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12月3日参考消息 第2版

    【香港《镜报》文章】题:台湾的婚姻状况(作者:苏耀中)
    最近台湾政治大学教授柴松林,对台湾全省进行了有关婚姻的统计,结果显示婚姻的不稳定性提高,现行的婚姻关系存在一些问题。
    柴松林教授指出,目前台湾省全体人口中,未婚者占百分之五十六点零八,已婚者占百分之四十三点九二;已婚者中,有偶者占百分之九十一点二七,离婚者占百分之一点八,丧偶者占百分之六点九三。
    男子平均结婚年龄为二十八岁,离婚为三十七岁;女子的平均结婚年龄为二十四岁,离婚为三十二岁。
    在已婚的女子中,大专以上学校毕业者占百分之七点五五,她们的结婚对象中,大专以上的占百分之六十二,高中占百分之二十八点三三,初中占百分之五,小学以下的占百分之四点六四。
    结婚率在一九六一年时为千分之六点七四,一九八二年为千分之八点八四,离婚率在一九六一年时为千分之零点四一,一九八二年则跃升至千分之零点九二,在全省人口中,离婚者所占的比例逐年提高。
    在女性方面,二十岁以前结婚的占不到二十分之一,二十四岁以前结婚的也仅占百分之二,而五十岁以上仍有丈夫者则只有三分之二,显示迟婚及高龄丧偶的情况愈来愈严重。
    据观察,有偶者无论在任何年龄死亡率均最低,丧偶者的死亡率最高,可见幸福的婚姻对于人的健康帮助很大。
    调查又发现,再婚的情况日趋普遍,而且再婚的对象并不限于离婚或丧偶者。
    结婚的双方对于学历也不如以前重视,有五分之二的大专学历的新娘与较自己学历为低的新郎结婚,甚至与不识字者结婚的比例亦相当高。
    离婚的年龄,三十岁以下的男性占二分之一以上,女性则接近百分之五十五。婚姻失败的原因有些是由于对婚姻的真义缺少了解,有些是由于过分依附于金钱地位,有些是因为对性的过分强调,更重要的是由不正当的动机所造成的。


    【中央社台北十一月十九日电】新闻局长张京育今天强调,政府维护言论、出版自由,但反对有人假借自由挑拨分化政府和民众间的情感,更不容许有为中共宣传或为“台独”撑腰的言论存在。


    【中央社台北十一月二十四日电】国父建党革命九十周年纪念大会,今天上午,在阳明山中山楼举行,中国国民党主席蒋经国亲临主持。前总统严家淦以《发扬本党诚挚纯洁的革命精神》为题,发表专题演讲。严前总统家淦讲词中正告全世界,三民主义是中国的,马列共产主义不是中国的。
    严家淦表示,我们主张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中共竟也鱼目混珠的向国际宣传“和平统一”,最近并且喊出了所谓“爱国主义”和所谓“一国两制”,国际人士不明就里,往往不免发生观念上的混淆。所以我们绝不会让中共迷惑摇撼。
    【中央社台北十一月二十三日电】中国国民党蒋主席经国先生,今天昭示全国同胞、全党同志说:“我们一定要使大陆同胞,都脱离奴役、脱离恐怖、脱离贫穷、脱离罪恶,同沐于三民主义——至进步、至富强、至安乐、永恒普及的福祉之中,这才是国民革命全程任务的贯彻与完成。”
    蒋主席说,中国国民党现在面对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时代任务,和以三民主义建设中国的历史使命,深信只要继续发扬我们革命斗士的精神,奉献主义的力量和砥砺道义的志节,贯彻始终,必能获得最后胜利成功。他说,本党现阶段的唯一任务,是建设复兴基地,完成反共复国,而这也是我们国民革命的最后一期任务。


    【台湾《联合报》十一月二十日报道】为贯彻当前贸易巨额出超因应方案,为解除不必要管制,全面改善投资环境,经济部就当前国人投资设厂之审核、对外直接投资之审核、技术合作之审核、货品输出入与通关之审核、人员出入境之审核、通讯之检查等,均宜在不影响国家安全的情况下,做最大幅度的放宽,俾将各种繁锁的行政手续减至最低程度。


    【中央社台北十一月二十日电】在自由化、国际化的新经济政策下,我国现有工业应如何调整适应?目前经济决策官员已深思出一项重要策略,将于适当时机采行。
    这项策略是「国内产品价格逐渐合理化和接近国际水准,欢迎著名外商投资,降低欧美进口关税税率,短期内继续管制若干日本货进口,完全开放进口则是长期目标」。


    根据美国农业部公布的一九八三年美国农产品统计资料,台湾一九八三年总共从美国进口的农产品价值达十二点三六亿美元,比一九八二年的十一点六六亿美元,增加了百分之六十,从而使台湾成为美国农产品的第七大顾主,而一九八二年名列第九位。
    台湾从美国购买的农产品中最大宗的是玉米和黄豆,一九八三年的费用分别为三点八二亿美元和三点三六亿美元。
    台湾一年内需进口玉米、大豆、小麦、高粱和大麦等农产品计六百五十二万吨,其中主要从美国进口。
    (文麟)


