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从黑暗到光明
燕凌
“从南到北，从黑暗到光明；再会吧，重庆。………”
这是一个青年写的一首诗的开头。他把这首诗投寄给开封一个报纸的副刊，没有能够登出来。他觉得是自己写的不好，细心地修改了几遍又寄了去，等了许多天还是不见发表。他仔仔细细再改写一遍，又寄了去。……在编者，内心的痛苦却一次比一次加深。并不是这首诗的内容或者技巧上有什么毛病，可是却总是不敢发表它。在长期的黑暗统治下作编辑工作，根据无尽痛苦的经验教训，在自己内心早已存在着一个无形的“检查尺度”；知道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怎样措词才能给读者以好的影响而又不显得太“突出”，不致于受打击。他也斟酌了又斟酌，最后，终于又为这位写诗的青年的精神所感动，而把这篇诗稿交到排字房去了。还是怕会“出事情”，临时还又把一些比较带“刺激性”的字眼变更了一下。
可是，第二天早上醒来，拿来报纸一看，那首诗却变成了：“从北到南，从黑暗到光明；再会吧，解放区。………”他气得眼睛冒出火来，披上衣服就拿了报纸去质问总编辑。总编辑说：“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呀！大概是社长改的。”他再找社长去，社长却冷冷地笑着说：“你看我行不行？只改了几个字，就把你的意思完全翻过来啦！…………”………这位编辑终于是离开了这个报社。
没有把这位编者马上拘捕起来，在统治者看来算是够“客气”的了。可是，对于一个正直的新闻工作者，这样的“强奸”是比拘捕甚至枪毙更难以忍受的啊！
国民党反动派是世界上最害怕言论自由的一个集团。他们害怕人民翻身，害怕人民认识大时代的真面貌，更害怕他们自己的丑恶暴露在人民大众的面前。所以他们用种种卑劣无耻，残暴不仁的手段，蒙蔽人民的眼睛，塞闭人民的耳朵，封锁人民的嘴巴，不让民间报纸存在，不让正直的新闻工作者自由。在国际新闻自由访问团到重庆的时候，国民党中宣部发言人谈：“我们新闻检查的尺度已经放宽很多了。”可是，连重庆报纸上“欢迎新闻自由使者”的社论也被检扣了，只登出来一个题目，开了一个大“天窗”。透过这个大“天窗”，我们便清清楚楚看到了中国法西斯的面目和法西斯统治下的人民报纸受难的画图。……
还是我在重庆的时候，有一天我到北碚去看一个朋友，在汽车站正碰到这么一回事：一个壮汉气势汹汹地从汽车上把刚运到的报纸拖下来，狞笑着说：“今年冬天的皮大衣又不成问题啦！”——把这一捆报纸送回去给他的头子，他可以得到一件皮大衣的“奖赏”。气喘喘跑来取报的报童和急着买报的一些人都呆在一边，一句话也不敢说。不过人们是更急着看这一天的报了，知道上面一定登着对统治者不利的消息。
在重庆附近一个国立大学读书的时候，我和大多数同学一样爱看一种为人民的说话的报纸。一天，忽然不见送报的孩子来了，同学之间互相询问着，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晚上，在茶馆偶然听到几个人在谈：“那小子牛劲很大，我们三个人收拾他还被他狠狠地打了我们每个人好几拳；把他按倒在地上他还踢，还死抱着一大卷报不放手。后来还是手枪对着他，他才松手了。这小子！以后有机会非‘整’死他不可！”声音很熟，是我们学校里的“特种学生”，也是三青团里的几个积极分子。我于是知道了我们所盼望的报童遭遇了怎么一回事。以后，报纸很久很久也不见送来了，传说着有一个报童在嘉陵江边走着的时候被推倒在江里了。学校当局后来又公开宣布不许卖报的再到学校来，理由是“常常失落东西”。可时同时却又警告订报的同学们说：“你们不要看××日报，看××日报的人思想都有问题！”于是乎，狐狸尾巴就又露出来了。
