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10月2日人民日报 第4版

第4版()
专栏:

  三个朋友
韦君宜
“老朋友!你刚从北平来吗?八年不见,如果在街上碰见,真是彼此都不敢认了,不要惊奇,你看我这副样子,象不象你们那里的清道夫?
你问我这十年来的变化吗?那真是一部二十四史,从何说起?
也别把我们解放区人捧得太高,叫我脸红,当初咱们谁还不是一样?谁都是一点一点变。说跟我学可不敢当。——要你问我的良师益友么,我可没有什么伟大人物的惊人事迹可以告诉你,我的朋友也是平凡的人,变也是平凡的变,也好,我就随便说一段。
四三年我刚刚下乡,住在刘家庄新选的劳动英雄刘金宽家。我在这村庄里有过三个朋友,三个人三样,一个知识分子,一个绅士,还有一个是农民。
先说这农民朋友,就是我的房东刘金宽。一开始去,我和他自然说不上朋友,住在那里,自己当觉着好象上西天取经的唐三藏似的,为了要成正果,只好咬着牙去受罪吃苦,去熬过那九九八十一难。我每天尽我所能的想办法和他们在生活上打成一片,想使他们不看外我。除了做工作,我天天跟他们上山,用心去了解什么“直谷”、“志谷”、“安种谷”……。自从下乡,几个月就没剃过胡子。刘金宽女人回娘家去了,我就躺着和他住到一个炕上:刘家的驴草完了,我帮他们铡草,他家院子脏了,我替他们扫院。临下乡以前,故意连一本文艺书也不敢带。甚至因为刘老太婆天天用诧异的眼睛看我刷牙,我觉察了,就连牙都不敢刷了。
你也不能说我在那里整天都象充军似的,我也和他们一起说说笑笑,刘老太婆的母鸡开始抱窝,我拿着第一只小鸡,跑着笑着去送给他们看。驴子吃草忽然吃多了,我也能高兴的和他们谈论一整晚上,有一个时期,连我自己也几乎相信我真的完全改变了。——但是不行!挖土担粪我全不怕,只有咬牙就能成,只有一点终归骗不了自己,心里总好象有一块不能侵犯的小小空隙,一放开工作,一丢下锄头,那空隙就慢慢扩大起来,变成一股真正的寂寞,更禁不住外界一点刺激。好象靠抢替考了一百分的小学生,一当堂试验就露了马脚。
就说有一回,我接到一个远方女友的信。信上说:成都的情调象北平,深巷里听到卖花声。她问:“你呢?”接信以后的几天,使我的寂寞感达到了最高度。一个下午,我独自蹲在刘家院里的石槽旁边,望着墙外那渐渐朦胧的树梢,试听听看吧——院子里的石碾子发出极沉重的吱唔吱唔声音,那是刘老太婆拉着碾子在压黑豆钱钱,粗麻绳套在她肩膀上,接着刘金宽的女人站在院心发出一声长吼:“尔唠唠唠唠……”立刻一口大黑母猪带着一群小猪直冲到我身边的石槽上来吃食,大猪叫道:“@@@”小猪叫道“吱吱吱”!这现实环境和那信简直是个极具讽刺性的对比。我禁不住轻轻的“@”了一声!刘金宽正走了过来,偏偏听见了。他就说:“老吴你愁什么——噢!一定又愁咱们少下的那只猪娃子了。”于是他就告诉我。后晌她们寻着了它,原来它跌在毛坑里,闷成了一个屎圪蛋。不知还能活不。刘老太婆和刘金宽女人也都接过口来,这一个黄昏,她们全家老小就只在谈论那掉在毛坑里的小猪,吃饭也在谈,做活也在谈,我本来知道,我应该随着一起谈的,但是那寂寞既经来了,就不肯去,越扩越大,象一块石磨一样压住我的心思,我一言不发的吃饭,连饭都吃得很少。放下饭碗,背着手走到院心,在这阵寂寞的袭击之下,我把别的道理一下子都忘了。心里堵着一个念头“即使是唐三藏取经,路上也得歇歇腿。就随便有个什么地方让我散荡散荡也好啊!”真真凑巧,正在这时候,村长忽然跑进门来招呼我,说专署今天又派了一个知识分子干部到刘家庄来了。
