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 年 6 月 11 日 · 第 2 版

法新社九日报道，日本农林水产省说，中国明年将继续向日本出口生丝。日本两大蚕丝期货市场行情本周接连三天看涨。

法新社十日报道，汉城官员说，南朝鲜政府批准当地三家公司对印尼煤矿的投资。南朝鲜能源部说，投资总额为八千四百万美元。

法新社九日报道，日本一份官方报告说，日本通产省计划调整进口结构，将多从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进口商品以防止因美国经济衰退而引起的不利影响。

合众社九日报道，日本通产省预测，到一九九五年时日本石油化工产品产量将增至五百九十万吨，一九八八年的产量为五百万吨。

美联社九日报道，南朝鲜外贸机构说，一九八九年南朝鲜贸易顺差比去年减少百分之八十三，降至十五亿美元。

【台湾《民众日报》５月２９日文章】题：冷静观察，热情参与——访胡台丽谈台湾社会观察（作者吴锦发）
    胡台丽，父亲是上海人，母亲是江西人，她出生于台湾，纽约大学文化人类学博士，现任职中央研究院民族所，是国内年轻一代著名的人类学家，也是杰出的文学作家。近些年她对于台湾的老兵、原住民、大家乐等等社会问题都有深入的研究，并且常为文在报章杂志上发表，广受瞩目。她的近作《性与死》，是前几年只身深入新几内亚丛林，采访原始土著民族的成果。
    五月四日我专程北上访问了她，以下是当天访谈的大要：
    吴锦发：（以下简称吴）近些年，我常看你发表的文章，发现你一会儿发表有关老兵的研究，一会儿又发表一些农村研究方面的文章，一会儿又是台湾的原住民、新几内亚的土著民族研究，你到底是专门研究那一方面的学问啊？
    胡台丽：（以下简称胡）我是念人类学的，对于人类的行为我都有兴趣研究，特别是有关台湾社会发生的一些比较特殊的事情，我更有兴趣。
    吴：同样是有关农村问题的研究，前些年，我看到你有一篇有关台湾农村宗教信仰的研究，提到农村土地公、土地婆的问题。我觉得很有意思，那一篇文章探讨的问题，很有文学的意味。
    胡：我特别喜欢研究农村一些非正式的发展现象，那些东西正好是平常官方资料看不出来的东西。譬如我特别注意台湾农村小型工业的发展，它怎么样和台湾农村结合起来？怎么样发展？它是在一种什么样的基础下发展起来的？
    吴：包括它对台湾农村家庭结构的影响？
    胡：对，对影响农村家庭的因素，我也不会只看一种力量，我还会探讨力量与力量之间往往返返的关联性。
    譬如说：台湾的农村家庭一直在不断的变迁之中，在变迁的过程中，有一些观念（比如父亲的权威）有日渐势微的倾向，但是当这些观念在势微的过程中，另一些观念却又不断在加强，（比如：农村家庭希望有一种凝聚，加强整合的力量）父亲希望孩子能留在身边，但事实情况却又逼得孩子不断地往外游离，这些力量要怎么调合呢？
    台湾农村的小型工业，就是因为有这种父母一直想把子女拉回来，而子女也还不能完全脱离对大家庭依赖的那种心理之下，才能如此蓬勃发展。
    再举一个例子，谈到台湾农村的婚姻问题，我就会特别注意婚姻之外，所谓“非正常”的那些婚前怀孕的现象，这些现象常被人忽视，但是经过研究，我发现那些现象反而更普遍。现在台湾农村的男女青年婚前性行为的频率高得出奇，这些反而在正式调查研究资料中为人忽视了。
    吴：这个问题我很有兴趣，你认为是什么原因使台湾农村的青年男女婚前性行为频率那么高？
    胡：以前在各种文章中，常有人提到“台湾社会是一种中国式社会”，他们所谓“中国式社会”就是用传统的那种礼教很强的保守社会类型来代表它。但是我研究发现，今日的台湾社会早已大大不同于那种所谓“中国式社会”，他根本早就离开那种形式的社会很远了。
    吴：那也好比今天还有很多人一提到“台湾人”这个概念，还把“台湾人”定型在四五十年前那种台湾人形象，其实今天的“台湾人”早已大大不同于四五十年前的“台湾人”了，譬如今天台北西门町那些喜欢穿着奇装异服的年轻人，他们不也一样是“台湾人”吗？
    胡：对，所以后来我发觉，所有那些被官方正统概念所忽略、所排斥有时甚至被扭曲的现象，常常反而是台湾社会最普遍的现象。
    表面上看起来，我一下子在研究原住民，一下子又研究农村，其实最近几年我一系列的研究，就是非常关注于台湾社会几种变迁的现象，我的目标就是：我想弄懂在正式的研究工作之外，台湾社会底层真正的文化结构是什么？它之所以塑造台湾社会变成目前的风范，是哪些因素造成的？台湾社会和传统中国式社会已经分道扬镳的地方在哪里？譬如前些年我研究大家乐……
    吴：这个问题我有兴趣，最近是流行六合彩，对这些现象你有什么看法？
    胡：六合彩和大家乐性质都一样，我是比较专注研究大家乐在宗教层面的意义，我觉得它所反映出来的宗教层面和我们现实社会互相反映、关照的关系很深。
    吴：你能不能说得更具体一些？
    胡：我看报纸杂志上的言论，都从“道德”的层面谴责它；为了了解它，我亲自跑到乡下去和那些赌迷一起跑一跑，我深切地感受到，我们台湾社会近一二十年来，可能真的是转变得太快了，农业社会中那些人与人之间亲密的感觉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工业社会缩得很紧的精神状态，人们很渴求另一种亲密忘我的感觉，带有一点嬉笑怒骂的，带有一点自我嘲讽味道的活动，大家乐在某一个程度上满足了人们这种需求。
    像这个层面的观察，是我以前在看“谴责性”的文章所没有发现的。另外，我在研究大家乐的现象时，发现乐迷们常“请”出来问明牌的神，如济公、太子爷、孙悟空，这些神明的位格都很有意思，他们以前在正统的神格中都不是地位很高的神，现在乐迷们都把它们的神格提高了，扩大了，所有那些阴神也都被提了出来……
    吴：像那些“水流仙姑”之类的……
    胡：对，很有意思，这也可以看出，台湾社会在急速转变的过程中，有很多不是那么受旧有严谨规范的东西跑了出来……（上）

