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新社开罗九月二日电】埃及经济部长卡迈勒·赛义德今天透露，在本财政年度中，大约四百万在国外工作的埃及人，向国内汇款总额达四十二亿美元，这是创纪录的。
在海外工作的埃及人的汇款，是埃及最重要的外汇来源。埃及石油出口为它带来约二十亿美元的收入，苏伊士运河的总收入只有十亿美元左右。埃及每年旅游业的收入大约为六亿美元。
【苏联《今日亚非》九月号报道】肯尼亚特别重视培育提供出口的优质茶叶品种。
一九八三年，肯尼亚的茶叶出口收入为一亿三千五百万肯尼亚镑，比一九八二年增加了百分之七十五。经济学家们预测，今年茶叶出口的收入将达到两亿肯尼亚镑。
【泰国《新中原报》八月报道】近年来泰国藤器家具出口逐年增加，过去六年中增加了十倍之多。泰国海关厅的一项统计资料说，去年泰国藤器出口数量达一百三十三万七千多件，价值三亿九千九百六十八万铢。
泰国藤器家具主要向美国、加拿大、日本、联邦德国和欧洲部分国家出口。
【《日本经济新闻》十月十八日报道】题：中国重新开发陆地油田
（记者：三森）
中国已开始对大庆、胜利等现有的陆地油田重新进行开发，目的是寻找由于勘探技术落后而漏查的油层。这次重新开发的特征是不拘泥于“自力开发”这个历来的方针，而是希望得到拥有先进技术的外国企业的合作。中国想通过这种做法，谋求到八十年代末期使陆地油田的产量比目前增加百分之二十，达到一亿两千万吨的水平，以满足到一九九○年海底油田正式投产之前这段时间的需求。
除年产五十万吨左右的大庆油田之外，中国还有胜利、辽河、大港、任丘等陆上油田，目前，每年的原油总产量为一亿吨左右。石油生产之所以停滞不前，是由于大庆、胜利这两个主要油田的产量难以增长。据说大庆油田依靠注水的方法才勉强可以维持年产五千万吨的水平。另外，据说一九八二年胜利油田的产量已比顶峰时期降低了百分之二十，为一千六百万吨左右。
据有关人士介绍说，中国的石油工业部认为，石油产量下降的原因是由于“中国进行物理勘探等寻找油层的技术还停留在世界七十年代的水平，因此漏掉了一些有希望的油层”。由于得到了拥有高水平的油田勘探技术的专业公司的合作，目前已正式开始对现有的油田地带进行重新调查。
迄今为止，中国对开发陆地油田一直以“自力开发”为原则，完全拒绝外国企业参加，但是现在这个方针已改变，今后将同海底油田一样，利用外国先进技术开发陆地油田。
结果，在现有的油田地带逐渐发现了一些新油层。预计大庆油田今年的年产量将达到五千三百万吨。胜利油田今年一至三月的产油量也比去年同期增长了百分之十四点九，看势头，年产量有可能恢复到顶峰时期的两千万吨。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中国今年的石油总产量将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一亿一千万吨。
【《日本经济新闻》九月二十七日报道】题：日本学中文的大学生就业时受到欢迎
热烈欢迎中文专业学生。外国语大学过去一直数欧美系语言专业学生的就业机会多，但最近，企业也开始把视线投向亚洲语系的学生，尤其是中文专业的学生。拿中文专业来说，最近，不仅日中友好贸易公司，而且制造业的招聘书也有所增加。一位负责招聘的人员说，今年秋天指定招聘中文专业毕业生的企业明显增加。
早在日中恢复邦交时也曾掀起过汉语热，对中文专业学生的需要大增，但当时主角是贸易公司。在最近“第二次汉语热”中，制造厂家的热情日益高涨，其中，建筑和钢铁两个行业很活跃。有关人士指出：“很可能是受中国建设饭店和建设大型炼钢厂计划等的影响。”
【香港《南华早报》十月十六日报道】美国比阿特里斯食品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詹姆斯·达特同《南华早报》记者谈话时说，比阿特里斯公司正在利用它的专门知识全力以赴发展同中国的贸易。他发现中国官员是通情达理的，然而又是“强硬的谈判对手”。
他认为，他们是“很开放的”，愿意向别人学习，适应新的办法，而不是坚持事情一定要按某种办法去做。
达特暗示，在这一点上，他们比许多美国经理，包括比阿特里斯公司的一些经理还先进。
【巴西《圣保罗州报》八月十四日文章】（作者：若泽·贡萨尔维斯）在不久的将来，要造成对工程、建筑和农业领域的新专业人员的强大需求。现在，巴西必须拥有为技术发展新阶段而培养的人材资源，以适应将要出现的技术发展新阶段。
据国际知名分析家和研究人员说，现在，世界经济大约正在进入第四次工业革命。从各方面来看，微电子、通讯、遗传工程和复合材料部门都正在迅速进行革新。大量应用激光和在先进的工业部门用机器人替代劳动力的倾向正在得到加强。这一切造成的结果是某些专业人员、对未来就业的可能性感到越来越担忧。
技术之间是相互交错的。一种技术不依靠其他技术达到适当发展水平的情况是罕见的。我们把那些相互补充的技术称之为相互关联技术，它把一项中心技术和多项平行技术结合在一起。
我们必须坚定地为培养工程、建筑和农业各领域未来的专业人员发挥决定性作用。到八十年代末，由于吸收了新的和现代化的技术，很多东西将发生变化。并且，由于这些领域的高等教育的基本课程一般要进行五年，因此有关这方面的各种专业的高等院校的课程必须立刻实现现代化。目的是使为技术发展新形势而培养专业人员成为可能，并为新行业未来的需求提供合格人材，明确规定技术发展和研究的优先项目。
对某些地区的一些特定专业，甚至可以开办一些新的高等教育课程。但是没有一项真正的、拥有现实主义计划的教育总政策，这是永远办不到的。