那个人叫罗平,是做经济工作的,我在城里认识他,但是一点也不熟。老实说,我还有点那家伙“嘻嘻嘻哈哈哈”一套敷衍应酬的作风。但是不知道什么缘故,这一下我听到他来,高兴得好象孤身一人在遥远寂寞的异乡遇见了至亲骨肉,好象他是我专心盼望了一个多月的唯一知己。听到消息,我立刻跳起来就一直跑到村口去欢迎他,替他背挂包,扛行李,拉着手跑进村来。我招呼他吃饭啊,喝水啊,洗脚啊,当天晚上我特别跑到村合作社去和他睡在一起,东问西问城里的情形。我把我自己所知道的刘家庄情形,干部、劳动英雄、风俗人情,甚至我个人的生活情况全都告诉了他。他跟我讲讲城里最近开的美术展览会,新来的外国人以至某某人的恋爱纠纷等等。我觉得这些东西到了我的耳朵里真惯熟真滑溜,好象这些才是我自己那个世界里的东西。不知不觉就谈到快鸡叫才合眼。
和他扯的时候我很高兴,脑子里无障无碍什么也没想,一直到合上眼以后,朦朦胧胧,突然一个念头跳到我的意识中间,这晚上的情景忽然使我联想到三七年流亡在汉口,曾有过依稀相象的感觉,——朋友!你还记得吗?那一次看电影,我告诉你的一句话,我说:“一进了这淡蓝色墙壁的电影院,电灯一暗,银幕一闪,音乐台前爵士乐的调子铿铿锵锵奏起来,我就感觉一种说不出的熟悉的气氛,好象脱离了这个酷热而生疏的汉口,回到自己原来熟惯的一个优美安适的世界。”这句旧话在刘家庄半夜里涌现出来。我猛然觉得好象有一个人站在黑暗地方比着手势嘲讽我,那个人在笑:“哈哈!嘿嘿!你原来还是老样子!”我真觉得没有地方可以躲开他的嘲笑。
我真还是老样子吗?——可不是!到了这时候,寂寞也排遣完了。自己睡在这个生地方,想起刘金宽家不定怎么等我找我呢,倒觉得自己好象一个开小差的兵似的,难受了整整一夜,在合作社那床上怎样也睡不着。第二天一大早,我红着脸跑回刘金宽家去,这一天帮他们做活做得格外卖力。
我跟刘金宽的变工组上山去种谷子。刘金开和王相如一组,我和刘金宽一组,他耕行子,我跟在后面拿粪点籽。谷雨过后的小春风,在山上荡来荡去。一个山峁接一个山峁,象被风掀动的大浪。谷子地旁边的麦苗已经有三四寸高,漾起一层翠绿的小波纹,一波赶着一波。我鼻子使劲一吸,肺里立刻充满了旁无清新的大气。再长长的呼出一口去。刘金宽在前边听见了,回头问我:“老吴怎么了?为甚又长出气?”我说:“没什么?我觉着这地里怪美的,景致多好!”他说:“是啊!今年地里壤气实在好。你看那片麦地,齐格蓬蓬满山绿,保险请你老吴吃好面啦!”我赶紧也转过话头谈起庄稼来,他耕得很深,含着湿气的黑土翻起来,埋过我的脚面。土里好象有一股饱满温热的香味,也给翻了出来,闻着很舒服。太阳升高了,我出了汗,一上来那份不安才渐渐消失下去。我自己问自己:“我在这个红太阳绿麦田的世界里不也很快乐吗?这也是我的世界,为甚么总留恋那个淡蓝色墙壁的世界呢?为什么不能拿刘金宽当做我的知心朋友呢?为什么……”——一面出汗一面想,两人越耕越快,一会儿就赶上了前面的王相如和刘金开。听见王相如刘金开正在议论着刘金宽赶的地垧数实在,不象陈发兴虚报垧数,对减租又是明减暗不减。
刘金宽忽然大有感触的挺起胸来,大声说:“那谁还不知道?他从别人手里租黄家七垧地,现在又成了五垧,这是图瞒哄自己庄上人,还是图瞒哄老吴?看人家老吴起早晚睡替咱谋虑,跟咱上地受苦,心眼里全是为咱嘛!昨晚上因为我的猪娃子跌在毛坑里,老吴愁得饭都吃不下,就是自家老人,自家亲兄弟,看能不能赶上老吴这样待咱们亲?”
