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纽约时报杂志》十一月十八日文章】题：沿着毛的长征路线行进（作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
（《纽约时报杂志》编者按：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先后担任过《纽约时报》记者、副主编和社论版主编，是报道苏联问题和中国问题的专家。他的新作《长征：未报道过的实情》将由哈泼——罗公司出版）
我们乘坐的丰田面包车在柏油马路上轻快地行驶着。车窗外，油罐车和满载木料的卡车川流不息。这就是毛泽东的红军夺取政权之前长征经过的中国边远角落吗？
有时候，我骑着一头骡子，沿着十分狭窄的山路缓缓前进。脚下是金沙江。我登上高处，看着红军当年渡过这条江的地方。但见羊肠小道、群山耸立、流水奔腾，依然是一九三四年时的样子。
今年春天，我沿着毛泽东的红军长征时走过的路线走了一趟，所见所闻是很多的。
我这次长途旅行是为了收集材料，写一本关于红军进行史诗般撤退的书。这次撤退的时间是从一九三四年十月十六日到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九日。中国共产党为摆脱蒋介石的围剿，虽然付出了血的代价，却取得很大的成功。在差不多五十年之后，我从江西的山区出发，穿过阴雨连绵的贵州，过赤水进入亚热带的云南，跨过奔腾咆哮的金沙江、沿四川省蜿蜒曲折的边境前进，翻越大雪山，进入藏族居住的村落，过草地，经过黄河的一段，然后进入甘肃，接着又过陕北黄土高原，最后到达长征的终点延安。
当年，主力红军长征了大约六千英里；我旅行了七千四百英里，其目的是还想看看其他几支红军走过的路线沿途的情景。
我得到了关于红军长征的材料。但是我还得到了其他的东西——西方人难以获得的今日中国的内幕情况。如果你乘坐面包车、吉普车、轻便汽车或骑着骡子顺公路旅行数千英里，如果你实地接触还未对外开放的边远地区，你就能非常接近于了解当代中国的现实。
在四川省的藏族地区、藏族人房屋上飘着表示祝祷的旗幡好似旗的海洋。
但是在甘肃省的藏族地区，却连一面旗子也看不到。
我们在四川北部巴西附近通过一座大桥时，发现桥下挂着几个牦牛的头颅，它的作用是不让鬼怪发水把桥冲走。在毗邻的甘肃省，村子外面树立着祛除疾病和灾难的守护神，它们看起来好象是稻草人。但是这两个地区农村的医疗服务设施很先进，农民们有病时会去找医生。
毛泽东在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谈到中国农民的时候说，谁赢得了农民，谁就会赢得中国。毛赢得了农民。（一）
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医学中心几位医生把一位病人的头部送入一架巨大镯形的金属机器里，很快，病人头脑视觉中心的影像就在荧光屏上出现了。脑中的一部分像是一个爆炸中的星云，射出红光和白光。稍后，扫描器显示那一部位已为黑暗吞没，就像星云忽然冷却了。
只有ＰＥＴ（Ｐｏｓｉｔｒｏｎ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阳电子发射射线摄影术）才能摄出这种影象，这种把原子核物理学、电脑和医学合并在一起的新技术，与大多数其他诊断技术不同。它所显示的不是器官的静态图象，而是器官的功能。
在ＰＥＴ室内，那位病人躺在铺了垫褥的不锈钢床上，他的头在那镯形机的圆孔里。半小时前，医生曾在他手臂上注射了一种放射性的葡萄糖。脑最活跃的区域消耗的糖最多，因而聚集的放射性同位素也最多。机器内，几百个探测器吸收辐射，并通知电脑，电脑把收到的万千信息组成图象，在荧光屏上显示出来。光亮的部分是放射性同位素积聚的地方。于是，一幅病人脑子的化学图便出现了。目标·脑ＰＥＴ与大家熟悉的ＣＡＴ（电脑轴向层面爱克斯射线照相术）大不相同。ＣＡＴ是发射一连串爱克斯射线穿越人体，由电脑把结果组成清楚的图象。ＣＡＴ和一般人所谓的“照Ｘ光”相似，只显示器官的形状。ＰＥＴ显示的是器官在做什么。
