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黑兰来讯
如果你到德黑兰街上走走，不管是闹市区，还是有钱人住的北城，或是“被剥夺者”住的南城，你很难找到一个头上不裹头巾，身上不披长袍的妇女。
在当今世界这个最严格的伊斯兰国家里，每一个妇女都必须如此穿戴，连外国人也不例外。
每年春天来临，人们脱去冬装更换服装时，真主党就派出一队队党员到街上巡逻，检查每一个妇女，看她们的衣着是否合乎伊斯兰方式。
经过几年穿戴上的训戒，伊朗妇女现在已经习惯了，她们外出必定戴上头巾，裹上长袍，即便是盛夏酷暑，也是如此。
据说，德黑兰有一百五十家时装店因为卖了“非伊斯兰”服装而在一天之内被关闭了，闻者为之惊异。
伊朗妇女在家里无须遵循伊斯兰教规，穿着一般是西方化的。这绝非违背伊斯兰教规，因为当局说，干涉人家的私生活是非伊斯兰的。人们在家里，大门一关，可以大喝其酒，随心所欲，旁人无法干涉。要妇女戴头巾的运动是去年开始的。了解情况的伊朗人士认为，头巾这个运动只不过是掌权人中的一派为了显示自己的存在并压倒自己的对立面而发动的。
这一百五十家时装店是某些掌权人物自我表现的无辜牺牲品，六年前开始的伊斯兰革命以来，他们一直是卖这些东西的。
【英国《情报文摘》月刊文章】题：华沙条约组织中的紧张关系
莫斯科的东欧帝国尚未崩溃。强大的红军足以维持它，但东欧已成为苏联的一个弱点。
造成克里姆林宫内部斗争的因素很多。在对西方战略上的分歧是众多因素之一。
华沙条约组织的欧洲对抗力量在克里姆林宫所称的铁三角。这个铁三角的三条腿分别是波兰、东德和捷克斯洛伐克。组成这个铁三角的三国部队的政治可靠性和忠诚程度对于奥加尔科夫和其他一些人来说已成为可怕的事情。
是否能把波兰作为军事盟国来利用，这是极令人怀疑的。鉴于波兰是铁三角三国中拥有一支人数最多和最现代化武装部队的国家，这个问题便更加突出。两年前从莫斯科透露的一个情报说，据苏联国防部估计，如果波兰发生暴乱，需要六十万苏军来守卫波兰。这种有可能发生的不测事件不仅会使波兰失去一个军事盟国的意义，而且它还会消耗苏联红军的力量，直至使红军完全丧失战斗力。同样重要的是，它将严重地危及通往东德的军事通讯和补给线，使东德实际上失去作为军事盟国对抗西方的作用。
因此，不仅在战争中再也不能依靠波兰，更糟的是，波兰可能开始与它不该打的一方作战。实际上，在发生北约和华约摊牌的情况时，波兰可能会抓住时机为争取自己的解放而战。
其次是铁三角的第二条腿——捷克斯洛伐克。捷克斯洛伐克的武装部队始终没有从一九六八年的苏联入侵中恢复过来。在那次入侵事件之后，对所有政治上不可靠的各级军官和军士进行了大规模的清洗。不管捷克斯洛伐克军事领导机构原来对苏联，包括对华约组织的忠诚程度如何，这种忠诚在一九六八年以后已烟消云散了。
人们认为捷克斯洛伐克武装部队不可能象波兰武装部队也许会干的那样参加暴动，但莫斯科认为在需要时把他们作为战友的价值等于零。
迄今为止被认为最忠实的盟国是东德。这里有两个需要认真考虑的重要问题。
一是自华约成立以来，东德的可靠性，在过去的一年里第一次变得令人怀疑。不管西德愿意做什么，人们现在怀疑东德军队是否真正愿意同他们的西德兄弟打仗。
二是波兰人和捷克斯洛伐克人（还有匈牙利人、罗马尼亚人和保加利亚人）仍然仇恨德国人。他们更害怕欧洲的德国帝国主义而不是所谓的西方帝国主义。
能够使华约团结起来的是北约的侵略。这就是莫斯科为什么天天大力宣扬北约准备发动侵略，大力宣扬北约已落入华盛顿、伦敦和波恩疯狂的战争策划者之手，大力宣扬“社会主义大家庭”面临致命危险的原因之一。意外的是，东欧很少有人相信这一套。
铁三角之外的情况也不怎么妙。