给进步报纸寄稿常不见登出，也见不到“不能刊用”的通知；进步报纸常寄不到读者手中，有人曾在重庆邮政总管理局附近看见几个人很辛苦地在向一大堆四川土纸印刷品上面泼水，泼过后又用大木棍乱捣，把那一堆东西捣成烂泥。他好奇地问他们干什么，他们答称是被雇夹专门作这个事的，那大堆的印刷品，是邮局扣留了不往外寄发的报纸。……
反动的统治者自己也知道他们作的不是好事，所以扣了报纸还要设法灭迹。可是，新闻工作者心头深深刻划的创伤是永远消灭不了的，人民也会永远记清楚是谁迫害了他们，是谁不许替他们说话为它们服务的报纸存在。这笔帐总有一天要清算的。
去年秋天，我怀着和写《从南到北………》那首诗的青年同样的心情离开了重庆到北方来。在西安、开封所看到的，是一连串摧残绞杀新闻界的暴行。秋天毕竟不是春天，即在政协决议公布以后，由于民贼独夫蒋介石的“偷天换日”，和平民主的春天仍然是没有到来啊。政协闭幕不久，美蒋联合布置好的反苏反共的攻势就发动了，东北风刮了起来，带着冰雹向全国人民袭来。在西安，三月一日，秦风工商报在五味杂字的门市部就被特务暴徒捣毁；接着是记者杨某横遭特务痛打；印刷房里被特务暗暗放进慢性炸弹；法律顾问王任被警备司令部假借“烟犯”的名义枪毙，执行死刑时还把一张大布告贴在该报大门口；在街上抓住报童打，抢劫报纸；威吓商店不许在该报登广告，威胁订户不准订该报，…………
五月十一日早晨，我在陇海线上某城市一个报社的编辑室坐着，正对着落个不停的细雨沉思，突然有人告诉我有一个客人来了。………
这是一位在秦风工商日报工作了很久的一位朋友，他突然的到来我没有什么惊讶，因为前两天在上海文汇报上已经看到了他们的报纸被迫停刊的消息。
他把全身都淋湿透的衣服换了一下，我们相对坐着沉默了好久好久。从他嘴里诉我知道了该报被迫停刊的经过，更知道了李敷仁被特务拖到咸阳原上被枪杀的噩耗………
这些都是国民党当局宣布“新闻检查取消”了以后的事，是蒋介石宣布了“四大诺言”以后还没有几天的事，而且也就是蒋介石为了部署内战，飞到西安以后几天所发生的事情。
不久以前我在开封又有一位在河南省党部有熟人的朋友告诉我：“中宣部和组织部都来了一个黑名单，而且密令地方当局就地自行解决；这名单上的人大都是文化界新闻界的。都是谁我还没法知道。……”
正是到处举行“户口大检查”，“陆空联合作战大演习”的时候，正是大军向东向北大肆调动的时候，正是满火车的坦克、大炮和大批美式装器向东驶去的时候，正是各县加紧催征军粮的时候，………人们明白这是什么意义。国民党反动派要钳制舆论，原是为了坚持独裁进行内战的方便。更大规模的内战的烈火已经被法西斯头子蒋介石动手烧起来了，对正直的新闻工作者的迫害自然就更凶暴了。
“从南到北，从黑暗到光明………”我终于是来到了解放区，置身在无限光明的土地上了。我看见了在共产党与民主政府的扶植和保障下，人民自己的报纸是怎样蓬勃的发展着，我平生第一次看到了自由天地里的新闻事业，也是第一次逢到可以欢快的“九、一”记者节。在今天，在反动魔王蒋介石已经发动了更大规模的内战疯狂向解放区进攻的时候，我分外关心现在正在国民党统治区为民主和平而奋斗的新闻战友们。在这里，我谨向他们致真挚的慰问与无限的同情，祝他们更健康更愉快的坚守着自己的工作岗位，更勇敢更坚决地斗争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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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新华社晋冀鲁豫总分社
