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尔格莱德大学哲学系社会学教授米哈伊洛·波波维奇，应天津南开大学邀请于去年十月十一日至十一月二十五日在我国南开、北京和复旦三所大学讲学。他回国后著文谈对我国的观感。以下是文章的摘要：
世界上恐怕没有一个国家象中国最近几年这样在政策方面作出了大的改变。
应中国的邀请，我在那里呆了将近两个月的时间。在此期间，我在中国天津、上海和北京的三所大学讲授了社会学，因此有机会看到学生们和教授们在认真努力弥补已失去的时间，以便大踏步地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任务之一，即实现科学和教育方面的现代化。
社会学的课程受斯大林主义的强烈影响，早在一九五二年就停教了，两三年前才重新开设这门课程。在天津的南开大学，三年前开设了社会学专业，而复旦大学和北京大学两年前才开设。但是在这三所大学里毕业的前几批社会学专业的学生却没有写毕业论文，按照欧洲的标准这是异乎寻常的。
南开大学有六位教授社会学的常任教师，而在北京大学也不过这么多。由于师资缺乏，这些学校只好邀请外国教授去客串讲课。在外国教授中最多的是美国人。我的印象是，对“资产阶级的科学”不存在任何意识形态方面的害怕之感。随着西方资本的引进，西方科学也进入了中国。例如，上海复旦大学有一位美籍加拿大教授讲授三门课：现代西方哲学、语言学和伦理学。北京大学有一位美国教授讲授国际关系。在南开大学讲了第二堂课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之后，学生们要求我多讲讲社会学，少讲历史唯物主义，他们说历史唯物主义已知道得够多了。难道这仅仅是个知识问题？
在学生当中我没有发现抱着某种明显的教条主义态度的现象。相反，他们所采取的尊重科学以及达观探究的坦率态度明显可见。他们的兴趣也很广泛，从对行政机构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直到对南斯拉夫现在的经济改革都感兴趣。
中国教授对南斯拉夫发生的事尤其感兴趣。在复旦大学，他们向我提问：我们在发展自治的同时，是否把行政机构置于民主控制之下。他们还想知道南斯拉夫社会学者取得了哪些成就，研究哪方面的问题最多。
中国知识分子对南斯拉夫的经验感兴趣还有一个原因。中共中央最近关于城市经济改革的决定，提出了南斯拉夫在一九六五年改革时所碰到的同样的或者非常类似的问题，即如何使商品生产规律发挥作用而同时又保住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因此，中国对南斯拉夫自治的发展感兴趣是可以理解的。（李代军发自贝尔格
莱德）
第二篇：《社会主义和消费》
“四人帮垮台两年后，我母亲终于敢把她收藏起来的漂亮西式大衣找出来，送给了我。这是我的第一件不是那种‘革命蓝’的衣服。
说这番话的是一位身材苗条，穿着一条工装裤和一件Ｔ恤衫，脚蹬高跟皮鞋的年轻妇女。很难想象她就是五年前梳着短发，穿着不大合身的毛式服装的小姑娘。
要从十年文革形成的习惯中摆脱出来并不容易，特别是要摆脱恐惧心理更不容易。一九八三年底一些有旧思想的人对穿西式服装和使用化妆品进行批判。很多青年人当时被搞得很恐慌。后来，政府通过报纸、电台和电视台等舆论工具来努力消除它的影响。青年们终于明白了，他们确实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着装了，姑娘们化妆也用不着担心受批评了。表现新式样的“服装展销会”上的衣服，几天之内就被抢购一空。
