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碑
长治原村群众翻身中的故事
野草
长治原村有一通六尺多高的石碑，前后刻过两次；从前竖在大庙里，现在竖在池边新盖的碑亭里；从前“外来户”瞧着它就眼红，只想一下打它个碎末末烂；就是“本地人”也说竖这碑太欺负“外来户”了。现在不管“外来户”、“本地人”都对碑亲热起来，他们说起翻身，就自自然然说到这碑上来。这通碑已经成为原村人民翻身的标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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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村也和山西边境有些村庄一样，有“本地人”，也有“外来户”。“外来户”以林县人为最多，来的也最早。过去的世道，“物离乡贵，人离乡贱”，“外来户”在村里多出摊派，和“本地人”打官司百理也是输。这些，原也是“理所当然”的“平常”事。
可是有一次，社里的维首李万兴听风鉴先生说，庙外再盖上戏台（庙里已有戏台了），他家就会更富，就能积攒更多大元宝。（山里的地主顶喜欢埋存元宝。）万兴就和村长李从义，他的堂兄弟捏弄通了，要盖戏台。在庙上花“心愿”布施，维首在袖筒揣着码子，叫谁出多少，一个也出不了。不消说又狠狠的捉弄了一下“草灰”。（按：为山西地主对河南人的讥讽之称）谁料这次“草灰”们偏偏不愿再吃哑吧亏，就向县里告了维首和村长一状；结果官司没打胜，却把维首和村长等得罪痛了。
又一次是这村副，“外来户”不客气地选了个林县人当村副。李从义和“区”上捏弄通了，说这个林县人财产不够，没有资格当村副，结果村副没当上，反更加惹恼了维首和村长副们。他们说：这些“草灰”真“野”，竟敢不服“王法”，真要起“反”了，总得给他们个利害尝尝！
于是，大地主们就捏造了个罪名，说林县人结党捣乱“选举”；随后又造出一股一股的谣言：“林县人来多了，把产业都买贵啦！”“林县人卖金丹，当响马，把咱村闹坏啦！”“林县上来的没有好人，不能叫他进社！”地主们就利用这种强造出来的本地和外来的矛盾，巩固了他们的统治和压迫。
民国二十四年，阎锡山这老家伙闹起“防共”来，就把这种封建压迫推倒顶点。李从义、袁文彬、李万兴这伙维首村长副们，就趁机立了这通碑。在碑上刻着林县人大部分是“坏蛋”、贩卖吸食金丹鸦片、开赌博、走响马，扰乱“社会治安”。奉阎总司令命令整理村政，所以规定：“凡外县人入籍者，非有五家保人不准入………”村人卖房产土地，先通知“本地人”，“本地人”不买，才准“外来户”买………。
这是明文规定着的，其余像：入籍的找上保人还得再出上五石谷才能入社，“外来户”不能当村长副，闾长……等等，直到抗战后还为“村长们”执行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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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治解放了，翻身的烈火遍燃了山地的农村。原村群众开始诉苦斗争。在斗倒了李从义等恶霸地主后，翻身农民的仇恨立刻集中到这通碑上。“到时候啦，早就该斗倒它！”本地的穷人也说话了，李怀保说：“分啥‘本地人’、‘外来户’，穷人还不是一样！？过去当村长村副的，翻过来，掉过去还不是那几个有钱人！？吃烙饼拉面轮不上咱，出粮、上款、支差、跑腿，才该咱！”大家也不管开会不开会，一涌出了会场，跑到大庙里，说话间铁绳套在碑上，杠子跷在碑脚，“砰”的一声，碑裁倒了，满庙院人的身上轻快了许多。一个满脸皱纹白发苍苍的老汉笑着说：“熬我也能见斗倒这通碑！”
碑没有摔断，人们七嘴八舌乱嚷着：“没跌破做了茅梁石吧！”（厕所里踏脚的长石条），“铺了路，大车小辆压住它，叫它万辈也翻不了身”。
翻了身的原村人民，并没有忘记抗日战争中牺牲了的人们。他们磨去了诬蔑人民的字句，刻上了殉难烈士的英名，这通倒了的碑重新由人民的手扶起来，成为纪念抗战和翻身的碑了。它揭露着国特郭如陵、李兴华等勾结伪区长共同杀害我区农会副秘书郭虎保的罪恶事实。
