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公报》十二月二日特稿】题：台报突然大量报道江南案（作者：朱洪）
美籍华人作家江南（刘宜良）被谋杀案，目前仍处在扑朔迷离的阶段，真相有待进一步明朗。案发一个多月后，旧金山警方于十一月二十七日宣布已抓到一名疑犯俞大钧（前误为余大春），另有三名疑犯陈启礼、吴敦、董桂森已逃回台湾；并宣称其中陈启礼是台湾“竹联帮”的一名头目。此人早在台湾“一清专案”扫黑行动中被捕。事隔一天，美国警方又释放那名疑犯俞大钧，据说理由是证据不足。
这个消息，在本月一日的台湾各大报纸上，突然以相当显眼的地位大幅刊登，这与一个多月前江南被谋杀案消息的处理，只寥寥数字，成为鲜明的对比。国民党《中央日报》用三大段新闻报道这件事，强调“此案证明非政治性”。《中国时报》的标题也突出“陈启礼是幕后主谋，吴敦、董桂森是杀手”。是耶？非耶？在美国警方尚未抓到真凶及审讯之前，这些结论似乎均为言之过早。
台湾另一家报纸却透露一些背景情况。据说，竹联帮分子陈启礼、吴敦涉及谋杀江南命案的资料，也是台湾法治机关提供给美国警方的，因此“促成本案的明朗”。
如果要真正的明朗，事情也相当简单。目前，既然涉嫌谋杀江南的凶手陈启礼、吴敦等人已落在国民党情治机关手中，何不把陈启礼等的侦讯招供真相公诸于世？难道台湾警方和情治单位连这一点都做不到？
据报道，美国警方曾希望将陈启礼、吴敦、董桂森三人引渡到美国接受审讯。美国国务院官员表示，尽管美国与台湾没有引渡协定，但美国以前曾向台湾引渡过犯人返美审讯，台湾当局对美国类似的请求多给予“礼遇性”同意。
但是，台湾报纸报道说，如果陈启礼等人涉嫌谋杀江南案，将由台湾自己审讯。
据说，陈启礼于今年九月十四日偕妻子，以商务考察名义离台赴美；吴敦于九月一日也以同样名义离台经日本赴美；董桂森则早在八月五日以观光名义经日本赴美。上述三人都在十月二十一日由旧金山经日本返回台湾。陈启礼、吴敦等人，是否是江南命案的真凶？幕后指使者是谁？答案当有待美国警方负责侦查后，才能分晓。
刘宜良的遗孀崔蓉芝女士日前说，刘宜良一家与“竹联帮”等帮派毫无瓜葛。“竹联帮”幕后指使者是谁？这是值得令人深思的。
【纽约《华语快报》十一月三十日文章】题：蒋经国下令肃黑的内幕
国民党最近实施的“一清专案”扫黑行动，表面上是扫除黑道分子，为社会安宁而努力的行动，事实上则是国民党内部保守派势力抬头的迹象。
自从王升被外放做大使之后，国民党的保守派势力大为减弱，最近则又有加强的趋势，这次的扫黑行动可视为一个明证。
这次的扫黑行动，无论规模、决心，都是空前的。
十一月十二日白天，国民党仍在大搞纪念孙中山的活动，当天夜晚就展开行动，到十三日早上，就已抓到了一百多“黑道人士”，其中不乏声名在外的“老大”，如竹联帮的老大陈启礼，“大执法”陈功、余祥生、朱国良、向子平、周龙、“小赖”及各“堂主”；另，牛埔帮老大叶明财（绰号牛财）、芳明馆帮老大江永宁、万国帮老大张某（绰号黑松），也已就捕。竹联帮在台北市的据点新生南路“名商俱乐部”及南京东路“美华报导杂志社”，均被搜索。
这是第一次的扫荡，以“竹联”、“四海”、“牛埔”、“大湖”、“七贤”、“西北”等六个帮派为重点目标。另外被列为取缔对象的还有“三环”、“芳明馆”等六十二个帮派。
这项行动展开后，当局发动了宣传攻势，不断说“收效良好”、“民众支持”、“持之以恒”之类的话，也得到新闻界的支持，表面上是一次“大快人心”的措施，好像就要“励精图治”，好好干一场了。
即使此案已经如火如荼的展开了，许多人却不明了，为何早不做、晚不做而要现在做？
