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联社东京一月十六日电】一位曾发表过畅销小说的作家今天说，战后的日本父母误解了西方的民主思想，他们对子女撒手不管。
这位名叫笹泽佐保的作家说，由于父母不管教子女，现代日本青年变得自私、好斗、幼稚。
他说，「现在的青少年普遍丢掉了做人的起码准则。」
他本人当年就是一个不安分守己的孩子，曾试图杀死自己的父亲。
他在日本的外国记者俱乐部对记者说，今天的孩子们「怕苦怕累，缺乏意志，没有忍耐力，而忍耐力一度被认为是日本社会中的一个关键因素。
「他们的决定也常常是自私的或以我为中心。」
他警告日本父母，必须对此采取行动，否则，他们将成为无法无天的子女的「牺牲品」。
他对记者说，日本人并没有完全理解战后日本社会赖以建立起来的民主原则。
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人不得不马上适应建立在这些西方新主原则上的全民的政治制制，但是他们并没有弄懂这些宝贵的民主原则的真正含义。
他说，「今天的民主制度一点也没有错，但是，必须彻底弄懂这种制度。问题是民主制度这样的基本原理需要若干世纪才能彻底弄懂。」
由于没有彻底弄懂民主制度的含义，父母把自由与宽大混为一谈，并把他们的误解传给了子女。
「今天的日本小学生认为，建立在自由基础上的这些原则意味着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他们认为，个人主义是用来保护自私自利倾向的挡箭牌。」（陈如为译）
【《莫斯科新闻》周报一月六日文章】最近进行的人口普查和社会学调查说明，在苏联，处于结婚年龄的独身者人数在增加。苏联人口和社会学家伊·别斯图热夫就这个问题发表了见解。
独身分两类，一类是想成家但因为种种情况未能建立家庭的，另一类则是对结婚丧失了兴趣的顽固独身者。离婚者也是独身队伍中的一支，他们同样可以一分为二，一部分人仍想建立新家庭，而且早晚会如愿；另一种人不仅对寻找配偶失去兴趣，甚至对所有异性都采取否定态度。
苏联现在共有七千万户家庭，其中一千万户是只有单亲和孩子的不完全家庭，还有一百万户是鳏夫或寡妇。每年新建立的家庭有三百万户，离婚的只有一百万人，这就是为什么离婚数字在增长，苏联的户数却不见减少的原因。
以前有不少人不成立家庭，但有孩子，现在随着养老制度的完善，养儿防老已罕见。
在苏联的大城市，每百户家庭有五十户离婚。据调查，这五十户内只有两三户是因夫妇性格不合而离婚的，那么其余四十七对夫妇的离婚原因是什么呢？其中三分之二是因为丈夫酗酒。酒鬼离婚后往往不急于结婚，妇女也不爱找酒鬼作终身伴侣。还有的家庭是因为男主人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主妇无法忍受而提出离婚的。这种“家庭寄生虫”在工作单位装得很老实，一回家就称王称霸，乱发脾气。一旦离婚，不仅会责怪前妻，还会责难所有的女人。
独身者可能工作不坏，吃得很好，过得不错，但他的生活是不会美好的。独身者老了可以领退休金，可以维持生活。可是这些东西是要靠人创造的。一个社会，如果出生率不断降低，老人会越来越多，有劳动能力的人就会越来越少。不愿成立家庭和生儿育女的人，今天就是靠那些为培养下一代而辛勤工作的人的劳动而生活的。因此，打光棍虽然可以，但最好还是别打光棍。（枝译）
“请张开嘴。”“大夫，谢谢。”
“干吗要谢呢？”
“我丈夫老是叫我闭嘴！”
“你家的狗怎么走起路来总是七歪八扭的？”
“可怜的小东西，我丈夫从酒店里回家时，它老跟着，跟惯了。”
导演对参加拍摄关于古罗马的历史题材影片的演员嚷道：“你们那几个，把手表取下！”
“没有必要，表盘上全是罗马数字。”
（达洲辑译）
【法新社布拉格一月三十日电】国际新闻工作者协会今天说，在一九五○年至一九八三年间，有三百零六名记者在工作中丧生。
这家设在布拉格的协会说，这些人中的大多数死在拉丁美洲，其人数为一百七十三人。在阿根廷死亡的记者就有八十三人。记者丧生人数居第二位的地方是智利，为三十人。再以下是危地马拉十九人、萨尔瓦多十二人。在印度支那丧生的记者有七十二人，在朝鲜有十六人，在泰国有二十四人，在黎巴嫩有十四人。这家协会呼吁采取国际性保护措施以保证记者的安全。对此西方持反对态度。
在美国国会大厦里，常年有一批十六、七岁的小听差供议员们差遣，为议员们送文件、查材料、跑腿、接电话等等。这些青年选自全国各中学，工作一年，年薪九千五百零二美元。
据美国《生活》杂志报道，美国国会里的听差历史悠久，国会史中第一次提到的听差是一个叫汉森的九岁男孩，是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由参议员韦伯斯特和克莱带进国会的。今天，众议院有六十多个听差，任何品学兼优以及在华盛顿有亲友的中学生，都可以向自己居住地区的众议员申请谋求这项工作。参议院另有三十个听差。
