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版()
专栏：
灾难千里
新华社记者集体报导
（由黄泛区至鄂豫皖）
一、
宽达百余里的黄泛区，昔日繁荣的村镇，已完全陷入深达丈余的淤泥之中。当年阳关大道，今已无处寻觅，只见隐隐约约几株小树，掩映着三五茅棚。泛区人民正在乱草蓬生，貉獾如织的荒原，重建家业。
夕阳残照中一位老乡引导我们到丁＠投宿，该村是太康、扶沟间的中心市镇，共有三百多户，民国二十七年春，蒋贼掘堤放水，全部如陷陆沈。民国三十年黄水归槽，人们刚返回故园，又连遭水、旱、蝗、汤（汤恩伯）四大灾害。早逃者辗转乞食，卖妻卖子，幸保残躯。晚逃者饿死道旁，暴尸荒野。居民提及当时情景，每每掩面而泣，直至今日，该村返家者，尚不足六十户。
当记者与村民谈及被灾情形时，农会长唐新之愤恨的说：“提起黄水子子孙孙也忘不了蒋介石，那年老日（日寇）占了徐州，只见‘中央军’一股劲的往西逃命，老百姓坐在鼓里，谁知他掘堤掩护逃命，等‘中央军’过完了，黄水也冲来了，就象塌了天一样，大人哭，小孩叫，起初还家家天天打坝，后来黄水越来越凶，坝也冲断了，大家才争着向外逃，逃得晚的不是被黄水冲走，就是坐着饿死。后来，黄水滚到西边，有的回了家，不料蒋介石又派了一个游击司令叫王介业的，在这一带抢了七次，冬天连个棉袄也穿不上，老百姓送他一个外号叫‘一扫光’。直到民国三十四年，新四军赶走了王介业，俺们第二次回家，成立了翻身团体，在民主政府救济扶持下，开起了荒地，搭起房子，今年又分了土地，吃得饱穿得暖，这才真的过着人的日子。”（徐态）
二、
记者到达潢川商城时，该地正遭蒋匪四十八师与五十八师等部窜扰不久，记者所过数十村庄之内，看不见一只活着的牛驴和鸡鸭，家家户户的屋里和院里，都是牛骨头鸡鸭毛，厨房、堂屋、甚至床铺旁边都是人屎、马粪，桌椅农具悉被烧光，所有未及跑脱的男人，全被抓走，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妇女遭到了奸污。在潢川东南五十里的双柳村，木匠谢宽祥的妻子怀孕七月，亦未幸免。四十八师五个畜牲将她轮奸之后，又用满钉铁钉的皮鞋，在她腹部猛踏几脚，当场绝气。记者看到她的尸体时，下部尚在流血。商城以北三十华里的上石桥集上，蒋匪五十八师在遭受歼灭性打击全线混乱的前一小时，三个畜牲把小贩子洪年十三岁的女孩活活奸死了。（柯岗）
记者调查了一下商城、光山一带群众在蒋匪统治下的负担：当地多系山地，每亩顶好的水田全年仅收稻子两石，一般的平均在一石二、三斗，但群众对蒋匪的正式负担即有如下几种：（一）粮银：每亩地全年纳银洋一元，依目前市价，银洋一元换蒋币两万二千元，但蒋匪收税机关却规定必需交七万蒋钞，而且只收蒋钞，不要银元，老百姓只得低价来变卖稻子，每斗仅售蒋钞一万四千元，五斗多谷，才可以交足一亩地的银子；（二）稻捐：每亩地交谷四斗，于割稻后一次交完；（三）麦捐：每亩地麦子二斗，于收麦后一次交足。仅以上三项，每亩地的负担为一石一斗六升，已达一般田地平均收获数量的百分之九十。此外尚有保甲费：按户出实物，一般的中等户，每月均需向保长交纳大米一斗半，柴廿斤；壮丁费：视抽壮丁多寡而定，最近半年每保已抽壮丁五名，雇买一个壮丁，需银洋二百元到三百元，折合法币五百万元以上。这样全保即需出蒋币达二千五百万元之巨。由于负担如此苛重，许多农民即使将地里收获全部交纳，也无法把负担交清；但最使群众痛恨的，是去年六月底蒋匪军进犯中原解放区时，过去畏罪潜逃的汉奸恶霸土豪劣绅，又都一齐跑回来，当了蒋匪政权的区乡保长。他们强迫老百姓补交以往十个月的保甲费和粮柴，要立即交清；商城余家集一带的乡保长，更借口物价上涨，蒋钞跌落，将十个月的保甲费加倍征收，老百姓交纳不出，则立被拘捕扣押，严刑吊打，非至老百姓卖房卖地将款交足不能释放，不知多少老百姓因此而破家荡产，当地曾普遍流传着一首民谣：“生下孩子给老蒋，打下粮食给保长，黎民百姓饿肚肠。”（唐西民）