我脸上猛然一发烫。他这句话正撞上我心里自怨自艾的念头。我不说你自然也知道,我到那里本是专为去向他们进行教育的,尽管和刘金宽天天在一起,吃在一起,住在一起,但他在我心里的地位,只是我的一个工作对象,是许多对象中间的一个,犹如满山高粱中间的一根。但是,他对于我却正相反。他真把我当成知心朋友看。或者说比知心朋友还要高一层。我刚到时候,刘老太婆曾经告诉过我,刘金宽那年是四十六岁,他家连租地带自地一共十五垧,但是刘金宽后来却对我说:他其实只有三十七岁,地亩也还多着七垧,他说他妈谎报,她太落后,相信别人的造谣,怕前怕后,怕我们要拔过去做公家人,她又相信地主黄四爷是恩人,不愿意减租。此外,我还从他嘴里知道了他一辈子的几件奇耻大辱。——黄四爷十九岁的小老婆打过他的嘴巴,小少爷拿他当过马骑……等等。我早就看得出刘金宽是一个很要强不低头的人,这样事怕很少和人谈过吧,但是却拿来和我这个相识只有两个月,过去生活大差地远的人来谈。他这样曾使我很惶惑,特别是那晚上我为了逃避寂寞跑去找了罗平,第二天反倒在山上听见刘金宽这些夸我的话(还说我为他愁呢!)我真觉得他比骂我还利害。从这一个由头,勾起我想到刘金宽平日待我那些情形。我在自己心里暗暗评量:假如我妈也在解放区,她若是不愿意减租,或偷偷埋怨革命等等,我能把这些事都告诉刘金宽这样的人不能?——不能够!这简直不可想象!我一向自负是心地最纯厚的人,只会自己吃亏,没做过亏负人的事。但是,这时在刘金宽的面前,突然使我感觉到,自己有点象旧小说里写的那种负义之徒,人家待他义重如山,向他托妻寄子,他却看不起这八拜之交,另外去和宰相尚书家里攀结亲眷了。
我从后面看着他。他站在铺满阳光的山坡上,土地在他的浆子底下一片片开花,高大的背影衬在碧青的空间,格外显明。好象一根大粗柱子,在青天和大地中间撑着。这一比,比得我多小啊!
从那早上,我拼命的下了决心,要真心和刘金宽他们做朋友,和他们在一起要真能快乐,不再寂寞。实在的,以后我在刘家庄觉着心上轻松多了。吃饭说话洗脸刷牙,不再觉得象背着一个重担,你知道,一个施粥的慈善家和受施舍的穷人,是没有办法成为朋友的。我在刘家庄,开始觉得自己是他们中间的一个的时候,我就开始快乐起来了。(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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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给林彪叔叔的一封信
从吉叔叔:
分别一年多了,你各方面都好吗?婶娘也好吗?小弟弟小妹妹们都健康吧?我告诉你:祖父及全家人,因为三月间胡匪宗南的进攻,都从陕甘宁边区,疏散到了山西×县××镇,仍受着政府生活上种种的优待,平安无事,我和姐姐弟弟也随着家里人到过那里,并在那里住过一个多月的学校,七月间我们原先上的学校也过河来了,祖父答应了我和学校一起走的要求,从此以后,我们就跟着学校又过起集体生活来了,现在我们已到了目的地,并已经开始上课,生活条件一切都好,请不要挂念!