× × ×
碑还是石匠傅水泉刻的。他一边刻着，一边给人们讲：“咱是林县人，那些坏蛋们却叫我刻上不许林县人进社的字；刻碑的工钱也给李万兴顶了利钱，一个也没落到手；今朝翻身啦，不给工钱我也要刻！”
“本地人”和“外来户”中间鸿沟也在翻身运动中被群众填平了。再听不见有人叫“草灰”了。村干部是原村人民自己选出来的，有“本地人”，也有“外来户”。大家互相尊重，团结得像一家人一样。什么人领导着填平了这道沟，改换了这通碑呢？农民郭二合在他的墙上写着这么几行字：
“共产党领导好；
清于水，
明于镜，
团结如钢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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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尺高的大石碑，傲然地立在池子旁边新建的碑亭里，它仿佛向过路的人们宣布着：“罪恶的封建统治已经摧毁，胜利终于是人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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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要走劳动发家的路子！”
战士说服家人献田
朱文
孟和同志家庭是个地主，这次农民翻身运动中，群众还未和他家算账，他父亲就跑到部队上来，找孟和同志说：“村里穷人要斗争咱哩，怎么办？”孟和同志知道“农民不发动起来，革命不能成功。”他很快的将这个道理和家里剥削穷人的错误，给他父亲解释了一番，父亲听了，思想并没打通，但也不啃气就回去了。
隔了些天，孟和同志利用战争的空隙请假回家。
首先回到村里村公所，村干部见了都夸奖他，并买纸烟招待。孟和便和他们拉谈起来，由前线打胜仗拉到翻身运动，然后拉到村里的事。孟和同志向大家道歉说：“上次我父亲没和你们商量就去前方找我，我那时已批评了他，请大家原谅！”村干部都说：“那不要紧，对你家里照顾不周，还望你多包涵哩！”大家都很客气的欢谈了一阵。
从村公所回到了家里，孟和就和他父亲说：“现在是农民翻身的时候，咱家要好好向群众坦白。”他父亲听了，愤忿不平的说：“你叫我坦白啥呀，咱过去虽是地主，但咱在街上没有做过坏事！”孟和同志很耐心的说服着：“你想想，咱的家业从那里来的？还不是以前几家佃户捆着肚子给咱送粮，积攒下来的吗？咱们过去用四个雇工，人家一年到头忙个死去活来，粮食收到咱家里，人家倒分一点点，不够全家吃用的，这不是剥削得人家很厉害吗？要不是人家穷人给咱劳动，咱有地也不会收粮食呀！”在开始，他父亲听了有些皱眉头，后来听的脸色转和了，间或也点点头，孟和接着说：“因为咱是军属，村里才对咱客气，但咱可要自动。”在说服了父亲之后，他又去到祖母那里，说：“奶奶，村上不斗争咱，因咱是军属，不过咱家可得自动些才对得起人家的好意呀………”祖母初很不乐意，孟和细细开导了半天，祖母才说：“我就是那六十五块现洋，我老了要它没用，还不是给你留下吗？”孟和同志说：“那就好，留给我我就把它自动了”，祖母说：“那么好吧！……”把六十五块现洋拿了出来。
孟和同志动员家庭献东西的消息马上传遍了全村，乡亲们都称赞他：“打老蒋为了咱，叫咱们翻身又动员家里自动，八路军里净是好人。”
群众会上，村干部把孟和同志献的东西念了一遍：“大车三辆、水车一辆、粮食两石六斗、现洋六十五块、堂屋五间、宅子一所、地九亩……。”群众提出：“虽然孟和家是地主，可是他是军属，地也不多，人手也少，还是把九亩地退还孟和家吧！”全场一致同意。
事情办妥，孟和同志又说服家人，好好生产，要走劳动发家的路子。这才很愉快的归队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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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仇与恩