三、
记者经豫皖边境数百里，沿途每一个村庄最多见的是满墙壁的抓丁标语：“保证总动员，孤子要出征”，“捏造缓役者处三年以上徒刑”，在沈邱以东十五华里，赵楼村的一座茅房里，赵延林的母亲领着她的年轻儿媳和不满周岁的孙儿，向记者说：“俺只有一个孩子，今年春天叫他们给抓到城里饿死了，家里的一点粮食也被他们抢光了。联保处的仓库我知道，你们赶快打开它，把俺的粮食还给俺吧！要不，今秋就过不去呀！”在新蔡以北五十户的同庄，记者停留了三天之久，没有见到一个壮年人，所有的都是老人和孩子，七十岁的唐汉平对我说：“这村的青年人，已被抓走七十多个了，可是这些人，有一大半都没有进队部就饿死在城里了，今年春天到现在，光这村的青年寡妇就添了三十多，她们每逢初一十五，总是从黄昏哭到大天明，可是哭有啥用呢？要是你们早来不就好了么？”
在潢川第二区第八保川流店村路过的时候，害着黑热病的康进云带着记者，访问了为免抓丁而砍断了右手的胡胖子、吴庄林和弄瞎了眼睛的李成海，胡胖子和吴庄林的手都是在一家大小号淘痛哭中，被亲生他们的母亲用切菜刀给砍掉的，李成海是个非常漂亮的小伙子，当我问到他的眼睛时，他低头不语，他的二十三岁的妻子，忍着眼泪说：“都是我用针把他的眼珠刺破的呀！当时人家把村子围起来要抓人， 有啥法呀！ ”他的话没有说完，就转身回到屋里放声哭起来了。
（柯岗）
四、
记者到达黄安、麻城一带时，蒋贼正在黄安、麻城、黄岗、黄陂等地，强迫大量收买小麦、棉花。花价麦价暴涨，数月前，小麦一石卖蒋币四万元，收买后骤涨至十六万元，棉花则由前月每石八万元，骤涨至二十一万元，棉、麦都用专车源源运往汉口，各乡镇分设征购处，或指定粮行花庄代为搜购。据熟悉内幕的商人谈，蒋贼计划在湖北搜购一百四十三万六千五百担，经此搜购后，市上麦已绝迹，棉花亦渐告罄，冬令在即，人民难免冻馁，幸人民解放军力量已日益扩大，蒋贼搜刮区域日小，许多地方麦棉已开始大跌，现净花已由二十一万，降至十四万，且势将继续下跌。（王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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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手持枪，一手分田
威克·薛耐逊（ＶｉｅＳｃｈｅｉｅｖｓｏＮ）作棣华译
（原文载五月十七日上海密勒氏评论报）
在山东，一个人一眼所能望到的地方，重重叠叠的山，造成了红绿交错的野景。错杂当中，却很有条理。有各种的绿，那就是有生物生长的地方；也有各种的红，那就是山东海岸未开垦的处女地。这样一些高起的山，恰恰形成了梯田；许多世纪以来，农民们就在那里辛勤地耕作着。
在风吹雨晒，忍饥受寒的北方农民的一生里，这些梯田——土地——就是一切。土地就是生命。农民们，从土地上生长起来，依靠着土地生活着。
“土地改革是一切问题的中枢，”孔东平（译音）对我讲。他是一位青年热情的地方报记者，急切地要在最近所写的小说里，把人民的业迹告给人民。他的谈话只有一个主题：土地。蓁的一切，都是伴随补充的东西。
