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页目录（10 篇）
巴黎出版法国著名作家凡尔纳的作品
法新社四月二十六日报道，这些作品是一部小说和有关诗的两本笔记，是在凡尔纳由于写了《海底两万里》、《八十天环游地球》和《气球上的五星期》而闻名遐迩之前写成的。这些作品是在凡尔纳的一个大衣箱里发现的，衣箱里还有许多他的手稿。
埃及发现了公元一世纪的木乃伊
埃菲社四月二十三日报道，这具女木乃伊是美国考古学家最近在开罗西南一百零三公里处发现的，装在一只金棺材里，外面又套上了木棺材，保存完好。这一发现证明四千年前法老时代初期使用的尸体干化技术一直用到现在。
考古发现美国人类存在最古老的证物
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一些考古学家二月末说，人们在俄克拉何马州发现的一些碎石器、木炭和美国野牛骨可能是北美人类存在的最早见证据。对这些东西的分析表明，它们存在于二万六千到四万年前。这项发现将使北美大陆的人类活动时间至少提前一倍。
奥匈帝国最后一位皇后（三）
他们终于被迫退位，后来又被赶出奥地利，从此，这对夫妇和他们的孩子（当时他们已经有了５个孩子）便走上了长期的流亡道路。他们的住所换了一次又一次。他们起初住在离维也纳２０来公里的埃卡茨托城堡。
后来到了瑞士的瓦尔特格城堡。那里已经聚集了不少被流放的皇族成员。这时，在匈牙利，革命闹得正凶。从俄国回来的信仰共产主义的３３岁的年轻律师贝洛·库恩建立了一个恐怖政权。这个政权只维持了１３３天。之后就是霍尔蒂将军上台。这时候，查理想复辟王位，尽管他已经接受过一笔为换取他及他的后代永远放弃王位的保证而付给他的款项（１．８亿瑞士法郎）。查理想乘车去布达佩斯，但这时候人们称之为“复活节暴动”的运动可悲地失败了，查理只得又回到了瑞士。几天之后他又进行了一次冒险，这次是他的夫人齐塔陪他一起去的。他们乘坐一架从他们的拥护者那里弄来的容克式飞机来到了厄登堡，有一个忠于王室的兵团在那里等着他们。这对夫妇受到了人们的热烈欢迎，他们开始向市达佩斯进发。然而，没想到霍尔蒂的部队突然出现在他们的面前。
查理不愿意看到流血，便投降了，财物被没收，他们夫妇也被交给了英国人。英国人把这一对皇家夫妇弄上了一艘不很舒适的小战舰，把他们当作战争罪犯一样地带走了。
经过１０多天的艰难航行，小舰艇经过君士坦丁堡和直布罗陀海峡，来到葡萄牙的马德拉群岛停了下来。那里是一个生活费用最昂贵的地方，但气候温和，老百姓对他们也不错。他们到达马德拉时已经筋疲力竭，几个星期以来，人们把他们俩从这辆车上弄到那辆车上，从这条船又换到另一条船上。在马德拉安顿下来曾使他们感到某些欣慰。
后来他们的５个孩子也到达了那里。起初，一切都还不错。齐塔尽力为她的丈夫排遣近几个月以来的痛苦回忆。查理开始教他们的大孩子学习捷克文和匈牙利文，葡萄牙政府把他们安顿在一座小别墅里，山附近的一家饭馆供给他们饭食。但他们缺少钱，以致于查理考虑取消他每天必喝的咖啡，他认为这太昂贵了，是一种没有必要的奢侈品。他把他们所剩无几的钱珍藏在一个小箱子里。齐塔甚至不敢给她的孩子买黄油和鞋子。此外，从匈牙利传来的消息也很令人沮丧。忠于他们的人都遭到了监禁。（三）
后来到了瑞士的瓦尔特格城堡。那里已经聚集了不少被流放的皇族成员。这时，在匈牙利，革命闹得正凶。从俄国回来的信仰共产主义的３３岁的年轻律师贝洛·库恩建立了一个恐怖政权。这个政权只维持了１３３天。之后就是霍尔蒂将军上台。这时候，查理想复辟王位，尽管他已经接受过一笔为换取他及他的后代永远放弃王位的保证而付给他的款项（１．８亿瑞士法郎）。查理想乘车去布达佩斯，但这时候人们称之为“复活节暴动”的运动可悲地失败了，查理只得又回到了瑞士。几天之后他又进行了一次冒险，这次是他的夫人齐塔陪他一起去的。他们乘坐一架从他们的拥护者那里弄来的容克式飞机来到了厄登堡，有一个忠于王室的兵团在那里等着他们。这对夫妇受到了人们的热烈欢迎，他们开始向市达佩斯进发。然而，没想到霍尔蒂的部队突然出现在他们的面前。
