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5月18日参考消息 第2版

    【路透社广州五月九日电】特稿:中国各省市在广交会上激烈争夺外汇(记者安德鲁·布朗)
    中国各厂家和各省之间争夺外汇的现象,正在打乱国家对贸易的垄断。这里的官员承认,这种做法正在破坏具有重要意义的广交会。
    第五十七届广交会已于本月初闭幕,初步数字表明这一届春季交易会的贸易额也许下降了。
    香港和日本的商人说,他们在广交会上通过中国进出口公司购买的商品,在国内面临着削价竞争,这是因为不通过国家的中间人直接同中国工厂贸易的现象越来越多。
    还有一些商人说,中国的进出公司按省份划分成若干个办事处,它们之间互相竞争,而且一些官员缺乏贸易经验,从而造成了混乱。
    替一家澳大利亚化工公司采办货物的商人说:“我到一个个办事处去问,它们的要价全都不一样。最后我只好不买了。”
    广交会开幕时,乐观的交易会官员们预言生意会很兴隆。可是现在他们承认,非官方的或者说是“并行贸易”(从生猪到瓷器应有尽有)已经破坏了一些人的购买兴趣,特别是广交会最大主顾香港商人的兴趣。中国经贸部长郑拓彬会见了愤懑的外商,向他们保证说正在采取行动。
    香港一家百货公司的采购员说:“后门交易是个大问题。去年我们做了一百万美元生意。今年只做了十万美元生意。”
    广交会一度曾是在中国做生意的唯一渠道。可是商人们说,在中国目前下放经济权力的政策下出现了混乱。
    瑞士的一家化工公司的代表雅尼斯基说,过去交易会上的价格是固定的,现在进出口公司各省分公司互相竞争,买主为了争取到适当的价格,不得不跟几十个没有经验的官员讨价还价。他说:“这是很费时间的。”


    【《亚洲华尔街日报》朱丽娅
    ·梁发自上海专稿】题:外国公司对在上海遇到的意外障碍感到伤脑筋
    上海的合资企业中的外国人抱怨遇到了一系列问题,从外汇限制到在董事会同中国合伙人的争执等等。
    对上海的新项目的谈判依然是谨慎的,即使中国在同外部世界打交道方面得到的经验越来越多,情况也是这样。
    驻上海的一位外国顾问说:“考虑到上海的外商很多,可是做成的交易却很少,这使人感到意外。”
    据列举,最严重的问题中包括外汇限制。西方人担心他们赚不到足以供开支的外汇。另一方面,他们积累了大量无法兑换的人民币。
    对外汇问题的担忧促使投资者把重点放在诸如旅馆业方面,因为这样的行业有可能迅速得到用美元结算的利润。
    使这些问题更加严重的是,许多投资者原先低估了在中国制造产品的费用。它们目前赚的外汇常常不够开支。
    在这方面,大多数公司投入的外汇数额不愿超过原先商定的数字。因此,一些公司进行了讨价还价,要求作出让步,例如,要求政府保证用外汇买回合资企业的产品,或者特别允许人民币兑换成美元的数额可以超过规定。
    外国投资者说,由于中国采取放宽经济的行动,他们的经营活动进一步受到了妨碍。有些投资者抱怨不再由政府控制的物资短缺,价格提高。可以在中国销售产品的投资者说,他们遇到了不用再纳税的进口物资的激烈竞争。
    投资者还抱怨合资企业董事会的活动方式。董事会一般都由九名代表组成,其中五个人是中国人,包括董事长。
    欧洲一位投资者说,董事会有时只不过是“董事们发表演说的场所而已”。
    许多外国人相信,中国终究会采取行动解决投资者伤脑筋的一些问题。一位欧洲人说:“你不必老发牢骚,事情终究会如愿以偿的。”


