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国际问题研究所理事长中川融说，日中两国没有利害冲突，可以互相取长补短；同邻国特别是同中国的友好睦邻关系是日本外交的一大支柱
【日本《产经新闻》二月二十二日文章】题：日中友好是亚洲稳定的关键（作者：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理事长中川融）
中曾根首相预定三月下旬访问中国。这同去年年底胡耀邦总书记访日一样，在日中长期友好关系上具有划时期的意义。
中国在新体制下的奋斗目标是，在经济建设方面要在二十一世纪以前使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为此，维护同近邻国家（特别是苏联）的和平，从日本等西方发达国家引进资本和技术是不可缺少的。同时，中国还要争取不从属于美苏任何一个超级大国，以自主独立的立场，在二○○○年以前进入世界前列。
今天的中国企图通过打破固定的计划经济的框框，在工农业中利用大胆的个人主动因素，飞跃地提高生产效益。在农村恢复乡村制，在工业方面也进行了自主制的实验。
中国能够进行比苏联更大胆的灵活的实验。虽然，今后还会出现探索过程中的教训，但是，可以说中国人民现在为划时代的“国家建设”迈出了第一步。
去年年底访问日本的胡耀邦总书记在国会讲话时说：“为了亚洲和世界和平，日中两国必须长期稳定地发展睦邻友好关系。”这是意味极为深长的谈话。日中两国人民在将近两千年的交流历史中，是一直维护了友好关系的，但是，遗憾的是在明治维新以后的八十年期间违背了这个传统。而这又为日中两国人民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惨祸。
现在，同所有国家保持友好关系，在国际协调中谋求国家的存在和发展，是日本外交的基本。日本国民现在能够享受今天的经济繁荣，正是这种和平政策造成的。不言而喻，它的一大支柱是同邻国特别是同中国的友好睦邻关系。
日中两国没有任何利害冲突问题。中国的矿产和能源资源对日本来说是有用的原料，日本的机械和产业技术能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做出很大贡献。
坚持和平外交的日本对中国没有任何威胁，而且，日本也不曾感到来自中国的什么军事性危险。
可以认为，中国的外交政策是，站在国际平衡的立场上，不依靠美苏两个超级大国，而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增强国力。从中国的立场上看，这是极为英明的态度，从维护国际和平的角度来看也是可取的。苏联曾试图为妨碍签订日中和平友好条约而进行活动，但在中国的对苏态度已经变化了的今天，再没有理由担心日中友好了。正如胡耀邦说的那样，增进日中友好关系将为二十一世纪的世界和人类做出光辉的贡献。
中国住在城镇的一个四口之家每月全部生活费用为一百元左右。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一事实，那就可以看出，按照中国的价格来计算这些物品和劳务的价值是不合理的，因为那样算，这全部生活费用只相当于五十美元，而在美国或英国，要购买同样的东西和得到同样的服务（像中国那样水准的物品和服务），起码需要二百五十美元或一百五十英镑。这就是说，拿人均收入来说，英国和中国之间的差距不是二十倍，而是四倍。因此，为了同中国人均收入作出真正合理的比较，以某种可兑换货币所表示的中国人名义上的收入应该乘以五。这就是说，中国的国民收入比美国低，但是比苏联和日本高；到一九九○年，它可能居首位。