原来只吸收男学生做听差。一九七一年，参议员贾维茨提出要男女平等，现在国会里的听差中男女各一半。
国会对这些小听差管教甚严，众议院设有听差管理局，局长是新泽西州民主党众议员米尼什。听差们每天日出即起，六点四十五分在国会图书馆三楼上课。十时，听差们开始工作，大多是跑腿。他们平均每天要走三十里。刚参加工作的听差，第一周下来，多数人腿脚肿胀，姑娘们再也不敢穿高跟鞋。
听差们没有固定的下班时间，通常要工作到傍晚五、六点或六、七点钟国会休会时。然后他们要做功课和洗衣服，直至晚上十点熄灯。听差们必须住国会大厦宿舍，女生住三层，男生住四层。
熄灯后不准再走动，楼梯口有门，装有警报器。两名警察昼夜站岗，每晚有男女舍监各一人巡视，查铺时缺席的人要被管理局传去训斥。深夜喧哗或有其他不轨行为，都要受到惩罚，重者开除。有两个姑娘从地下室溜出去跳舞，被禁闭五个周末不得外出。
这些中学生在华盛顿边学习边劳动，收获不小，能学到社会和立法常识，这对将来上大学，特别是进入名牌大学，很有帮助。（陈亮）
除了通过直接接触搜集情报以外，美国特工机关还采用向苏联机构和某些公民寄各种调查表和问答表的方法，而这些表都是打着发展科学联系、推广苏联科技成就、搞学位论文的幌子，以科学组织的名义发出的。分析表明，其中许多表都带有间谍活动性质。
美国越来越广泛采用技术手段来搜集间谍情报。主要是利用定期飞过苏联上空的间谍卫星。还企图利用装有特殊侦察设备的民用飞机来搞间谍活动。刺探军事情报
目前总共有四百多个帝国主义的颠覆中心和组织积极进行反苏活动。美国特工机关还把矛头直接指向苏联武装力量，利用各种机会搞情报。例如，美国特工机关以官方代表机构工作人员的名义向苏联派骨干间谍。这些“外交官”利用观看某些演习的机会进行间谍活动。美国间谍想方设法同苏联军人认识，钻进军事设施所在地区。
但是，美国间谍的行动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遭到失败。苏联人和陆海军军人成功地揭露了间谍们的罪恶行为。这方面的例子是不少的。
中亚军区某部队的巡逻兵抓住了美国武官弗农和英国副武官卡塔韦，这两个人拍摄了驻扎在伏龙芝市郊的部队的技术兵器和营地。
《纽约时报》记者雷恩在乌斯季伊利姆斯克拍摄了禁止拍照的设施，向一个军人的妻子刺探一支部队（这个军人正在这支部队服役）的情报。他一再向苏联公民打听：附近有哪些部队，有没有演习，哪些兵种参加演习。这位“报人”甚至企图搜集关于雅库特发电站向部队供电的情报。
为了麻痹苏联人和避免失败，间谍们采用了各种阴谋诡计。他们到苏联各地旅行乘的是苏联汽车，在穿衣和举止上学着苏联人的样子，在公开场合用俄语进行交谈，冒充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民。这方面的例子也不少。
例如，某部下士柳托夫和上等兵什韦久克退伍之前认识了一个自称大学生的姑娘。由于女大学生对他们的勤务、专业和部队所在地很感兴趣，他们马上提高了警惕。柳托夫和什韦久克把他们认识这位姑娘的情况报告了指挥员。
结果查明，这个女大学生原来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大使馆的女工作人员福斯，她想通过这种关系从两个军人嘴里套情报。
（韦政强摘译自苏联《无所不包的间谍活动》一书）
（完）
法国的公用电话迅速发展。一九七五年全国有四千部，一九七八年为五万部，去年达十七万部。
但是，近三四年来，一股破坏公用电话的浪潮席卷法国。仅从一九八三年七月到一九八四年七月，每部公用电话平均被破坏或偷盗一次半。全国一千五百名维修人员疲于奔命。大城市受害更严重，巴黎的公用电话经常有一半出毛病；马赛在两个月内，百分之四十的公用电话完全不能使用。这些破坏造成惨重的经济损失：一九八○年为两千万法郎，一九八三年达到三亿二千万法郎，还不算一年至少要少收十亿法郎的公用电话费。
促成这一破坏浪潮的动机首先是为了偷钱。现在又出现了一种组织严密的盗窃活动，使用先进作案工具，甚至用小炸弹炸开公用电话的钱盒。
法国电讯总局最近采取了四项措施：一、公用电话机设装甲保护，目前全国有六千部装甲电话，预计到今年年底将这一万二千部；二、为电话机安装自动报警监护系统，与电话局或警察局相连；三、把公用电话改换到店铺里，以便有人监护；四、增加使用磁性卡片的公用电话，以避免付现钱，这种电话机已有一万五千部。（席鸥摘自法国《快报》周刊）
去时肥壮回来苗条 “好姐姐，怎么回来啦！” “在收购站排队等了两星期，掉了膘，说我不够格，给打回来了。” （原载苏《鳄鱼》画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