查理不愿意看到流血，便投降了，财物被没收，他们夫妇也被交给了英国人。英国人把这一对皇家夫妇弄上了一艘不很舒适的小战舰，把他们当作战争罪犯一样地带走了。
经过１０多天的艰难航行，小舰艇经过君士坦丁堡和直布罗陀海峡，来到葡萄牙的马德拉群岛停了下来。那里是一个生活费用最昂贵的地方，但气候温和，老百姓对他们也不错。他们到达马德拉时已经筋疲力竭，几个星期以来，人们把他们俩从这辆车上弄到那辆车上，从这条船又换到另一条船上。在马德拉安顿下来曾使他们感到某些欣慰。
后来他们的５个孩子也到达了那里。起初，一切都还不错。齐塔尽力为她的丈夫排遣近几个月以来的痛苦回忆。查理开始教他们的大孩子学习捷克文和匈牙利文，葡萄牙政府把他们安顿在一座小别墅里，山附近的一家饭馆供给他们饭食。但他们缺少钱，以致于查理考虑取消他每天必喝的咖啡，他认为这太昂贵了，是一种没有必要的奢侈品。他把他们所剩无几的钱珍藏在一个小箱子里。齐塔甚至不敢给她的孩子买黄油和鞋子。此外，从匈牙利传来的消息也很令人沮丧。忠于他们的人都遭到了监禁。（三）
苏联银幕的新面貌
【英国《卫报》４月２日文章】题：“公开性”政策给苏联银幕带来新的开放（作者马塞尔·马丁）（原编者按：马塞尔·马丁是国际影评协会主席，他有机会观看了许多苏联近几年摄制的影片，下面是他对变化迅速的苏联银幕所作的报道。）
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政策，不仅使一些被禁影片搬上苏联银幕，更为重要的是，它推动了许多触及被禁题材的故事片和纪录片的制作。
如果人们认为苏联制片人只是在１９８５年才突然采取较批判的态度，那就错了。在此之前若干年，许多影片有时采取相当大胆的态度处理一些被认为是敏感的题材（尤其是官僚作风、不负责任和日常生活困难），但是这些题材即使是在勃列日涅夫的“停滞”年代，不仅苏联的重要思想家认为是允许的，甚至是批评分析家的目标。这类批评在以一般公众为对象的影片里是司空见惯的，而在对外放映的影片中却很少见到。
影片被禁或限制发行的原因各不相同。有时是由于它真的涉及到敏感题材，如犹太人问题。这是亚历山大·阿斯科尔多夫的《女政委》和格列布·潘菲洛夫的《主题》被禁的真正原因。前者被指控进行“犹太复国主义宣传”。后者有一个角色是想移居国外的犹太人。另一些影片则是由于导演在描绘苏联社会时，背离了官方的乐观模式。
譬如，基拉·穆拉科娃的《邂逅》和《永别》被认为是“不够积极的”。但是，也许“公开性”政策在电影界的影响最迅速、最惊人。自１９８６年以来一直任苏联影协书记的克里莫夫决心创造一种理想的气氛，使艺术家们能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感情。
那么，近４年来的新的特点是什么呢？是一些影片在处理敏感题材时的大胆坦率方式。观众不必再去寻找言外之意，弦外之音。导演可以直言不讳，而不必用戏剧性的隐喻来掩饰自己的想法。
这种思想革命的第一个标志是田吉兹·阿布拉泽的引起轰动的反斯大林影片《悔悟》。该片是在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政策生效前摄制的。搁置了两年后，终于与观众见面，便一炮打响。
１９８７年尤里·卡拉的处女作《战争迫在眉睫》对斯大林主义作了类似的批评。影片谴责了４０年代笼罩苏联的恐怖气氛。当时，任意搜捕所谓的“人民的敌人”。
叶夫杰尼·楚姆博尔的短片《谢多夫律师》（１９８８年）表现的是同样的时期，处理的是类似的题材。影片讲的是４个农民兄弟受到酷刑拷打，招供后被判处死刑。尽管他们的律师作了多方努力，仍被处决。影片的结尾放的是一段过去从未放过的历史镜头。当时的国家政治保安局头目发表讲话，攻击市哈林及其一伙。
不够典型，但是同样能说明问题的是亚历山大·普罗什金的《５３年寒冷的夏天》（１９８７年），影片表现的是斯大林去世后获释的两名政治犯与其他获释犯人遇到的麻烦。影片揭露了贝利亚的最后罪行：他曾宣布大赦不仅对政治犯有利，而且对其他犯人也有利。弗拉基米尔·博尔特科的《他只撒过一次谎》（１９８７年）较直接地触及了真实生活。它描绘了一个野心勃勃的画家。他在公开场合用含糊的语言发表有利于政权的讲话，在私下里，他受到负疚感的折磨，尤其是当他的好友，一位独立画家批评他违背良心，迎合官方的路线的时候。