    【英国《每日电讯报》四月三十日文章】题:出租汽车败坏了旅游业(记者休·戴维斯)
    现在,中国首都有不少粗暴无礼的出租汽车司机,他们漫天要价,当要他们去北京仅有的几家西式饭店时,他们就假装找不着。愤怒的乘客们对司机们“日益猖獗的不正之风”的抱怨信纷纷投寄到报社。据说出租汽车司机甚至因为路途短、车费低而不肯拉急病号去医院。
    一位英国人去一家出租汽车站,一些正在打扑克的司机向他投来冷漠的目光,这使他怒不可遏,抓起他们的收音机从窗口扔出去——为此,他被罚款三百英镑。首都出租汽车公司一位副经理说,该公司的三千辆出租汽车都装上了计程表。他表示,乘客们如果发现出租汽车有什么问题可向公司报告。此外,北京市政府正在设立一个专门委员会来检查首都出租汽车的活动。


    【香港《明报》五月十日特稿】中国的淡水珍珠出口面临危机,几年前输往美国的一串劣质珍珠项链零售价为二十到三十美元,现在却只能卖几美元。
    一九八四年中国淡水珍珠的出口数量是一九八一年的二点一倍,而收汇金额仅为一九八一年的百分之七十四点七;每公斤平均出口单价,一九八四年仅为八一年的百分之三十五点五。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一是珍珠质量下降,二是出口缺乏控制。
    中国在一九八一年以前出口的淡水珍珠中,一至三级优质珍珠占百分之十五,其余部分基本为四级的一般珍珠;现在出口的一至四级珍珠明显下降,而五级劣质珍珠却显著上升,因此导致平均单价下跌,收汇减少。
    据了解,在欧美国家,顾客的心理是追求新奇、时髦和多变,商品更新很快。四级以下的劣质珍珠,既不能作为精加工的原料,又不具备收藏保值的特点,逐渐变得无人问津。
    珍宝行家建议,尽快提高淡水珍珠质量,加强出口管理,停止劣质珍珠出口,恢复中国淡水珍珠在国际市场声誉。同时开拓国内市场。