想起以前在国民党地区逃难时的情形,那时被日本包围,国民党压迫,弄得咱家里我婶婶冻死了,两个年幼的妹妹饿死了,亲爱的祖母和妈妈被冲散后病死了。老小哭哭啼啼,一家不能团圆,不禁使我心酸流泪……。
现在可不一样了,叔叔!我们可说到了天堂,见到光明太阳了,各种各样都比从前好得多了,你想想我该是多么的高兴啊,我心里喜欢得眼里也要掉泪了……。
如今我很健康,在共产党的怀抱里生长着,一天一天在向前进步着,知道将来要为人民服务,要做毛泽东时代的新少年,为咱受难的家人报仇,还知道了不少事情,学到了些小小的本领。
自从你去东北,领导东北人民进行解放翻身运动,我就睁大眼睛常想看到那里胜利消息,果然不错,在前些时报上看到那里常打胜仗,最近听说你们又准备作一次更大规模的反攻,解放那还被国民党统治的几个城市象沈阳、长春等,我知道这些后,高兴极了!走路时禁不住要跳着走。
最近刘邓大军过河南征,解放了二三十个城市,及广大乡村,这些胜利消息传进耳朵里,我更是兴奋呵,现在我们要开庆祝大会,要向全国人民告捷,我想:不久,就会听到你们的胜利消息,叔叔:你知道我听到那些消息会多么高兴呵,祝全中国人民早日解放!
         并祝你身体健康!
                     侄儿从吉 九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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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紧张而愉快的人们
 郓城后勤工作特写
黄铁
九月四日,蒋介石命令新五军要在这一天,不管多大的牺牲要重占郓城;不然的话:“三民主义就垮台了(蒋电语)”,于是一场恶战,在离郓城二十里外的地方展开了。听起来虽然炮声、枪声整日整夜的响得那么急、那么近、那么怕人,但我看见老百姓们还是那样的镇定、安详,不仅毫无顾虑,而且似乎增加了一种新的愉快——对蒋军仇恨得以报复的愉快;反攻必然胜利的愉快——他们安慰着受惯惊吓的小孩同他们自己:
“不怕,是自己人来了!”他们带领着自己的孩子们走出去,观望着我们的部队。
五日,枪炮声已渐远。但从四处传来一种硼硼……的槌打声;固执的此起彼落的传向四方。我带着怀疑的心里走出去看看:原来是老乡们在用棒捶捶打着高粱。他们散坐在麦场上、树林下、房门口、院子里,差不多家家户户老老少少都同时在做着这个工作——把床单子铺在地下;盘脚坐下;右手高拳棒捶,用力捶打高粱。于是,红油油的高粱粒从秆上迅速脱落,向四处飞溅。棒打高粱的硼硼声声中稳稳传来轰轰的炮声,造成了全民支援前线战争的伟大合奏。我为此深深感动,顺便坐在一年约四十岁的大娘身旁,她的卷子,已因过于劳累而掉了,变成了一条未梳的长发辫。她笑着向我打招呼,但并未停止工作,我说:
“老大娘!辛苦了,手捶酸了吧!”
“看你说啥话,好坏得让队伍吃上饭呀!俺们饿一二顿不要紧,打老蒋的人要吃得饱饱的才有力气,你说这是实话不?”她抬头问我,把打完的高粱秆放在一边,又捶了。
我答:“是实话,但前天就有队伍没吃的哩!”
“那是天气不好,无法制,现在天气好了怎么也好说,我愿这样一股劲忙一百天,也不愿中央军来住一天”,他们来了,这么好的高粱也随便的拿去喂马哩!”
旁边一老汉插进来说:
“那准,上次中央军来顺手拆高粱,用汽车压谷子,老百姓那一个不骂;这次不是咱队伍拦着,昨天就到郓城了,同志!新五军这次该得消灭在郓城门口吧!”
还未等我回答,小孩子们忽呵呵的叫起来,拿着高粱秆猛打一群鸡,边打边骂着:“噫!死小鸡,你想偷吃八路的饭,那可不行,儿童团姊妹团不准。快走,死小鸡!”