“这就是我的大学，”他说，挥动了胳膊，在我们周围的土地上，绕了个半圆圈；“人民就是我的先生。”
我碰到许多象他这样的人，政权工作人员，知识分子，村干部。他们好象都有些崇拜土地。他们说起土地的重要性：对于农民，对于他们的国家，对于赢得战争的胜利，都是无比的重要。
例如，有一次，在路上，孔东平开口便对我说：“土地改革是我们胜利的主要来源。”当时，我们推着带了东西的自行车，刚刚爬到山顶；清晨的迷雾布满了山野，在静静的隐约可见的梯田中间，顺着山坡，又重新出现了往山脚下走的道路。
“地主好比压在农民肩上的石头，”他继续说，“在抗日期间，我们曾经教育人民怎样搬掉这些石头的。”
抗日开始的时候，在退却的山东军阀，（他们只是表面地归顺国民党政府）与进犯的日军中间，留下了空隙。共产党的组织者，就把这样的空隙填补起来。于是，无论老幼，都团聚到抗日的旗帜下。在山东许多地方，游击队都勃兴起来了。根据战争形势的发展，这些游击队，有的结合别的部队，成了比较大的战斗单位，有的散布到山里，阻击或袭击敌人的封锁线和据点。
伪政权的统治人员，特别是为了保护霸占土地特权和其他财产的汉奸地主们的出现，大大地滋长了游击队的发展。伪军蹂躏着乡土，又烧又抢。同时，共产党要求抵抗的呼声，便传到了更广大的群众的耳朵里。
在敌人占领期间，游击队解放了许多完整的县，建立了他们自己的政权。这个政权，拿新的东西教育人民。它实行减租减息，废除税捐。它告诉雇农与贫农说：地主绝对不能违抗这些措施，和新社会的其他法令。
在封建的中国，复杂的社会机构里，这个政权发动农民公开倒尽苦水，反抗地主，这就有了诉苦大会。
各式各样的封建压迫——从地主强奸佃农女儿，到高利贷剥削——都要在村农民大会上加以裁判。在历史上，这是第一次。任何一个受过地主压迫的“苦人儿”，都可以随时召开诉苦大会。地主被传到会场，他可以发言辩护。可是，村里的规矩是要求地主直接了当的认错赔罪。在战争期间，只有对于勾结或附和敌人的家伙们，才采取没收财产，或其他严厉处罚。经常的情形是，一个曾经挨过地主打的农民，只让地主跪在村里群众的面前，悔罪罢了。
在共产党领导下组成的民主政府，给了农民们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安全的感觉。农民们的土地增加了。他们现在不再被迫拿大部分的收成去交租、纳税、或付利息。他们已经开始了一个比较富裕的生活。农民们也不再受虐待，已经抬起头来，很快地向上升。
日本投降时，解放区就实行土地改革。为了彻底消灭封建的目的，这一运动使千百万无地的农民得到土地。大部土地是经过诉苦大会分配的。诉苦大会，给了多年来受尽苦痛的农民阶层出气的机会。
“你记得么”，一个受过苦的农民会这样说：“你怎样叫我的老婆白白给你打了一整夏的忙工，没有给过丝毫工资？你记得么，因为我付不起利钱，你夺了我的四亩地？你记得么……你记得么。是谁初次奸污了我的二女儿？……”
地主当然会记起的。他跪在村里的群众面前，恳求侥恕。“我们从来也没有见过你的饶恕，”农民们会这样呐喊起来。
“土地归还到千百年来耕种土地的人的手里了，”在农民们开罢诉苦大会回家的时候，彼此谈论着：“现在土地可回家了。”
游击队整营整团地发展起来。经过抗日时期，他们发展成了大军，就是山东的八路军。种地的农民们，也拿步枪、短枪、手榴弹、地雷，武装起来了。他们就是民兵。当正规军在他们附近作战的时候，他们就参加战斗。
