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三十多年来轻公重铁。铁路的成长比较迅速，但也只是「比较」而已。铁路复线和电气化不过是近年的事。
中国的公路，一无保养，二缺长期规划。说得不客气点，简直是一笔烂账。
根据资料，中国一九八二年用于公路保养的费用仅占总预算的百分之一点四八，而三年调整时期，尚占百分之三、四，是不折不扣的每下愈况。
以我熟悉的锡澄公路为例，解放前是碎石路面，迄今路况如昔。
公路管理，未之闻也。我亲眼看见农民利用公路晒谷物，至于鸡鸭慢步，亦屡见不鲜。
所以，当务之急是政府应设专职机构，设公路警察，且是超地区性的中央单位负责执行公路法（如无此法，国务院应从速制订），同时加强宣传教育，全面推广。史自强的文章建议，用下列方法开辟财源：
（一）增征燃料税、汽车税，留作公路建设基金（估计每年可得九十余亿元），先从改造都市附近的公路着手。
（二）鼓励地方投资自建公路，仿效美国收过路费的办法，使资金回笼还本付息。
我个人主张，再加上一条，即引进外资或通过贷款方式，扩建最具经济价值的高速公路。
日前，中央宣布：中国在本世纪末的汽车产量，目标为年产一二○万辆。有车无路，自然不好办，现在预作绸缪，距离公元两千年尚有十六载的时间，相信前景是乐观的。我预祝其胜利成功。（原载九月二十一日旧金山《时代报》）
【《日本经济新闻》十一月十日报道】日本和中国将首次合资生产家庭用磁带录象机。三洋电机公司十日宣布，它同中国的华强电子工业公司的合资公司——华强三洋电子有限公司（在深圳市）将建设新工厂，生产磁带录象机。明年下半年将开始生产。具体生产计划将在今后确定，估计年产规模为四十万到五十万台。
三洋电机公司今年夏天同深圳市的华强电子工业公司分别出资一半，成立华强三洋电子公司，开始在当地生产彩色电视机和录音机。由于当地强烈要求生产磁带录像机，所以最近就此达成了协议。
【联邦德国《世界报》十月十九日报道】苏联的农业危机到了党打算采取紧急的挽救行动的程度。
根据美国的消息，苏联今年的小麦产量总共大约是一亿七千万吨，比计划指标（二亿三千八百万吨到二亿四千二百万吨）少四分之一。一九八三年的产量是一亿九千五百万吨，比今年还好些。但是也同样没有达到所争取的二亿二千五百万吨指标。
几个月以来莫斯科走遍了世界粮食市场，并从美国、欧洲共同体、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大量购买粮食。据估计购买的这些粮食总共是四千六百万吨，创了最高纪录，大约耗资六十亿美元。这意味着，苏联全部出口收入的四分之一将花在进口粮食上。
莫斯科也许还可能需要更多的小麦，但是西方专家认为不会超过四千六百万吨的界线，因为基本设施不允许这样作。例如缺乏贮粮仓库和运输能力。
农业部门的数字反映了制度的失败和经济效率低。
在苏联百分之二十以上的人从事农业劳动，而在西欧从事农业劳动的人平均是百分之五。苏联每公顷的小麦平均产量是一千五百公斤，联邦共和国每公顷的平均产量是四千二百公斤。
农业的失败有许多原因——且不谈许多地区的恶劣气候，因为作计划时是考虑到了这一点的；人们可以从经济结构的愚蠢之处找到这些原因。这些愚蠢之处导致组织混乱，灵活性减少。其后果由于生产单位的规模大而更加严重。工作中僵化的计划指标，不允许某一部分工作重复出现或事先做好。肥料到得迟，常常是肥料在分配中心一躺就是几个月，因为没有运输工具。尽管后来肥料是到了，但是庄稼已经长成——长得非常不好，因此效益等于零。
由于缺乏用于分配的基本设施和现代化的食品工业，也造成了生产的损失。缺乏工厂、冷库、公路和运输工具，据官方估计，每年因此损失三百万吨肉，八百万吨牛奶和二百五十万吨糖。蔬菜和水果这类易腐烂产品的巨大损失还不包括在内。
【本报讯】罗共中央政治执委会十月二十六日通过一项决议，提出了改进财经制度的新措施，主要是对企业职工分红基金作了五项新规定。
一、企业如果因不信守合同、不按期偿还贷款和造成资金积压而承担经济罚款，其中的一半应从职工分红基金和企业总利润中扣除。它改变了过去企业被罚款而不影响职工分红基金的状况，使企业职工都更加关心按规定完成计划和合同，按期偿还贷款和消除资金积压。
二、如果企业想方设法超额完成劳动生产率和降低材料消耗，由此而获得的超计划利润，第一年可拿出其中的百分之五十，第二年可拿出其中的百分之二十五用于增加职工的分红基金。
三、企业在出口生产中因实际创汇率高于原计划指标而获得的超额外汇，第一年可用其中的百分之五十、第二年可用其中的百分之二十五折合成国币，作为增加职工分红基金。这项规定将有助于鼓励企业增加出口生产，高度利用原材料、燃料和能源，多创汇。
四、企业采用科研成果而获得超计划利润，第一年可用其中的百分之六十，第二年可用其中的百分之三十增加职工分红基金。采取这项措施是为了鼓励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人员研制新工艺，制造出技术性能更高的产品，进一步提高产品的竞争能力；鼓励企业中的有关人员把科研成果应用于生产。
五、企业因采用群众技术革新成果而增加的利润，第一年可把其中的百分之五十、第二年可把其中的百分之二十五用于增加分红。这将有利于推动群众性的发明创造和革新活动，提高劳动生产率和降低生产成本。