据内幕消息透露，上次有二位“优良警察”抢劫银行后，国民党内部的保守派人士就对警纪散漫表示了不满，对于那些主张“治乱世不用重典，而用开导教化”的开明派人士，大加挞伐，并酝酿要大干一场。蒋经国对于他们的意见则只是听听而已，并未极力赞同，因此保守派也没有办法，只好叫叫罢了。
不久前，国民党情治单位接获密报，说南北黑道人物正在准备火拼一场，保守派抓到有力证据，由司法院长黄少谷直接向蒋经国报告其严重性。蒋经国考虑再三之后，决定要采取行动，召来情治首脑开会，并且要“内政部长”吴伯雄切实执行这项计划。
根据可靠消息透露，情治单位已拟定“扫黑、除灰、去黄”三部曲政策，不久前展开的“扫黑行动”是这三部曲的开端而已，一俟扫黑告一段落，便要展开“除灰行动”，而除灰的对象，便指向党外人士。
敏感的人已指出，情治单位已将部分党外民意代表及新生代列为“流氓”，到时将依“台湾省戒严时期取缔流氓办法”逮捕党外新生代及民意代表。
看来，情治单位此次展开的“扫黑、除灰、去黄”三部曲政策，本质上，是清除异己的手段。
据台《自立晚报》十一月二十六日高雄讯报道，台湾“警方”执行“一清专案”扫黑行动，一般民众感觉‘‘警方”是“该抓的没抓”，抓到的都是些“三、四流的小货色”，一些“横霸王”之类的角色仍然横行霸道。市“议员”王文玉促请“警方”，“不仅要抓苍蝇，也要打老虎”。
王文玉说，高雄市治安之乱，在于黑社会的猖獗，而黑社会的肆无忌惮，却是有“幕后老板”在支持，所以高雄市的治安日益严重，都是这些“幕后老板”所造成，而这一次的扫黑行动，成效不彰的原因就是在这里。此次“警察局”与“刑警大队长”双双调职的原因，据说也与扫黑的成绩不佳有关，显示了高雄市仍然“陷在一片乌云密布之中”，由于“横霸王”之类的角色横行霸道，使得黑道当道，公理不彰，正义不存、枪声不断，更使民众闻枪声而心惊胆战。（转载自香港《文汇报》）
【《日本经济新闻》十一月三十日报道】题：日中关系已进入务实的时代（作者：大阪总社编辑局长鲛岛敬治）
中国方面对《日本经济新闻》社与中国《人民日报》社共同主办的、为期两天的“北京日中经济讨论会”，评价很高。这是因为讨论会中提出的问题都是实际存在的并且是具体的，既提到了钱、物、人，又把着眼点放在人的因素上，涉及到制度问题，这种做法与中国当前面临的课题是一致的。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经过农村为期五年的第一期实验，目前已进入以工业和流通为主的城市改革阶段。对中国经济说来，必须优先解决的课题，是在现有条件和一定限度内，搞活微观经济即搞活企业经营。采取改造现有企业和利用外资开办合营企业的“两条腿走路”的作法，也是从这种考虑出发的。
这样看来，设置特区和对外开放某些地区，在地区综合开发、建立新工业城市的意义上可以说是个半宏观课题，但在把生产和流通的第一线搞活的意义上，主要还是个采取微观对策的问题。对此，在宏观上，中国已讨论通过了关于物价和工资的改革，并正在选择合适的时机着手实行，从一九八六年开始的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制定也有了眉目。
对于努力建设国家、致力于现代化建设的中国，外国提供帮助的轻重缓急顺序应当归结为：第一是在微观方面，第二是在半宏观方面。当前还看不出中国准备把举行宏观领域的讨论会或座谈会置于优先地位的迹象。
除了有关中央部门之外，参加这次讨论会的还有大连、烟台、天津、深圳等特区和开放区的市长级干部。近两年来，在各地、各部门涌现出来的具有实践经验的科技人员出身的行政官员们，大大充实了讨论的内容。
