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版()
专栏：
中共影响在日本的发展
作者休·第尼
原文载六月廿八日上海密勒氏评论报
中国共产党，在日本，已经发生着非常强大的影响。对于这一事实，美国占领当局，已经惊惶起来。虽然有点不中用了，麦克阿瑟的人员们还在想法应付呢。
日本共产党，大约有七万党员。他们现在宁要依从中共的思想，作为向导，倒不一定要紧靠西方马克斯主义者的著作的。毛泽东，日益被推崇，成为和马、恩、列、斯相等同的理论家。战前马克思主义者对于日本社会的分析——包括共产国际所赞同的在内——正在部分地依据毛氏的著作，加以批判和修正。
中共在日本的影响，部分地是由于野坂铁（野铁参贰，即冈野进）的努力。他是日共的领袖，在战争的后几年，取名冈野进，在延安工作。但是，比较基本地，这一事实（按即中共在日本的影响），正反映了中共力量的壮大，也指明了马克思思想对于亚洲条件的适应。
关于中共的出版物得到了最广泛的销路
显然，美国占领当局所伤脑筋的，是中共影响大大地扩展到了日共党员范围之外。日本人民，一般地，对于中国共产党，好象有一种不能满足的追求心理一样。这可能部分地是由于中共在华中华北抗击日军的成功。关于中共的出版物，几乎是自动地，得到最广泛的销路。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有两个译本出版，马上就都卖完了。他的其他两种著作，论持久战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也出了书。
日本作家关于中国革命运动的一些著作，也出版了。这些著作当中，内容最丰富的，要推中西的作品。今年四月，中西被选为参议院议员。现在看起来，无怪乎当年那样多的日本人，多年在中国，进行日本军阀所不会赞同的研究工作。然而，中西终于在一九四四年被捕入狱。现在流行的书，就是他那时在监狱里开始写的。
日本左翼作家鹿地亘，有一个时期，在鲁讯的庇护下，住在上海。战争期间，住在重庆，要给中国人民服务。虽然有书报检查的重重困难，他总算是出版了几种流行极广的关于中国的小说和文章。
中共被仰慕着
在这里，另外一种影响很大的书，是时事新闻社出版的黄炎培作的“延安归来”。
所有关于中国共产党的著作、是一致同情的；虽然也有极少数带了比较灰色面貌的著作，如象松本曾吉的“毛泽东传”。在东京，甚至曾经演出这样一个戏剧：剧中的正派是中国游击队，显然是共产党领导的；反派是日本的皇军。观众对剧中的反派，无情地发出厌恨的嗤声。
美国占领当局，惶恐着中共影响的扩大，现在已经采取限制办法。今年一月，斯诺的“西行漫记”出了版。马上就卖完了。麦克阿瑟的社会情报教育科的官员们，显然厌恶这种书的流行，便把它的第二部分“西行漫记续集”，扣压了三个多月，不让出版。
斯诺夫人所著的两本书：“中国民主建设”，这是讲中国工业合作社的，和“中国劳工运动”，也都被扣压了九个多月。
现在，美国占领当局，又禁止了其他两种毛泽东著作的出版；借口说是版权关系。麦克阿瑟的官员们，对一位日本出版商这样讲：在考虑允许出版问题以前，必须先拿来毛氏签字的许可证件。
另外，最近几个月来，因为检查的更加严厉，关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内战的作品，已经大大地被压制起来。电报通讯社在这里发出的，安娜·斯特朗的一篇文章被扣压起来，因为里面报导说新四军缴获了大量的美国装备。（棣华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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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看到了真正的中国
密凯尔·开昂作
章枚译
我在那地图上叫做“中国”的地方待了八个多月才找到真正的中国。我到那地图上叫做“中国”的地方，是从世界大商埠之一的上海进来的。我到那真正的中国来，则是经过山东海岸上的一个小小的渔村进来的。
