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联社特拉华州多佛十一月十二日电】民主党人吴仙标今天当选为特拉华州副州长，成了美籍华人中级别最高的州政府官员。
吴仙标现年四十七岁，生于中国上海。他击败了四十六岁的共和党人巴特尔
·鲁宾逊。
级别在美籍华人中居第二的州政府官员，是加利福尼亚州州务卿余江月桂。
【香港《文汇报》旧金山专电】（记者高鲁冀）竞选特拉华州副州长的吴仙标在大选中取得了奇迹性的胜利，成为美国有史以来第一位华裔副州长。
吴仙标是特拉华州立大学的物理学教授。他于一九四九年随家人从上海前往台湾；吴氏曾在香港接受教育，在培正中学与崇基学院毕业后赴美升学，得物理学博士学位。吴氏已婚，有一子一女。
在人口约六十万的特拉华州，居民百分之八十二是白人，黑人占百分之十六，亚洲人约四千，华人大约只有六百人。但是，吴仙标获胜了，他的支持者显然大多数是白人。
吴仙标的同窗好友旧金山州立大学校长吴家玮博士指出，象吴仙标这种有资格、有能力，在学术上和政治上都下了苦功而又肯出力的领导人材在全美华裔当中寥寥无几，现在他当选了，有了政治地位，华人也有了一位发言人。他说，他认为吴仙标当选为特拉华州副州长是华人参政的一大突破；而在他跨州竞选筹募经费的时候，更联合了全美左、中、右各派华人，赢得了华裔民主党和共和党人士的一致支持，构成一个有力的全国性联络网，这张网以吴仙标为核心，将来大有可为。
吴仙标以一个新移民凭本事当选副州长，在全美华人历史上是一项破天荒的成功。吴家玮指出，吴仙标在余江月桂之后参政竞选公职，并且一炮就打响，足以激励全美华人同胞。
共和党亚裔竞选总部主席陈香梅女士在获悉吴仙标竞选获胜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华裔副州长之后深表欣慰，她说：毕竟没有几个中国人能在美国政坛表现杰出，希望他能承先启后，对华人参政树立楷模。
特拉华州副州长的年薪只有一万八千元，一年只需上班六个月，主要是做州参议会的主席，主持会议。由于薪水微薄，吴仙标上任后还必须保留他在特拉华州立大学物理系教授的职位。
美国中餐业是华人在美洲的传统行业，一百多年来历久不衰，目前依然前景广阔。
在全美八千家中餐馆中，旧金山市就占了四千多家。按人口比例是全美洲餐馆最多的都市。纽约市平均每二百人就有一家中餐馆，单是方圆不过一里多的唐人街，中餐馆就有一百六十家之多。
从十九世纪末叶始，西方记者发现了中餐的荟萃，在报纸上作了专文介绍。特别是创制了“杂碎”等菜式之后，中餐不胫而走，西洋客人到中餐馆吃饭的越来越多，于是，中餐抢走了法餐业的一杯薄羹。因为在剧烈的竞争中，华人不但以其烹饪技术见长，而且具有艰苦奋斗精神，一天开门十多小时，这是享乐主义的西方同业所无法较量的。至此，中餐馆改变了开埠初期华人自营自吃的现象，西人顾客与日俱增。
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餐菜式供应起了变化。在这之前，粤菜是中餐的主要菜式，随着中国大江南北的新移民旅居美国，京、沪、川、杭等菜式纷纷上市，使有千年历史的中餐的色、味、香、形更呈缤纷之状，各餐馆的生意自然更加兴隆。旧金山和纽约的大中餐馆，有的一次可筵开几十席。就是这样的大餐馆，周末也是门庭若市，顾客也少不了要排“长龙”候坐。
美国有一家杂志曾以《哪个国家的菜肴最好吃》为题，作了一次民意测验，结果百分之九十的投票者认为：“中国菜最好吃”。一位美国人士说：“中国在烹调技术方面的成就，是任何一个国家都比不上的。”
中餐业的好景，也是由于美国近年流行独身主义，独居男女多，厌于下厨，每天上街光顾餐馆之故。
