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12月3日参考消息 第3版

    【《亚洲华尔街日报》十一月二十日文章】自一九八○年以来澳大利亚每年生产的故事片增加了四倍多。其中许多影片,例如《当心他可能听见你说话》和《狂人马克斯第二部:公路勇士》,都在国际上赢得了声誉。这样一些影片,也使得一些演员、导演和摄影师进入了好莱坞的影坛。
    澳大利亚电影业近年来所以生机勃勃,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筹集资金的一套办法。由于政府提供补贴,使得一些股票经纪人能够发售电影和小型电视连续剧的股票。制成的影片只要能收回成本的百分之三十,绝大多数投资者就能不亏不盈。
    据澳大利亚电影委员会说,到一九八五年六月三十日为止的财政年度内,电影和电视片摄制将吸引一亿三千五百万澳元有减税补贴的投资。这一年将拍摄二十四部故事片。
    澳大利亚没有大型电影制片厂。一九八○年以前,澳大利亚政府向电影业提供贷款和赠款。但是数量毕竟有限,所以那时每年平均只生产五六部故事片,虽然其中有些影片,其中包括《驯马师莫兰特》和《我的辉煌经历》在国外颇有名气。
    一九八○年,政府认识到,要使初出茅庐的澳大利亚电影业能够在变幻莫测的国际电影市场立足,并且保证有条不紊地不断摄制新片,最好的办法就是实行一项减税补贴计划。最初,对于摄制电影,只要符合几条标准,如在澳大利亚摄制,有澳大利亚人参加,政府就可对其投资实行百分之一百五十的课税减免,去年减免幅度减为百分之二百三十三。电影股票一般每股为一千澳元。例如一个收入属于最高所得税率(百分之六十)的人向电影业投资一万澳元,他就可以申报一万三千三百澳元的课税减免,也就是说可以少纳八千澳元的税款。
    目前澳大利亚电影的问题是缺少好剧本,而电影人材外流使这个问题变得更严重了。目前有一些澳大利亚著名导演和摄影师在好莱坞工作。不过由于资金比较充裕,一些制片人正在想方设法把被好莱坞拉走的一些影坛天才人物再拉回来。


    【合众国际社好莱坞十一月十七日电】苏联没有失业的演员,但是也没有很富的明星。
    叶利亚·巴斯金一九七六年离开苏联,当时他二十六岁,现在并不急于返回这个工人的天堂。他在电影《赫德森河畔的莫斯科》(这个“莫斯科”在美国,英语拼法相同
    ——本报注)中扮演过主角,不久将在电影《二○一○年》中同观众见面。
    到目前为止,他发现好莱坞的日子并不好过。在自由世界,娱乐性行业的竞争性比在故国强。在苏联,演员不管水平多差,都有工作保障。
    叶利亚·巴斯金是拉脱维亚的犹太人,专演喜剧,在移居国外之前,曾获得相当于百老汇托尼奖的一笔奖金。
    他是一名越来越深受欢迎的青年喜剧演员。但他也是一名不得安宁的喜剧演员。
    在美苏关系缓和的年代,他在里加生活的父母曾恳求他离开苏联。但是他的精力都倾注在自己的事业中,推迟了移居的时间。
    巴斯金一家合法地离开了苏联,表面上是前往以色列,实际上根本没有去那里。他们从莫斯科前往维也纳,在那里呆一个星期,然后又在罗马呆六个月,最后到达亚利桑那州菲尼克斯,他们在那里有一些朋友。叶利亚前往好莱坞并且立即受到了文化冲击。
    他说:“听说洛杉矶三分之一的人都是演员,我感到吃惊。莫斯科只有三千名演员。”
    除演员的人数以外,更令人吃惊的是在电视上做广告的超级市场、杂货店和消费品。虽然他几乎不需要什么物质的东西,但是他对多得令人惊愕的消费品感到敬畏。
    叶利亚为一家服装公司当过一段时间送货员。他向一个家庭教师学英语,三个月后捞到第一个角色。
    在电影《二○一○年》里,他扮演一名俄国宇航员。
    但是叶利亚决心不光扮演少数民族的角色。他在努力提高英语会话的流利程度,因为他意识到英语讲得越好,扮演各种不同角色的机会就越多。
    他很迷恋美国,从不想返回俄国。


    【塔斯社莫斯科十一月十九日电】莫斯科电影导演米哈伊尔·施魏策尔推荐观众再看一遍果戈理的《死魂灵》。苏联电视台今天开始放映五集影片《死魂灵》。
    在莫斯科艺术剧院舞台上演出的由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改编的《死魂灵》被公认为是精彩的。施魏策尔想把果戈理小说中的怪诞讽刺和美学两者结合起来。他提出要把作家的人道主义观点放在首位,寻找人的精神主旨,要反映人之初并非性本恶,而是客观环境造成的。
    米哈伊尔·施魏策尔是一名优秀的俄罗斯经典作品的解释者。他导演过电影《复活》(根据列夫·托尔斯泰的小说改编)和《小悲剧》(根据普希金的作品改编)。
    苏联观众对俄国古典作品有着经久不衰的兴致。这就是苏联电影工作者经常关注古典作品的原因。搬上银幕的有梁赞诺夫导演的《残酷的罗曼史》。它是根据亚历山大·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没有陪嫁的女人》改编的。邦达尔丘克正在导演根据普希金的《鲍里斯·戈都诺夫》改编的电影。不久在电视上将上映根据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情节改编的电影《别人的妻子和床底下的丈夫》。