九一致分支社及特约记者一封公开信
从二月到现在，短短八个月的工夫，我们以简陋机构和有限人力在中央局直接领导和全区军政民热情扶助之下，经过分社全体同志的努力，大体上完成各个时期的报导任务，参加了为争取独立和平民主的全国政治军事斗争，并在报导全区动态和交流经验上发挥了相当作用，单从数目字来看，八个月共发延安八十二万字，延安转发二十二万四千二百八十三字，五月十五日人民日报创刊至八月止我们供给稿在六十万字以上，总分社收到各分社稿件约计在二百万字左右，这一简单数字不仅是指明晋冀鲁豫边区报导工作的一个轮廓，尤其重要的是说明了党政军民都在热切的努力扶植这一工作，致使四个分社得以补充人力，密切同各部门的关系，在业务上获有较为显著的进步。
然而，处在目前解放区发动群众走向高潮，爱国自卫战争汹涌澎湃之际，我们的报导却显得十分薄弱十分不平衡，尚不足以应付斗争的需要，其中最根本的一个弱点，是新闻内容零碎、冗长一般化，迟缓，缺乏系统性和指导性，大大的影响了对外宣传以及交流各区情况和经验。
“提高一步”，从现在工作基础来看是完全刻不容缓的了，这也正是全体同志的迫切要求，在这里，我们依据过去几个月的一些零碎经验，提出几个有关业务上的意见，愿与分支社全体同志研讨共勉。
（一）加强新闻指导性
在日常繁忙而又紧迫的报导任务中，常常容易产生一种盲目的为报导而报导的技术化事务化的作风，究其因，是思想不明确，头脑不清醒，所以在一大堆材料之中不知道如何定裁和布局，增加宣传效果。思想明确，首在编写同志善于把毛泽东同志的原则路线灵活地体现在每一个新闻中去，譬如报导战争就必须充分体会毛泽东同志的运动战游击战的原则精神，从而帮助读者从积极方面来认识一城一地之失，在报导绛县城失守时同时着重反映了人民空舍清野，拒与蒋军合作，转入长期围困和消耗，便是一个较好的例子。又如报导爱国自卫战争，我们强烈的反映全民动员支援前线。游击战争，用事实说明战争特点是完全符合于党的精神，直接策应了战争的。其次，是随时研究中央局、军区、边府及各区党委对每一个具体政治任务或中心工作的指导意图和精神，我们有些分社能够搜集很丰富的材料，但苦于提不高原因虽多，其中主要之一点，是没有很好研究党的政策指示，往往只用固定的陈旧的观点去处理材料，无法发现新的事物。最近有一个新闻说明某村群众迫切要求土地改革，领导上根据耕者有其田的精神将群众迅速的发动起来，在发动的过程中，群众曾进行了诉苦，如果我们不了解当前放手发动群众实现耕者有其田的指导精神，那么我们便不可能重视群众这一迫切的要求，只能照例报导一个千篇一律的诉苦大会，消息便随之减色了。最后，在新的报导方针面前，总分社除了讨论方针，明确思想，向各分社和骨干通讯员组织稿件外，我们还派了记者直接参加翻身队，取得实感，发掘典型，又在附近驻村与县委共同参加典型村庄工作，共同报导经验，推动全区耕者有其田的翻身运动，这样才能深刻领会上级领导意见，主动的掌握方针及时进行指导。
（二）向总社学习
逐篇逐字逐句的对照总社转播稿来研究原稿是总分社获得进步一个好的方法；总社值得学习处甚多，目前我们体会到的：第一是眼光放得远，譬如高唐伪军的猖獗出扰，在冀南是边沿区的斗争。然而从战争全局来看，加上国民党第十二军从济南的增援，它已经形成了国民党扩大山东内战的一部分。由于不注视全面局势，眼光只限制在冀南，孤立的报导高唐伪军出扰，减低了这一战报严重的政治意义。总社帮助我们补充这一缺陷在宣传上是非常重要的。第二是政治上的谨严，一丝不苟。往往一个战报或政治新闻往返电商数次，一个人名，一个番号，一个地名都要弄得十分确切，譬如我区复员前后两次均为七万五千人，总社曾再三电询复员数目以免电文传讹；每一条蒋军进攻消息，总社都审慎的研究其军事企图，从何处来，向何处去，地点路线均弄清楚，然后才能发布，因为，只有最清晰的说明事实，我们的报导方能取信于国内外人士，才能有力的击碎中央社的歪曲与造谣。