【美国《商业日报》５月１６日文章】题：“马克思主义百万富翁”力争中国经济现代化
    他们做几百万美元的生意，但是自己拿回家的还不如西方领福利金的人收入多。
    他们可以指挥数千名工作人员，但却不能梦想开除哪怕一个偷懒的门卫人员。他们在办公室会见世界上最有权有势的经济界巨头，但谦逊地算自己是一名公务员。
    这些人一只脚踩在共产党世界，另一只脚踩在资本主义世界，敏捷地向前走。他们是中国的新国营企业的企业家，有人称他们是“马克思主义的百万富翁”。
    这一小批在中外合作中产生的社会精英——在全中国约有２０人——正奋力用吸引外资和把他们和共产党领导所认为的东西方的精华混在一起的办法使中国的经济现代化。
    上海是许多这种新一代企业家的活动基地。
    任白俊（音）是上海锦江集团董事长。锦江集团的资产据说约有１０亿美元。任先生几十年来一直是一位忠诚的共产党员，在大学时代加入共产党。他说：“我仍然完全相信中国要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但是，他也赞成做豪华饭店生意。他说：“中国应当有国际水准的饭店和酒家。我们必须提供世界水平的设施和第一流的服务。”
    为了实现那个目标，他正在把西方的经营管理技术移植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企业制度上。