如果考虑其他经济指示数字，例如某些物品的人均产量，那就很容易发现，中国所占的名次比人们用美元来计算它的人均收入所作的估计要高得多。例如，中国人均粮食产量（三百四十公斤）同墨西哥和巴西目前的水平差不多，同德国和意大利一九七○年的水平差不多；人均肉产量（二十公斤左右）超过墨西哥和日本，同意大利一九六五年的水平差不多；人均鱼产量同意大利、巴西、墨西哥、尼日利亚和西德差不多；人均木材产量超过墨西哥和意大利，人均石油产量超过巴西，人均煤产量仅次于西德、美国、苏联和南朝鲜。
总之，从一些农矿产品和工业制成品的人均产量来说，中国同以美元计算人均收入为其五倍到七倍的国家相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即从外贸同国民收入的关系来看这个问题，我们很容易看出，在中国据估计只有三千二百亿到四千亿美元的国民收入中，它的外贸（约四百亿美元）的比例是很高的。中国只进口少数消费品，它是一个几乎什么东西都出产的幅员辽阔的国家，而购买力很低。因此，它的外贸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百分之十到十二点五）如果同苏联（百分之十一）、美国（低于百分之十七）和日本（百分之二十二左右）相比，似乎是太高了。但是，我们把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估计数乘以五，那么外贸所占的比例将是百分之二到二点五。根据上述种种考虑来看，这个比例似乎比较合适。
简言之，我用下述各种经济指数说明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大大地被低估了：
（１）估计寿命长，同人均收入不相称；（２）人民币和美元的兑换率与中国相对的价格结构之间不协调；（３）中国比一些人均收入高于它的国家，在若干重要产品的人均产量上要高；（４）如果根据国内生产总值估计数（以中国的价格计算）和中国对外贸易额（以国际价格计算）之间的比例来看，中国开放的程度或者说对外依赖的程度，应该是同那些比中国发达得多的国家相类似的。
然而，如果要用比较切合实际和理论上比较正确的方法来衡量中国的经济问题，从而能以可比的尺度来衡量中国的力量和经济上的重要性，上述这个问题就值得经济学家和决策者们给予更大的注意。按照上述情况来计算，可以预计，到本世纪末，中国将成为全世界国内生产总值最高的国家。（下）
【英国《每日电讯报》二月二十七日报道】题：一对夫妻生一个孩子的政策正在产生效果
根据北京发表的人口统计数字来看，中国的“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政策看来正在产生效果。
据报道，在占中国十亿人口十分之一的四川省，一九八二年出生的婴儿中有百分之七十二是头一胎，尽管在山区仍有不少是多胎生育。统计数字表明，在人口有七千五百万的河南省，新生婴儿中头胎率占百分之六十九。
台湾国民党最近召开的十二届二中全会，除通过了国民党提名的“总统”、“副总统”候选人外，还根据蒋经国提名，改选了中央常委。新的中央常委的组成，由原来的二十七人扩大为三十一人，增加了四人。
上届二十七名中常委中，除“行政院国军退役官兵辅导会主任委员”赵聚玉病故外，这次落选的只有王升（不久前被贬，改任驻巴拉圭“大使”）、蔡鸿文（前台湾省“议长”）、林金生（原“交通部长”，去年七月调任国民党考核纪律委员会主委）三人，其余二十三人全部继续连任。香港《中报》说，这一变动不大的安排，“证明蒋经国的心目中，当前国民党内部的政治工作是以稳定人事为主，不想因中常委的人事变动而引起人们对权力核心的不必要推测”。
这次新当选的八名中常委是：“参谋总长”郝柏村；国民党中委兼政策会秘书长赵自齐；“宪政研讨委员会常务委员兼秘书长”何宜武；“监察院副院长”黄尊秋；“交通部长”连战；台湾省“议长”高育仁；淡江大学校长、台北市“议长”张建邦；高雄市“市长”许水德。
上述八名新的中常委中，黄尊秋、连战、张建邦和许水德四人为台湾省籍人。除黄尊秋六十一岁外，其他三人均在五十岁上下。据报道，他们“都被认为是能同国民党的现有政策保持一致的人物，也被作为台湾党外反对派的对立角色而受重用”。