第一架真正的ＰＥＴ机是在十年前由一个专家小组建造的，初期制成的机器虽然看上去很笨拙，但却是根据高深的核物理学造成的。ＰＥＴ使用一类特殊的同位素，这类同位素几乎能与人体所需用的任何物质结合。它们会放出带阳电荷的粒子，也就是阳电子。把同位素注入人体后，阳电子与周围身体组织中带阴电荷的电子相撞，致使两种粒子互相淹没，因而所发出的辐射由ＰＥＴ的探测器侦得。初期的试验结果显示这种机器大有前途，所以研究工作积极展开。
检查工作的第一个目标就是人脑。这个智慧器官至少有一百亿神经细胞和许多倍于此数的联系，但科学家始终无法对它作深入探查。
有了ＰＥＴ，科学家能真正见到脑在什么地方处理思想，不论是健康或受了损伤的脑，都能借助ＰＥＴ获得精确的脑功能图。并对人脑的工作情况，有了远比以前清楚的了解。
在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进行的一项研究中，神经学专家马济奥塔用耳机让健康的志愿受试者听音乐，受试者脑的右半球亮了。然后他要受试者找出两个相同的音调，大多数受试者都用右半脑处理这问题，但受过训练的音乐家却大多用负责分析问题的左半脑来处理。这显示脑的功能与反应会随着经验或学习而改变。脑功能千变万化，最先进的电脑也望尘莫及。
有些科学家说，如果人脑是电脑，这电脑应有整个得克萨斯州大，十层楼高。编写程序要几百年的时间。打开谜团利用ＰＥＴ所进行的初步研究，使研究人员对精神病有了深入的新了解。美国纽约州阿波顿市布鲁克海温国立研究所和纽约市纽约大学医学院的科学家扫描一个在精神病院住了多年的精神分裂病患者。他的脑大部分在荧光屏上闪出红色黄色兰色的光，但前面部分却远较深暗。（科学家认为脑的前部控制情绪和抽象思想，这正是精神分裂病人所不能控制的功能。）研究小组又扫描了三十几名别的精神分裂病人，每人都出现相同的显著征象——前脑消耗糖的速度远比脑的其他部分慢。
另一些研究人员用ＰＥＴ摄影机拍摄阿尔茨海默症患者。这种病是最常见的衰老现象。美国马里兰州贝斯达市国立衰老研究所的兰坚·都亚拉医生扫描一位头发灰白的妇人，她近几个月来十分健忘，记不起东西的名称或刚才想打电话给谁。她的脑图象在荧光屏上出现，记忆区里有一个小而黑暗的月牙形，这可怕的小月牙恰好与阿尔茨海默症的可辨识式样相合。
以前，医生只能根据症状猜测病人是否患了阿尔茨海默症，必须待病人死后，才能证实确是患了此病，因为验尸时曾在萎缩了的脑子上找到纵横交错纠缠在一起的死神经纤维。但病的发生经过仍是个谜。
现在ＰＥＴ扫描显示阿尔茨海默症始于脑的顶部，然后依照一定方式逐渐恶化，如影响语言和辨别方向的能力等；然后向前扩展，使病人越来越糊涂；最后整个脑子变暗。神经细胞退化，病人卧床不起，几年后死亡。“ｐＥＴ能指出受这种病影响的特殊部位，”都亚拉说，“应能帮助我们找出治疗的方法。”这种技术也能帮助医生分辨病人患的是阿尔茨海默症，还是别的衰老病症。ＰＥＴ能显示不同病症患者的葡萄糖代谢作用的模式不同，因此熊有助于医生治疗。
洛杉矶加州大学医学中心的科学家现正向另一种摧毁部分人脑的病——慢性舞蹈病——进军。患者会古怪地扭动，语言不清，痴呆，精神障碍，最后死亡。症状发生后五至十年，ＣＡＴ扫描可查出脑的损伤，ＰＥＴ扫描却几乎能立刻显示出脑中的化学改变。这是好消息：科学家总有一日能在身体受到损害之前，设法控制脑中的化学变化。外科手术更为安全ＰＥＴ对其他的病人也有助益。包括癫痫病患者在内。洛杉矶加州大学的手术室里，一位外科医生由颅骨上一个小孔，窥视检查一个小女孩的脑。他扭转切割器，使其进入头脑，然后挖出一块直径三十毫米的灰色组织，那就是癫痫的祸根。
在ＰＥＴ没有发明以前，要找出病人脑中的发病点，简直象在大海中寻找敌人的潜艇一样困难。现在医生们有了比较容易而安全的方法，就是看ＰＥＴ的荧光屏。在不发作时，问题部位发出蓝绿色的光，显示代谢作用很低；猝发时，问题部位曾白光照耀，显示它那时消耗的能量，数倍于平时。
由于各ＰＥＴ中心的试用成绩都非常好，专家预料这种技术必将在医学诊断上广泛采用。目前，世界已有了四十处ＰＥＴ中心。（摘自美国《读者文摘》中文版）