总之，美国人嗜饮好食，而中餐馆又具有独特的吸引力，自然就一枝独秀了。（摘编自香港《快报》）
【本报讯】据香港《华人》月刊八四年第九期报道，印度加尔各答华侨居住区，位于加尔各答东郊，这里约住有一万五千名华人和华侨，大多数经营皮革厂。
塔坝素有“中国镇”之称，市内充满中国气息。大街小巷都可以看到中国式的小门楼，门上还写着“招财进宝”、“吉祥如意”等对联，有的还画着门神。街道狭窄杂乱，卫生极差，但在街上看到的华人、华侨穿着整齐。华人青年男女大都骑摩托车。塔坝有两个庙，一个在镇内，叫“寿姑庙”，规模不大，但香火十分旺盛；另一个叫“玄奘寺”，位于镇东，殿宇高大，双层飞檐屋顶，占地十五亩。
这里还有一所华侨中学，有一座三层楼的建筑。该校中小学生加在一起也不过二百人。
塔坝的许多华裔青年都不愿意读书，认为书读得再多，也不能在印度机关、工厂中就业。
在美国新闻界最炙手可热的国家广播公司（ＮＢＣ）华裔新闻主播宗毓华，现年三十八岁，是华裔从事电视工作地位最高的一位。她从二十五岁开始替ＣＢＳ工作时，就显出她的勤奋、决心和魅力。二十六岁时，她擢升为华府特派员，负责采访水门事件、白宫和总统大选。稍后，她转到西岸ＣＢＳ附属电视台ＫＮＸＴ担任主播。
原籍江苏苏州的宗毓华，父亲宗凌于二次世界大战时，为中国驻华府空军武官，母亲是南京人。
宗毓华毕业于马里兰大学新闻系。大学时代的她就是一位勤恳、活跃的学生，担任校刊撰稿员、学生自治会通讯编辑，又是学校电台的新闻广播员。
在从事电视新闻事业之初，宗毓华颇难适应这个竞争剧烈的行业。可是渐渐的，她也变得精明干练，并以此获得「龙女」的绰号。哥伦比亚晚间新闻主播丹·拉瑟说，宗毓华充满了「新闻热情」，遇到要派人的时候，她总是第一个跳起来，拉着ＣＢＳ华府办事处主任的袖子说：「派我去！派我去！」
一九七一年，宗毓华奉派采访总统选举，任务是追随参议员麦戈文。每天早上五点，她就跑到麦戈文家，因为担心麦戈文五点半就出门，结果她成了麦戈文生平的百科全书。
宗毓华在洛杉矶地方电视台，以态度亲切、幽默和端庄，机智而成为最受欢迎的主播。
一九八二年，宗毓华决心放弃高薪，转而投效国家广播公司，每天早上三点就得起床，赶到ＮＢＣ电视台，主播每天清晨六点半到七点的「日出新闻」全国性节目。
（转载香港《快报》）
【日本《宝石》杂志十一月号刊登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的专稿】题：日中两国的课题是“信义”与两国国民之间的“自由往来”（原编者按：一九七二年九月，日本同中国完成了一项举世瞩目的伟大事业。那就是日中邦交正常化。当时的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现在第一次向本杂志透露了许多未公开的趣闻。这些都是很宝贵的历史见证。）中国问题如同「内政」问题
一九七二年，我访问中国并非一帆风顺就得以实现的。当时有台湾问题、日美安全条约问题、自民党党内的调整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后面还要分别去谈，但可以说，不管哪一个问题都是不那么容易解决的。
更为严重的是，日中关系问题带有危险性，在这个问题上哪怕走错一步，我的政治生命就有可能丧失殆尽。尽管如此，为了尽快恢复日中邦交，我还是为访华做了准备工作。
我为什么这样急于要恢复日中邦交呢？因为我认识到，中国问题对日本来说与其说是外交，不如说是“内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日中两国之间常常使用“同文同种”或“一衣带水”等词句。但是，在玩弄这种词藻和阐明其理由以前，正象自古以来一直富有魅力的“常绿阔叶林文化”论所暗示的那样，在日本人的身体里流着中国人的血，这是确凿的历史事实。