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机构当中，民兵成了广泛的重要因素。在抗日期间，就涌现了许多群众团体，参加抗战。例如，“青年妇女队”，运输队，担架队，“巡回教练队”，这最后的一种团体，是由善于使用各种武器的人组织起来，去到其他地区，训练别人的。
孔东平忽然停止了他的话头，指向远处。在那小山上的梯田里，一个小驴正在使劲拉着一犋大木犁，翻起了肥沃的红土，农民喜气洋洋地跟在后面；斜背着一支步枪。……
“看哪，”孔东平说，“一手持枪，一手耕田！”那位战时共产党口号的信从者，丝毫没有理会我们，继续一步一步地耕作，只是注意瞅着旧式犁头上滚滚的湿土。他那支步枪皮带上电镀了的扣子，在阳光下闪烁发光。
“这是一块老根据地，日本人还没有敢在这里伸出他们的龟头的。”在村中街头第一家住宅的附近，孔拿出我们的路条，递给路旁的儿童。他马上跑进了一个院落里，不到几分钟，就跑出来，挥手让我们前进。他把路条还给我们；这块油印的单子，就是我们所仅有的证件，在这崎岖不平，警戒严格的乡村里，凭着它，我们便随处得到保护。没有警卫员，没有手枪，也没有护送的人；只有孔东平一个人作我的译员。而我呢，是一个新闻记者，冒险来到了“匪”窟的腹心地区。但是，“匪”却在田地里进行着他们日常辛勤的劳作。只有当他们回到村里吃饭的时候，把步枪夹到两腿的中间，他们才有工夫对我解释，好象对于一个落后的孩子一样。“这些——枪支——就是我们对付王八们——地主和地主武装的保证。”
共产党曾经告诉他们，人民就是世界的主人，也是土地的主人。还在抗日的时候，共产党已经告诉他们，人民必须武装保卫世界，和世界上的土地。“武装了的人民是强大无比的”一个口号，这样教育他们。
减租减息，启发了人民对共产党口号的信心。今年年初完成了的土地改革，给了他们要去保卫的土地。在我所到的平静的乡村里，农民们黎明出去种地，带着枪。黄昏，在集市的广场上，流动剧团给他们演剧唱歌。群众坐在地上，把步枪抱在怀里。在一次演出的时候，我数了一下观众，在到场的附近三个村子的群众当中，就有四百多个带枪的人。
“枪已经成了他们公民权的象征了，”有人对我说。
当一个村庄进入作战圈子里的时候，贫农和中农就带着粮食牲畜，转移到山里。他们不断埋置地雷，也不断打几发子弹。一般地，他们只是等待着，直到村里恢复了平静状态。如果他们的田地需要照顾的时候，他们就乘夜劳作。
“在这个地区，地主的虐政已被扫除，”孔继续说，“但是，农民们，他们中间的每一个人都还记得，在地主的压迫下，他们曾经怎样生活着。他们绝对不能容忍任何地主来复辟的。
“土地改革已经改变了他们的生活。他们已经武装起来。他们曾经提出这样的口号：‘一手持枪，一手分田’。这就是我们最后胜利的基本保证。”这时，孔扭头同一位过路的骡夫谈话。蒙蒙的细雨已经下起来。
“这雨对于土地好罢？”
“好啊！”骡夫微笑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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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边区文联出演新洋片