向生活妥协的青年人的痛苦经历是最近摄制的影片的重大主题，虽然过去也有过这类影片。
瓦列鲁·奥戈罗德尼科夫的《贼》（１９８７年）讲的是一个年轻的男孩为了哥哥参加摇滚乐队演奏，答应了哥哥的要求去偷一把乐器。以年青人为题材的新片，大多数都安排了一个造成青少年犯罪的家庭环境：母亲早死，父亲是酒鬼。
在瓦西里·皮丘尔的《小薇拉》里，父亲的酗酒和母亲的工作过分繁重，播下了她放荡的种子。它以苏联影片从未采用过的方式表现苏联青年的性生活。
１９８６年摄制的一部影片，尤里斯·波德尼耶克的《做年青人容易吗？》在西方国家放映时，走到哪里轰动到哪里。本片的精彩片段是一群年青人听了一场摇滚乐后，毁了一列火车。
摇滚乐象野火一样燃遍苏联各地，目前，苏联约有３０００个摇滚乐队。人们很自然地把青年的不轨行为归罪于它。在另一部新片中，摇滚乐被指责为“毒害人民的新鸦片”。
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政策，不仅使一些被禁影片搬上苏联银幕，更为重要的是，它推动了许多触及被禁题材的故事片和纪录片的制作。
如果人们认为苏联制片人只是在１９８５年才突然采取较批判的态度，那就错了。在此之前若干年，许多影片有时采取相当大胆的态度处理一些被认为是敏感的题材（尤其是官僚作风、不负责任和日常生活困难），但是这些题材即使是在勃列日涅夫的“停滞”年代，不仅苏联的重要思想家认为是允许的，甚至是批评分析家的目标。这类批评在以一般公众为对象的影片里是司空见惯的，而在对外放映的影片中却很少见到。
影片被禁或限制发行的原因各不相同。有时是由于它真的涉及到敏感题材，如犹太人问题。这是亚历山大·阿斯科尔多夫的《女政委》和格列布·潘菲洛夫的《主题》被禁的真正原因。前者被指控进行“犹太复国主义宣传”。后者有一个角色是想移居国外的犹太人。另一些影片则是由于导演在描绘苏联社会时，背离了官方的乐观模式。
譬如，基拉·穆拉科娃的《邂逅》和《永别》被认为是“不够积极的”。但是，也许“公开性”政策在电影界的影响最迅速、最惊人。自１９８６年以来一直任苏联影协书记的克里莫夫决心创造一种理想的气氛，使艺术家们能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感情。
那么，近４年来的新的特点是什么呢？是一些影片在处理敏感题材时的大胆坦率方式。观众不必再去寻找言外之意，弦外之音。导演可以直言不讳，而不必用戏剧性的隐喻来掩饰自己的想法。
这种思想革命的第一个标志是田吉兹·阿布拉泽的引起轰动的反斯大林影片《悔悟》。该片是在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政策生效前摄制的。搁置了两年后，终于与观众见面，便一炮打响。
１９８７年尤里·卡拉的处女作《战争迫在眉睫》对斯大林主义作了类似的批评。影片谴责了４０年代笼罩苏联的恐怖气氛。当时，任意搜捕所谓的“人民的敌人”。
叶夫杰尼·楚姆博尔的短片《谢多夫律师》（１９８８年）表现的是同样的时期，处理的是类似的题材。影片讲的是４个农民兄弟受到酷刑拷打，招供后被判处死刑。尽管他们的律师作了多方努力，仍被处决。影片的结尾放的是一段过去从未放过的历史镜头。当时的国家政治保安局头目发表讲话，攻击市哈林及其一伙。
不够典型，但是同样能说明问题的是亚历山大·普罗什金的《５３年寒冷的夏天》（１９８７年），影片表现的是斯大林去世后获释的两名政治犯与其他获释犯人遇到的麻烦。影片揭露了贝利亚的最后罪行：他曾宣布大赦不仅对政治犯有利，而且对其他犯人也有利。弗拉基米尔·博尔特科的《他只撒过一次谎》（１９８７年）较直接地触及了真实生活。它描绘了一个野心勃勃的画家。他在公开场合用含糊的语言发表有利于政权的讲话，在私下里，他受到负疚感的折磨，尤其是当他的好友，一位独立画家批评他违背良心，迎合官方的路线的时候。