罗马尼亚在过去十二年中拒绝任何苏联军队踏上它的领土，并且拒绝参加华约的联合演习。而在一个孤立的保加利亚，早已在地下酝酿的反苏浪潮可能会真的爆发出来。
新加坡政务部长李显龙
“李将军，你不认为自己是倚仗父亲（李光耀总理）的威势才当选的吗？”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深夜，在当天国会大选中首次当选的总理的长子——新加坡武装部队退役准将李显龙（三十二岁）遭到新闻记者的严厉质问。刚刚向支持者致完谢意的李准将毫无愧色，立即回答说：“我不那样认为。”
他身高一米八五，比他父亲还高，留着寸头，戴金属框架大眼镜，面露和蔼可亲的笑容。李准将是在优越的环境中培育出来的，一九七一年以新加坡武装部队军校学员的身份参加武装部队，一九八二年晋升为上校，一九八四年成为武装部队的第二把手，当上了最年轻的准将，一九八四年九月退役。
在进入政界以后，仍然注定会“火箭式地晋升”。去年年底组阁时，以国防贸易工业政务部长的头衔进入内阁。这样一来，在李总理六十五岁引退的一九八八年（其后很可能就任民选总统），或者经过中转的一九九二年，诞生“李显龙总理”就决非不可思议了。三年后李准将三十五岁，与其父二十五年前登上总理宝座时的年龄相同。
李准将在通往总理职务的道路上，必须经过同李总理亲自培育的“年轻三杰”的竞争。所谓“年轻三杰”就是指第一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吴作栋（四十三岁），财政部长兼教育部长和卫生部长陈庆炎（四十四岁），还有第二副总理兼全国职工总会主席王鼎昌（四十八岁）。新加坡是个“重视成绩的社会”。因此，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和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公共行政学院的李准将，其成绩之优秀已素有定评。李准将退役之后仍然没有脱离军界，以军队为后盾进入政界，这是其他年轻政治家所不具备的有利条件。
新加坡无论在兵力与现代装备方面，都达到了使东盟其他国家相形见绌的水平。担任总参谋长这项指挥军队要职的李准将，可以说是确立了极其重要的地盘。
（九）
【法新社黎巴嫩南部提尔三月一日电】什叶派穆斯林游击队和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南部冲突的不断升级，从许多方面来看，是一场情报战。是一场由守望者、间谍和把情报藏在头巾下面的乡村妇女进行的战争。
对黎巴嫩全国抵抗运动的战士来说，在十天前发动的镇压中如何对付以色列军队的优势兵力，主要是一个获取和传递情报的问题。因此，以色列巡逻队从他们的驻地一出动，抵抗运动的守望人员就注意到他们，并快速地传递情报，以便布置伏击，或使游击队撤离危险地区。
在提尔和纳巴提亚周围的村庄，守望者整夜值勤，一看到以色列人出动便向当地的青年发出警报，让他们逃走。
常常由妇女把情报从抵抗运动的这一支部队传递给那一支部队。
抵抗运动拥有背负式步话机，但只是在紧急状态时使用，因为频率受到以色列人的监听。
据熟悉这个地区的一位西方军事专家说，抵抗运动还有另一项迷惑以色列人的办法。“游击队从不在他们自己的村庄附近发动袭击，而以色列人每次遭到袭击便包围和扫荡最近的一个村庄，于是又引起一批村民的愤慨，造成了又一个进行抵抗的中心。”以色列人尽管是在敌国领土上行动，也不是没有他们自己的情报来源。抵抗运动领导人说，以色列人在进村之前通常先抓一批人。他们对这些被抓的人不是使用贿赂便是使用威胁的办法，要他们说出藏有武器或游击队的房子。然后便在空中拍摄的照片上给这些有嫌疑的房子打上标记，一进村先直接搜查这些房子，再搜查村子其余的地方。
【纽约《美洲华侨日报》二月二十八日报道】