最后是总社善于分别读者对象，把握各个地区特点，我们常常在发布新闻中忽视了读者对象，我们报导汾南自卫战争，却忽略其他解放区和全国人民对于汾南解放区是生疏的，因而必需有所说明注释和介绍。我们向外宣传我们早已听惯了的互助组或者是减租清债时，我们常常不去考虑解放区以外的读者是不大十分懂得互助组的，那些庞杂的数目字，生硬的名词和经验，都应适当的删削，而代之以生动活泼富有宣传价值的故事。或是使用对比的方法去帮助读者获得理解。
（三）改进业务
没有业务学习，通讯社工作是永远不会做好的。
一个最恶劣的作风是：流水帐似的处理稿件，有稿子就改写两下，改写完了工作也就完了。这种作法曾经有一个很长时期阻碍着我们提高。改进的方法，除了加强政治学习，灵活的掌握政策外，在新闻业务本身还需要：
（１）我们在最近两月工作中，逐渐的按照工作需要摸索到一些通讯社基本建设工作，这大体上包括有：了解各个区域情况及特点，积蓄各种材料以便随时综合，建设一些补助编辑工作的工具如地图，行政区域，人物备考。通讯社缺乏这些工作，便会处处陷于被动，譬如：写军事新闻的人，必须要有战争情况的日记，敌情分布图，番号，战况图，精确的地图以及必要的史料（如收复朱仙镇，无妨引用两句朱仙镇的历史）。我们一直到今天还缺乏一个完整的边区概况，当然，也就无法把边区的面貌报导的更好，像冀南是全国闻名的纺织业发达地方，至今尚未有一次全面的报导。
（２）掌握总社几个基本文件做为武器，最近我们专门学习了总社一九四六年工作指示，电讯要简练，新闻五大要素等文件，发现自己虽然是从事多年的新闻工作了，可是对于什么是新闻，什么是电讯，怎样写这一类问题，还没有在自己的工作经验中找到十分明确完整的答复，及至我们研究了这些文件之后，才大吃一惊，发现作新闻工作不研究新闻业务的害处。
（３）随时总结经验，总分社每星期有工作周报，总结一周的经验，有月终总结，并随时随地发现问题提供经验通报分社，每个同志在处理一篇稿子之后，将自己的心得择其要者记在本子上。这一些工作对于一个分社也是完全必需的。我们希望各分社从现在开始到年底把各种具体经验加以详细总结。
（４）每月要研究几篇好的文章通讯新闻，探求各种新闻写作形式，学习使用新的语汇字句，这是重要的业务学习之一。像孙夫人的声明，一些有名的外籍记者通讯，新华社转播的典型新闻，和我们本身好的和不好的典型作品都可以做为我们参考研究的对象。
（四）选稿与编写新闻精选与简练，我们在最近已获得不少的进步，在三、四、五月中我们向延安平均每日发十六万字以上，总社平均转播三万字，最近两月我们平均每月发七万字而总社转播者则在三万字以上，减少了许多人力与物力的浪费。
首先在选稿上，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宁缺勿滥的精神，打破以量胜质的倾向。第一要善于组织中心报导，如围绕军事自卫战的政治攻势，支援前线，反内战起义……。如围绕着耕者有其田报导各种清算方法，这一切都应在一个明确中心下集中起来迅速报导。第二多发现新的题材，如群众运动中改造土匪，焦作孤儿院孤儿重返丰衣足食的家园，妓女被解放参加生产，从一些常为人们所不注意的侧面说明新民主主义的优越与健康特性。此外可以采取各种新的形式，叶枫同志所写的快板《陈先生》，太行的《长治人民眼中的毛主席》，都是为总社转播并加表扬的比较成功的作品。第三我们每日所接触的将近八千的电稿和通讯员平均三千字的来稿中，零碎的消息常占三分之二以上，因此一面集体的，仔细的选择好稿不使遗漏，一面要十分注意资料整理综合工作，使零碎的素材逐渐补充成为完整的新闻。