【路透社北京十二月五日电】曾两次在美国为中国高级领导人演唱过的歌唱家约翰·丹佛今天说，他计划明年初在北京作一次向全世界进行电视实况转播的演出。
这位金发歌唱家说，他在北京同中国官员讨论了他在北京主持一个叫做“心连心”的音乐节目的计划。丹佛同中国的歌唱家、舞蹈家和一个交响乐团一起表演的节目将在中国的春节联欢会上居主要地位。丹佛说，这个节目将在中国播送，并通过卫星向五大洲转播。
丹佛以善唱感伤的抒情歌曲著称。
“身在天涯，心怀故国”。一个毕业于陆军军官学校而经历过戎马生涯的“武夫”，三十多年后成了一位有杰出贡献的国际学者，并获美国总统“特别科学奖”等多项殊荣。更富有传奇色彩的是，在国共战争中他曾与解放军在战场上展开生死搏斗，今天却在不分政治信仰，致力振兴中华的大前提下，“历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他毅然放弃在美国的优厚待遇和舒适生活，到中国大陆去创办“中国实验大学”。
这位生平富传奇色彩的学人，便是原国民党第八集团军司令陈济棠之第十公子、美国圣克拉拉大学电机工程及电子计算机工程系主任陈树柏。
“志顶江山心欲奋，胸罗宇宙气潜吞。”这句诗用来形容陈树柏热爱祖国、振兴中华的宏伟抱负，的确十分恰当。留美三十年，陈树柏本人事业成功，家庭幸福，夫复何求！但又有谁能理解他“居常思土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的游子心情呢！在美时，他对美国ＩＢＭ电子计算机公司顾问工程师胡廉吐露心事说：“来美国三十年，求学、教书、成家、立业，现当五十岁盛年，将是实现我理想事业的时候了。此生‘功名富贵，非吾所愿’，能有机会为自己的国家培养人材，才是生命中最有意义的事。”
陈树柏在大陆政权易手时，随军撤到台湾。退伍后，他娶香港工业家之千金林若星为妻，双双赴美深造。初在弗吉尼亚军校读电机工程。毕业后获得伊利大学电机工程博士学位。
其后，由于他在“网路图论”等方面的杰出贡献，于一九七九年获美国总统“特别科学奖”，去年更当选为国际性的专业组织电子工程学会的名誉会员。
一九六三年起，他任教加州硅谷圣克拉纳大学，担任电机工程及计算机科学系主任十多年，为硅谷电子工业区培养很多技术人材。
可是，这一切的成就却不能抵销陈树柏对国家的忧思，由于海峡两岸的分裂，使每一位正直善良的中国人心头都笼罩着阴影。他无时无刻不盼望中华民族强大起来。有感于中国教育不普及和科学不发达，他开始酝酿创立一所以借鉴西方先进工业国家教育的长处、探索出先进而又适合中国国情的办学途径为宗旨的大学，并定名为“中国实验大学”。计划成熟后，一九七八至七九年间，他到台湾讲学时，曾将在台湾创办实验大学的计划书呈交蒋经国总统，但无回音。
一九八○年九月十日，陈树柏和其夫人林若星奇迹般地坐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首次与邓小平会面，邓小平不但盛赞其父陈济棠“治粤八年，确有建树”，更手书一幅鲁迅诗句：“历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的对联赠给陈树柏夫妇。
一九八二年，陈树柏再度应邀回大陆讲学时，邓小平再次接见了他，邓颖超也与他亲切会晤。这两次的会见，增强了陈树柏在大陆开办“中国实验大学”的信心。回美后，他写了一份详细的报告书呈交邓小平，邓即将报告批转中共教育部研究审批。至一九八三年十一月，教育部长何东昌亲自致函陈树柏，谓该部已将他的报告书转交广东省。几经波折，陈树柏终于在今年八月十五日在深圳与广东省副省长、深圳市市长梁湘及广东省政府代表王屏山签署“筹办‘中国实验大学’协议书。”
陈树柏透露了今年七月在北京获胡耀邦接见时的一些谈话内容。他说：“胡耀邦问我第四次返中国有什么感想，有什么建议。我说希望鼓励政府领导人多些出国看看，开开眼界，看看别人如何进步，我们如何落后，这样国家才有希望。胡耀邦说，对了！我觉得你说得很对。我也有这个构想。”
（摘自香港《快报》作者曾慧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