向生活妥协的青年人的痛苦经历是最近摄制的影片的重大主题，虽然过去也有过这类影片。
瓦列鲁·奥戈罗德尼科夫的《贼》（１９８７年）讲的是一个年轻的男孩为了哥哥参加摇滚乐队演奏，答应了哥哥的要求去偷一把乐器。以年青人为题材的新片，大多数都安排了一个造成青少年犯罪的家庭环境：母亲早死，父亲是酒鬼。
在瓦西里·皮丘尔的《小薇拉》里，父亲的酗酒和母亲的工作过分繁重，播下了她放荡的种子。它以苏联影片从未采用过的方式表现苏联青年的性生活。
１９８６年摄制的一部影片，尤里斯·波德尼耶克的《做年青人容易吗？》在西方国家放映时，走到哪里轰动到哪里。本片的精彩片段是一群年青人听了一场摇滚乐后，毁了一列火车。
摇滚乐象野火一样燃遍苏联各地，目前，苏联约有３０００个摇滚乐队。人们很自然地把青年的不轨行为归罪于它。在另一部新片中，摇滚乐被指责为“毒害人民的新鸦片”。
用橡皮泥复原死者容貌
【法新社里昂４月２１日电】题：为辨认无名尸体，里昂一个小组使尸体重具面孔
在里昂，每年有一百来具尸体未被验明身份就被埋掉。为了辨认这样的尸体，克洛德·贝尔纳医学院一个小组试验了用橡皮泥使死者面容复原的方法。
在古人类学中心主任佩罗教授的办公桌上，西约尔·迪莫拉尔的复原的头与其被处死后干瘪的脸皮靠近。迪莫拉尔是个精神变态者，专门杀女人，因而１８６２年在法国安省被送上断头台处决。佩罗教授解释说：“在使头复原的过程中，我们把干尸放在一边，免得受其影响。最后一对照，相当象。”
佩罗教授是里昂上诉法院的法医学鉴定专家。他把这第一次实验的结果告诉了里昂科学警察实验室主任。４月初，后者指挥了法国法医史上头一次面部复原工作。新近在圣埃蒂安发现的一个黑人死者，可在４星期内复原其面部。调查者希望这将使他们能够验明其身份，进而逮捕凶手。
佩罗教授说：“我们还不能确定：耳朵的大小与形状、眼睛的颜色和头发。”
在里昂，每年有一百来具尸体未被验明身份就被埋掉。为了辨认这样的尸体，克洛德·贝尔纳医学院一个小组试验了用橡皮泥使死者面容复原的方法。
在古人类学中心主任佩罗教授的办公桌上，西约尔·迪莫拉尔的复原的头与其被处死后干瘪的脸皮靠近。迪莫拉尔是个精神变态者，专门杀女人，因而１８６２年在法国安省被送上断头台处决。佩罗教授解释说：“在使头复原的过程中，我们把干尸放在一边，免得受其影响。最后一对照，相当象。”
佩罗教授是里昂上诉法院的法医学鉴定专家。他把这第一次实验的结果告诉了里昂科学警察实验室主任。４月初，后者指挥了法国法医史上头一次面部复原工作。新近在圣埃蒂安发现的一个黑人死者，可在４星期内复原其面部。调查者希望这将使他们能够验明其身份，进而逮捕凶手。
佩罗教授说：“我们还不能确定：耳朵的大小与形状、眼睛的颜色和头发。”
百岁学生
【日本《朝日新闻》４月１５日报道】题：美国百岁老妪坚持上学
居住在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市的泽塔多·巴鲁玛已经１０５岁了，但她仍坚持去成人教育学校上学。在过去的生活中，她只有一次有过“不想去上学”的念头。那是１００年前在英国的小学读书时，坐在后面的男生欺负她所致。如今，她那被男生揪过的辫子早已不复存在了，但她上学的兴致却一年比一年大。
她仍不需要眼镜、拐杖和假牙，其永葆青青春的秘诀是“每天学习新东西”。据说，对于１９世世纪发生的历史事件，她仍记忆犹新新，就象在在报纸上阅读昨天发生的事件那样。
最近，巴鲁玛被这个州的成人教育促进协会选为本年度的“‘最优秀老人学生”。她的学习劲头越来越大了。她最近学完的讲座是“幸福的晚年生活方式”。
居住在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市的泽塔多·巴鲁玛已经１０５岁了，但她仍坚持去成人教育学校上学。在过去的生活中，她只有一次有过“不想去上学”的念头。那是１００年前在英国的小学读书时，坐在后面的男生欺负她所致。如今，她那被男生揪过的辫子早已不复存在了，但她上学的兴致却一年比一年大。
她仍不需要眼镜、拐杖和假牙，其永葆青青春的秘诀是“每天学习新东西”。据说，对于１９世世纪发生的历史事件，她仍记忆犹新新，就象在在报纸上阅读昨天发生的事件那样。