这一来把大人都逗得笑起来,孩子们又嘻嘻哈哈的爬在地下,帮助大人拾起飞溅在四周的高粱,象一群小鸡一样忙碌啄着数不清的小红虫儿一般。
当我转回指挥部的时候,房东家的磨子又旋转开了,嗡嗡的只叫唤,猛听总有点象飞机的声音。我站在磨房门口,瞧着随磨子转的一人,面粉飞满在他的头、脸,以致全身上,仿佛刚从面缸里爬出来一样,他已成白头老人了,但我从他吆喝着骡子的声音中,听出了他还是个壮年人,此时,他用力的鞭打着黑骡,虽然在我看来骡子走得已够快了,但他还是不满意它的工作,他怒骂着:
“你狗仔子,还不替八路军快磨,呵!打!哈!”一边他又把面粉从磨上弄到簸箕里筛着,着急的愤怒的脸色已转为愉快了,他又唱着:
“蒋二秃子没好心,一心要害庄稼人……。”但当他一转脸看见骡子走得稍慢了点,他立刻拳臂高呼:“哈!打!快走,中央军来了把你杀掉吃了,看你还偷懒不?”不知怎么的他又轻轻抚摸骡子的黑色脊背,轻声的象对待一个无辜被打的小孩安慰着说:“好好磨噢!只要八路来了,中央军就没法杀死你了。”他笑着对邻人说:“这是我分得的果实,哈哈!我的小骡子。”
……
我走遍了楚寨全村(离城八里)没有看见一个闲人,恕我不能也不必写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我们诚朴的广大人民,都在繁忙热烈而且愉快的为人民解放军准备粮食;为保卫自己的利益而工作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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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翻身教员和地主教员
李文珊
张鸣林是个土生土长粗通文字的工农知识分子,前年武安解放后,他就到城关十五街当教员,在土地改革运动中,他家庭翻了身,他教学干的很有劲。
今年正月他在县里集训后,感到自己文化低,教学经验少,当时向上级要求一个文化比他高的教员和他一同教学,他想这样一方面好帮助他学习,另一方面不耽误儿童们的学习进步。后来三街和十五街的学校合并,上级就让一个原在三街教学的地主教员贾积财和张鸣林一同教学。
开学以后,张鸣林每天上课忙得顾不上吃饭。但贾积财却一贯的是消极怠工,对儿童的学习是应付公事。他家就在城关住,离学校一里多地,每天回去吃饭都是早退晚到。张鸣林当时不了解他的成份,几次好意的劝他,不但没改,反而结成私人成见。
春天家长要求儿童生产,学生七零八落的不到学校。张鸣林召集全体儿童,针对着家长们的要求,给儿童们说明了现在“生产学习两不误”的教育新方针。根据城关群众的需要,又给学生们订下了三天抬一担水,一星期抬一次煤土的生产计划。儿童们听了很高兴,第二天到的齐齐的。
贾积财根本就反对这个土头土脑的张鸣林,趁儿童们进行生产的时候,他把三街的地主儿童李润珍、刘月娥等培养起来当干部,给张鸣林提出三街儿童没有劳动锻炼,不能参加劳动。并且在这个期间,给地主儿童布置了向翻身子弟挑战。地主子弟念书多年,翻身子弟没念过书,结果翻身子弟输了还得给地主儿童家里抬水。翻身子弟念不会,他就用板子打,制的儿童们背地光叫苦,当面不敢吭,慢慢的都不敢来学校了。
张鸣林感到自己文化程度低,每次编好了教材快板歌子时,总要先叫他看看,改改字,顺顺句,但贾积财总是表面上说:“不错、不错”,及至写到黑板上,对着很多学生和群众,他才大声指出这个错了,那个不对,闹的张鸣林脸上很难看。他反对群运,反对土地改革。他家里挨了斗,他心里总是不服气。他不参加群运,也不让儿童们参加。张鸣林编了个“群众翻身歌”,他说不合适,不叫童儿们唱。