选稿、确定新闻内容的取舍，剩下的编写任务便是使新闻电讯简练明快。总分社和分社在这方面虽有一些改进，但比起其他兄弟分社来还需要大大努力，现在我们愿就几个思想问题提出来讨论：
“有了数目字是否就表示新闻具体呢”？我们曾有不少稿子连篇累牍的数目字，但并没有说明任何问题，曾有一条新闻写四十万人参加斗争，但在内容上却只有一个村的诉苦大会，结果仍是空洞。我们必须有生动的事实，数目字只有在恰当的说明事实真相时才有用处。
“从头到尾一点材料都不遗漏的写新闻是否算是交代清楚了呢”？我们每天都可以找到这样的新闻，写大会，一定从会议的意义，每个人的讲话，决议，通电……都要详尽无遗的写进去；有些同志常常用工作总结的方式或者是写通讯特写的方式来写消息，这种写法浪费人力物力既巨，给予读者的印象仍是模糊的一片。我们必须学会从素材中寻找最生动突出强烈一点当作主题，用最简单明确的语言使读者一目了然，印象深刻。面面俱到是不能写好新闻的。
“综合的典型的新闻是不是就必须是长的？”显然不是的，我们曾有不少短小精捍的典型的或是综合的新闻。陇海前线记者团写兰封攻城从一个战斗片断和一个人物写出我军的英勇善战，只用了四百字，写陈赓将军参加白晋线调处活捉日炮手只用了一百字，然而都得到了总社的表扬。至于综合，也绝不是单纯堆积材料。每一个综合新闻必须有一定的典型材料作为骨干而衬托以次要的材料，这样中心突出，文字自必精练。
总分社过去编写新闻不简练，主要是存在这几个思想问题，只有从整个宣传效果上考虑得失，新闻简练才可迎刃而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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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学习博古同志
——博古同志之遇难，不仅是我党与全国人民之重大损失，在党的新闻战线上也失掉了一个坚强英明的天才指挥者。际兹“九一”记者节，摘刊此文，以表缅怀先烈之忱，以留范于我后进者。博古同志对于革命的新闻事业之鞠躬尽瘁、战斗与创造的精神，是值得我们每个从事党的新闻工作的同志学习黾勉的。
——编者
我们悼念博古同志，不能不想起他的许许多多值得我们景仰和学习的长处。他常对我们说：“我将终身从事于革命的新闻事业。在我们党领导下，已建立了很好的人民政权和人民军队；我们还必须有很好的人民的新闻事业。”为了这“终身事业”，他竟整天劳作，深夜不寐，虽在疾病之时，亦倔强地拒绝休息。他还说：“我们吃革命的新闻饭，就是这样的。”博古同志经常悉心揣摩毛主席的工作方法和思想方法，对毛主席的每一指示和对报社文章的每一修改，他必须反复和我们探讨，有所领会，往往高兴地说：“这是毛主席的独特见解，大家要好好掌握。”几年以来，博古同志日益熟练地把毛主席的思想具体运用在实际工作中，例如报纸与群众结合、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思想，职业记者、基干通讯员和广大通讯员结合的思想，新闻必须完全真实，用事实和说理进行宣传，使我们的宣传有“驳不倒”的论据的思想，进行宣传斗争要“有理、有利、有节”的思想等等。特别是最近两三年以来，我们经过很多的巨大事变，在党中央和毛主席领导之下，在博古同志坚强和机敏的直接指导之下，我们在宣传方针上从来没有迷失过方向，我们并开始积垒一些经验。博古同志对于业务是极其认真和负责的，他对于报社和通讯社的每一项工作，都能不时提出精辟的意见。他对重要工作，常常亲自动手，树立榜样，在去年解放区大进军时，他曾亲制卡片，部队番号位置一目了然。他曾三番四复地说：“有了正确的政治方针，业务就有决定意义。