【德新处波恩５月３０日电】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估计世界贸易的不平衡不会减少。该组织在其６月份的预测中预言１９８９年联邦共和国的经常性项目盈余将停滞在４８０亿美元，１９９０年盈余额甚至可能增为５３０亿美元。日本的情况与此类似，它的盈余将从大体上停滞的８００亿美元增加为１９９０年的８３０亿美元。据经合组织说，尽管经济增长前景良好，但估计失业率不会降低。只有联邦共和国是例外。全世界的通货膨胀压力将重新增加，但不会引起大的忧虑。

【香港《快报》５月３日文章】题：两岸节育事功各异（作者知昂）
    近２０年来，两岸都面临严重的人口压力，也都在全力推动人口节育政策。但是，由于双方各种体系殊异，采取的手段不同，结果虽然都大幅降低了生育率，却各有不同的发展。
    台湾主要以渐进的方式，从教育宣传方面，改变人们“多子多福”等传统观念，另一方面，因为经济繁荣，教育普及，公共卫生进步及家庭结构改变，使得广大妇女因为收入提高而增加教育、就业机会进而重视自我目标的追求，促使节育成为自觉的行动，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近１０年，台湾女性结扎累计已超过５０万人，男性结扎累计３．５万人。目前，台湾总生育率已降到与欧美国家水准相当的１．７—１．８。
    大陆的节育则以政策抑制。按其规定，一对夫妇只准一个孩子，超生的课以重罚，其孩子不得申请户口，没有粮油供应。但是，由于大陆广大农村的农民还过着低水平的物资生活和文化生活，他们受教育机会少，处于愚昧状态。在他们头脑中，“养儿防老”、“传宗接代”思想根深蒂固，同时，也因生产力低落必须生男孩来支持家庭，加上农村社会福利没有保障，如果女儿都出嫁，父母有年老之虞。因此，数以亿计的农民一志追“男”，有权的顶着生；有钱的罚着生；没权没钱的躲着生。
    此外，随着经济开放，流动人口大量增加，出现了“超生游击队”。据近三年的统计，大陆总生育率已上升为２．４—２．５，其中超生人数每年高达１０００万。
    这跟台湾人越有钱越不想生正好相反，形成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恶性循环。

【美国《商业日报》５月２２日文章】题：中国购买外国船只和技术
    中国需要从外国船坞订购滚装式集装箱船只和第三及第四代集装箱船，作为使中国运输工业现代化的宏伟计划的一部分。
    中国交通运输协会的一位副主席最近在伦敦的一次讨论会上说，运输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最薄弱点，货运和客运系统因需求大增而处于停滞状态。
    虽然中国作为造船大国已崭露头角，但这位副主席预计，从现在到本世纪末，中国将进口船只及全套其它运输装备，以实现运输业的现代化。
    他说，中国制造这种装备的能力还十分弱，因此，中国欢迎外国投资，提供技术建造专用船只和卡车、远程飞机、地铁机车以及大功率柴油引擎。同时，中国也需要进口火车头、卡车、运载机、专用船只和装卸设施。
    对中国运输网产生的压力反映了经济增长速度太快。过去８年，全国总产量增加了一倍，预计今后十年全国运输网将运载的乘客人次将比８０年代增加一倍，货运量也将增加一倍。
    中国造船公司香港子公司董事长说，中国今后两三年内将有能力建造１０万吨油船。中国现在有能力建造诸如自卸船只及用不锈钢建造的化肥船等这类高级船。
    中国一家造船厂现在正在为西德哈帕格—劳埃德轮船公司建造一艘能装运２７００个２０英尺大小箱子的集装箱船，中国总共给２０多个国家的买主建造了船只。
    这位董事长说，中国的造船厂现在已有约８０万吨造船订单，其中三分之一是外国的。
    参加伦敦讨论会的另一位发言人说，中国需要使运输工具多样化并发展更多的集装箱运输设施。在使程序计算机化的同时，还必需建立较定期的轮船航运业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