此外，罗共中央政治执委会还对一系列产品规定了最高盈利限额。这一规定为进一步降低产品成本和价格创造了条件。
为了鼓励经济单位更好地完成计划任务，罗共中央政治执委会决定从今年十一月一日起降低各类贷款的利率。向工业、交通、科研、服务行业、供销、外贸单位提供的日常贷款，利率从百分之八降低到百分之五，向农机站提供的贷款，利率从百分之六降低到百分之二，向国营农业企业和农业生产合作社提供的贷款利率从百分之五降低到百分之二。对某些农副产品贷款的利率从百分之八降低到百分之一……
【联邦德国《世界报》十月二十四日文章】信息和通信技术市场在德国经济中是增长最快和革新最多的部门之一。这明显表现在办公室一信息技术的产值上。自一九七五年以来这一产值翻了一番多，一九八三年产值达到一百二十亿马克。如果把软件和维修所得收入一起算在内，产值大约是二百五十亿马克。但不应忽视这一点，即如果不能改变国内基本条件，使之同国际竞争者的基本条件相适应，那么鉴于尤其是美国和日本正在进行巨大的努力，我们未来的市场地位就有可能受到威胁。
国家和经济界接受了技术、经济和竞争方面的挑战。在办公室和信息技术工业以及一些联合会的大力帮助下，联邦政府确定了促进研究的新方向。教育部门已经发出了鼓励对所有人进行信息技术基础训练的新信号。为了加强德国办公室—信息技术工业以及整个经济的竞争地位，必须充分利用新的信息技术所取得的能提高生产率的成果。尤其是德国经济界的中型企业应当采取行动，这些企业在其灵活性、活力和革新力量方面具备了通过各种专门知识把新技术应用于所有生产领域的最好前提。
【香港《经济导报》十一月十九日一期报道】题：外商赞誉中国开放城市投资洽谈会（记者：李士远）
（原编者按：中国开放城市投资洽谈会在香港召开，中外商人反应热烈。本报记者访问了香港汇丰银行副董事长蒲伟士、怡和（中国）有限公司常务董事韦根，美国杜邦亚洲太平洋有限公司主席孟德、日本驻港总领事藤井宏昭。他们分别谈了对今次洽谈会的意见，并介绍他们在中国业务的发展情况。）激回香港投资者的浓厚兴趣香港汇丰银行副董事长蒲伟士表示，今次中国开放城市投资洽谈会在香港举行已引起广泛的注意，并激起香港投资者的浓厚兴趣。
汇丰银行在上海设有分行，并在北京、天津、广州及深圳等地设有办事处。该银行在中国的主要业务，是为中国的各项建设筹划及提供资金。
蒲伟士指出，汇丰银行希望积极参与中国的经济建设，准备为各个开放城市的发展，调动香港的财力及商业知识进行支持。
最后，蒲伟士表示，如果双方携手合作，一定可以取得丰硕成果，故希望与各开放城市保持密切的联系。为未来双方的进一步合作铺路怡和（中国）有限公司常务董事韦根认为，这次中国开放城市投资洽谈会的长远意义是肯定的，对于国外投资者来说，这次洽谈会无疑是中国对外开放政策的一个具体而确切的诠释，同时也把十四个开放城市的投资环境首次集中公开介绍。韦根强调，怡和集团将积极参与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很多外国投资者以往单单把中国视为一个待开发的市场，忽略了中国经济系统本身的发展潜力。现在中国的开放政策，则是朝着发展中国本身的工业科技方向前进，国外投资者应该重新考虑他们的对华贸易政策。
在评论中国的开放城市政策时，韦根表示，中国正朝着良好的方面发展，刚刚宣布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对中国的整体开放政策是一个强而有力的支援。但是，中国仍要克服很多困难，比方说，在中层决策位置的干部，大都缺乏专业知识及国际商业经验，要他们处理繁复的国际投资及贸易，可能力不从心，会引起混乱。不过长远来说，韦根表示对中国的发展前景充满信心。中国市场是杜邦未来发展的焦点美国杜邦亚洲太平洋有限公司主席孟德认为，这次洽谈会是一个绝佳的构思，提供机会让不同背景及经历的人士聚首一堂，交流经验及心得，也为中外合资合作展开进一步的联系工作。孟德说，目前，杜邦公司是美国第六大工业企业，在全球的排名则在第九位，而中国市场则是杜邦未来发展的焦点。杜邦公司希望把高级技术及使用价值高的产品推销给中国。
迄今，杜邦向中国市场推广的产品主要是医药、生物化学、光学、电子及纤维产品。谈及开拓中国贸易，孟德表示，杜邦公司有意在中国设立一个基地，现时整个开拓计划仍在最初的阶段。
孟德认为，中国贸易目前面对的问题有两个：第一，中国一直以来都缺乏西方的“法人”观念，外国机构如要打开中国市场或进行投资，往往无从入手；第二，像杜邦这些希望打开中国内部市场的外国机构，往往因内销比例问题而裹足不前。不过这些问题都在改善中。投资洽谈会有两项重大意义日本驻港总领事藤井宏昭表示，今次的洽谈会非常成功，在日本商界内引起了很大反响，部分日商更专程自日本飞抵本港，参加这次空前盛大的活动，足见这次洽谈会的吸引力。
藤井宏昭认为，在香港举行这个中国开放城市投资洽谈会有两项重大意义：第一，它具体地向国外人士介绍中国的开放政策，提供了宝贵资料；第二，它突出了香港作为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的桥梁地位，显示出香港对中国经济建设的重要性，也间接地对香港的未来繁荣作出了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