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十月十五日一期（提前出版）美国《时代》周刊，以《中国三十五周年时显示力量》为题，发表了一万余字（中文）的封面报道文章，评述我国庆阅兵式和群众游行。
这一期《时代》周刊的封面是我陆军部队列队通过天安门的彩色照片并附以说明：“中国的盛大阅兵”。在这篇封面文章中还穿插了十三幅大的和较大的彩色图片以及一幅中美苏军事力量对比的彩色图表。这些图片中六幅是群众游行场面，有一幅是学生举着“小平您好”横幅的面面，两幅是联欢晚会的图片。另有坦克部队、导弹部队和海军部队通过的大彩色图片各一幅，图片分别为２７×２７、４１×６、１８×１０厘米。
文章一开头便说，这不愧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一次盛大庆典。接着，文章按通过天安门的军队和群众队伍的次序逐一作了描写，但以相当大的篇幅评论了我受阅部队。
文章强调，这是一次使北京的外交界和外国贵宾惊叹不已的军事检阅。中国展出了以前从不让外人看的武器。西方的一位武官说，“这是一次令人印象深刻的军事装备展示，从制造的角度表明有相当出色的能力。没有一件武器不是中国自己制造的”。“虽说这次阅兵没有拿出令人目瞪口呆感到意外的武器，但是这样逼近地看到相对说来比较先进的常规武器和洲际弹道导弹，使外国人得到机会可以衡量中国在生产军事武器方面的重点和能力。西方观察家注意到受阅的装甲车都配备有鞭形天线，说明中国已采取步骤改进战场的通讯联络。有两辆受阅的坦克引起特别注意，就是中国型的Ｔ—６９坦克，火炮配备有激光测距仪。另一项令人感兴趣的武器是１５２毫米自行榴弹炮”。
文章最后说，尽管中国的军事机械相对说来还比较落后，但其数量以及这个国家日益觉醒的抱负却是不能忽视的。有可能是漫长的路程中的头几步已经迈出。中国要增强自己的军事力量，一旦实现，全世界就必须更加注意了。
【《日本经济新闻》报道】旨在实现中国食品流通现代化的日中合作事业已正式开展起来。以中国商业部和日本食品流通系统协会为中心而设立的日中食品流通开发委员会，九月六日到九日在天津市召开了第一次全体会议。结果，日中双方一致同意：（一）到明年三月为止，就十五项食品流通现代化合作计划签订合同，并使合作具体化；（二）设立培养技术人员的中心，同时促进日中两国在这一领域进行技术交流；（三）举办展览会，介绍机器，开展普及活动。
日中食品流通开发委员会是今年三月正式成立的，其目的在于根据中国商业部的委托，在日本的协助下推进中国食品流通系统的现代化。
【日本《经济学人》周刊十月二日一期文章】题：中国经济已纳入高速增长轨道（作者：日本经济研究中心理事长金森久雄）
中国经济看来已纳入高速增长的轨道。
一九八二年九月，中国公布了到二○○○年要使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计划。我认为，这种增长是能够实现的。中国若以每年增长百分之七点二的速度发展经济，就能够达到指标。通过最近的中国之行我亲眼看到，中国经济经历了一些调整之后，现在又以高速度在重新飞跃。工农业生产的增长率一九八三年为百分之十；八四年上半期轻工业增长百分之十一点五，重工业增长百分之十一点七，工业生产增长率为百分之十一点六，农业也取得丰收。这些实际成绩都远远超过了二十年翻两番所需要的增长率。中国经济起步时遇到了一些困难，如今却开始取得了强有力的蓬勃发展。
中国所以达到这样高的增长率，是由于执行了以下两项政策的结果。第一是改变经营方式，削弱指令型计划经济，大胆运用市场原理。第二是实行对外经济开放政策。中国改变政策是明智的，它的经济今后很可能取得更大的发展。
在工业领域运用市场原理，首先要做的就是加强企业经营者处理利润的自主权。提高企业经营者处理利润的自主性，通过奖金激发工人积极性。
中国经济政策的第二个转折点是开放化。我认为，开放政策基本上是正确的。日本在发展经济时，主要靠国内储蓄，没有怎么依靠外资，是靠买外国技术由自己来发展的。然而，中国的资本积累不够，而且，购买外国技术也缺乏消化能力。因此，只要有助于中国获得外汇，增加就业，有助于技术进步，就大力引进，这是明智的。
眼下，中国正在使用市场机制和国际化这两根杠杆来谋求经济起飞。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开始，但它今后能否顺利地飞翔呢？它还面临各种困难。第一是足以使市场原理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还不够充分。中国现行的物价带有某种灵活性，却不能反映市场情况，大多是人为决定的。我以为，价格体系应与成本协调，应停止提供差价补贴，设单一的汇率。第二是能源、运输和通信等基础部门落后，设备陈旧。第三是习惯于统制经济的中国，在宏观经济管理和企业经营方面缺乏知识。从事经济工作，就要使之有助于缓和通货膨胀和景气变动，这是需要技巧的。经营管理同样也需要技巧。看来，中国恰恰缺乏这两种技巧。第四是收入分配的不均衡。
中国经济的前途决不是坦荡的，但我认为，它将在进行试验的基础上持续取得发展。因为中国人民已切实感到在目前改革的现状下生活水平有了提高。
中国经济已纳入发展的轨道，其前途是光明的。
