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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个国度两个世界
渔村小景
浙江渔家苦
浙江，就面积讲来，是全国各省的一位小弟弟，但曲折的海岸线倒有一千二百多里长，沿着这曲折的海岸线，有一千八百零五个大大小小的海岛，构成浙江天然的优良渔场，养活浙江百余万的渔民和他们的家属，据二十五年的估计，浙江有渔船二万四千艘，每年产鱼八百万担。
但驾着一叶轻舟，带着一扣破渔网，以生命和海上波涛搏斗的渔民，受着官家（按指国民党统治者）、高利贷者和海盗的重重剥削，却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非人生活，几十年来他们从没有翻过身。
浙江渔民的“正规税”计有：捕鱼捐、牌照捐、护航费、管理捐等十余种，还有莫明其妙的陋规“下饭钱”、“小工钱”。上面这些税是缴给“官家”的，“官家”在保护渔民的旗帜之下，征收这些税，渔民乖乖的拿出了钱，但是渔民们并不能就此平安的出去打鱼。这些巨额的税款，其实是白交了的，因为渔民在未出去打鱼前，还得购买“匪片”，这些“匪片”是海盗卖给渔民的放行证。浙江洋面自金山卫海口一直到平阳，海盗何止十余帮，渔船出海务必先将各帮“匪片”买足才可放心出去，否则碰到海盗整船的鱼就完全被抢了。但你买有“匪片”后，海盗来查检时还要送“顺风洋钱”，才可以平安无事。这些“匪片”都是公开的秘密，连浙江省的外海水上警察厅也知道的。沿海的“鱼行”都可以代办“匪片”，专门引钱的人也公开兜售，水上警察厅根本不管这些事，倒霉的是浙江渔民，他们为了打鱼，得付两笔“护航费”，而浙江外海水上警察厅长永远是浙江特等的肥缺。他们抽税不做事，而鱼税的收入又永远是一片黑账。
渔民除负担沉重的税额外，还要负担高利贷的剥削，渔民身无分文，要筹集出鱼的资本，当然得依仗高利贷者的“慈悲”，渔区附近盛行着吸人骨髓的高利贷。海门附近高利贷在春泛出鱼时，借给渔民法币一千元，二个月后渔民捕鱼回来，得付本息三百斤鱼，三百斤鱼的市价现在是一万二千块钱，短短的两个月，利息要比本钱大十一倍。渔民缴了捐税，买了“匪片”，经过高利贷的剥削，每年辛苦所得自己拿不到四成，而这四成的鱼价还要受“鱼行”再剥削一次，“鱼行”经手卖鱼，要抽百分之十七佣金，渔民没法减轻这些负担。“渔民银行”、“渔民合作社”不过是一连串剥削的美妙名词而已！
海的风波，吞噬了年轻的衰老的渔民，台州洋、猫儿洋、大陈洋的飓风年年都要倾覆若干的渔船，而有几次大的飓风竟吞噬了三四百艘以上。每年渔泛过后，回家的船总要失去不少，渔村的女人每年哭泣着她们失去的丈夫和儿子，一切是这样黑沉沉的过去。几十年来我们的渔船没有改进，没有救生设备，近海也很少灯塔，于是许多渔民便不明不白的牺牲在海上不测的风浪里。
浙江海外的渔民，除了风浪会吞噬了他们的生命，因为生活上逼迫得无路可走，蹈海自杀的也很多。官家只知道伸手要捐要税，渔民的痛苦是从来没有人瞥他们一眼的。
“渔会”（国民党官办的）是在各渔区的普遍的组织着，各地有分会，县有“县渔会”，省有“联合渔会”，似乎“民主”已经走进了渔区，谁知道这些是什么把戏啊？这些“渔会”是从上面拉合起来，主事的都是当地的土劣和渔商，是高利贷的执行机关，替土劣和渔商向渔民催索债款，如果渔民稍有违抗，就要开除渔民会籍，开除会籍后就不准捕鱼，也就是断送了渔民的生机。因此每年丧身在这杀人不见血的“渔会”身上的渔民，真是很多，他们拿出来的幌子是避免不肖渔民混入渔会（即不容许借债不还的渔民混入。）