    【合众国际社莫斯科十一月二十一日电】苏联今天宣布,曾获得许多荣誉的苏联艺术家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托姆斯基逝世,享年八十三岁。
    托姆斯基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就开始写作品歌颂苏联领导人和这个国家。
    他第一次得到奖赏的时间是一九四一年,获斯大林奖金。
    托姆斯基一九○○年出生于莫斯科西北的一个村庄,一九六八年至一九八三年任苏联艺术学院院长。


    【南通社贝尔格莱德十一月十日电】南斯拉夫同其它一些国家一样,也存在着“人才外流”的问题。
    《政治快报》刊登的萨格勒布移民调查局发表的数字表明,在过去的大约二十年中,有五千名南斯拉夫专家离开了南斯拉夫。一九六八——一九七三年间,总共有一千三百七十一名受过大学或高等教育的南斯拉夫人前往美国。另外,据估计,战后在贝尔格莱德毕业的口腔学家,每五个人中就有一个现在在国外工作。在南斯拉夫,每培养一名专家的费用大约为一万一千美元。
    虽然缺乏南斯拉夫受过中等技术教育的专业人员和高度熟练工人外流的精确数字,但世界著名的研究移民问题的专家、南斯拉夫教授伊沃·巴乌契奇认为,那些受过中等教育的或高度熟练的人员出走,有时比一位“我们无法胜任其工作的人、单独的著名专业工作者的出走给南斯拉夫造成的损失更大些。”
    造成南斯拉夫“人才外流”的基本原因有,希望获得更多的收入和更高的生活水平;获得在科学领域里进一步发展的机会,但官僚主义的干扰,甚至还有失业等也是造成“人才外流”的原因。
    例如,在联合国工作的著名水文专家武伊察·耶夫杰维奇未能得到合适的条件来继续进行他的工作并进一步发挥他的才干,于是他便留在美国。
    世界著名的数学家沃伊斯拉夫
    ·阿瓦库莫维奇,由于住房问题得不到解决而移居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在闻名遐迩的核物理学家博格丹·马格利奇在美国进行研究生学习时,官僚主义的审批程序使他未能得到雇用,他因此而留在了美国。
    但是,南斯拉夫的一些最高政治机构和领导人最近不断指出,应当根本改变这种对科学和专家采取的不负责任的态度。


    【美联社华盛顿十月二十三日电】据《航空和航天技术周刊》报道,美国国家航空和航天局休斯敦约翰逊航天中心的礼品商店出售的一种纪念信封上,印有海军一个绝密航天项目的详细图样和正式密码代号。
    这家周刊说,这种纪念信封上印有“白云”号卫星的详细图样。这种卫星由一架母体飞般和三架小型飞船组成,可以在轨道上的一个很大区域内散开,监视地球上的各个大洋。这种纪念信封每个售价一美元。
    该刊引用海军研究所官员的话说,海洋研究卫星计划是严格保密的,人们甚至不得在电话交谈中提到它的密码代号“白云”计划。
    这种卫星据认为是用来监视苏联船只活动情况的,第一颗这样的卫星于一九七六年发射。
    纪念信封上用黑体印有“白云计划”字样,并印有“由海军研究所制造——带有接收船上雷达和通讯信号的射频天线”的注解。
    国家航空和航天局驻约翰逊航天中心首席发言人约翰·麦克利什通过电话对采访记者说,安全官员将对这种纪念信封进行检查,以便确定是否有违反安全规定的地方。
    他还说,那家礼品商店的这种纪念信封已全部售完。
    麦克利什说,那家杂志的消息传出去以后,许多人都来买这种纪念信封。他说,礼品店的售货员感到事情有点奥妙,就把剩下的最后一个信封交给了检查人员。麦克利什说,这种纪念信封“几年来”一直在这个航天中心出售。


    【苏联《在国外》周报第二十九期转载伦敦《每日电讯报》文章】题:英国家庭的衰落
    英国家庭的人数在迅速减少,出生率下降,「单身家庭」在增多。前几天伦敦公布的官方政府调查材料中得出上述结论。
    八十年代,一个中等英国家庭平均只有一点八三个孩子,而一九七一年则有两个孩子。单身生活的人数增加到居民总数的百分之九,而在年龄类别上,六十岁和六十岁以上的人达百分之十六,而在一九七一年则是百分之十二。调查材料指出,最近几年中,离婚的数量在急剧增加。
    调查人员并不隐讳,这种趋势同英国经历的经济衰退和高度失业(目前扩展到二百多万人)有关。这次公布的统计资料表明英国家庭在继续衰落。


    【路透社伦敦十一月二十六日电】英国皇家歌剧今天任命德国作曲家华格纳的后裔担任歌剧院院长。
    皇家歌剧院宣布对华格纳的曾孙女埃娃·华格纳的任命,是它改组剧院管理机构的一部分。


    【路透社联合国十一月十四日电】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今天由于在执行有关联合国官员乘飞机旅行乘坐一等舱的规定方面享受太多例外而受到批评。
    在联大预算管理委员会讨论联合国官员乘飞机旅行问题时,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及其夫人和一名保卫人员在访问了饥馑严重的埃塞俄比亚后正乘法国航空公司协和式飞机从巴黎返回纽约。
    这次空中旅行的机票为每人一千三百九十四美元。
    为联合国支付四分之一经费的美国的苏珊·希尔乌斯说,笹川环境保护奖获得者和其他一些人乘一等舱是不合理的。
    日本的高川建议,应规定只有极特殊情况才能乘一等舱,如身体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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