    “中国方面保证,你访华的时候,如果进入中国领空,安全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但是,田中总理的飞机果真能够起飞吗?日本的上空是安全的吗?最好是在板付、羽田和千岁准备三架同样的飞机,乘其中的某一架出访。”
    我回答佐佐木先生说:“你的好意我领了,但我是日本的总理大臣。是日本的防空负责人。请不要担心日本的领空问题。请把我的意思转达给中国。”
    竹入先生也对我作了同样的忠告,他还特地预先打招呼说:“这是转达中国方面的口信。”
    这件事情证明,中国对日本国内形势的严峻性有正确的认识。也说明当时我周围的环境是错综复杂的。
    总之,我参加日中邦交正常化谈判,如果没有佐佐木和竹入两位先生以及许许多多人的诚挚进言,是不会取得成功的。这一点应该铭刻在日本邦交正常化的史册上。台湾问题
    无论内阁还是党内,最不辞劳苦地为我尽力的是大平正芳先生(已故,当时任外相)。
    大家都知道,大平为人谨慎。在我决定“去”以后,他常常一个人苦心琢磨:党是否会加以阻止。
    在大平所担心的事情中,最大的问题是怎样处理台湾问题。
    我回答他说:“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问题。就好比对面一家父子为争夺家庭大权而吵架。这种烦人的口角哪家都有。尽管双方都说自己是正统,但连朋友也被卷进这种烦人争吵中,不能握手,不能讲话,这恐怕是不行的。”
    这些道理即使不讲大平也是知晓的。在了解却又不能豁然开朗之处,正体现了大平所处地位微妙性和困难性。
    我一再说道:“这是为了世界和平,为了亚洲的和平,远东的和平。并且是要着手解决日本最大的内政问题。是日本给中国添了麻烦,所以,日本要先去访问。至于是否能够实现正常化,这是次要的,而主要的是我们应该先去。为此而已。”
    大平听我这么说,也就毫无办法了。他抱着胳膊长叹道:“然而,还有台湾……。”我蓄意顶他:“这是外务大臣考虑的事情,不是我考虑的。”
    大平和我是心心相印的。正因为这样,他很辛苦,处理台湾问题是大平外交智慧的结晶。
    “那么,自民党内怎么办呢?”
    “自民党内不妨让小坂(善太郎)去做。”
    “嗯。”
    “还有什么吗?”
    “再问一遍,台湾问题怎么办?”
    “台湾问题由你考虑,我不知道。”
    这样的交谈曾进行过几次,于是我说,“那么,还是请岸老或椎名老去台湾一趟吧……”。最后我们决定派椎名作为特使前往台湾。
    假如没有大平,日中邦交正常化仍是没有把握实现的。不过,在这种形势下,唯一使我感到慰藉的是日美关系已完全达到一体同心的地步。(三)


    【共同社北京十一月二十九日电】题:山崎丰子对完成她的小说感到乐观
    为了写一本描写留在中国的日本孤儿的小说而在中国进行长期采访的作家山崎丰子,二十九日晚在北京会见记者时说,由于她同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胡耀邦进行了会谈,这部作品的完成已出现光明前景。
    这天,山崎同胡总书记举行了会谈,并在总书记的家里受到款待,吃了一顿日本菜。会谈中,胡总书记点了头,她今后可以在普通的中国家庭进行长期采访了。
    据山崎说,胡总书记对山崎写这部新小说的计划颇感兴趣,并保证不对采访和作品内容作任何限制,还鼓励说:“只要你愿意,可以在中国采访五年、十年,使作品在二十一世纪仍能发挥作用不好吗?”
    山崎打算通过描写留在中国的日本孤儿(山崎称之为“日本血统的中国人”)的生活,揭示“日中文化的连接点”。实际上,她已在中国逗留了七个月,采访孤儿,收集资料。
    迄今为止,她的采访活动受到种种限制,因而对中国当局不无不满。然而,胡总书记的合作态度使她的抱怨情绪烟消云散。


    【突尼斯《新闻报》十一月二十五日文章】题:突尼斯与中国(作者:突尼斯总理姆扎利)
    穆罕默德说:“你们要到世界各地去学知识,甚至远至中国。”
    我们确实满意地看到,突中关系不断巩固,不断发展并不断多样化。这种满意是以执行经济、技术和文化合作协议的积极成果为基础的,绝非表面上的或出于礼节被夸张了的满意。
    三年内,突尼斯卖给中国的化肥增加了一倍。在我同中国领导人进行会谈之后,并考虑到我们驻北京的大使馆人员所观察到的事实,我相信,如果突尼斯抱着必要的信心在适当的时候作出努力,突尼斯将能够在中国销售更多的橄榄油、葡萄酒、软木和其它产品,特别是有色金属。
    突尼斯政府将和中国政府一起考虑加强贸易合作。
    我们对前途的乐观展望是以典范性的合作经验为依据的,其中最珍贵的经验当然是顺利地建成了“迈杰尔达一邦角”大水渠。布尔吉巴总统将这条水渠命名为“突中友谊渠”。
    前程远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论自己的力量如何,仍然决心继续和具体地表示声援发展中的国家。我个人可以证实中国领导人坚持加强国际对话。他们热烈盼望南半球国家停止集团冲突,以便致力于迫在眉睫的任务,即:进行摆脱社会贫困和衰落的斗争。因此,我们认为中国伙伴十分重视南半球国家之间的合作计划。
    这方面的巨大潜力已经摆在我们面前。这就是中国、科威特和突尼斯三方共同计划在北京东北五百多公里的地方建一个磷肥厂。人们将看到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经济合作将得到何等发展,对南南合作将产生何等影响,从而对南北对话的可能性将产生何等影响。
    幸运的是,突尼斯代表团对中国的正式访问,正值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召开。
    中国领导人一点也不夸张地说,中央委员会的决定确实构成了具有特殊意义的历史性转折点。具体地说,它们要对整个经济体制进行改革。
    我认为,中国的改革确确实实具有特殊意义。中国的所有朋友为看到中国强调向现代化进军而感到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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