渔民愿意借债不还吗？渔民无路可走只有自杀。海门最近有陈姓渔民，因为借了五千块钱还不出，终于自杀了，这个年头五千块钱（按今能买到一斗米）也逼死渔民一条命，可见浙江渔民的命真是不值钱了。
“鱼行”、“鱼栈”、“土劣”、吃了渔民的血，养得很胖了，他们是渔民的“代表”，职业渔民的县参议员，他们呼朋聚友，庆祝着“胜利”，代表着“渔民的民意”说：“我们这里一切都很好！”他们可以放胆做去，近百万的渔民，永远是他们的奴隶，渔民敢反抗吗？反抗就是乱民。可以砍脑袋——虽然他们国家最重的刑法只有枪毙，而浙江沿海渔区里却盛行着“砍头”，因为我们的渔民是“太野蛮”了，只有砍头是好办法。去年浙南渔区平阳附近，发生“刀匪”之乱，结果被砍头百余人，镇压下去了。
最近麦克阿瑟准许日本渔民到“公海”上来捕鱼（按国民党政府已与之订立协定），而我们的渔民在自己的海岸边几乎要绝了生路，年复一年，永远没有从艰苦中出头的日子，这便是浙江渔民的命运。（转载自文汇报六月十一日）
胶东渔家乐
三面环海的胶东半岛，有着温和适宜的气候和一千公里漫长的海岸，是我国著名水产地区之一。石岛、烟台、长山八岛、羊角沟……都是闻名的鱼产地。这天然的渔民家乡，渔民们过去几十辈子却过着忍饥受寒的牛马生活，“鱼行”“船行”惨重的封建剥削，以及日人八年来“水产组合”的统治，使渔民永远成为他们的奴隶。但是现在这种悲惨的日子已经逝去了，奴隶变成了主人，渔民们都已翻身。
自从八路军解放了这些渔民的家乡之后，民主政府把渔民们从苦难中拯救起来，民主政府下令取消一切敌伪时代统治渔民的一切枷锁与压榨渔民的苛捐杂税。敌占时，水产被视为军用品，渔民们没有打鱼与卖鱼的自由，敌人设置的“渔业合作社”、“水产组合”对大鱼低价收买，小鱼则课以百分之二十以上的重税，数千百名水上警察尽情的压榨勒索，鱼贩行厮则趁渔民们的危难而肆意剥削，渔民们冒着生命危险，冲破惊涛骇浪，劳动所得的代价却是饥饿和哀愁。二十五桶虾才能换取一桶棉油，一个船工一年只能收取一石粮，渔民们如何度生呢？在这种压榨下，渔民破产了，渔业衰落了。烟台战前三千余艘渔船剩下的不足五百艘，而且大部分改了行。长山岛一百四十户的渔村，刘家山逃亡六十多户。而现在这羁在渔民们脖子上的绳索已经解除了，打鱼卖鱼自由了，民主政府只收百分之八的营业与出口税，作为修筑海港与扶助渔民等公共事业之用。渔民们自己组织的合作社，代替了剥削渔民的“鱼行”一斤鱼可换到一斤甚至一斤半的粮食。渔民们挺起了腰，昂起了头。
民主政府竭力扶助渔业的发展，拨发了大批贷款及救济粮，据不完全统计胶东解放区迄今已贷出款额七千余万元（合法币十四万万元），发救济粮十余万斤救助渔民。羊角沟市府，帮助渔民成立了船业公会，以收入的费和从水产红利中抽的公益全作为股金，购以渔民们所需的石炭、麻油、布、粮食等，廉价卖给渔户，给渔民们的食用及修补船只之用，又买了大批药品，准备给渔民们治病。烟台民主政府，把敌人吸吮渔民骨髓的“艾罘水产组合”变成为公私合营的“烟台水产公司”，取消了敌伪的强制制度，取消了敌伪水产品为军用品禁止出口的禁令，鱼民们可以自由从事海外运销。可委托水产公司卖鱼，鱼价绝不低于市价，卖鱼所得仅向公司缴百分之二手续费。
八十多岁老鱼民姜学礼说：“不是民主政府来我们早就饿死了，幸亏民主政府救济贷款我们才得活命”。烟台北台户村鱼民胡满珍等，三十六人得贷款十五万（合法币三百万），成立了“北海鱼民合作社”，买了一只大网，租得两只大船，重理旧业。过去无以为生常以“海毛菜”充饥或被迫流浪乞食的鱼民，现在都欢欣的修船补网轰轰烈烈的闹生产运动。羊角沟鱼网大部修好，已有鱼船四百五十余只先后下水。石岛、渤岛鱼民们获得贷款购置鱼具和船只后，不及一年复业鱼民即达七千人，增加鱼船一千七百零四只，挂网三千二百六十一扣，鱼网三百八十扣，虾网七百三十扣。烟台九个月来仅芝水、宁海两区及芝耘镇三地，已复业渔民三千余人，各种鱼五千二百七十余盘，渔帆船三百余艘。芝耘、参山十四家渔民，出海二十一次捕鱼五十余万斤，获利四十余万元。现各地正积极改良鱼具，改进捕渔技术和进行海带等人工繁殖，以增加水产量。据预计：即胶东地区今年至少产鱼一万万斤；石岛一地今年水产收入估计最少可有四万万元（合法币八十万万元）。
