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广播协会电台出版的《日本广播电台新闻》一九八四年第十期文章】题：我所看到的中国（作者：依藤美江子）
我离开北京回国已一个多月了。一年的北京生活，使我增强了对中国各方面的了解，学到了书本上没有的社会知识。北京之行还使我萌生了把中国作为我第二个故乡的想法。
也许因为我担任的这个节目名叫《春夏秋冬》，所以我对北京的四季颇感兴趣。去年八月底我到北京时，正值夏末，但气候却依然如同仲夏一般的炎热。
直至九月末才渐转凉爽，使我感到北京的夏季似乎比日本的长得多。
长驻北京的人有口皆赞，北京的秋天是最美的，的确那蓝得透顶的天空，平阔的大地真使人感到心旷神怡。然而几阵秋风便把茂密的树叶打落在地，使周围一片荒凉。
漫长的冬天要持续到第二年的三月。大概到了四月，北京大地才又变成一片青绿。人们脱去棉衣，步履也变得轻盈起来。气温亦逐日上升，郊外的果树此时是花儿朵朵，格外惹人喜爱。真的，有生以来，我第一次感到春天竟是如此动人美丽。但遗憾的是强烈的偏西风时而闯进来“作客”，并带来不受人欢迎的“礼物”沙土。不速之客“黄沙”一旦随风袭来，即使是晴天，也会把空气搅得灰蒙蒙的。四月下旬，沙土袭来的次数减少，气温亦随之上升，柳枝的青绿也一天浓似一天。
在北京的一年，我亲眼看到了一些变化。
一座座拔地而起的现代化建筑，充满乡土气息、给生活带来情趣的夜市的恢复，人们在穿着上的变化……都表明中国在变，而最大的变化要算是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生活水平的提高使年青人的爱好变得丰富多样了，摄影爱好者增加了，还兴起了旅行热。我还“耳闻目睹”了广播和电视节目中的广告。它不象日本那样中断正在进行时节目，突如其来的蹦出来，而是作为独立的“商品信息”节目播送。一般五到十分钟，这种编排方式我觉得很合理。
在日本，青年向往城市生活，农民子弟亦不愿务农，人口外流现象很严重。中国的情况如何？带着这个问号？我参观了日中友好公社。接待人员告诉我们：过去年轻人不安心务农，一有机会就想跑到城里去。实行承包责任制以后，多干多得，收入比工人多了，现在就是让他去他都不肯了。
在中国期间，我共去了十个省份，尽管每一次时间都很紧，只能走马观花，但桂林的山水，云南路南的天下奇观石林，苏州精巧雅致的园林，杭州风光秀丽的西湖，绍兴那富有江南色调的乡村之景，南京的古迹……都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在旅游地经常有人主动跟我搭话，使我感受到中国人是热情好客的。
不过，也遇到过这样的事：在一次旅行时，我们到一家宾馆投宿，在服务台出示了专家证明说明来意后，一位女服务员看了以后现出不大高兴的样子，与另一位女服务员用方言交头接耳地商量了一阵对我们说，没有房间不能留宿，因为当时我们的印象是客人并不太多，就又跟服务员说了几次，最后总算勉强答应我们住下来，结果发现客人廖廖无几。原来宾馆为了多赚钱，不欢迎可享受专家待遇打几成折扣的人投宿。
宾馆是接待外国人的一个窗口，服务态度的好坏会直接影响这个国家的声誉，这种“向钱看”的思想是要不得的。
在北京的时候我有时去普通商店买东西。在这里常常遇到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和爱人同去，用日语商量买否，服务员看出我是外国人的时候态度热情和蔼。
我一个人去买，用中文直接打交道时，服务员多半是爱理不理的。我觉得那种崇洋媚外，以貌取人的态度是不可取的。实际上当我知道因为我是外国人才对我热情，对本国人则冷若冰霜时，我并不以受到“优待”而高兴，相反心里是很难受的。真诚地希望对待任何一位顾客都能一视同仁，同样地热情友好。大家知道，从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可以了解这个国家的民族性与文化。中国民族是开放的民族，有一个例子能说明这一民族性：一般来说日本人忌讳初次见面，就打听对方的年龄（对女性更是如此）、收入和属于私人生活方面的事情。中国则恰恰相反，把积极主动地探问这些事情看成是关心对方，缩短相互间距离，增进彼此了解的一个手段。两国人民都努力地去了解对方国家对方民族的习俗礼节，这样在遇到与本民族相反的习俗时，就不会感到困惑不解，这也是我这次中国之行的一点体会。
罗马的香港柏莱国际影片公司与南海影业公司、天津电影制片厂合作拍摄故事片《西游记》，上月初已经选好演员，拉队齐集天津定做石膏面谱。然后南下苏杭一带选景，“花果山”、“水帘洞”、“芭蕉洞”的外景地点已经找到。
罗马昨日透露，该片的外景很多。
苏杭一带的外景只是拍摄山洞，大西北“河西走廊”的外景是重要的主线，此外还要在东北吉林拍摄“三打白骨精”的雪景。现在一支外景队正在西北线选景，看来要等农历新年过后才能开镜。
《西游记》影片既有江南的水帘洞，又有吐鲁番的火焰山，富有真实感。