请问业务如果不精，正确的政治方针又何从表现呢？”他很注意写作技巧，他经常地指示记者们：“要忠实的报导，精确的报导，生动的报导，迅速的报导。”他最痛恶陈腐烂调，他看了之后，往往叹口气说：“语不惊人辞不修”。博古同志有博览群书的习惯，所以他的知识特别渊博。他对于翻译工作尤其坚持不懈，他一有余晷，即伏案翻译。他说：“教条主义反掉了，更要多读书。过去读书方法不对头，不是书会害人。”他常恳挚地劝我们：“挤出时间多看书，对你们工作是有好处的。”博古同志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朝气蓬勃，永不满足于现状。对于工作的成绩和优点，他的赞扬固然充满着热忱，可是他对缺点和错误的批评是直率和尖锐的，甚至于是挖苦的。他总是永无休止地转运他的灵敏活泼的头脑，研究宣传斗争的形势、方针和策略，筹划把人民的新闻事业办得更好的方案和办法。
——余光生、艾思奇、陈克寒：悼念我们的社长和战友博古同志——
为了使解放日报和新华社成为真正人民的喉舌，为了从工作中培养党的新闻事业干部，你是费了相当大的精力的。你永不疲倦，摸索着宣传战线上斗争艺术。你不断的把心得告诉别人，并热忱的鼓舞别人也和你一样去摸索。我听见过陈克寒同志曾对别人说：“博古同志在宣传工作领导上是坚强的。”你不辞辛劳的每天工作，常常六七点钟起床，忙到十二点钟才能洗脸吃早饭，并在洗脸吃饭的时候，还在谈话和看消息。假如遇到有新的政治事情发生，那就更紧张了，你就匆忙地向中央负责同志请示，和提意见，然后与编委会的同志共同研究，把各种材料根据党的方针、党的主张写成电讯或论文。这样的工作常常使你通宵不睡，而第二天早上的工作，你仍然是不放松的。你不仅做了上述的工作，你还亲口从电话中告诉有关机关以新的重要政治消息，你的耳朵不大好，因此你常用自己的听觉为标准，深怕别人听不清楚，结果呢？常常把你的宏亮的嗓子也讲得嘶哑不成声。就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你对革命工作的无限热忱。
以我每星期回来听见的情形来说，你一天是很少休息的，除了看稿件，写文章，开会讨论，个别谈话以外，还要看各种中英文的报章杂志，以研究其中的内容到编排技术，你都用心研究。再有时间的话，你还做翻译工作。你的译品，都是从工作中挤时间来做的。除了午睡或晚饭后散步几分钟外，就很少见你休息了。你的娱乐是什么呢？也是你工作中所需要的，如听广播，不是听音乐，而是听国内外的口头广播的消息，有时候你听到的消息比新华社收到的消息还快。你听这些广播，也是为了“知彼知己”和反动派进行斗争，并且摄取各方面的经验，从外面的广播反映中检查我们新华社自己的工作，从而改进这一工作。当着听到新华社广播很清楚的时候，你马上会喜笑起来，拿着耳机给我听，给余生同志他们听。你还以看小说来休息，每天临睡前总要看一小时的小说。你常对我说，看小说可以增加社会知识，放宽眼界，对文字修养也有帮助。总之，你的娱乐和消遣也是与工作分不开的，特别是这四五年来，你是革命队伍中的倔强的耕牛，不声不响的埋头工作着。
张越霞：悼博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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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政协会议以来国民党反动派对舆论界的摧残
本报资料室