在积极生产下，渔民生活普遍改善了。长山、八岛、渔民，已去掉了喝豆饼浆和“海毛菜”的苦味，尝着白面饺子，带着欢乐的心情，过着紧张劳动的日子。前沟、后沟两村，六七十户讨饭吃的鱼民，现已绝迹，被饥饿迫使离乡背井流浪的鱼民亦均纷纷返回。
得到翻身的鱼民们，现在致力于研究发展鱼业生产问题，民主政府着手在烟台设立水产学校，恢复沿海养殖事业及进行罐头制造等，以帮助渔民发展鱼业。现在这无边无际的大海，已变成渔民自己的家乡，渔民们再也不是那些寄生虫和侵略者们的奴隶了。起伏的海浪，象征着渔民们自由幸福的生活，和平的海风，高奏着渔民们胜利的歌曲。
（新华社山东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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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探张学良将军
思辽
抗战后，连任历届参议员，并为参政会主席团之一的莫德惠老先生，已是六十以上的老人，一般人皆尊称为莫柳老。他是张学良将军的“父执”。救国救乡之心甚切，在重庆任何集会中，当他提到东北，想起白山黑水时，常在慷慨陈词中，热泪纵横。
抗战胜利之初，莫氏飞赴东北各地宣慰，初到之处，备受东北父老欢迎，东北父老并向他倾诉这十四个年头的辛酸血泪，几乎在每一次欢迎会中，都有人问起张学良将军的近况，“少帅究竟在那里，为什么值此东北光复之时，还不统率人马返故乡？”这一个东北人士关切的问题，常使莫柳老难以回答，引起一阵辛酸。曾经不是一次，他向东北父老作郑重的誓言：“下一次重返家乡，我一定带了汉卿（张将军号）同来，和阔别十余年的父老们见面，否则我宁愿死在关内…………………”
莫柳老飞返重庆，他无时无刻忘记了东北父老们的期望。首先，他拜访张岳军和邵力子，请转达当局，要求立即释放张学良将军。他也准备在政协中提出这个要求，因为从大的方面讲，抗战胜利了，应该让他回东北，从小的方面言，监禁期限早已过了，但是无效。
政协闭幕，莫氏得蒋之同意，驱车筑渝道上，探视犹在“管教”中的张学良将军。
小汽车疾驶到桐梓附近，伴同莫柳老同车而去的特殊“招待员”遥指倚山倚水一小村落说：“白墙房子即张将军住处。”莫柳老一动情感，禁不住热泪泉涌。两分钟后，张学良将军闻讯从屋里跃奔车前，热烈迎迓莫氏，两人紧紧的握手，眼睛都是湿润的。
张的健康情形甚好，只因经历长期“管教”，态度比从前稍为深沉一点。由经常在油灯旁边苦读，损害了他的目光，现在看书报时，要戴二百度的眼镜。
莫柳老与张氏同住了一礼拜，一同进餐，一同游息。事实上，当他们散步郊游之时，仍有形影不离的人物在旁。好在他们不谈政事，不谈军事，只谈一些学术上的见解，养鱼烹饪之道而已。据莫氏返渝后对人谈，张氏这几年来读的书可真不少，不仅埋首研读，而且还亲自操作，种园艺、养鱼养鸡，从事生产。
有一次，张恳切的向莫表示，他希望再进国内大学读几年书。莫老嘉许他的学习热忱，但建议最好到国外去谋深造。
他对自己的能否获释，这样估计：（一）抗战胜利之日，可以释放。（二）全国各党各派团结合作，可以释放。前一估计，现已证明其不准，后一估计会不会准呢？这要看今后了。