    【台湾《亚洲人》周刊第十期文章】题:国民党内的官邸派(作者刘都)「侍从室」的威力并未式微
    在一九八四年的台湾新内阁中,出身于老“侍从室”的有俞国华、马纪壮、周宏涛、宋长志等四人。“侍从室”的威力并未因它的前主人老总统己不在世而式微。相反,许多“侍从室”出身的人已成为蒋经国的左右手,老“侍从室”的人加上蒋经国的侍从,成了政府体系中的枢纽。在目前政坛上活跃的老“侍从室”出身的人,除了俞国华、马纪壮、周宏涛、宋长志外,其他如沈昌焕、郝柏村、邹坚、黄少谷等均是;而出身于蒋经国的侍从的,例如钱复、宋楚瑜、温哈熊、叶昌桐、马英九等,也都逐渐实力增强,有接老“侍从室”人之棒的趋势。
    展望未来,“侍从室”政治将一如往昔的在现实政治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
    蒋公在黄埔军校时代就有了“私人秘书”。民国二十二年开设侍从室,当时的侍从室设有主任,下辖四个组(警卫组、秘书组、调查组与记录组、总务组)。另外尚有几名直属的侍从参谋。民国二十四年,这个小型的侍从室已不够用,遂扩大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下设两个处,第一处有三组(第一组总务,第二组参谋,第三组警卫),第二处有两组(第四组秘书、第五组研究)。到了民国三十一年,侍从室又加了一个第三处,负责人事调查、登记、考核、分配等工作。至此,“侍从室”的组织与功能始告完整。权力中心的核心 
    “侍从室”的组织与功能可以说是一个核心的领导中心,其人事组织亦相当庞大。例如,它的第一处第三组警卫组下,统辖一个警卫旅,相当于所谓的禁卫军。警卫组组长即相当于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侍卫长。侍从室主任、处长以各组组长的身份、地位、职权也就可想而知了(侍从室的处长和副处长为中将级)。
    “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可以说是一个核心的军事小内阁,它的责任涵盖了军事、情报、外交、书牍、侍卫等方面。「官邸派」的形成
    “侍从室”除了具有小型军事内阁的意义外,同时也是老总统对子弟兵和亲信的培养所。当时“侍从室”的重要成员在整个国民政府的体制中差不多只能算是中上级的人物。他们比起那些已出将入相的大人物,平均至少年轻了一两代。加上他们忠贞可靠,又多属子弟兵。这些人留在侍从室亲炙老总统的教诲,了解大政方针,以及国家种种现实问题,外放当官,由于“朝中有人好做官”——他们在朝中有当局支持,自然也宦途得意。日积月累,中国政治上的“官邸派”因而形成。
    “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在民国三十四年十一月裁撤,并入国民政府文官处,总务部分则并入国民政府总务局,至于侍卫组方面的警卫旅则改名为国民政府警卫旅。表面上“侍从室”时代似乎已结束,但事实则不然。
    老总统为了有效掌握政事要务,认为在身边仍需有相当数量的“侍从秘书”和“侍从武官”担任助手。因此,他身边的“侍从秘书”和“侍从武官”,以及侍卫长等侍卫人员并未裁撤,这些侍从在老总统身边工作,出入官邸,即所谓的“官邸派”。官邸的人马可以说乃是“侍从室”的缩小,但其掌理机要的本质则未改变。迁至台湾   侍从紧随
    民国三十八年一月,蒋介石下野,是为第三次引退。他下野后回返奉化溪口,但仍为国民党总裁。在党国和党军未分的那个时代,他虽下野,但侍从和子弟兵仍在,大批随从人员亦跟随前往,除了侍从秘书和侍从武官外,还带了三个组的人马,虽然以侍卫人员为主,但亦有大批高级军事参谋。
    随蒋介石由南京到奉化溪口的,计有蒋经国、俞济时、杨学房、于豪章、周菊村、石祖德、楼秉国、夏功权和赵志华。
    随蒋介石离开奉化,辗转至台湾的,有蒋经国、俞济时、周宏涛、于豪章、夏功权、石祖德、熊丸、刘廉一等。这些人,后来都很有发展。
    民国三十八年八月,由于大陆江山行将易帜,老总统以国民党总裁身份率领军政干部来台,所谓的“总裁办公室”也在台北阳明山成立,“总裁办公室”下设九个组,一个设计委员会,当年“‘侍从室”的规模尽复。老总统于民国三十九年复行视事,临时性的“总裁办公室”自成为骈枝机构,遂于民国三十九年二月间分别归并,大部均并入总统府办公室,但在国民党方面则仍然保留“总裁办公室”,虽规模已极小,但蒋介石身边的侍从秘书和侍从武官则仍然保持,直到他逝世为止。这两个办公室的近身人员仍然相当有地位,他们在宦途上也深受老总统的提拔和栽培。蒋经国的班底
    蒋经国自民国三十八年起就积极跟随老总统参与官邸和党的事务,由于这种参与,他的子弟兵也逐渐转移给了蒋经国,老“侍从室”的人马以及后来的官邸人马,到了蒋经国时代仍然受到重视。
    蒋经国掌权初期的侍从,可以说乃是老总统的“关门弟子”。
    不过,蒋经国时代由于党政军各部门已逐渐合理化,他的侍从及秘书已减少。但老总统的那种重用身边人的“家教”却仍然被承续了下来,“蒋经国的秘书”仍然和“政治行情看涨”是同义辞,但蒋经国和老总统不同的是,在他自己手上并没有“新官邸派”的建立,他主要是透过“革命实践研究院”来建立班底和晋用人才。
    看来,“侍从室”或“侍从秘书”出身的人担任重要职务的现象在短期内并不可能完全消除,毕竟对统治者来说,从身边派出去的人最可靠!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