张鸣林忍受了各种打击。在这种困难下从没有低过头,反而干的更加积极了。后来他又亲自到合作社,给经理搞好关系,搬来四十八辆纺花车,教女生们学纺花。后来女生们小组都学会了纺花,对家庭生活上也有了很大帮助。防旱备荒时又亲自参加儿童互助小组,担水种花,把所有的翻身群众,翻身子弟都团结在自己的周围。贾积财所做的反对群运,逃避劳动,东游西串,打击翻身子弟,到处破坏的事实不久也一件一件被群众所发现,除发动群众和儿童诉苦斗争外,又把他扣起来。张鸣林这样艰苦实干,不怕困难的精神终于得到了成功,县里集训时大家选他为全县特等模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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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要先和贫雇农商量
 和申抒同志讨论群众路线
高辛
读了申抒同志“读‘有事和群众商量’给我的启发”(载九月九日本版)一文,我感觉到申同志的反省,一般的说来,他清理了去年群运经验的一部分,认识上是提高了一步,但是我认为还没有深入到问题的本质。
根据申同志的结论是:“将问题交给群众去处理,让群众在集体的场合加以审慎的比较”,这种认识与精神是对的,但是交给怎么样的群众去处理和比较呢?这点我认为是问题的关键。
目前我们的任务基本上为的解放农民。但是中贫农虽有翻身的一致要求,由于他们受剥削程度不一样,对土改的要求和态度也就不一样。申同志所举的村长(中农)与农会主席(贫农)对土地改革的态度,就表现了两个阶层的差别。“差不多”思想与和事老态度表现出中农的阶级本质;“不闹便罢,要闹就斩草除根。”表现出贫农的阶级本质。这种中贫农的共同点与矛盾点,我们必须弄清楚。他们既存在这样不同要求和态度,在处理问题上就会产生不同的看法和意见。在今天的农村中,由于土改还不彻底,整个贫农阶层还没有完全发动。如果不分别中贫农对革命的不同态度,不弄清贫农是土改的基本动力,不把贫农的要求当作土改的基本方向,不划清中贫农两个不同阶层,而笼统地交给群众,那末在贫农未被很好发动起来的地区和村庄,中农会占优势的,中农的态度会被认为土改的基本方向,“农主坏,村长好”就是明证。寿张县“在多数表决之下(中农人数多),果实按富农路线分配”,这样必然会影响和阻碍深入与贯澈土地改革,因此领导群运者必须明确与站在农民中的贫农立场,要为贫农撑腰,要把问题先交贫农去处理和比较,“一切工作通过贫农”,这才是群众路线。这样指导思想明确与肯定起来,那怕群运中如何复杂的问题不断到来,就不会摇摆不定和糊涂起来。
由于中贫农有它共同的翻身要求,困此必须团结中农,但“贫农是骨,中农是肉”,必须以贫农为骨干,以贫农的意见为中心,再去得到中农的同意与同情,团结大多数。只有这条贫农路线才是民主革命彻底胜利的保证,毛主席早在大革命时代就已指出:“这个贫农大群众,乃农民协会的中坚,打倒封建势力的先锋……贫农因为最革命,所以他们取得农会的领导权……这个贫农领导,是非常之需要的……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
申同志对于土改中的群众路线就是贫农路线的认识不够明确,因此在开始认为农会主席好汉是种抽象的认识,经不起中农一说,说得糊涂起来了。同时他对农主的看法也有偏向,“该村农会主席是贫农,工作很积极(尤其在领导群运方面更如此);但作风不民主,且在斗争中多得了果实”,这种评价很不妥当的。我认为这个农主真真代表了贫农阶层的革命本色,也正说明贫农受了几千年的压迫剥削,今天一旦翻身的必然行动,他的行动是“完全合乎历史发展的实际”(陈伯达语),他过去受的痛苦很深,今天逞威风,多拿战利品有啥不该呢?中农评论他“什么事都是一把抓,自私自利,想发财……村长那人倒公正”,这是中农立场的说法,如果我们把贫农今天的时光同中农来比一比,那末正象曲沃贫农所说“表面上我们分了些东西,实际上比中农差得很远”,究竟谁一把抓、自私自利、发财呢?
