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重庆已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样板，在重庆取得成功的政策已在全国推广；统计数字表明该市的许多新试验正在取得成功
【美国《华尔街日报》九月五日文章】题：重庆：中国经济的实验室（作者：冯强）
重庆的工业贸易中心在中国是头一家。它跟国营的批发商不同，所出售的商品范围很广，数量不限，价格可以商议。
从建立贸易中心到实行奖励工资，重庆已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样板。中央政府越来越多地利用这个城市作为一个实验场地，为这个国家雄心勃勃的经济改革计划进行试验。在重庆取得成功的政策已经在全国各地推广。
尽管重庆已经取得很大成功，但它的计划也遭一些人的反对。重庆进出口局局长说：“只要我们进行新的试验，我们随时都会遇到阻力”。一些人认为，所有这些改革都是资本主义性质的。
北京希望，通过这些试验找到一些办法，能够使这个国家死板的管理制度更灵活，以提高效率和生产率。北京还希望这个城市的发展能够促进西南地区的发展，赶上工业化程度比较高的沿海地区。
但是，中国和外国的一些经济学家说，这些试验是有风险的。
在官方看来，重庆的改革已经取得很大的成功。去年在这里实行的利改税的政策已经推广到全国其他地方。重庆还率先实行了通过增加企业自主权来增加竞争能力的政策。
为了加快实行变革，北京还把重庆的经济地位提高到省级待遇。这个城市现在有权对外国进行贸易，有权与外国投资者签订合同。它越过四川省政府直接向北京汇报工作。根据重庆的成功经验，中国最近给了武汉和沈阳类似的地位。
在最近几个月中，重庆试行的措施有：
在二十个工厂中试行工人的工资与其工厂的效益挂钩，企业的利润增加百分之一，工人工资增加百分之零点八；
授予二十八个工厂厂长全权管理其工厂，不受别人的干涉和监督；
允许把企业机械的折旧费从原先的百分之三点九提高到百分之十一；
成立“人材交流中心”帮助用非所学的知识分子找工作；
中国人民银行驻重庆分行对重庆实行浮动利率；
允许大学教师在校外找业余工作。
统计数字表明重庆的新试验正在取得成功。去年的工农业总产值提高百分之十一，达五十五亿美元，而一九八二年只增长百分之八。去年政府收入增加百分之十。
【日本《产经周刊》文章】题：在奥运会上中国十分活跃日本成绩不佳的原因
据说，印有“北京”两个汉字的短袖圆领衫在洛杉矶大街上很流行。“中国热”如此高涨，是因为中国队在洛杉矶奥运会上十分活跃。“初出茅庐”的中国的飞跃的确是惊人的。与其相比，我们日本成绩不佳。为什么呢？
中国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这样强起来了呢？
亚洲排球联合会主席、一直注意中国排球发展的前田丰分析了其原因。他说：“我认为中国强起来的原因之一在于领导人的决心。举行慕尼黑奥运会那一年（一九七二年）六月，日本排球队应邀访华的时候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当时的周恩来总理，在比赛前大约四个小时突然来到比赛场地，对我说‘怎样才能使排球队强起来呢？’我对他说，‘找个好指导，向他学习，就绝对会强起来。’周总理还把我的话告诉了教练。后来就开始比赛了。在介绍运动员的时候，日本运动员一被叫到名字就举手回答‘有’，而中国运动员却没有那样做。周总理看到这一情况就生气地说‘刚才不是说过要向日本学习吗？’结果，从入场开始全都重新来了一遍。”
如果说中国强是理所当然的，那也许是自然的。首先是人口不一样。日本有一亿二千万人，中国实际上有十亿人，是日本的八倍多。而且，中国建立了无一遗漏地把分散在地方上的优秀苗子吸收到中央来的体制。
拿日本来说，只要不是在初中或高中时属于某个体育队，而且参加全国级的比赛，很难被中央发现。
但是，中国则不一样。全国各地以城镇为单位设有发现和培养将来有发展前途的孩子的“业余学校”。
这样被发现的运动员只要有实力就会很快成功。
中国体育界知情人士说：“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运动员都是专业的。被选为运动员就由国家发给工资。不仅国家队是这样，从参加市队开始就这样。”
另外还发给饭费、住宿费、营养费和体育用品费。
除此之外，体育运动员在某项比赛中获得冠军或者创了纪录还发给相应的奖金。
可以说，国家如此热心照顾运动员，是中国体育强起来的最大秘密。
【本刊讯】日本长期信用银行调查部长竹内宏九月四日在《经济学人》周刊发表文章，分析南朝鲜经济的长处与短处。文章说：
最近二十年间，南朝鲜的经济增长令人惊讶。其人均国民收入由一百美元增加到了一千七百美元，增加了十六倍。第二次产业的收入占整个产业的比重由百分之十六增加到百分之二十九。作为其工业核心的纺织业在全世界占第五、六位，按纺织品出口算，可列为世界第三纺织大国。
然而，最近五年来，传统工业的发展几乎完全停止了。取代纺织业的电视机等家庭电器、造船、钢铁和汽车等新的核心产业不断以惊人的速度增长。目前，南朝鲜黑白电视机产量占世界首位，彩色电视机比起日本和美国来，还有相当差距，但产量已居世界第三；造船订货量已占世界总订货量的百分之二十，仅次于日本，是世界第二大造船国；在钢铁工业方面，粗钢产量占世界第十四位；汽车产量一直稳定在十五万到二十万辆之间，随着全世界汽车化时代的到来，汽车产量将会达到年产五十万辆。