杨民山
一月十三日，进犯玉皇庙（金乡西）的蒋军溃退了。八路军跟踪追击时，发现了一个蒋军小号兵在路边哭喊着：“八路军！八路军！”
他叫李世运，十八岁，河南宁陵柳河村人。父亲在去年八月被蒋军抓到河南保安第五团当伙夫，他去给父亲送鞋，也被扣下强迫当了号兵，母亲因此被逼得上了吊。
这次他父亲跟着蒋军进犯玉皇庙时受了伤，躺在地上呻吟着，李世运想起了八路军，就对他父亲说：“爹，你忘了去年七月间八路军到咱村时救济咱，对老百姓那样好吗？你在这里等着，我去找八路军大哥来抬你到医院去。”
他到处哭叫着，终于遇到了八路军。八路军战士们就跟着去抬他的父亲。但当找到以后，不幸已因流血过多死了。他抱住尸体哭号：“爹，这是中央军要了你的命呵！”
八路军给他父亲买了棺材，埋葬在玉皇庙村边，并且立了一个木牌，上面写着他父亲的姓名、年龄、籍贯。埋葬以后，李世运突然抱住八路军战士说：“我要参加八路军，我要报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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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蒋军士兵之歌
齐语辑
一个多月以前蒋军尚未过黄河占领我濮县清丰一带时，在蒋军第五军中流行着许多歌谣，其中有一首是：
“宁肯往南走一千，
不愿往北走一砖，
誓死不过老黄河，
誓死不进太行山。”
蒋军士兵们都以为过了黄河，开进太行山，只有去的路，没有回来的路，这首歌谣充分透露了蒋军厌战的情绪。
最近有一首是：
“一诚（陈诚）不如一诚（刘伯承，蒋军多写作刘伯诚），
五刘（刘峙、刘茂恩、刘汝明、刘汝珍、刘广信）不如一刘（刘伯承）。”
这首歌谣也说明蒋军士气低落，对内战前途悲观，而怨其长官无能。
另外还有三死（师）（第五军共有三个师）之谣：
一、行军拖死（军官行军坐汽车士兵地下赶路）。
二、挖工事累死（蒋军每占一地先挖工事）。
三、让八路军打死。
他们为了逃脱死亡的命运于是又有一首找出路的歌子：
中正不正，
待遇不同；
要找出路，
找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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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与前大不同
翻身歌谣
长治市一区通讯小组
在去冬深入彻底的填平补齐运动中，群众的思想觉悟更加提高了。在斗争中，选出了真正为他们所爱戴的群众领袖来替他们办事。下面是长治老百姓的翻身歌谣“十不同”中的两段。
从前地主住的房，
四梁八柱七十二根椽，
顶底灰砖洋式装，
威风杀气响丁当。
谁知穷人住的破伞叉，
黑夜没灯透月光。
现在世界翻了天，
穷人住上了砖瓦房。
从前街长放个屁，
下边跑腿沉不住气，
有心向上把禀奏，
小民那敢强出头？！
现在民选新街长，
相互批评真经常，
谁有错误谁接受，
大小干部都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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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们正在建立一个
法西斯的中国
美·史沫特莱作
史沫特莱女士是美国名作家，也是一个中国问题的权威。到中国来过几次，在八路军、新四军中都曾协助工作，且与宋庆龄同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之发起人。这篇文章是对美国人而作的，但当蒋介石和平攻势被粉碎，狂吠着推卸内战责任时，读来仍觉有力。大家可以看出“和平之门”自被蒋介石为首的反动派关闭而且钉死以来，从来就未开过。“若他依然掌握大权，就不会有和平与民主”，今天更加明白。