张氏每天仅许读中央日报和大公报，因此关外炮火连天，他亦略知一二。他对东北问题的看法是，东北问题不仅是东北人民的问题，而是全国生存致关的问题。解决问题的关键，要从尊重东北人民做起。（录自《民主》三十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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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内战饥荒感怀
何香凝
八载逃亡胜利回
内战传闻增愤激
不堪回首十三年
泉下有灵应叹息
胜利街头饿殍尸
三民主义今非昔
中华遍地饥饿声
污吏贪官民怨极
经济侵凌祸怎销
频年借债如山积
金钱变作炮弹灰
到处肥田生荆棘
可怜十室九家空
民贫财尽饥寒逼
谋生无路去投军
愿为司令当执役
无情炮弹一声鸣
丧尽生灵千万亿
兄弟阅墙可奈何
遍地同胞鲜血迹
遥闻少妇泣闺中
望子思夫长叹息
不知已上断头台
梦魂相会各音哀
留言后辈青年者
我等雄心且莫灰
天生我材必有用
今天死了再胚胎
前者牺牲后者继
此后无穷烈士来
花开花落年年在
血冢黄花几度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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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阎锡山的“聚宝盆”
史怀必
一、委座称赞人民愤恨
阎锡山把他的血腥统治掠夺的“兵农合谋”政策，美其名曰“聚宝盆。”据说阎锡山去年到重庆时，曾在蒋介石面前，吹嘘自己这一套反革命反人民的政策，据说可以用以抵制共产党的减租减息，说什么晋省人民如何欢迎要求实行等等。杀人的刽子手们，总是互相呼应狼狈为奸的。阎锡山的反人民政策，竟得到蒋介石当面称赞，并允许在山西先行试办。于是阎锡山从重庆回到太原后，一面大大吹嘘其“兵农合谋”为“中央批准，委座称颂”；另一面则动员其统治爪牙——农村土劣，挟持民意，要求实行“聚宝盆。”在三四月份的汾东导报与阵中日报，今天刊登介休人民要求“聚宝盆”，明天刊登平遥人民要求“聚宝盆”，好像真是菩萨出现了。
阎锡山的“兵农合谋”是好是坏，汾东人民体会的再深刻不过了！因为他的“兵农合谋”首先在汾东（襄陵、浮山、临汾一带）实行过。汾东人民普遍流行着一首歌谣，描写阎锡山的“聚宝盆”：“青年小伙拔了兵，姑娘媳妇儿充了公，老婆老汉填了坑，小孩娃娃沽不成！”这就是汾东人民对阎锡山的“聚宝盆”最真切的反映。
在阎锡山直接统治下的临汾城内，也有几家商号的掌柜这样说：“聚宝盆确实是聚宝盆，不过是官家聚富了，把人民锯穷了。”这也是一针见血再深刻不过了。
二、“兵农合谋”与“编组”
阎锡山的“兵农合谋”第一步是强制编组，将村里十七岁以上，四十五岁以下的青年壮年，编为三人一组，三人之中抽一人为常备兵，两人为国民兵。（常备兵入伍，国民兵在家种地）。在国民兵年龄而残废的人，称为纯国民兵（意即不入伍）。充当常备兵的，大多为家境贫寒子弟，因为谁也怕当常备兵送死去。在村里抽常备兵是采取“抽笺、抽纸蛋”的办法，富有的子弟抽上当常备兵时，即出粮食雇人去；穷人子弟，抽上常备兵，没有粮食只好去当炮灰。在村里有权势的统治者，或少识字而又在国民兵年龄的人，皆当了村干部，实行缓役（阎锡山的大编村，有四十到五十个干部），形成农村中的统治剥削网。