据美国今日公布的一项报告显示，在里根执政期间，美国的“饥民”已达到“泛滥”的程度，而且这种趋势还会“日渐恶化，而不是好转”。
以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布朗教授率领的饥饿医疗特别小组发布的报告说，美国的饥荒明显不是由缺乏食品造成的，而是源于萧条，加上里根政府砍削社会计划。报告说：“饥饿已成为全国广泛的问题。无人知道美国饥民的精确数字，但现有材料显示，多达两千万的美国人民每个月都会有段时间挨饿。”
该报告呼吁国会增加福利计划和食品券，降低受益各计划的资格条件，恢复学校中免费或低价格的食品计划，并为老人提供更多的食品。
有两件事促使我叛逃。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两件事都是我被提升。一九七○年，长期担任外长的葛罗米柯任命我为他的私人政治顾问。在这以前，我只是高层政治斗争的一名旁观者；而到了这时，我看清了幕后发生的一切：这个制度究竟是怎样的，以及它不成文的法律。我看到了苏联领导人的真面目，而不是他们希望让人看到的面目。
我同勃列日涅夫、葛罗米柯和政治局其他成员坐在一张桌上，我了解了有关苏联这些主人们的许多情况。
从他们的私生活直到他们的宏伟政治计划，这种人的虚伪性随处可见。在担任葛罗米柯的顾问的那些年里，我工作中的许多方面都使我认清了苏联领导人的本质。一九七三年我被任命为联合国副秘书长，这一任命使我在精神上大大减轻了负担。一九七二年十二月，葛罗米柯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告诉我这项任命。我说，让我同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建立良好的工作关系也许是个好主意。葛罗米柯皱起眉头，说：「你同瓦尔德海姆能讨论什么重要问题？无论是他还是整个联合国都没有什么大能耐。千万不要忘了，舍甫琴柯，你首先是一名苏联使者，而不是一个国际官僚。要勇于同所有人接触，即便是我们公开谴责的那些国家的代表也罢。我授权你去见南非共和国和南朝鲜的使节，去见任何一个你能套到情报的人。」一九七三年春，在我离开莫斯科去上任新职前一个月前后，克格勃找了麻烦，试图将我置于它的控制之下。我接到一个命令，要我去向鲍里斯·伊万诺夫将军、克格勃的国外活动机构一处的副处长汇报。「祝贺你荣任新职，」他笑道。「我们指望得到你的帮助。我用不着说，你知道联合国是我们观察西方的最好了望台。我们在那里的人能够搜集很有价值的情报。此外，你能在秘书处帮助提拔我们的人，如果中央情报局或者联邦调查局找麻烦的话，你还能保护他们。」我根木不想接受伊万诺夫的建议。「我的首要职责」，我小心翼翼地说，「是为秘书处服务。」伊万诺夫抽出两封信来。他说，「你会对这两封信感兴趣，我们并不重视它，不过我们觉得你应该知道有这么回事。」其中封信是写给中央委员会的，指控我有生活作风问题。另一封信写给我本人，是用英文打字机打的。据说是个美国人写的，但未署名。这封信「提醒」我，据说我在前一次联合国大会上曾向写信人保证帮助一名叫「塔马拉」的苏联籍犹太人移居国外。信里还提到一千美元现金的事，说我已收到了这笔钱。我立即作出了愤怒反应。伊万诺夫马上安慰我说：「你甭着急，没有问题。如果我们不完全信任你的话，我们是不会让你看信的。说不定这是联邦调查局为了破坏你的名誉而搞的一个诡计。」我和我一家于一九七三年四月抵达纽约后，我们发现那种在苏联习已为常的彼此猜疑现象，在苏联驻联合国使团中表现得更加严重。（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