我坐着一只航海的大洋船来到上海。在上海所有的码头上，从世界各处来的船只正在大量卸货。在外滩，在上海所有的马路上，奢侈的汽车闪耀着红的，绿的，蓝的美丽颜色。和世界上别处一样华丽和现代化的高大楼房，耸立在天空里。商店里堆满了华丽的绸缎，贵重的照像机和自来水笔，巧克力糖和奢侈的罐头食物。但是在这些商店的玻璃窗底下，我看见生病的要饭的小孩蜷缩着睡在那里。我在较大的马路上走了许多里路，而到处我都看见男男女女和小孩在饿着，在病着，穿得破破烂烂。
我以一个外国公使馆职员的身份，曾和所谓“中央政府”的大小官吏谈过话。我和这些官吏谈话，有时是在他们常常借以请客的浪费的鸡尾酒会里面。有时是在他们华丽的现代化的办公厅里擦得发亮的大书桌旁边，或是在他们那夏天有冷气，冬天有热气的家里的奢侈环境当中。他们穿着整齐的制服和华丽的衣裳显得很不错，而从他们的嘴唇上溜出来的词句也是显得满好听。但是若有人在他们会话的光滑的表面底下去发掘一下，总会发觉他们老是失去信心、不安、傲慢、急燥、不满和过分挑剔。我发觉在国民党政府里做事的年轻的男女们，回到自己家里时，总是悲观而不愉快，并且常常害怕着一种他们不愿说也说不出的某种东西。
我到了北平。对我说来，这似乎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之一。当我出去和燕京、清华和北大的学生谈话时，我发现这些学生有敏锐而灵活的头脑，并且对各种知识有很高的学习欲望。但是他们不能把他们的思想限制在寻常学习的轨道里。他们被那学院外面的许多重大问题弄得心神不安。使得他们很愤怒而紧张。在北平的美景底下，我感觉到有一个可怕的暴风雨正在酝酿着。
我在南京上海和北平住了八个多月以后，我渐渐感觉到我在生活着的那个世界有点不真实，是一个停滞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没有一个人能和他自己或他的邻居长期和平相处！
这就是那地图上和大部分的世界上人们所称为“中国”的地方。但是在最近三个月内我已经发现这不是真正的中国。
我走进真正的中国是经过山东海岸上的一个小小的村庄。我由一只颠簸的小船摇到岸边。那里没有发光的汽车把我很平稳地接到现代化的旅馆里。头一天晚上我睡在高粱铺上。第二天晚上我坐在一辆敞篷的大卡车上吼叫着通过冰冷的黑暗。到了第三天我才感觉到我已经与真正的中国会面了。这次会面是在解放区，这里生长着一个新社会的象征，它留在我的脑里永远不忘。
在天亮以后不久，我就看见一条长长的人的行列伸张在前面的大路旁边。当大卡车追上他们的时候，我看见他们正在拉着推着很大的独轮车，上面高高地堆满了货物。从汽车的后部有人喊着告诉我：
“他们是运粮食和供给品给前方部队的。”
独轮车的行列似乎是无穷尽的。我开始数它……一百，二百，四百，五百……后来我简直数得厌烦了。当卡车在桥边停下来的时候，我下了车想用力把一辆独轮车抬起来。在那些老百姓善意的哄笑当中，我尽力把它抬起，跌跌冲冲地向前推了几步。但是人家告诉我，这些人们要每天把这些人们要每天把这些货物在寒冷的天气里推着拉着走五十，六十，有时甚至要走八十里路，而且对一个刚从国民党地区来的人来说，其中最感动人的就是这里并没有当兵的用鞭子或刺刀押着他们走。他们紧张地用力向前走了又走，完全出于他们自愿。
我在山东无论走到什么地方，总看见类似的小车行列绵亘于大路之旁。我总看见他们喘着气，挥着汗，推着，拉着那些车子走上陡斜的多石的山路。我总看见那些推车的人在村庄里作简单的休息，养精蓄锐等待着又一天的沉重工作。
也许对你们生活工作在山东解放区的人们，这些推车的行列似乎是一种很平常的景象，但对我刚从外国和国民党地区来的人来说，这不是一种平常的景象。这是一种惊奇的事情。这是自由的人民保卫他们已得的自由要做的事情的一个感人而生动的证据。
我是一个一点也不懂这里的话的外国人，我常常很难确定我对解放区的印象和认识是否正确。但是有一个印象，我无论到什么地方都能得到的，而且是任何语言的隔阂都不能妨碍我得到的。那就是“自由”两字。