这种消费热不仅限于服装方面，青年人认为，现在家里有电视机、电风扇和收录机是理所当然的。有冰箱的人也很多，一些青年人没有它甚至不打算结婚。这些消费品在城里被认为是必须的了，不再是奢侈品。青年人现在还想要别的东西。
他们正在把中国带入文化娱乐的时代。在公园里散步是中国人特别喜爱的一种消遣。为了长寿，他们需要经常投身于大自然之中。但是，现在他们需要带着一架照相机出门。
城里的公园已不能使他们满足了。中学生和大学生成了最早开始旅游的人。
现在，处于积极生活中的青年人很难接受在工作之后没有旅游机会的观念。因此，这很可能成为中国社会另一个巨大变化的开端：带薪休假。如今，海滨、城市和山川名胜都挤满了游人。
中国进入了消费社会阶段。但是人们在听今日中国青年谈话时，最感吃惊的还是他们把消费的渴望同崇高理想结合起来的方法：我们愿意做更多的工作，挣更多的钱和花更多的钱，使中国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这是谨慎地说法，还是根深蒂固的信仰呢？看来两者皆有。这既是为了同最新的政治口号保持一致，也有老的传统：把集体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是中国人的特色。
不过，尽管蒋孝文兄弟有俄国血统，蒋介石恪守“立嫡不立庶”的封建传统，还是从嫡系中考虑继承人。蒋老先生在孙辈中最宠爱长孙蒋孝文，寄望也最殷。可惜飞仔文不争气，自毁前途。蒋孝文病废后，蒋孝武从接班人第二顺位提升到第一顺位，受到蒋氏父子的悉心培养。蒋孝武蓄势欲发不过，在一九八二年前，蒋经国对蒋孝武的培养基本上还是按部就班，并不急于给予名位，也不愿让他太多露脸。一九八一年国民党举行十二大，中央党部在幕僚作业时，把孝武、孝勇二人的名字列入中委会的候选名单，结果被蒋经国划去。一些政治观察家据此曾认为蒋经国无意培养其子接班。但八二年二月蒋氏发现因晚期糖尿病自己已无法正常视事，且来日无多之后，即让蒋孝武走到台前来活动，增加政治资本，创造接班条件。一九八二年五月，蒋孝武应邀访韩，受到全斗焕接见。一九八三年台湾广播电视节，蒋孝武在宋楚瑜（新闻局长）、周应龙（文工会主任）陪同下公开亮相，发表讲话。第二天各报发表了他同俞、周合影的照片，人们才观其庐山真面目。去年十月，蒋孝武应日本自民党青年局等邀请访日，自民党政调会会长藤尾正行等往机场迎接，颇为隆重。通过这些活动，蒋孝武作为台湾新的政治强人已走上舞台。
另一方面，两年多来，蒋经国通过权力的改组，如放逐实力派人物王升，趁病免去得人望的孙运璇的职位，压制亲美派首脑蒋彦士，让与蒋家有特殊关系的俞国华组阁，由宫廷派人物沈昌焕、汪道渊等出任总统府秘书长、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都是为蒋经国传子铺路。蒋孝武也安排自己的心腹高踞要津。如情治系统的重镇调查局、原局长阮成章属王升系统；改组后翁文维调升局长，实权落在蒋孝武的心腹陈密烈的手上，蒋孝武还推荐他的拜把兄弟张豫生接管国民党中央组织工作会，据说蒋经国已答应并下条子交蒋彦士办。后以张能力不足以担当辅选重任作罢。据党外传出消息，蒋经国有意任命蒋孝武为“国家安全会议”副秘书长。今春国民党召开三中全会，进行党政改组，预计蒋孝武将更上一层楼，明年如召开十三大将会被选为中央委员甚至中常委。