晋冀鲁豫边区文联美术工作者经数月之努力，于最近制成“土地还家”新洋片一套，本月初首次于驻地附近乡村巡回演出，由民间艺人王桂成说书表演，获得观众的普遍欢迎。他们现正继续在附近各村演出，准备普遍征求观众意见，尤其翻身农民的意见，再加以修改，然后再到各地演出。今后并准备利用此一群众所喜爱的形式，深入群众，使美术工作者和翻身农民取得密切连系，以加强农村的艺术宣传活动，并使美术工作者本身的工作获得充实与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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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消息
陕甘宁边区的文化兵活跃于前线
边区文协领导的西北文艺工作团随军辗转各地，已公演三十余次，反映军民关系的“红布条”与反映对敌斗争的“进城”（西剧），深受群众赞扬。该团并以连环画、墙画、时事图解、说书、歌咏等在部队及农村中进行宣传，总计观众达四万一千余人，延长县小型宣传队则携带新洋片在五十余个村庄巡回出观众达六千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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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十月革命给予了苏联农民什么？
勃拉金斯基作
波人译
这篇文章原载上海出版的时代杂志。在解放区进行土地改革运动的时候，我们将它在这里发表，以纪念今年的十月革命节。
——编者
四十余年前，有一个叫申加廖夫的乡村医师——他是当时资产阶级的“民主立宪党”的领袖之一，——曾经调查过两个俄国的农村。这是坐落在俄国欧洲部分的中心，离伏洛聂士城不远的诺伏士伏金诺耶村和莫赫瓦德卡村。这两个都是俄国革命之前最普通的农村。大部分土地——一万俄亩——属于一个叫维聂维金诺夫的富豪地在，而一百七十家农户却只有近四百俄亩的耕地。大多数农民的土地是少到这样程度，正象申加廖夫所指出的那样，“简直没有地方可以把鸡从家里放出去”。
自然，农民们靠着一小块地是养不活自己的，于是就只得向地主租地耕种，地租分现金和实物两种，而实物又分为：在地主的田地上耕作和缴纳一部分收获物（不会少于总收获量的三分之二）。在地主的土地上工作时，工作日常常延长到象申加廖夫所指出的：“农民在极度紧张的体力劳动条件下每日做十六小时的工作。”工作最优秀的农妇每日得工资是十五个到三十个戈比，农夫二十个到四十个戈比，而且是“膳食自理”。
工作得“蹩脚的”差不多只有十个到十五个戈比，这些钱就是买最粗劣的饭食也不够。
极大部分的农户都没有马匹，没有农具，而且这种农户的数量是一年一年地增加着。
一九○一年在诺伏士伏金诺耶村里，没有马匹的农户占百分之三十八，而在一九一七年占百分之四十七；在莫赫瓦德卡村，一九○一年占百分之九，一九一七年是百分之三十四。差不多有五分之一以上的农民完全没有牲畜，甚至连山羊也没有一头。
申加廖夫医师精密地研究农民生活的结果，发现在一九○一年的整整一年中，莫赫瓦德卡村的五百二十个农民只消耗了四十公分的糖。
他还这样写过：“有许多农户无力购买卷心菜，黄瓜，肉类，有许多家庭终年没有牛奶。难道这不是慢性的营养不足和经常的赤贫的表现吗？”
正象申加廖夫在“垂死的乡村”一书里所写的，贫农的食物是难以了解的，举个例子说：每天有十三公分半的脂肪就很满足了……这样的食物也许可以称为“慢性的饥饿”吧！
当一九○七年作再度调查的时候，情况就显得更坏了。“这里的居民依旧处在濒临死境的最后边缘上。”（引自苏伐也夫的“旧农村和新农村”）。
当时申加廖夫医生的那本“垂死的乡村”，曾震动了整个俄罗斯。