你们也许知道在对日战争时期，西方的民主国家曾有一个口号叫做争取四大自由。这四大自由是：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穷困的自由和免于恐怖的自由。在全世界建立这四大自由是西方民主国家所应当斗争的目标之一。
我可以告诉你们，虽然德国和日本都被打败了，但西方各民主国家至今离开达到这目标还有一段长远的道路，并且在他们国内至少还有两种自由还未得到：那就是免于穷困的自由和免于恐怖的自由。我可以告诉你，国民党地区，据我看到的，离开得到自由的目标甚至更远。让我告诉你，我在国民党地区所经历的一段小故事。有一天当我还是奥国公使馆的职员的时候，我和一群朋友到南京城外山上去打猎。在一个小山洼里我射中了一只野鸡。我想在城里我家里已经够吃够喝的了，这野鸡明明是属于老百姓的东西，对他们更属需要。我就检起这死了的鸟，走到一个小庄上。有一个老乡正在井口打水。我微笑着把那野鸡送给他，他吃了一惊，看看那野鸡又看看我，然后一句话也没说就转身急急忙忙走进庄子里去了。我就跟着他。一些老百姓聚拢来了。我一边微笑着一边设法把那野鸡送给他们，他们瞠目瞪着我，一点也不笑。我可以看出这不是因为他们不懂我赠送的意思，而是因为他们全都被吓住了。我不明白我为什么吓了他们。但我吓了他们，却是事实。
现在当我已经经过了山东的许多村庄以后，我已发觉这种恐惧在这里是不可能的，假如我把同样的东西送给这里的老百姓，他们也许觉得很有趣，他们也许不接受我的礼物，但是他们决不怕我。
因此我觉得山东的人民已经摆脱恐怖的自由，这是西方民主国家要得到但还没有得到的。除此以外，由于我已经过了许多村庄，并且看见那些老百姓已经有了足够的粮食蔬菜和肉类，我觉得这里的平民比较西方各民主国家的广大群众对摆脱穷困已得到更大得多的自由。并且因为我已经听过无数的热闹的村民大会，我对山东人民已有完全的言论自由，已无疑问。
因此根据我所能判断的程度，我觉得山东解放区的人民在许多方面都比西方各民主国家在真正进步的道路上前进的更远，虽然西方国家在这道路上比他们开始得早并且有许多这里的人民所没有的有利条件。
农村的生命力和自由的最充分的表现似乎就在那无数的村民会议里。在我参加的会议里面，他们说的什么我几乎一个字也听不懂，但是语言的隔阂绝不能掩盖住那会议的活跃和民主的本质。根据我所能观察的程度，任何人有话要说的都说了，而且高兴说得怎样激昂就怎样激昂。任何人如有不同意的意见也可以说。在闪烁的油灯光下注视着人们的脸，我看见很少人不注意听别人的发言。开起会来总是很长。最简单的问题也和最大的问题一样，用同等的精力讨论得一样彻底。在散会的时候我几乎每次都感觉到每一件事情都已为每个有关的人所彻底反复讨论过，而达到一个真正反映一般人意见的行得通的决定。
许多夜里躺在床上睡不着，听着附近开会的哄哄声音，我自己心里想，假如我对这些会议的印象是正确的话，那么山东的政府是建筑在一个真正实行着的民主制度的基础上面。这些男人女人和小孩子这样彻底而积极地解决他们自己村庄的问题的，就是新生的中国是一个民主的中国的最确实的保证。
去年在南京，我和另外一个外国记者正要走进那所谓“国民大会”正在开会的地方，看见三辆黑色大汽车很轻快地开进院子来。有许多人从里面涌出来奔向各个方向去。我们两人发觉自己被一群铁面的人逼到墙根上，他们的手放在口袋里，他们的口袋凸起来，显然里面装的是手枪。我当时以为我们一定是在芝加哥，而这是一群土匪正在抢劫银行——然后我瞥见一个留小胡子的小个子在更多的铁面人当中很快地走了过去。我才知道原来这是蒋介石到了，而那些把我们押起来的铁面的人并不是芝加哥的土匪，而是他的一部分卫队。
我想起这件事的原因是因为昨天晚上头一次会见山东解放区的省主席黎玉同志，而他到我的住宅来和蒋介石之到达那所谓“国民大会”，我不能找到更鲜明的对照了。这里没有大汽车停下来时煞车的尖声，也没有特务把每个在场的人逼到墙根上去。黎主席静悄悄地走进院子，只有一个警卫员同样静悄悄地相隔几步在后面跟着。他和我握手后就坐下来。那警卫员也规规矩矩地留在外面。
如果人家要我把我印象中对山东解放区政府和国民党地区的政府的区别归纳一下，我可以这样来说明它：国民党地区的政府是和那地区的人民完全不同而隔离的东西，而山东解放区政府则是与那地区的人民完全成为一个东西的。