蒋介石于今年一月政协会议时，曾宣布四项诺言，保证人民享有身体、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这些人民应当享有的民主自由，在庄严的政协决议中，亦曾更加明确地明文规定，可是，口是心非毫无信义的民贼独夫蒋介石自食诺言，撕毁政协决议，坚持卖国独裁内战的反动政策，一面发动对我解放区的大举进攻，同时，在其统治区日益加紧法西斯的恐怖统治，对于为争取独立民主和平而呼吁号召仗义执言的舆论界，予以空前的摧残和绞杀。兹就自政协会议以来，国民党反动派加诸民主舆论界之反动措施与暴行，列举于下：
一月十二日 名记者兼军事评论家羊枣（杨潮）遭国民党特务之摧残毒害，死于杭州监狱中。
一月十二日 上海英文《密勒氏评论报》发表社论，反对国民党当局统治舆论，谓该报已接到邮局通知，除重庆外，任何别的地方都不能代为邮递。
一月十六日 重庆新华日报载：新闻发行仍无自由，昆明邮局继续扣留该报。
一月二十四日晚 重庆政治协进会新闻处记者李学民于“精神堡垒”附近遭特务痛殴，头部腰部受重伤。
二月十日 重庆较场口庆祝政协成功大会横遭特务暴徒破坏，新民报记者姚江屏、邓蜀生，大公报记者高学逵，商务日报记者梁柯平均被特务殴打。
二月二十二日 特务暴徒捣毁重庆新华日报营业部，营业部主任杨黎原及职员徐曼君等受重伤，损失达一万万元。同时，民主同盟机关报民主报营业部也被捣毁，职员五人受伤。
三月一日 西安秦风日报工商日报联合社营业部突遭特务捣毁，损失二百万元以上。
三月三日 北平市社会局勒令未经批准的文章杂志及通讯社不准发行。
三月十八日 南通二万人民欢迎淮阴执行小组大游行被特务阻扰，民国日报记者孙平天失踪，后遭特务杀害。
四月三日 北平解放报与新华分社编辑部遭国民党军警特务非法搜查，并逮捕社长钱俊瑞等四十五人。经过严重的抗议与斗争后，始被释放。钱等被释放后，当即游行全城，燃放鞭炮，高呼口号，沿途群众夹道欢呼，鼓掌欢迎，庆祝他们恢复自由，并成群结队至解放报社慰问。
四月十九日 北平市国大代表选举协进会假中山公园举行国大代表选举问题演讲会，被特务捣乱，教授陈瑾昆及美新闻处处长福斯特均遭殴打，福氏对特务说：“我到中国十二年，这是第一次挨打。”
四月十九日 西安工商报记者杨贵卿清晨由报社回家，路上遭特务扭打，几至殒命。
四月二十日 广州华商报及正报分社的门市部被特务先后捣毁。
四月二十二日 国民党特务捣毁成都民盟的民众时报门市部，并公开叫嚣：“什么打不得，张澜在这里也要打。”
四月三十日 西安民众导报编辑李敷仁被特务杀害（李氏被杀后遇救，现已逃至延安）。
五月三日 西安秦风工商日报被迫停刊，在停刊前两日被特务包围。
五月二十五日 上海文汇周报因发表社论痛斥国民党反动派在南通惨案的阴谋罪行，被迫停刊。该刊主编国际问题专家石啸冲于同时被捕。
五月二十九日 北平国民党当局非法查封北平解放报与新华分社等七十七家报纸杂志通讯社。
六月五日、六日 广州特务没收民主刊物十万余册，并有一读者被开枪击伤。
六月六日 上海封闭周恩来将军新闻秘书龚澎所发行之英文新华周刊。
六月二十二日 沪市和平请愿代表马叙伦等在南京下关被国民党特务暴徒殴打，大公报记者高集、新民报记者浦熙修均被殴伤。
六月二十九日 广州市警察钉封出版社印刷所派报社等十三家。
七月六日 长沙力报刊载：“国防部新闻局在各处设立军事通讯组”的新闻，因在标题上冠以“加强内战宣传”字样，被当局指为标题“错误”，勒令停刊三天。
七月十八日 上海文汇报因刊登了警察揭露警局内全部黑暗的来稿，被勒令停刊一周。
八月三日 昆明市政府及警务处勒令民主周刊、时代评论、中国周报、大众报、人民周报等四十七种刊物全部停刊。
八月八日 上海民营广播电台五十四家被勒令全部停止广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