——编者
去年马歇尔将军去华后不久，一位曾在中国有年的美国军官对我说：“蒋介石专权继续下去，马歇尔决不能有所成就，蒋是中国一切反动势力的头子，若他依然掌握大权，就不会有和平与民主。”继在一月时，当中国各政党签订了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协定，规定国民党军与中共部队都整编为中国国军，于是那位军官就说：“等待着看把戏吧！”
在一月政协协定墨迹未干，把戏便开场了。这个协定，在国民党右派眼中是件讨厌的东西，国民党反动派以蒋介石为首，自三月开始制造了一联串事件。根据自中国归来的美国权威人士所言，那些反动派的战略计划分三个阶段：一开始是准备阶段，肃清民主运动，如用收买造成内奸，以恐怖手段使人不敢言论，或给套上“共产党”的帽子，这样便可把中国问题以国共权利之争的形式出卖给美国；在次一阶段中，用美国租借物资与借款装备起来的国民党军队，进行消灭中共部队的战争，把美国拉进去支持国民党，同时想使苏联出来参与支持共产党，从而把这种形势导入第三阶段——美苏战争，把全中国作为战场。
据可靠消息，蒋介石在五月的国民党会议中曾说：“我们再有三个月准备，以后就去消灭共产党。”这个战略计划，开始只是在美国高级军官与金融巨头间唧咕着，接着就在十分乐意听的人们耳边喧嚷起来了，以至今天中美反动派谈到美苏战争的必然性了。命运之神和上帝都不负这个计划的责任。这是人所制造出来的。
七月——三个月准备的最后一月，蒋介石就下达内战命令。这份命令落入中共的手中，就交给马歇尔将军，后者便偕着我们的新大使飞往牯岭，那位在山上避暑的蒋氏给予一个这样的印象，不是他自己而是他部下应负这件事的责任。可是，内战毕竟依着预定计划开始了，八月十四日蒋在牯岭发表胜利日文告，那里他和他的党企图推脱一切内战的责任，而归罪于共产党，那个文告正式告诉中国人民，所宣扬的现实都是在美国导演出来的，而美国的枪炮、金钱与对国民党政府的援助乃是蒋之统治的唯一支持者。请考虑一下文告中的下列一段话：“拘束人民自由之战时法令已予取消或修改，……灾区已予救济……税收制度已予改善”（此系直译，并非中文原文——译者），而在八月十三日，蒋发表文告的前一日，有一过去曾是热心的国民党员，而今任中国劳工协会会长朱学范先生，向世界呼吁求援，反对政府对工人运动与民主运动的进攻，他电称政府官员与警察已占据了许多省的劳协办事处，拘捕了廿个会员并且占据了工人医院和重庆两个由捐款所建立的劳工福利社。五月间，中国特务封闭了中国民主同盟在西安的机关报——秦风日报，殴打职员，击毙其编辑，王任律师勇为此案辩护，也被捕处决，对外公布说他是由于吸食鸦片而枪毙的！过去的一年，许多民主人士被绑架和“失踪”，至今犹不知他们下落如何？五月间在上海北面的南通地方，有二十名职业界人士，因不听从警察当局命令而在执行小组前作证，事后即失踪。几天之后，有其中的四具尸首从江岸附近捞起来，他们都被绳捆着，眼已被挖去，肢体也都不全了，他们的名字是孙天，当地国民党日报编辑；顾新彦（译音），当地艺术专科学校职员；李天元（译音），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钱素芬，南通中学教员。又在五月里，封闭了广州许多书店与文化团体，同时，一群有组织的暴徒捣毁了两家自由主义的日报，加以“共产主义”的帽子，只因为那两家报纸揭露了政府对联合国救济总署物资的贪污事件：一是一大船救济米给了国民党五十四军，另一船救济的面粉到达广州少了三百包，要求说明原委时，负责救济官员说：“风很大，把那些面吹到海里去了。”
三月的国民党中央全会，擅自改变了一月协定，以致民主同盟与共产党都不能同意他们的决议。国民党计划收买民主同盟领袖去瓦解它，当预定的内战日期迫近，而那些民主人士仍然拒绝一切收买，于是国民党特务就于七月十日暗杀李公朴先生，他是民主同盟领导人之一，且任昆明民主同盟机关刊物主编。在李先生葬仪后四天，闻一多教授发表了辛辣而英勇的演说反对特务，他是美国支加哥大学毕业，且在美国经费办的清华大学当了十年文学教授，在他讲后数小时，他和他大儿子也被暗杀了。其他在昆明有十一位教授被监视以便处死，以致他们全家逃到美国驻昆明领事馆里去避难，在这些暴行之后，纽约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接到电报，说有十三个杰出的中国职业界领袖被杀，并且指出凶手是用美国无声手枪，这是（国民党政府）特务才有的武器，由美国战略事务处供给的。