至于演员方面，扮演孙悟空的演员有两个，一个是擅演猴戏曾在电影《真假美猴王》演过孙悟空的福建省京剧团演员王金柱，另一个是河南京剧团的武打演员张亚春，因为孙悟空是全戏的中心人物，不单能翻能跳，还要有王者气度，需要两个不同的演员互相补足。
饰演唐僧的是电影幕后工作者吕麟，演猪八戒的张兆铮，是沙僧演员李志江一力推荐的。
饰演白骨精的是天津市京剧三团刀马旦张楠，她认为白骨精不好演，要变几个不同角色，难度很大。
罗马今次到天津电影制片厂，发觉工作人员工作态度相当好。
罗马很高兴地表示，天津电影制片厂二百多位工作人员都参与他这个戏的制作，优秀人才众多。
罗马对天津厂很有信心。（摘自香港《文汇报》）
陈奇禄现任台湾“行政院政务委员”，也是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主任和“中央研究院美国研究所”主任。他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是学政治的，一九四七年却在上海《公论报》主编《台湾风土》副刊，就这样把他引入研究台湾山地文化的范畴，决定他一生努力的方向。
一九四七年，台湾刚刚摆脱日本的统治，对于台湾风俗、习惯、历史以及先民移居台湾时笔路蓝缕、艰苦拓垦的精神，和对台湾与大陆的血浓于水的关系，正要加紧宣传。因此，《台湾风土》最能发挥作用。由于工作的关系，促使陈奇禄和山地文化结下不解之缘，使他对台湾土著文化的研究发生浓厚的兴趣。后来还应邀主编台湾省文化协进会出版的《台湾文化》和《台湾研究》年刊。
抗战胜利后，他在台大任助教。一九五一至五二年，他前往美国新墨西哥大学及英国伦敦大学研究人类学，后来又在日本东京大学获得社会学博士学位。
这位人类学者，在台湾山地文化的研究上，取得很好的成绩。他经常在台大考古人类学标本室和台湾省立博物馆里潜心研究，又经常带领学生跋山涉水，深入高山，去找土著文化的根源，了解高山族人的生活。尤其对排湾群诸族（包括鲁凯、排湾和卑南三族）的木雕、织布和农耕等了解得更深刻。他认为“民族文化和民间技艺的研究，是一个无尽的宝藏”。目前他正从事一本《台湾民间旧俗》的著作。
陈奇禄教授不但是山地文化研究的人类学者，他也是一个画家。他所采集的山地风土文物，不假手于人，全部由自己绘制，三十年来，他已绘就数千张画图。一九六一年，台大出版陈奇禄著的《台湾排湾群诸族木雕标本图录》和《台湾土著物质文化》两书的二百六十多幅插图，都是作者自己于一九五八至六八的十年间绘制的。据陈奇禄说，他少年在厦门鼓浪屿求学时，有感于大自然景色，所以有了绘画的念头。据说他的四个儿子虽然各有专长，分别学建筑、地质、历史和法律，但都能够绘得一手好画。（摘自纽约《华侨日报》）
日本除了精于茶道、花道和剑道之外，也重书道。
一种源自日本的「水书道」，最近拟打入香港市场。
这种水书道，也的确有趣，特别趣在其用作书写的咭纸。书写时，清水便可当墨用。因为是用水作墨，以手揩拭或抹在衣物上也不会被弄污；即使你写得一塌胡涂，三分钟内，纸张上的字也好、画也好，什么东西都会自行消失。同一块咭纸更可重复使用一万次以上。
这种专利的纸张还可底面两用，有四种颜色。（摘自香港《大公报》）图为日本人以水作墨在神奇纸上练字
防弹衣的发明是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事，依照材料的不同和进步的过程，大致可分为硬式、软硬式和软式三种。
硬式防弹衣是一种以刚克刚型的防弹装，借助于前胸和后背的钢板或钢丝网，避免子弹穿透。十几年前，由于钢材料的防弹衣重达十几二十公斤，遂以较轻的陶瓷板来替代钢材料。即使陶瓷板较轻些，重量仍在十公斤以上。
钢材料硬式防弹衣笨重、穿着不舒适、行动不便。硬式防弹衣遭到淘汰的原因还不止此，其他如身体侧面无法防护、颈部下裆无法防护。不过，最根本的原因还是穿着不舒适。
直到一九七○年，化工界的泰斗杜邦公司发明了一种有机聚合纤维，使得防弹衣走进软式和软硬式“以韧克坚”的新领域。这种名叫克夫勒（ＫｅｖＩａｒ）的化学纤维，强度竟然是同重量钢材的五倍。将多层克夫勒叠合裁制成的防弹衣，效果远比硬式为佳。
所谓软式防弹衣，即不夹陶瓷板，完全靠克夫勒的韧性避弹。至于软硬式的防弹衣，则是用于重火力的场合，它是在全软式防弹衣预留夹层中，放置陶瓷板增强防弹的功能。
防弹衣防弹能力的好坏，要经过测试才能得知。目前世界上大都依据美国ＮＩＬＥＣＪ及Ｉ．Ｄ．Ｆ两项标准测试。大致上是透过两个光电靶，测出子弹的速度，再依防弹衣上的弹着情况及后粘土靶垫的凹陷程度，了解防弹衣的功能。
二十层克夫勒缝制的全软式防弹衣，不加陶瓷板也可以抵抗口径九公厘的轻机枪连放，至于手枪、猎枪更是轻松应付；若是遇上了Ｍ—十六或是来福枪的重火力，则需加上陶瓷板。全软式的防弹衣由于柔软舒适，重量还不到两公斤，加上颜色和款式皆富于变化，可当作内衣随时穿着。（摘自台湾《联合报》）图为软式防弹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