竹内宏认为，南朝鲜“由于有强烈的追赶精神”，“要赶上发达国家”，“而且由教育水平高的人负责，因此它的工业化成功了”。但是，由于从既没有兰领工人，也没有白领工人的“零”状态开始，也发生过种种“失误”和“摩擦”。
造成各种“失误”的原因之一是设备投资比例太高，致使物价上涨，经常性收支总是出现赤字，累积债务不断增加等。如果持续通货膨胀，就会降低家庭的储蓄率。储蓄率低，消费就要增加，这会使经济进一步过热。在高速度发展的过热经济条件下，企业必然要靠收益和贷款来扩大设备，形成恶性循环。
生产资料的生产能力不足，缺少向各种产业提供保证质量和数量的设备与机械的能力，这是南朝鲜经济的短处之一。为此，它不得不依靠进口，依靠外国贷款。
南朝鲜经济还因为储蓄不足而难以筹措大量资金，实际利息又高，即使有充满冒险精神的企业家，也不会对零部件企业感兴趣。
另外，南朝鲜几乎没有能源等天然资源，这使它在两次石油危机中受了很大打击。
所以，归结起来说，南朝鲜经济虽有经济高速增长和重化工业发展速度惊人的长处，甚至令人感到，不久的将来，经济力量可能会赶上日本。但是，经常性收支持续赤字，累积债务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三十，金融机构不发达，政府无法把国内储蓄引向重要产业投资……也是南朝鲜经济无法消除的弊端。
【本刊讯】日本经济研究中心理事长金森久雄八月二十四日在中国日本经济学会年会上作了有关日本经济宏观管理的报告，摘要如下：
日本经济是个复杂的混合体。有人认为，日本经济计划性较强，也有人说日本经济市场性强。国内外看法各异，而我认为，日本经济是一种混合体制，既有计划经济色彩，又有市场调节的作用。日本的经济体制本质上是市场自由经济，但也渗透着一些其他因素。概括来说，有几个方面。
第一，从宏观经济计划看，日本有三种计划，即短期年度计划，到一九九○年的中期计划和到二○○○年的长期计划。当然这些计划并不具有强制性，只是象灯塔那样起导航作用。经济计划对经济发展起着很大的指导作用。其作用有二：一是民间企业制订自己计划的依据。譬如钢铁业界制定设备投资计划时，如自己预测五年后市场的需求量有困难，政府订出这种计划，对钢铁业就很有参考价值。二、政府进行公共投资时，也需要参考政府的经济计划。
这种经济计划不是政府独家盲目制定的，而是吸收各方面的有识之士参加审议会，通过商讨制定的。在此过程中，政府向审议会成员介绍对经济的设想，提出计划，征询他们的意见。
第二，不仅是政府制定整体经济计划，各省厅同样也要制定短、中、长期计划。政府的公共工程投资也都有长期规划。
第三，大藏省和日本银行为了调整经济循环，往往要通过调整税收和控制支出等宏观经济手段来调节经济。
第四，日本控制宏观经济发展的特有办法是运用行政指导。举个例子说，当金融市场游资过多时，按照惯例，只要提高利率就行了。但日本中央银行同地方银行磋商，减少放款，而不改变利率。这就是行政指导。当钢铁过剩时，通产省就与钢铁企业商量，让它们不要进行设备投资。这也是行政指导。
第五，日本还通过众多的行业团体来管理经济。市场经济是通过企业之间的自由竞争来发展的。但行业组织不会削弱市场经济，反而会推动经济的发展。许多行业组织的总会长，亦是该行业大企业的总经理。这些行业组织提供信息，编制统计，还协助政府执行一些政策。行业组织同它的下属企业发生矛盾时，由行业组织自己磋商决定，最后送交政府批准。民间企业之间竞争激烈，建立行业组织，就可以进行有效的管理。（上）
美《纽约时报》梅·戈德曼和马·戈德曼
【美国《纽约时报》七月二十四日文章】题：在中国，资本主义的小岛（作者：梅尔·戈德曼和马歇尔·戈德曼）
自从人民共和国一九四九年成立以来，中国一直在不断变化中。但是，目前的变化似乎比以往更为引人注目。迄今为止，这些变化是和平的和渐进的。中国领导人正试图通过不流血的办法把三十年中建立起来的经济结构的大部分打散。如果说他们试图复辟资本主义，那太过份了。按领导人的说法，他们只是在设法使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发挥出来。
我们在一条叫做金鱼胡同的小街上看到的一家小铺子，典型地说明了这种努力所产生的结果。这家小铺位于北京市的中心。店主富于想象力地用海报和悬挂着的衣服来展示他们的货物。这家铺子尽管小，还要隔成两半，两兄弟一人管一部分。
他们说服一家工厂经理同意代销几样货物。东西卖出去以后，他们又购进更多的。他们实现了经济理论家的理想。他们把收入中没有动用的部分投资到扩大库存。尽管他们的存货同西方的商店相比少得可怜，但是用中国的标准衡量，花色品种还是比较多的。此外，他们的商品往往是时髦的，带点西方式样。顾客们排队等候这家商店早上九点开门。有一次，我们看到两名苏联外交官的夫人兴奋地购买漂亮的凉鞋。从她们试穿时的交谈中可以听出来，她们在莫斯科显然还没有见过这么时髦的东西。
由于房租便宜，而且他们只须把收入的百分之五作为税交给国家，因此他们的成本非常小。他们的收入平均每月约三百至四百元。
在中国，很难估计这样的商店目前有多少，甚至一个城市有多少也难以估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