当然,那个村农会主席要个人多得果实,仍是个缺点,但这个缺点是在发动贫雇,发挥了贫雇的民主条件下,可以改造的,而且也必须以此来改造的,贫农中间不是没有不良习惯和历史上做过错误的地方(如蒋伪军伪组织人员),这主要是为生活所迫和旧社会毒害他们的,如果他们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得到权力或参加领导,生产关系起了变化,他们也会变好自己的,事实上,今天已有许多贫农变好了,而且领导斗争很坚决、很能干,即或,有些不好的表现与坏习气,也只是少数,只要用诉苦来启发他们原来的阶级觉悟,会回过头来的。
这些意见未必正确,希望申同志和别的同志们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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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访问“螺丝钉”们 (三)
毓明
 飞毛腿的通讯班
“通讯员,通讯员,一天跑腿不得闲。”通讯员是一个苦差使吧?为了这个,我去访问了通讯班的同志,但给我的印象却恰恰相反。
他们的房子里,干净整洁,墙上挂着自己造的胡琴、枪和子弹带。班里只有班长孟德保和吴能云,都是朝气勃勃的青年小伙子,笑着把我迎进房里。他们和我拉话,毫不拘束,好象多年不见的老朋友一般亲切,想说的话,好象蹩了多少年没说话似的滔滔不绝的说也说不完了。
“我班原先共有十四个人”,孟德保说道:“今年为了支援前线,减去了一半,工作还是一般般多——送四十个单位的信。但工作没有做坏,比从前还带劲了。有了信,你争我夺,抢着去送。差不多每个人一天都能走一百二十里,二百四十里的地方两天可以来回。六十里的地方,一天就可回来。”如果有了书报,牲口不在家,三四十斤,一个人就背着送走了。多了两人伙抬。能叫人等信,不叫信等人。”
为什么这样带劲呢?孟德保同志说,他班的同志都是翻身农民,家里现在都有了吃喝,打蒋介石是为了保住自己分得的土地、房屋、财产。工作越做得好,打垮蒋介石越快。因为他们有了这样明确的目的和坚强的信念,就产生了用不尽的力量,产生了惊奇的故事。孟德保、吴能云家里都有年轻的老婆,离家也没有多远,然而他们一两年没有回过家。李如保,他家给他来了两三封信,催他回去结婚,他没有理睬。后来他爹又跑来叫他,但他又用好话把他爹打发回去了。他说现在打老蒋事大,再熬两三年打垮老蒋回去结婚也不迟!
他们的学习进步,更是惊人。他们在家时拿他们的话说,白纸上字黑道,他认识我,我不认识它,可是参军后二三年内,已能写普通信件及日记了。他们办公桌上,贴了一个纸糊的信插子,信插上画着毛主席不象张肖像,象小学生画的一样,挂着两支不很好的水笔,还有“李有才茶话”。他们学习热情很高,不送信、不生产时,即爬在桌上看书或写日记。有时候,跑了一百二十里路回来,连饭也顾不得吃,就跑去上文化课,或听政治课。
我看了他们五本日记。在这几本日记里,燃烧着他们高度的工作热情,流露着他们愉快的生活,强烈的上进心。孟德保,八月二十五日的日记上这样写到:“吃了下午饭,我冒看雨去牛头送信去,在秘书处拿了冀钞七万七千一百元,回到半路上,发现没有打回收条,自己思想了一阵,又跑回去要回收条。在牛头家属工厂伙房里,和老罗坐了一阵,他是上当战役解放过来的。他说村上打一个逃亡军人不对。我感到老罗的思想不对。群众眼光大,群众说他跑回时带着一支驳壳枪。枪是那里来的?我们是人民军队,应该帮助群众翻身,他是好人,是基本群众,群众不会打他。”
他们的日记把我吸引住看了半天,又和他们谈了些记日记的方法,然后才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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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地主的鸽子盗民粮
晋绥临县十区堡则峪地主王万全,有二百多亩土地,养着大牛两条,雇着三个长工,并经营着一座酒坊和一个商号。
民国二十年到三十年,他养了一千只左右的鸽子,喂在他院内的廊檐下,当每年六月到八月,正是群众夏秋收获时,地主王万全就把鸽子放出去让吃老百姓的粮食。鸽子飞回来后,他就给鸽子喝石灰水。鸽子喝了石灰水,就把所吃的粮食吐了出来,每天每个鸽子吐五钱粮食计算,每天即可得二十余斤,十几年来,不知道地主利用鸽子盗了群众多少粮食!同时每个鸽子每天又能拉三钱粪,鸽子粪的价钱等于杂粮。群众呢,不但地里的粮食受损失,而且还被大群鸽子糟踏过的庄稼也就不能完全成熟了。
地主王万全把鸽子盗回来的高粮送他的酒坊蒸下酒,卖给群众喝,就这样不化本钱,又把群众剥削了一次,你说地主们精不精、狠不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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