申加廖夫所调查的是俄国中部地区最典型的乡村。成千万的农民，不仅是贫农，而且还有中农忍受着地主和沙皇政权的压榨，他们度着苟延残喘的生活。
在俄罗斯，三万个地主所有的土地差不多就和一千万家农户所有的土地一样。除了沙皇和地主的压迫之外，还有富农，高利贷者，商人和投机家的榨取。他们以小额的放款和债务束缚住辛劳的农民，使他们不得不成年累月地拿自己的劳动与财产来偿付。
革命前，农业经济极度落后性，常常引起歉收与饥馑。在歉收的年头，农民们就吃青草，树皮和橡实。农民们慢性地挨着饿，成千成万地由于饥饿和歉收时的疫病而死去。他们的生活水准和乞丐一样：跟牲畜一起居住在小房子里，穿着粗布的衣服。
劳动农民在当时是没有权利的。警长和巡官常常任意地欺侮他们，为了不付捐税就笞挞他们。大多数农民都不识字，他们是完全被无知的黑暗所窒息了。
处于地主和富农的奴役下的劳苦农民们，生活非常痛苦。
伟大的十月革命把俄国的劳动农民大众从垂微和垂死的境况中拯救出来了。
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开始了苏维埃国家的新时代，苏维埃政权把一万五千万公顷以上的土地交给农民们使用，这些土地以前是地主，大资本家和皇室所占有的。
土地被宣布为国家的财产，全民的财产，因此它不可能被出售或抵押。它交给农民们使用，不需任何报偿。农民解脱了向地主付租的重担。而以前每年缴纳给地主的租金达五万万金卢布之多。苏维埃政权解除了农民的所有的债务和未缴纳的欠税。这笔总数是十三万万金卢布。
苏维埃政权不仅彻底清算了地主们的土地所有权，而且还抑制了土豪和富农。投机家所占有的广达五千万公顷的土地都分配给中农和贫农们使用。
苏维埃政权从帝俄手里领到的遗产是一份落后的工业，因此它开始把国家工业化。它建立了庞大的曳引机工厂，农业机器制造厂，以便大量供给集体农民所需的曳引机和其他农业机械。苏维埃政权宣布，凡是在集体经济中联合起来的贫农和中农，都可以使用曳引机和其他农业机械。
土地的国有，地主土地占有权的清算，乡村资本家和剥削者的消灭和压制，国家的工业化——这一切都是从个别的农民转变到新的道路，集体农场的道路所必须具备的条件。
这就是为什么俄国的农民们支持了十月革命。正是革命帮助他们把跨在他们肩上的地主，资本家，富农和投机分子卸下来，并且开始了新生活的斗争。
随着使用旧式农具和落后技术的个别耕种转为应用机械技术的集体耕种，农民的生活也根本改变了。
根据多年来耕种的经验，农民们确信如果使用旧式工具，单独在一小方田地上耕种，这是不能改善他们的生活和增加他们的幸福的。而且，个别的耕种是不能彻底使他们免除富农的奴役的。为了一年年地提高自己物质和文化的水准起见，必须选择一条新的道路——集体化的道路。
苏维埃国家欢迎并且用各种方式帮助农民们团结和集体化。它以几十万架曳引机及其他农业机械供给农民们，这种机械在个别经营的小农土地上是不可能应用的。它建立耕种机站以帮助各集体农场耕种田地。它以几十万万的卢布贷予各集体农场。它保证把几万万公顷的土地永远地，并且无代价地供给各集体农场使用。它负责教育千万的农民，并且在农村青年中训练曳引机手，联合机手，机匠，牲畜专家以及别的熟练的工作人员。它帮助集体农民们获得优种的牲畜，纯净的种子，建筑材料等等。
由于转向集体耕种的缘故，农业生产力在极短时期内，就突飞猛进地增长起来。苏联的农业已经转变为高度机械化的农业了。正确的循环播种法和进步的农业技术已有了深远的基础，农艺和畜牲方面的科学成就，也都被广泛地采用了。如果在未组织集体农场以前每年谷类收获量是七千到八千万吨，那么在第二次大战之前就达一万二千万吨了。工业用植物，棉，麻以及饲料等的收获量增加了二倍以上。农业的总收获量增加了一倍以上。农产品的数量增加得更多。苏联成了世界上农业最发达的国家。