蒋所说的“税收制度改进”亦与事实不符，五月间有数千农民在蒋的老家浙江省里步行到杭州，向政府请愿，反对三种新的米税，其中之一是政府的“借粮”，乃是榨取农民粮食，供给国民党军队与当地行政机关，当浙江农民得不到救济而暴动时，政府便派部队去镇压起义，烧毁了他们的家屋，杀了一百五十个农民的领袖。
美国人把这种情况归罪于中国政府，但中国人民不会忘掉，在去年日本投降时，国民党独裁政权何等无力与遭受普遍的怨恨，那时如果没有美国给它以枪炮和金钱援助的话，是能以民主政府代替它的。在战争期间，我们装备了国民党部队二十个师与数千中国特务，去年又以租借物资装备了四十个师，此外还有数百轰炸机与战斗机，二百三十一艘军舰以及公开与秘密的借款，据说借给蒋记独裁政府之款达四十万万美元。我们（指美国——编者）的飞机与船舰以解除日军武装为借口，把许多国民党军运往中共地区的心脏地带的内战哨位上。现在山西尚有六千日军和数千日本间谍，其中有几个在北平，依然在中国政府领导下工作，在保障铁路畅道的借口下，美国海军陆战队仍占领着中国领土。
读了这些关于恶行，暗杀以及腐败情形的报告，美国人民会说我们的政府铸成了大错，或者说马歇尔被欺蒙了，消息灵通人士认为自从一九四四年史蒂威将军召回之后，由于我们政府中某些分子与某些财政利益，决定了把中国变成另一个西班牙，赫尔利将军辞职并未使他们的计划改变。我们可以想着我们政府铸成大错，但中国人民知道：由于我们大错的反动方向所赋与的代价。几个月来，从中国各阶层发出的抗议和呼吁，已源源地传入我国，要求美国军队和军事物资从中国撤回，要求直到民主联合政府成立时才给予帮助。这些抗议在中国国内的中文报纸不敢发表，甚至对孙逸仙夫人（宋庆龄女士）的话都不敢登载。
最近国务院声明，不管所有这些呼吁，美军并不从中国撤退。这种声明只能煽起中国的反美火焰。假使我们美国人轻信国民党宣传，说是反美情绪高涨是“共产党的耸人听闻”，那么我们便会犯很危险的错误，因为这是普遍的，不是共产党，而是应由美国的行动负责的。六月二十六日美联社记者约翰特立克从北平来信说：“美国的声望正在走着下坡路，急需华盛顿方面以最非常的行动实行‘悬崖勒马’。”在来电中说，不仅共产党与自由主义者反对美国错误政策，而且普遍到银行家和商人中了。
在六月里，著名的中国军事战略家与军事教育家杨杰将军，在昆明对许多学生与教师演讲说，新的美国帝国主义正在企图把中国装到口袋里去。他并警惕大家，中国政府不是一个独立政府，它是听从美国的命令行事的，列举许多事实，证明他的观点。他说在纽约出席联合国会议的中国代表团支持美国对西班牙政策，虽然佛朗哥统治曾经首先承认日本在满洲与南京的傀儡政权。
由于我们政府冥顽地支持最腐败贪污的分子，这就须要美国人民加以压力了，我们可以而且应该设身处地想一想，若有外国军队占领着美国土地，而且有一强国伪装着对我们友谊，武装起美国的赖金斯贝尔勃斯、阿尔卡伯斯、克伦斯曼之流（这几人全是法西斯分子——译者）所组成的政府，并且在财政上支持他们，那么，我们将怎么办呢？我们自己的命运正在中国与中国人民的斗争联系着，每个爱国的中国人，每个中国的民主人士，他们对中国法西斯战斗的受挫折，也就是削弱我们国内的民主力量，假使我们要一个反动的中国吉斯林政府，我们便可继续着目前这样做；如果我们要的是一个和平民主的中国，对我国维系着亲切的兄弟之谊，这是可以获得的，那么，就须促使我们政府改变对华政策，撤回对目前国民党统治的一切支持，并且让中国人民去处理这些如同我们自己在美国国内处理类似的事情那样。我们允许我们政府继续现行的政策是无异于不名誉地出卖中华民族与美利坚民族及其人民。
（威尔译自去年八月份美国某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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