在我国的原住民族里，有着因黑潮而从东南亚北上的人，或从中国沿半岛南下而来到日本的人，是他们的血混在一起形成了我们的祖先。
用不着提及那么遥远的事情，只要看看明治、大正和昭和这三代的政治，日中两国的关系就一目了然了。
对我国来说，这一百多年的政治，总是与中国密切相关的。中国问题常常是日本政治的基点，日本政治撇开中国是不可想象的，即使这样说也不过份。
因此，把形同内政问题的中国问题束之高阁，对日本是不利的。在我的心中曾有过这种想法，就是中国问题必须设法尽快解决，而且是越快越好。
从战后一九四七年我当上国会议员以来，这个问题就时时刻刻地萦绕在我的脑海里。
但是，中国问题同台湾问题有着无法分割的关系。在台湾问题没有得到处理的情况下不可能认真解决中国问题。因此，作为内阁的工作来说，中国问题是最麻烦的问题，这也是事实。
日本尤其是在日中战争时期给中国造成了极大的损失。必须尽快地明确给中国造成的这一巨大损失。这是我因参加选举等原因周游全国各地所得到的切身体会。
譬如说，日本一些国民至今仍抱有强烈的反苏情绪。日本在战争中被打败了，宣布无条件投降。但是，苏联对留在大陆的日本人不容分说地把他们统统带到西伯利亚，这些人吃不饱，穿不暖，被迫从事艰苦的劳动，以致使无数的同胞含冤而死。对这一事实产生的愤怒，形成了无法消除的反苏情绪留在人们心中。
另一方面，中国作出了几百倍于日本的牺牲，而这一损失是日本造成的。我完全能够理解日本人的反苏情绪，所以我想，对中国也不能佯装什么都不知道。
必须尽快解决中国问题，这也是我当上政治家以来的一个信念。决断与实行
在佐藤内阁后期，即一九七二年一月，为参加“圣克利门蒂”会谈，我陪同佐藤总理访问了美国。我当时的职务是通商产业大臣，但在这次会谈中却谈到了中国问题。
在圣克利门蒂会谈中，当我会晤尼克松总统时，我就中国问题作了以下陈述：
美国为防止共产主义南下，将全部力量用在越南，但最终不得不从越南撤退。我想，当时如果美国认清中国的实况，并能携起手来对中国采取与其实况相应的措施，那么，越南战争后的美国经济和外交就会同现在大不一样。战后，世界一分为二，形成了以美国为核心的自由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主轴的华沙条约组织成员国。这两者的接触点，在欧洲是柏林墙，在亚洲是朝鲜半岛的北纬三十八度线，还有位于加勒比海地区正中的古巴。这三个地方是东西方的接触点。
其中，亚洲拥有最辽阔的幅员。现在，以美国对这个地区承担的义务为主，确保了亚洲的和平与安全。然而，长此发展下去，美国的防卫负担只有不断增加而极难压缩。倘若这样，难道不应该考虑考虑中国的存在吗？我认为，如果能够和地球上四十三亿人口中拥有近九亿（现在已超过十亿）人口的中国合作，那么这就会大大有助于确保远东的和平与安全。为了谋求远东地区乃至亚洲这个广大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也不能忽视中国的存在。
在会谈过程中，我向尼克松总统坦率地畅谈了我平素所想到的事情。当时，我连作梦也未曾想到，半年后会当上总理大臣。我的建议仅仅是个建议而已，因而那时并没有讲日本为此应该帮些什么忙。
可是，众所周知，在那次会谈之后不久的二月，尼克松总统搞越顶外交，实现了访华。
（张红译李德安校）（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