农业的集体化彻底改变了农民们的生活。他们开始过着富裕的和文化的生活。在集体农场里，每一家农户的谷类总收获量较帝俄时代的贫农和中农，收入要多二倍半。在一九三二年，在开始组织集体农场的时候，每个集体农民可以用，个劳动日获得１—２公斤的谷类，然而在一九三九年，他们就得到５—１２公斤，甚至有时有２０公斤。
在推行第二次五年计划的期间（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八年）集体农民对于肉类的需求增加了二．三倍；油脂的需求增加二．八倍，糖——八．八倍。
乡村里进行了一次真正的文化革命。这个革命是十月革命的结果。
新的苏联农民，这已经不是申加廖夫所描写的那种挨打的农民。这也已经不是象托尔斯泰，聂克拉索夫，乌斯宾斯基等伟大的俄国作家以整卷的篇幅来描写的那些落后的“农夫”了。新的农民——这是拥有机器，进步的农业技术和科学知识的集体农民，他是依照科学方式经营农业的。他是一个大规模社会生产的组织者。千百万农民都受着驾御机器和进步的农艺技术的训练。全国各地都为农民开设许多专门学校。农民的孩子可以受到各种教育，包括高等教育。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的代表中有四分之一是农民。其中有著名的联合机手，曳引机手，集体农场主席与理事，农场的突击队员与负责人等。
现在让我们回过来谈谈前伏龙聂十州的莫赫瓦德卡村和诺伏士伏金诺耶村吧。在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七年有一个苏联科学家团体曾调查过这两个乡村。调查的结果还跟申加廖夫的资料作过比较。瞧！分别是多么大啊！
贫困和贫民，乞食和乞丐都消失了。农民们建立了两个庞大的集体农场。这两个农场都设有机器耕种机站。农民们现在所使用的耕地要比革命以前大几倍。从前二百家农户的土地被划分成一万条畦，现在它们却合并为二大块。收获大大地增加，约多二倍以上。生产力增大了五倍。农民们开始过着富裕的生活。值得指出的是脂肪，糖，以及其他珍贵食物的需求量是上升了许多倍。譬如说糖的需求量就由四十公分上升到五千五百八十公分。农民们不再穿草鞋和家里自织的褂衣，他们穿皮靴，皮鞋和城里人穿的衣服。他们有书籍，脚踏车，精美的器皿以及其他文化和日常应用的东西。诺伏士伏金诺耶村和赫瓦德卡村有几十个农家孩子，在苏维埃政权时代受了高等或中等教育，并且挤身在苏维埃知识分子之列了。
苏联农民跟全体苏联人民一同在反抗德国掠夺者的卫国战争中忍受了苦难的试炼。
集体农民们忠实地执行了对国家的责任，在战时的艰苦条件下，他们保证了苏联军队和城市居民粮食及工业用的原料，虽然在作战的地区里集体农场遭受了重大的破坏。
在那时集体农妇们是很辛苦的，因为她们必须要双手不停地工作，以便完成她们自己的和男人们的双份工作。然而苏联农民终于通过了伟大的试炼，他们也正象在内战时期那样，帮助守卫了祖国的自由和独立。千百万的苏联农民现在正不停地为复兴农场和提高战后水准而工作。虽则在他们的路上有着不少因战争破坏的结果而引起的困难，但苏联集体农民是不怕这些困难的，他们在国家的经常和巨大的援助下一定会以不倦的劳动来克服这些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