编组之后。第二步实行分配土地，将全村人民土地没收配给国民兵。四十五岁以上，十七岁以下的老幼，不配给土地，剥夺了老弱的土地所有权，他们的生活阎锡山规定给国民兵助耕，由国民兵给工资。而实际由于他们没有劳动力无人雇用，只有饿肚皮。而且，国民兵的收入除出负担外，连自己吃用都没有，那能出工资来雇用人工呢？
两个国民兵养活一个常备兵的家属，每个国民兵每年给一个常备兵出麦五石、花十斤（如很穷苦人家则根本得不到救济）。常备兵分的土地也由国民兵来耕种，支差出负担统由取得土地的国民兵负责。鳏寡孤独之家，名义上规定有救济粮，实际上均被编村贪污。
妇女则编为妇女队，给阎锡山军队服务，每天整训实行奴化教育。在妇女中又发展所谓“进步社”，与“同志会”；并规定“邀谈”制度，组委定期与妇女个别邀谈，借机调戏、强奸等。梁培璜、继续川在浮南东张、梁家河一带，曾以邀谈而诱奸有姿色的妇女。一般人家的妇女，被阎锡山部下奸淫者不可胜计。当大北渠群众诉苦时，曾谈到自己到河西支差，老婆就成了六十一军的了。
三、“兵农合谋”政策实行的恶果
“兵农合谋”政策实行的第一个恶果，就是土地荒芜，生产锐减，人民生活下降到不能生活的程度。
阎锡山迫使十七岁以下，四十五岁以上的人丢掉土地，脱离生产，使土地集中到少数国民兵手中，把国民兵变做阎锡山的农奴。而国民兵又因支差、负担苛重不能耕种，又阎锡山大修碉堡，每个国民兵支差三个月，使国民兵既无法到地耕种，妇女们每天开会、受训、邀谈也无法上地，这就造成大批土地荒芜。如浮山岗头村，二千五百亩地，荒了一千二百亩。上北渠四百五十亩荒了一百八十亩。襄陵张篡四千亩荒了八百亩。按全县范围来说，阎锡山统治时，临汾南荒地八千余亩，浮南荒一万三千余亩，襄陵荒九千余亩。
由于支差繁重，牲畜也大大减少了。襄陵张篡村属于解放区时，有一百四十五头牲口，阎占后死的死卖的卖，还有三十头牲口。属于解放区时，有每年平均上十五亩粪的人家，阎占时只能上三亩。属于解放区时，犁四次耙三次，锄三次的农家，阎占后，犁二次，耙一次不锄了。过去每亩能收七大斗，阎锡山来只能收三大斗了。该村村民赵雄，过去四十亩地两头牲口，阎锡山来只喂了一头骡子。过去四十五亩地，每年上粪二十亩，后来只能上粪三亩了。
由于土地荒芜生产降低，人民生活就更加困难了。然而阎锡山的摊派、掠夺则有增无已。以下是两个村子的负担调查，可以代表一般状况。
浮山三区梁家君村，两年顽占时负担调查：
全庄十六户、一百零七口人、四百三十亩地、四十二两粮银、每两粮银负担如下：正银一石、附加一石、代购一石、马料二斗、村摊派四斗、救济粮一斗、款折粮二斗（每两六百二十五元）。另外优待粮三十石（五个常备兵），花五十斤（合粮五石），军布每亩四尺九寸，全村二百一十一丈六（折麦三十石零二斗），家家计划每户合麦二斗（给国民兵买牲口贷种），临时马料一千斤（折麦十石），马草一万八千斤（折麦六石），派饭二千七百顿（合麦十三石六斗）、应酬费每月平均二十条烟（合麦两石，全年二十四石）鞋袜鸡子除外，共负担粮二百八十二石九斗，再加一成“脱耗”（二十八石二斗），共粮三百一十一石一斗。每两粮银平均七石四斗，每人平均负担二石九斗，超过对我负担十三倍（对我负担二斗四升）。
襄陵张篡村去年顽占时负担调查：
全村一百六十四户，九百六十五口人，四千五百七十亩地，四百五十六两粮银。
解上款粮负担：每两粮银二石二斗，布每两粮银五丈六尺（合粮五斗五升），花每两粮银半斤（麦五升），代购粮一百石（每两粮银二斗二升），帮差款三十万（每两粮银六百五十七元，合粮二斗五升），马料四斗，以上共粮一千六百六十三石七斗，每两粮银平均负担三石六斗七升。