我们必须找到自己的现实的技术发展道路。这样，将来我们就能有为那些特殊的地区和特别计划而培养的专业人员。我们必须从现在起不再浪费时间，立即严格审查并且决定：在现有的课程中，主要是在可能出现的新方式或特殊专业方面，哪些应当实现战略性的现代化。
创造性是发达国家教育制度的基本要求，它使发达国家保持了技术的发展和企业的效率。决定教育制度的是市场本身。在这种情况下，在每天都进行有生气的改革的大学里，出现进行思考、研究和革新的人是理所当然的。
因此，我们建议：一、劝告巴西工程院校不断使课程现代化，接受必要的变化，以便能够跟上技术的发展；二、劝告教育、文化部及联邦教育委员会，在尚无一项真正的有关全国高等教育的文化和教育政策的情况下，不要开办更多的工程、建筑和农学院校；三、劝告工商部进一步支持和鼓励使用本国工程技术的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以便发展使用本国技术生产的货物和设备。
【美联社纽约九月十七日电】《福布斯》杂志刊登了一九八四年美国四百名最富有者的名单。戈登·彼得·格蒂再次成为今年美国第一号富翁，他的资产为四十一亿美元。
格蒂今年五十岁，他是加利福尼亚的作曲家、钢琴家和艺术保护人，是已故的丁·保罗·格蒂的儿子。在格蒂把他在格蒂石油公司的股份出售给德士古石油公司之后，他的净值比去年的二十亿美元多了一倍。去年他也名列榜首。
萨姆·穆尔·沃尔顿仍然是美国的第二大富翁。他的资产达二十三亿美元。他创办和经营沃尔—马特联号廉价商店。
今年个人财富达到或超过一亿五千万美元的人方可列入名单，而去年的界限是一亿二千五百万美元。
七十二岁的戴维·帕卡德在今年的名单上跃居第三。他是休利特—帕卡德公司的董事长，帕卡德公司的资产超过十八亿美元。
五十四岁的亨利·罗斯·佩罗特今年是美国第四名富翁，他的资产达十四亿美元。他是电子资料系统的创办人。
五十八岁的纳尔逊·邦克·亨特和他的姐姐玛格丽特·亨特分别拥有大约十四亿美元的财产，名列第五和第六。纳·邦·亨特的另一个姐姐卡罗琳·亨特
·舍尔科夫名列第七，资产达十三亿美元。
王安名列第八，资产十二亿美元。《福布斯》说，在四百名最富有的美国人中间，有二十一人是移民，王安就是其中之一。
戴维·洛克菲勒的财产净值超过十亿美元，这位六十九岁的银行家和房地产巨子名列第九。
在这个亿万富翁俱乐部里最年青的成员是洛克菲勒家族的人—二十七岁的艾比·洛克菲勒·辛普森（拥有资产一点五亿美元）。
在这四百人中，杜邦家族有二十人。杜邦家族是美国历史最长的富翁。
《信报》说这一决定为中国经济“诊断”出病源，开出药方；《新报》说只有实事求是松绑放权，经济才能搞活
【本报讯】香港《新报》和《信报》十月二十一日分别发表社评，评我三中全会决定。摘要如下：《新报》：《大陆经济大改革》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宣布大陆经济改革，着重改革城市经济，全面增强企业自主，活用价值规律，放宽物价管制。
我们认为，中共的新改革政策是导致大陆由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重要一步。
很明显，足以支持这个决策的最少已有三个条件：一、中共的“翻两番”计划在实际上已能证明是一个大受欢迎、获得成效、相当正确的计划。二、农业和轻工业实施责任制和奖励制改革，三年来广泛出现了增产和发展情势，可作为扩大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基础。三、经济特区、对外开放、国际贸易及旅游发展的进度。为城市经济改革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的确，只有实事求是松绑放权，工商经济和社会民生才能搞活，市场活力和潜力才能激发出来。
今后要注意的就是随着城市开放及经济改革，中共必须加速订立各项有关经济及市场的法规。公私营及合营企业等等商业和市场活动，一定要有共同的法定标准才能走上轨道。同时，“人”的问题至为重要。执行改革和依法办事的负责人选，一定要根据新经济政策来加强调整和适当安排。《信报》：《承认错误大破框》万众瞩目的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昨日结束，发表了城市经济改革的决定。
从改革的整个决定来看，我们认为最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全体中央委员，承认旧体制的诸多弊病，包括在决定中明确指出的“在经济体制上形成了一种同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不相适应的僵化的模式”，这种模式主要表现在“政企职责不分，国家对企业统得过多过死，忽视商品生产、价格规律和市场的作用，分配中平均主义严重……压抑了企业和广大职工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中共中央委员是大陆上的精英，对政治、经济和世界新技术革命，都有相当认识。五年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批“大夫”诊断了中国的病源，提出农业改革，实行承包，放胆让农民先富起来，可说是药到病除，妙手回春。
昨日结束的三中全会又一次诊断出中国的病源，开出了药方，那就是大力打破一切框框，调动社会财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