最近，巴鲁玛被这个州的成人教育促进协会选为本年度的“‘最优秀老人学生”。她的学习劲头越来越大了。她最近学完的讲座是“幸福的晚年生活方式”。
用笑声驱散癌的魔影
【美国《洛杉矶时报》３月２３日报道】题：最佳疗法：癌症病人发现笑话有利于治病
玛丽·西蒙讲了一个关于前总统罗纳德·里根的笑话。她问：“里根装一个电灯泡要多少内阁成员？”接着她说：“一个也没有，因为他们想让罗尼（里根的爱称）眼前一抹黑，一无所知。”
西蒙的笑话使许多人大笑起来，在两个小时当中，还有不少笑话使人捧腹大笑。
在聚会上或喜剧俱乐部里，这种情况并不少见。但是，讲笑话的人都是癌症患者，他们均为“恢复健康社团”成员。
家住曼哈顿比奇的西蒙因患乳癌而接受过乳房切除术和化学疗法。她说：“癌症并不是什么可笑的事情。但是我能对它一笑置之。”
这正是西蒙和其他癌症患者所采取的态度，这种态度使得越来越多的医生和治疗人员发现，讲笑话和发笑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病人对癌症的恐惧心理。
马林·多林格医师问：“谁还会比每天要同癌症之类的严重疾病作斗争的人更需要大笑呢？”他说，幽默能使患有危重疾病的人减轻忧虑、紧张、恐惧和气恼情绪。
他说：“不管癌症是在发作期，还是已被控制，还是已经治愈，患者的忧虑和恐惧总是存在，因此减轻乃至消除这种情绪是很重要的。”
对待疾病的态度与疾病之间的联系是被称为精神神经病免疫学的这种比较新颖的科学研究的一个项目，精神神经病免疫学着重研究“精神”和免疫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
“恢复健康社团”每隔二三个月为癌症患者及其家属举行数次《逗与乐》晚会。该社团鼓励大家带几个笑话献给晚会。
玛丽·西蒙讲了一个关于前总统罗纳德·里根的笑话。她问：“里根装一个电灯泡要多少内阁成员？”接着她说：“一个也没有，因为他们想让罗尼（里根的爱称）眼前一抹黑，一无所知。”
西蒙的笑话使许多人大笑起来，在两个小时当中，还有不少笑话使人捧腹大笑。
在聚会上或喜剧俱乐部里，这种情况并不少见。但是，讲笑话的人都是癌症患者，他们均为“恢复健康社团”成员。
家住曼哈顿比奇的西蒙因患乳癌而接受过乳房切除术和化学疗法。她说：“癌症并不是什么可笑的事情。但是我能对它一笑置之。”
这正是西蒙和其他癌症患者所采取的态度，这种态度使得越来越多的医生和治疗人员发现，讲笑话和发笑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病人对癌症的恐惧心理。
马林·多林格医师问：“谁还会比每天要同癌症之类的严重疾病作斗争的人更需要大笑呢？”他说，幽默能使患有危重疾病的人减轻忧虑、紧张、恐惧和气恼情绪。
他说：“不管癌症是在发作期，还是已被控制，还是已经治愈，患者的忧虑和恐惧总是存在，因此减轻乃至消除这种情绪是很重要的。”
对待疾病的态度与疾病之间的联系是被称为精神神经病免疫学的这种比较新颖的科学研究的一个项目，精神神经病免疫学着重研究“精神”和免疫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
“恢复健康社团”每隔二三个月为癌症患者及其家属举行数次《逗与乐》晚会。该社团鼓励大家带几个笑话献给晚会。
漫画：持斧以待
（原载菲律宾《世界日报》）
能模拟化学反应的小型化学反应器
【英国《新科学家》周刊４月２２日报道】英国一名化学工程师设计了一种检验系统，它将有助于防止发生象引发印度博帕尔化工厂事故那样的失控化学反应。
这种系统是一种由计算机控制的小型化学反应器，科学家们通过在这种小型反应器里模拟真实的化学反应过程，就能证实理论研究的结果是否正确。
这种系统是一种由计算机控制的小型化学反应器，科学家们通过在这种小型反应器里模拟真实的化学反应过程，就能证实理论研究的结果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