村摊派负担：每两粮银四斗，共一百八十二石四斗，优待粮二百五十石，（家家计划每户四十元），共三万八千六百元。合粮一百二十九石，国民兵身分证九百元（合麦三斗），临时马料五千斤（麦四十五石），马草七万五千斤（合麦二十五石），派饭八千五百顿（合麦八十五石），应酬费一百五十石，以上共粮八百六十八石七斗。
解上粮款与村摊派两种：共合粮二千五百三十二石四斗，加一成（脱耗）二百五十三石二斗四升，共合负担粮二千七百八十五石六斗。每两粮银平均负担六石二斗，每人平均负担二石九斗五升。超过对我负担十倍。
由于阎锡山的“兵农合谋”与掠夺政策，使汾东人民生活降到非常惊人的可怜程度。以下是人民生活状况的变化：
襄陵张篡村属解放区时，人民每天三餐，早饭米汤、蒸馍，有炒白菜辣椒；午饭白面条，有油炒菜调和；晚上米汤蒸馍；过年过节有三分之二人家有酒有肉。阎锡山统治后，早饭是米汤红薯麦皮玉茭面馍（吃不饱），午饭是玉茭生子野菜，晚饭与早饭同，过年过节皆买不起酒肉了。
浮山三区上北渠属解放区时，早饭白面玉茭面各半蒸馍，米汤有萝卜菜，午饭吃干面条有菜，晚饭玉茭生子汤，玉茭面麦面各半的馍。阎锡山来后，早饭玉茭生子和菜各半“窝窝”，午饭玉茭和糠各半稀饭“窝窝”，晚饭是豆面条子稀菜饭。
以上是指一般中等人家的生活，至于穷苦的人连上面的吃喝也不可能。今年春荒时，浮南有四分之一的人家吃糠吃菜。以上的材料，可以代表汾东的一般情况。过去人常称：“金襄陵，银太平，数了曲沃数翼城。”在阎锡山统治下，情况变的不同了。到我军解放后，现在才逐渐恢复元气，人民才翻身。
阎锡山“兵农合谋”实行的第二个恶果，是人民的疾病死亡率增大。
由于阎锡山苛敛暴政，人民不堪其苦，逃亡者甚多。又由于生活贫困营养不足，致疾病死亡率增加。
浮山南三区上北渠二十户、一百三十口人，在阎锡山统治的一年之内，生病死了的有三十口（内有七个小孩子），生疥疮的四十五口，患过伤寒时疫者八十口，怕编组逃跑的青年三人，无法生活逃亡了五户。浮山岗头逃亡五十户，死了一百七十九口，死绝十六户。
襄陵张篡村，在阎锡山统治的一年多时间中，一百六十四户中逃亡了四十五户，患伤寒时疫的五百四十口人，死了的七十人，被阎锡山杀了的十三人。
“兵农合谋”实行的第三个恶果，是教育废驰与学校倒闭。在襄陵张篡村属解放区时，曾有一百三十个儿童上学，孩子们的家长对未来的新主人抱有很大希望，家里主要生产任务由家里人负责，小孩子可以安心求学，教员很有兴趣，对教育事业的专心与努力使学校在各方面都有很大进步。自阎锡山来了以后，学校的孩子减少到三十人左右，许多应该上学的小孩子由于家庭贫困而失了学。阎锡山为了修碉堡，把学校的三间房子拆掉了。在浮山三区的情形和襄陵一样。我在张篡村与教员谈了几次话，他说：“顽固过来一切都变了。你教学生日本课本，他来了不说啥；你要教八路军的就有杀头危险。有一次我在黑板上写了个“八”字，组委来了审视了半天，又把我桌上的书检查了半天。”
阎锡山为了实行他的“兵农合谋”政策，剥削压榨人民，采取大编村制。每个大编村村公所的人员数目，相当于我们的县政府，其开支比我们县政府大数倍。去年邓庄阎锡山村公所，半个月经费花洋五万七千余元。
阎锡山是踏着人民死尸遍野的基础来宣传自己的“德政”的。蒋介石也毫无廉耻的歌颂这种“德政”。人间的卑鄙事情尽让这些人干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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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锦第：忆闻师