其余二十三名连任中常委的人是：严家淦、谢东闵、孙运璇、谷正纲、黄少谷、倪文亚、袁守谦、高魁元、李登辉、马纪壮、沈昌焕、李国鼎、俞国华、宋长志、王惕吾、林洋港、邱创焕、余纪忠、洪寿南、阎振兴、曹圣芬、辜振甫、林挺生。
在新的三十一人中常委中，出身行政系统的九人；地位高或属国民党元老的四人；军方系统的四人；出身“议会”的四人；工商系统二人；新闻出版系统三人；地方“民意”机构二人；出身情报和司法系统二人；教育界一人。
法新社说，由于新当选的八名中常委半数年龄“都在五十岁上下，（本届）中常委的平均年龄为六十八点七岁，比过去略为小了一些”。（宗）
【台湾《中国时报》二月二十五日报道】原本供应此间毛刷业者百分之八十猪毛原料的晋熙、泓大两猪毛业者，备受匪货打击，在地方上成为令人瞩目的大事。
据熟悉内情人士分析：中共以其廉价劳力与数量庞大的原料，以迂回转口方式，透过英国、德国、日本三国商人，向此间倾销猪毛，而中共猪毛做得好，价格便宜。毛刷业者在追求利润的原则下，自然舍国内猪毛而他顾。
据业者指出：中共猪毛具有白、黑、棕三种色泽，而且做成的一磅猪毛成品中，以应用最为庞大的二英寸猪毛而言，其猪毛达到二英寸长的比率高达百分之八十以上，成色均匀，而此间自荷兰进口原料猪毛经过加工后的二英寸毛，一磅中能达到百分之六十的已为上品。
据悉，毛刷工业引进匪毛已非一日，最早以木箱包装，每箱二十五磅。目前业已改为纸箱包装，由日本等地转口。
猪毛加工业，目前硕果仅存有晋熙、泓大两大厂以及元吉等三数家家庭式工厂，其中晋熙已扬言只能再支撑一年，泓大情况同样险恶，其他小厂情形也一片大坏，而匪毛却仍源源不断进来，如果情况不能改善，此间猪毛加工业，恐怕不出多久即将消灭，且将造成连销性的经济影响，有关单位不可小视。
【中央社台北二月二十九日电】行政院政务委员费骅，今天早上在阳明山华冈附近散步时，遭下山的公车撞倒，不幸逝世，享年七十二岁。
费政务委员，号之骅，江苏省松江县人，民国一年四月七日生。国立交通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美国康乃尔大学研究院硕士，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肄业。曾任台湾公共工程局局长兼总工程师，台湾铁路管理局副局长，交通部常务次长，政务次长，行政院国际经济合作发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行政院秘书长。财政部长等职。
【香港《文汇报》三月四日报道】据台《中国时报》、《联合报》三月二日报道，国民党“副总统候选人”李登辉，一日晚间在与台湾区“国大代表”餐叙时，提出“历史的使命感”和与会者共勉。李登辉指出“台湾化”是“一条死巷”，说我们在“努力以新的方法新的思想建设台湾时，绝不能忘记中国的历史与中国的统一”。
李登辉表示，他对“国家的历史与前途”，总感到“有一股强烈的热情”，对一百多年来国家的处境与人民的盼望，更有“切肤的感受”，“中国统一在民主合理的制度下，是每一个人追求的最后目标”。
李登辉说，与会的“国大代表”都是台湾区选出，当能想起台湾“在日本统治的五十年中”，是“怎样的一种痛苦与屈辱”。
他还记得在就读台北高等学校时，耽读历史，对台湾的“失去祖国，寄人篱下有深切痛苦的感受”。他曾因对历史有兴趣，想作中学历史教员，但是未获准，这是受异族统治的痛苦。他说在当时，连一个中学老师都没有应有的地位。
接着他说，最近有几位外国记者访问他，以一个“土生土长的台湾人的身份”被提名为“副总统候选人”，是否表示“台湾化”的趋向。他的回答是，“台湾化是一条死巷”，我们应将眼光放远到台湾更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上，我们应以“新的方法新的思想建设台湾”，却“绝不能忘记中国的历史与中国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