【本报讯】据台湾报刊材料，现将台湾最大的十家集团企业介绍如下：台湾塑胶集团企业是台湾第一大财团，王永庆为董事长。一九八一年，它的资产总额是十六亿三千万美元，营业额十五亿三千万美元，资产净值五亿八千万美元。该集团拥有十家子公司和一家医院及一所学校，员工三万人。主要经营塑胶生产及其加工，垄断了台湾塑胶业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同时经营人造纤维、合板工业、机械和制衣等。在美国、日本、新加坡、香港等地设有海外分公司。国信集团企业是台湾第二大财团，蔡辰男为董事长。一九八一年，资产总额十亿八千万美元，营业额二亿二千万美元，资产净值九千万美元，拥有十七家子公司，员工五千二百多人。蔡辰男以国泰信托投资、国泰租赁及国信租赁三家金融机构为中心，分别控制饮料食品群、纺织纤维群和贸易观光等事业。远东集团企业是台湾第三大财团，徐有库为领导人。一九八一年，资产总额九亿四千万美元，营业额七亿美元，资产净值三亿美元，拥有二十一家子公司，员工一万六千人。经营重点是纺织、水泥和百货业。在新加坡与当地华侨合资开设亚泥（新加坡）私人有限公司和马来西亚制衣公司。台南纺织集团企业是台湾第四大财团，吴三连和高清愿是核心人物。一九八一年，资产总额七亿五千万美元，营业额六亿七千多万美元，资产净值二亿四千万美元，下属二十七家子公司，员工一万六千多人。主要经营纺织业。
该财团的统一公司被称为台湾食品工业的“新盟主”。
（上）
【中央社台北十月一日电】蒋总统经国先生今天下午四时，在总统府接见了来华访问的英国籍中国科学研究大师李约瑟博士及其中国籍助理鲁桂珍博士。
总统对他们远道来访，申致热诚的欢迎。
同时对他们在发扬光大我中华文化上所作的努力，表示感谢。
【法新社台北十月八日电】一位高级官员今天说，台北政府已采取各种措施，以消除“香港问题”造成的后果。
他说，台北政府十分注意共产党统一战线的花招，政府有关部门已组成一个特别机构来制定对策，以在国际上进行宣传。
这位官员说，台北建立“香港小组”之后，这个特别机构已同它协调一致工作。
他说，政府设在海外的机构已行动起来，努力收集有关的情报和当地华侨的意见，以供政府参考。
【中央社台北十月八日电】侨务委员会委员长曾广顺今天表示，为加强在香港服务工作，现正透过香港侨界，在九龙增设一个服务机构，预定十一月一日起办公。
【中央社台北十月八日电】新闻局指出，由于英国与中共已于九月底草签了“香港前途”的“协议”，行政院对香港问题更为关切。俞院长已指示、将“香港小组”的组织加强，层次提高，并请副院长林洋港负责召集，由各有关部会首长参加。原先的香港小组是由各有关机关派员组成的。
台报说台湾农业成长几乎停滞，农民所得一年不如一年，被迫废耕或转业
【台湾《自立晚报》十月二日文章】题：忍令农业成为外交“牺牲品”？（记者：李永得）
根据相关资料统计，政府在过去十三年内，投资一千一百多亿新台币发展农业；另一方面，在同一时期却又从国外进口价值一兆一千余亿元的农产品，直接打击国内的农业发展及农民生产意愿。结果造成国内农业成长几乎停滞，农民的所得赶不上物价指数上涨及通货膨胀率，所得一年不如一年。
国内的农业专家及农民均清楚记得，台湾的农产品贸易顺差从五○年代的进口替代时期到六○年代的出口替代时期，农产品大量外销，不但赚取外汇来抵偿进口工业原料和产品的外债，而且低价格的粮食及廉价的农村劳力，提供了工商业发展的有利环境。
然而在民国六十年之后，农产品大量开放进口，每年进口成长率达到百分之二十三。这一方面使农产品的贸易出现巨幅逆差，至去年底，累积的逆差高达三千多亿新台币；另一方面，漫无限制的农产品进口数量，取代了国内农产品的市场地位，国内农民的生产大多血本无归，被迫废耕或转业。
根据“台湾农业年报”的统计资料，进口农产品打击国内农业，最具体而明显的事例包括：
——民国六十年初期，台湾养牛事业在政府的鼓励下，肉牛及乳牛的头数不断增加，成长相当迅速；但是因为进口的乳品持续增加，且六十四年澳洲牛肉大量倾销，使台湾的酪农户从二千五百多户减为三百多户；目前乳品自给率仅百分之十左右，但是滞销牛乳数量达六千吨以上。农业专家预测，在奶粉进口继续增加的情形下，台湾的养牛事业将会被完全击垮。
——玉米大量进口，不但使国内生产的玉米无法竞争，而且因为玉米进口数量成长最快，导致同为饲料原料之一的甘薯种植面积，从四十年代的二十四万七千公顷，缩减至七十二年的三万六千公顷，目前仍随玉米进口成长而持续缩减。
——大豆的收获面积亦随进口的增加而逐年减少，从六万公顷减至去年的五千公顷。
——小麦大量进口，导致国产稻米在逐年下降的情况下，仍发生严重的稻米过剩问题，增加政府的财政负担；另外，也使国内小麦的种植面积由二万多公顷，缩减至目前的一千公顷。
民国六十八年，苹果大量进口以后，国内苹果的产量，从二万一千余吨，降至目前的一万四千吨，减少百分之三十一。同时，近年来，浓缩果汁的大量进口，也取代了国内大部分的水果，使得果农无利可图。
立法委员蔡友土在质询中指出，“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象我们一样，将国内的农产品市场完全开放给外国，培植外国农业，却牺牲国内农民”。
农业专家也指出，“国内的农业及农民，成了外交、政治下的牺牲品”。
政府基于“政策需要”，不但鼓励厂商大量采购美国农产品，而且连国内过剩的农产品外销，也要受到美国的政治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