为了扫清蒋氏第三代接班的障碍，国民党保守派已在党内、党外和社会上采取一系列行动。如关闭美洲《中国时报》、查禁党外杂志、迫害党外政治人士等，目的都是为了压制批评意见和反对力量，党外杂志早已指出，台湾当局开展“一清行动”、“务本行动”，目的是整顿情治系统，确立蒋孝武的统帅权。美国不希望出现蒋三世蒋经国安排以蒋孝武为首的第三代接班，虽获得国民党保守派的支持，但障碍重重，道路极不平坦。首先，蒋孝武接班条件和七十年代中蒋经国接班时的条件完全不同。现在台湾的国际处境更加孤立，台湾的地位在美国眼中也大大降低；国民党政权的威信在人民眼中也大大贬值，蒋经国的控制力已大大削弱。蒋经国要搞“家天下”、“蒋三世”，开历史倒车，不仅台湾人民强烈反对，国民党内部开明力量也不赞成。蒋孝武本人是个公子哥儿，靠父祖之荫掌握权力，既无才能，也乏威望，让这样一个宝贝来支撑危局，抗衡北京，即国民党人士也不看好。他们宁可拥立章氏兄弟。由他们接班，有利于提升对美关系。
其次，基于本身的利益，美国也不愿意台湾再出现蒋氏第三代的统治。美国不愿意放弃台湾，但也不愿意因台湾搞坏同中国的关系，影响它的世界战略。因此，美国希望两岸降低敌意，稳定台海局面。美国特别不愿蒋孝武接班，除了上面说过的血统因素，担心台湾改变外交路线投向苏联外，还因为蒋孝武是特务头子，政治思想保守，为建权威，已经采取狠辣手段镇压党内开明派和党外民主力量。蒋孝武一旦上台，必将引起台湾人民的强烈反抗。届时如冲突升级，失去控制，后果堪虞。因此，即使要在蒋氏第三代中选择继承者，美国大概情愿让章氏兄弟上台，也不愿蒋孝武接班。
正在这时候，发生了《蒋经国传》作者、美籍华人作家江南被暗杀事件，行凶杀人的是台湾竹联帮的几位头目。发指示的是掌握台湾情治系统的蒋孝武。
江南案已使蒋孝武在台湾内外声誉扫地，可以预言，国民党内反对他接班的人会越来越多。（下）
【共同社东京二月二十一日电】由青森县八户市的公务人员和薪金人员组成的徒步队，为了纪念国际青年年，要在今年八月徒步走完中国大陆丝绸之路中从甘肃省酒泉到敦煌这段里程。他们计划到当地同中国青年进行交流。他们这次计划走的路线从酒泉到敦煌共四百一十二公里。八月一日从酒泉出发，二十三人参加，步行十一天，每天平均走四十公里。
负责纪录和救护的支援组十五人乘卡车跟随。他们走的路程虽然是丝绸之路的一小部分，但周围全是沙漠。一九八二年，他们在山东省徒步旅行时，因为天气不好和饮食不合口胃，许多队员中途打了退堂鼓。这次将有日中两国医生随行。
队员中有许多是日中友好协会青年委员会的会员。他们将在北京和兰州等地演唱青森县民谣，并介绍青森县的地方工艺品。
【美联社北京二月十七日电】（记者葛锐克）一位中国老者凝视着一堆堆被灰尘覆盖着的铜盆、被撕破了的卷轴画、布满裂纹的景泰蓝瓷瓶。他在寻找十几年前被红卫兵抄走的爱物，但是一无所获。
他说，“我在文化革命期间丢了很多东西，可是我在这里一件也没有找到。”
这位老者是来这个招领处认领自己东西的北京市民之一。招领处共陈列被抄物品三万件，其中有些是数百年前的文物。
中共新领导人下令把文化革命中抄走的东西归还原主，但是许多小件物品一直无人认领。
北京市官员借了一所小学，在那里开僻了一个历时十二天的“被抄物品招领处”，结果，有八千种被抄物品物归原主。
招领处负责人高先生说，约有七百人来认领自己的传家宝。有时，几人同时认领同一物品，工作人员则根据各方提供的证据断定该物属谁。
招领处的十八间屋子里堆满了被抄物品。在这些屋子蹓跶一遍，似乎又看见了那个恐怖年代。有几间屋子堆满了破旧不堪的工笔画和刺绣山水画，其中有些是明朝的作品。
招领处负责人高先生说，“当时许多人把自己的卷轴画涂得面目全非或干脆一毁了之，因为他们不想因保存这些画而遭受红卫兵批判。”他拿出一幅三百年前的画给来访者看，只见那幅画上有收藏者自己涂的这样一句话：“我邀请红卫兵来铲除这棵毒草”。
还有几间屋子里堆放着铜铃、牙雕、铜烛台、银手镯、小金盒和镶有珠宝的青龙小木盒。
被抄物品中，三分之二是中文书籍，从医学到唐诗都有，不过由于长期无人管理，许多书籍已被弄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