根在你的家庭（连你自己在内）和农民的剥削关系上。把这种关系彻底推翻，把血债偿还，把土地交给农民，把内财交给农会，想尽种种办法，说服家人，让他们不要再靠剥削的余物，而靠自己的劳动来生活，这样你就算从自己家庭起割掉一个封建尾巴。下最大决心，突破这一点，才能不仅不阻碍农民进步，而且帮助家人进步，最后也必然会解开思想上的疙瘩，使自己顺利地进步。你已开始动员你的家人了，这是好的；但无效果，就须要像干一件革命事业样继续来做。只要你决心地，赤诚地，站在农民一起来清算自己家中的封建，你就不用担心群众会不满意你，领导会不信任你。由于你过去七八年的求进步的历史，群众已经“没有难为你”；如果你今天真是站在群众一起反封建，他们还能不满意你么？群众的眼睛是亮的，办法是多的，和他们商量求教，他们一定会帮助你克服困难。
一个人的家庭出身，决不能阻止一个人的进步，这种事实就是在你接触的人中间也可以得到证明。领导上决不从一个人的家庭出身和成分来判断一个人是否进步，而是从他的思想行动的发展过程来判断。对不同出身的人，决不是从肯定他终身不会变化出发，而相反地是相信着他经过自己的努力和学习，一定可以进步的。这一点，一定请你在思想上打通。只要你行动上和群众一致，思想上丢开“出身阻止进步”的包袱，毫不动摇地朝着毛主席的旗帜所指的方向走，就一定可以不断进步。
编者 四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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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短命的高兴
邹雅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