他们的主张和目标很明白地不过是他们周围的人民的主张经过他们集中起来组织起来使之更尖锐有力而已。
国民党的宣传家们关于解放区政府讲了各种可笑的互相矛盾的话。一会儿他们说这些政府是一个铁的独裁，一会儿又说那里根本没有政府，只有几股残匪。一会儿他们说那些政府官员生活在无聊的奢侈里，并且用狡猾的鬼计来欺骗人民，但下一分钟又说这些官员是愚蠢而不识字的农民，生活得象猪一样。
当然，在我来到解放区之前我就知道所有这些都是可笑的无稽之谈。但是去观察这里的政府实际上怎样做的，看看它实际上与国民党那些宣传家们所描画的有多么强烈的对比，则是非常有趣和令人兴奋的。
举例来说，当我住在滨海南湖区的时候，政治指导员李希清同志花了很多宝贵的时间帮助我了解那地区的情况。我记得有一次和他一同到别的庄子去的路上，我倾听着他解释土地改革，教育，慰劳前线和其他的问题。我注意到我们走过的时候老百姓向他微笑着招呼他的那种神情。我又用力去想想，在我认识的国民党官吏之中有哪一个具有他那种坦白诚恳和不加吹嘘的自信的百分之一的呢？我实在想不出。
我对解放区事物看得越多，我越认识到他们真是一个大家庭——为了自由，为了民主，为了进步，并且为了一切人类社会里认为好的，有建设性的东西而团结，奋斗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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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陇海线上的翻身运动
黎光
陇海路破击战开始，我们五分区干部，随军到了陇海路两旁，西起兰考东至商邱，包括四百五十多个村庄的大块新区。到那里后，首先便进行宣传；讲反攻形势，讲我们的政策。破路民工也把流动壁报挂在街上，并三三两两召集群众开会，讲自己翻身经过，使新区群众兴奋异常。因此，每当我们一到那里，群众就围上来，问长问短，诉说他们的苦难生活。离柳河车站八里路的某村，一个柱着拐杖的老头向我们诉苦说：“汉奸队在这里时，粮食打下来，被他们今天要，明天要，没到春上，就任啥也没吃的了。我上树摘树叶，眼一黑，把脚跌坏了，一辈子也不能好啦。”某村一个佃户控诉他的东家说：“每亩地要缴九十六斤租子。这二年又加了二十斤柴，五斤草，还要替他出差；出差没有个数，连饭也不管。伙计们商量预备搬出去（住的是地主房子），东家听说了，大发脾气说：‘谁搬，先扬了谁家的骨！’（因佃户没地，填都埋在地主地里）。吓的谁也不敢哼气了。”很多人说时都掉下了眼泪。
新区村子里，到处可以看到地主的砦围，耸立着威风凛凛的高楼大厦。但是现在他的威风倒了。破衣烂褂的老农民、妇女、儿童，打破了几千年的老例，冲进地主的大门，收回了过去被夺去的粮食浮财。周副司令和夏主任，一面作战，一面亲自帮助了一百多村群众清理地主的浮财。战士们更帮助老婆婆、小孩扛粮食，直到半夜。
打开马牧车站时，一个同志去理发，理发匠诉苦：“俺家五口人，中央票不顶钱，一天赚的不够一天吃，一家老小真没法过。”接着他又羡慕的说：“啥时能象北边那样？分了地就好啦！我分上五亩地，再加上手艺，就不愁吃啦。”最后他问：“什么时候分粮？”那个同志告诉他：“就要分。”他便马上就叫他小孩去拿口袋。这个风声一传出，头还没剃好，街上集合了二三百分粮的群众。有一次我们半夜到潘庄；不久，就有穷人问我们：“逃亡地主有粮食，该不该分？”我们说了声该，他们就到处去串通，一会集合三四百人，四周小村的穷人也都来了，天不明，把家具衣服都分完了。少徐庄一个农民，夜里给我们带路，还穿着单裤，裤子破的露着肉。路上他告诉我们，他老婆也没棉裤，嘱咐他明天再分浮财时，分给她一条棉裤。第二天分浮财，他果然分的棉裤，并且还分了条被子。他喜欢的了不得，找来对我们说：“你们以后可要来找我呀！汉奸队回来，也不怕。你们晚上来，只要在后墙上跺几脚，我马上就出来接你们。”
分粮后，群众和我们更接近了。一天晚上我们走到王桥附近的小庄，向农民问路，他自报奋勇的带路。此外群众并自动帮助民工作饭，报告特务、地主的枪枝。某庄老太太要我们在她那里按设据点。