“七七”事变前，在北大我专门学习的不是文学，但我对一多先生讲习的我国古代民间情歌集《诗经》，感到极大的兴趣。他最拿手而且使我们佩服的，就是他把这部古代民歌的古典，还它一个本来的面目，对于传统的那种浅薄、腐败而无效的讲法，他置之不理，他常用现代民间的生活与习俗，引证他对于这部古典的讲解。
就国风第一首来说：“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他说前两句与后两句没有意思的关连，只有音韵，美的和谐，这在民歌中是常有的，例如在河北流行的一首：
“山老哥，尾巴长，嫁了媳妇忘了娘。”
今日我们喊出“向大众学习”的口号，而一多先生早已在那儿实践了！他讲这部古典，总是生趣勃勃的，我现在只举一个例子，可以知道先生别出心裁的讲学作风。
一多先生抱有强烈的正义感。记得有一次，他上课的时候，平常他那种儒雅温厚的态度忽然变了，严肃的愤慨万状的，用着沉重的调子，我们说：
“平时在上课的时候，我怕误了功课，所以除了本课以外，没有时间讲别的，今天我不能再忍了，“敌人的特务”（！）昨天在各大学搜查我们了……我们要起来！我们要起来！我们要起来！”
这时我们这群青年都兴奋起来，泪要流下来了，后来一多先生默默地在黑板上写了两句诗：
“悠远的四千年记忆，让我如何拥抱得紧你？”（大意是这样，也许字句有误）
这是一多先生所著《死水》上的名句。有人以为这是先生同某女子讲恋爱，其实他说这四千年的记忆，就是他祖国四千年的民族史！他的“爱人”就是他的“祖国”！和祖国的人民！
现在一多先生为了民族的前途，为了人民的前途，没有死在外贼之手，而死在家贼反动派特务的毒手中了！
先生的鲜血将是一座灯塔：告诉我们怎样走向光明，我们坚决相信！一多先生未完成的遗志，必是中国人民一定要完成的大业！
迢迢远途，我向先生的令弟，我的老友，闻家驷兄及他的家属致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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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遥寄
给善本哥的信
亲爱的善本哥哥：读到七月四日延安新华社电讯，您为反对内战与十位空军朋友驾机赴延消息后，作为您的弟弟的我们是如何兴奋啊！
记得民国二十四年您离乡去航空学校时，我们问你为什么不上大学？您说：“现在国难深重，学飞行打日本。”不久神圣的抗战开始了。这期间我们虽天各一方，但却都参加了抗战，而且获得了祖国抗战的胜利。可是现在国民党反动派与美国反动派互相勾结，发动内战，屠杀自己同胞，不让老百姓过太平的日子。六月二十三日，我们在博山城亲身经受了国民党飞机的轰炸和扫射，那时我们想着：驾了美国飞机，用美国穿甲弹扫射过着和平生活的同胞，用巨型炸弹炸毁火车头的该不会有我们的善本哥哥吧？！以您的行动证明，我们猜对了。哥哥！您那正义的英勇的行动，给予反动派以严重的打击，对于广大具有民族意识的，国民党军内的，海陆空军官兵是一个响亮的号召，有力的鼓励他们也能决然退出内战漩涡。善本哥哥！您是民族的好儿子，也是我们族中的好子弟，是我们的好哥哥，我们感到无上的光荣。
由于敌伪八年的摧残，我们的家是被毁了，但在民主政府的全力建设下光景已日益改善，伯叔健在，生活有民主政府帮助和我们就近照顾，请勿远念。善本哥哥！让我们为祖国的独立，和平，民主事业携手共同奋斗吧！我们有决心，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您的弟弟刘善新，刘天楹于安邱家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