不过，在讨论中，一方面是中国方面不断责备日本提供技术的态度比欧美国家消极，致使关于合办事业的洽谈进展缓慢；另一方面是日方有人指出，中国在保质保量地提供零部件和原材料，以及在关于索赔处理的法制上存在问题。而我认为，取出沉淀物，查明真象的工作能使讨论不受感情上的干扰，顺利进行，这正表明了日中关系的成熟。现在我们刚开始由热烈干杯的时代向冷静的、务实的时代迈进。
【本报讯】据《亚洲华尔街日报》十一月九日报道，中美两国首次合拍故事片《北京故事》。
该片由美籍华人王正方导演并扮演主角。蜚声中外的香港电影《半边人》，正是由他参与创作并扮演主角的。《北京故事》制片人孙晓玲也是美籍华人。电影剧本是由他俩共同创作的。制片班子中还包括美国获奖摄影师罗伯特·普赖姆默。
《北京故事》以喜剧形式，再现了美国华侨回祖国探亲的遭遇，影片还把中国的风土人情和社会风貌，介绍给美国观众。
影片刚在北京拍摄完北京部分，已经到美国去拍摄美国部分，并进行最后加工整理。
影片耗资六十五万美元，由中国南海电影公司和美国加利福尼亚Ｗ【注:】Ｓ制片公司合拍。影片定于明春在北京试放，夏天在国际上发行。中国以外的发行权属于美方。
后来，据高岛介绍：同飞机在北京机场降落后马上就出席正式欢迎仪式的我们不同，条约局长高岛等人立即同中国方面举行了事务谈判。谈判中，中国方面负责人突然提出：“日中之间的赔偿问题怎么处理？”
现在想来，当时也许是被对方吓住了。这是中国方面的正式要求。高岛回答说：“这个问题通过旧金山条约已经解决。”据说，中国方面称，那么，“这样代表团还是请马上回去吧”。
立即回去，这在外交上无异于下逐客令。高岛等人所以那么严肃、紧锁眉头，就是因为发生了这种事情。
听罢，我马上说：“不过，今天来的代表不是高岛。是我来了，高岛是随员。明天早晨我一定圆满解决。今晚喝点酒，早些歇息吧！”
这是第一天晚上发生的事。
第二天早晨，在第二次首脑会谈举行之前，我向周恩来总理谈起了这件事。周总理目不转睛地看着我的脸，并且，就在我的谈话似完非完的时候开了口。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不会有这样的事。不存在这种事实。”
周总理讲得十分清楚。仅从这几句话我就了解到，周恩来总理是世界上无与伦比的伟大政治家。关于“麻烦一词的争论”
周恩来总理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记得这也是九月二十五日的事，那天我出席周总理傍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欢迎宴会。宴会上我起立致词，当谈到日中战争问题时，我说：“我国长期以来给中国人民添了很多麻烦，对此，我表示深刻的反省。”
然而，“麻烦”这个词，在中国方面成了大问题。按中国话来说，给您添了麻烦的意思是这样的，譬如说，在炎热的夏天里，一位妇女身着漂亮的衣裳在街头漫步。忽然，店铺里的小伙计嗖地一下子把水泼出来，水恰好泼在那位妇女的衣襟上。这种情况才说给您添了麻烦。对此，我算折服了。
周总理立即批驳了我。他问道：“对于日本给中国造成的损失，你是怎么理解的呢？”
接着，周总理便滔滔不绝地讲述了几十年前的往事。某年某月某日，哪里的师长率领的日军，杀死了几千名中国士兵和人民，几万人受害。对于周总理的话，我一句也没有反驳，只是默默地听着。周总理讲完后又问我：“你是怎么想的呢？”（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