现在陇海路上四百八十多个村庄，都轰轰烈烈的分粮分浮财。群众已和我们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向地主蒋匪们进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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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今日的大杨湖
一山·景还
大杨湖，这就是蒋匪军师长赵锡田被刘伯承将军活捉的地方，但当时人民解放军的炮火并没有完全把地主封建势力摧毁，使蒋匪与当地地主以后能向农民进行了联合进攻。敌人为了控制菏考路，在大杨湖北八里的水牛李按上了据点，接着逃亡地主“董二扁食”“周二训”“杨大得”“杨二短腿”都回来了，对农民进行倒地倒粮，杀害村民。
大杨湖二百廿户人家，就有一百多家军属，过去曾是一座抗日堡垒。今年春天进行了土地改革，当进入复查时，这村罪大恶极的地主杜心保及其父与顽匪勾结，于阴历七月二十四日，抓去这村群众与军属五十余人，他即同其余八家地主搬运财物到蒋占区去。接着，敌人便衣队不断出来抓人与抢粮，群众无法生活，纷纷逃到根据地来。大杨湖共一千二百二十四口人，除随杜惠田、杜心保等跑到蒋占区的八十三口地主家外，几乎全部都逃来了根据地。
现在大杨湖只剩了有数的九口人，都是老头和老太婆。其余被敌捉去的群众中，两个军属被杀了，两个人失踪了，还有九个人被敌人监禁在据点内。逃到我根据地来的群众，他们见到我干部就沉痛的说：“我们过去对地主太麻痹了。”
虽说如此，大杨湖的农民们的斗志并没有完全被打下去，集体向民主政府要求发枪，要去与蒋军和反动地主打仗。我政府答复了他们的要求，菏泽更生区第三联防队，就是这样组织起来了，他们同其他弟兄联防队，一同活动到敌据点周围，他们穿着便衣，地主“董二扁食”的反动武装也穿便衣，差不多每天都要碰头开火，当地群众说：“蒋匪军打不过我们的正规军，敌人便衣队也顶不住我们的人民武装。”阴历九月二十九日，第三联防队配合地方部队，在白寨活捉了敌便衣队副王克明等七名，毙伤敌六名，战斗时大杨湖联防队有个队员小名叫要的，上去死抱住一个敌人。他们在为本村群众报仇，要把自己的家乡从敌人手中夺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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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解放石家庄战斗通讯
生擒装甲火车
日红
在我军会攻石庄市中心区核心工事时，立功部三营与敌铁甲列车发生一场激烈的搏斗。立功部由东南突进车站后，敌向路西退却，我乘胜追越铁路。但在东北角仍留下七连连长及两个机枪班巩固阵地以箝制敌人。忽然听见车头汽笛的吼叫，七连连长猜想一定是铁甲列车来啦，便马上攀上车站货架梯子，爬到两丈多高的洋房顶，果见白烟滚滚，一列装甲火车风驰电掣，象巨蛇一样从北直向我阵地驶来，空气立刻紧张起来。七连长来不及从梯子上下来，就直从房顶上涌身跳下，急令通讯员速调三排转回阻击，他自己就抓起一挺机枪，又翻上房顶，立着向冲过来的车头猛射，同时机枪班的白凤喜也架起机枪卧在铁轨上，迎头向敌车射击。此外加上营部及八、九连机枪的配合，穿甲弹象骤雨般从三面喷向车头，刹那间，列车猛然停止了，粗重的喘着气。
此时正好三排长亲自带领九班也赶来，隐在路旁的红墙里边，又给列车一顿猛烈的炸药手榴弹，七连长说：“列车只会冒白烟滴搭尿（漏水），不动弹啦”。装甲火车的水锅被打坏了。正在这时，列车上的敌机枪和钢炮向我阵地开火了，七连长决心向列车冲锋，年轻战士黄新贵首先冒着敌机枪弹一跃跳过了车站铁丝网攀上了火车头，功臣续金魁和连长等也相继冲进车箱，手榴弹声和爆炸的烟绕着列车冲腾起来，敌人一个连全部被压缩在一个车箱里，这个车箱正是敌连长的所在地，他们凭借车箱的装甲钢板继续向我射击，拒绝投降。于是，亲临指挥的三营营长张贵臣马上命令九连准备，把这个车箱炸掉，战士王本现爬近车箱，做完了准备工作。只听见“轰”然一声，随着烟幕，王本现一手攀住车箱上的枪眼，就跳上去缴枪，敌人却从枪眼往外塞出一个手榴弹，他赶快松手，跳下车来卧倒，没有受伤。
胡副政指对王说：“再炸它”。王本现冒着敌机枪手榴弹火力沉着的又做好第二次准备工作。接着比刚才更猛烈一声轰响，天震地动，车箱一歪，倒在路旁，铁轨直竖起来，王本现一马当先，随后七、八、九连全体战士一涌上去，将没炸死的敌人全体活捉了，一辆放在列车上没来得及用的敌坦克也成了送给我们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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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水上英雄李文山
荣举
李文山过去是××渡口水手二中队的七班长，由于他的工作一贯积极负责，现被提升为六中队副，并于这次英模大会荣膺一等英雄衔，是出席全军区安澜大会的代表之一，他的英勇模范故事是很多的。
有一次，在×庄渡口，刚从河南渡过来六个伤员，恰巧在这时候飞机来了，一扔照明弹，担架民夫们都吓得只顾躲飞机去了，这时李文山便亲自上船，把六个伤员一一背到村里；找到担架抬走才回来。水手们见了他都赞扬的说：
“班长真能行，待伤号比待他父亲还好呢！”他接着态度很严肃的向大家说：“人家可是为了咱挂的花，咱就不能把人家随便扔掉！”
六月初，在××渡口往河南渡担架时，一个民兵一不小心把枪掉到河里去了，这个民兵不识水性不敢下去捞，心里很急燥，李文山又自动用篙探着叫小丑下去给人家捞上来了，那个民兵千恩万谢的感激不尽，并从腰里掏出一卷票子送给他，但他拒绝了，并给那个民兵解释说：“这是公家的东西，俺也有责任爱护他。”
刘邓大军南渡时，他的船头一夜就在宽阔一里的河面上摆渡了十二趟，争取了十四只船中的第一名。
八月间，蒋匪新五军等四个师将我××野战军某部挤于黄河、清河的岔口三角地带，妄图一举消灭，我军亦为了转移方向，争取机会，主动的打击敌人计，就决定在×××渡口迅速渡河北来。
李文山带领一班人使着的一只船，也和其他船只一样的在十三号夜里渡了一整夜。大家没吃一点东西，也没打一会盹。
天逐渐露出鱼肚白的颜色来，几颗残星还在微明的时候，如果按河防的规则来讲，停渡藏船的时间是早已超过了，可是对岸的部队还有一小部分没有渡完，而且敌人还正在向我军逼近中，距我不过四里之遥，情况是异常紧张的。
指挥部及××某部的首长们下了决心，要实行抢渡。一刹那，新的任务传到了十二只船上，大家都在紧张的准备着，因为白天渡船这还是第一次。李文山受领了这个新任务，心眼里早就盘算起来啦：“救兵如救火，要得快点才行！”接着他又鼓动着船上的十几个水手说：“同志们！加油呀！大家要不怕牺牲！咱们多流一点汗，那边的部队少流一点血，多渡一趟，等于多打死几个匪兵！”
头一船平安无恙的渡过了，当渡第二船时，美制蒋机突然在上空出现了，并由两架增加到十五架，不停的轮番俯冲向船只扫射，我军两岸掩护渡河的轻重火器，也同时开火，交炽成了一片火网，浓烟硝磺气味弥漫着河面，李文山船上的水手有些都沉不住气了，李文山又适时的提出：“沉住气，不要管他，努力渡，一篙一桨的和老蒋的飞机拼命呀！”这时李文山的船已缓缓的走到河当中了，两架蒋机忽然急骤的俯冲下来，对准李文山的船哒……哒……哒就是一阵机枪，子弹落处，水花四溅，船上的篙被打断了三根，桨打坏了一把，船舱也打透了几个大窟窿，水手们吓的都噗通！噗通的跳下水去躲藏起来，船上只剩下了李文山一个人，他知道自己的责任重大，下决心打不死就得完成任务。他仍然不动声色的继续掌着舵，叫战士们帮助抛着梢锚，向对岸驶去，他还安慰着船上的战士们说：“不要紧！上面堤上有咱的机枪打！”最后，李文山终于使载着的一个连安然登陆，他也长吁了一口气，庆祝着自己和同志们的凯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