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共同社六月十八日报道】题：中国的国家首脑人事已定（记者中岛发自北京）
中国决定了今后五年的国家首脑人事，由此基本上确立了全国一致的体制，要一面谋求国内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和谋求经济的稳定，一面探索新的建国道路。
就任国家主席的李先念，是党的政治局常务委员中的四元老之一。建国后，作为财政、经济方面的领导人而知名，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没有下台，一直作为最高首脑之一进行工作。
国家副主席由蒙古族的乌兰夫担任。
他是作为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全国各民族统一的象征选出来的。
主要领导人除赵紫阳总理外，全是七十岁以上的党的元老，领导层的年轻化并没有实现。不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经过大幅度换人而变年轻了。
还有，资本家出身的荣毅仁等非党员著名人物加入了常务副委员长的行列，令人注目。
【泰国《新中原报》六月六日特讯】中国西北地区的三个省份蕴藏着极其丰富的煤炭资源，经济地位日益重要，将扮演华北工业重地的角色。
美洲银行亚洲咨询服务总监施中和博士在一份研究报告中说，论中国各省的煤矿含量之丰富，当以西北的山西、内蒙和陕西分别居前三名。估计全中国可供开采的煤藏量共达六千亿吨，其中单是山西和内蒙的藏量便占三分之二。
这份研究报告书指出，上述三个省区，将是中国在煤矿、能源及其它重工业产品方面，日益重要的来源地。目前在中国的能源总生产中，煤占了七成，而且预料这个比重在八十年代余下的年度里，还会逐渐提高。在一九八一年度，中国全国产煤六亿二千二百万吨，其中四分之一产自山西和内蒙。
施中和解释：“这些省区都有加速产煤的发展计划，它们在本世纪内对于中国的产煤量将会大幅度增加。”他指出，内蒙的产煤量到一九八五年将会倍增至四千七百万吨，而山西则会增至一亿六千万吨左右。到了公元二千年，山西和内蒙两个省区合计的产煤量，全国总产量中所占的比重，将会上升至百分之四十二，这个产量大部分来自露天矿。
研究报告书断言，这三个围绕着以北京为中心的工业心脏区的省区，在中国发展国家经济上所处的地位会愈来愈重要。这些省份除了产煤量丰富外，还蕴藏其它重要的矿物。
报告又说，中国领导层计划利用区内的丰富煤矿资源，发展一个新的内陆重要工业区，以山西省为中心，遍及内蒙西部，陕西北部，河南和宁夏西部。这个工业区将会着重于发展煤矿、化工业及其它重工业。研究报告书指出，中国现在正铺设新的输电缆，加强山西省与内蒙自治区西部电力输送网，以便供电给华北地区的北京、天津和河北及山东两省。
【法《解放报》五月五日文章】（记者：萨布蒂埃）
要跑完泉州至厦门之间的路程需乘三小时的公共汽车。每次穿过小镇时，都可以看到交通阻塞现象：马路上挤满了人力车、超载的自行车、脚夫、马车、破旧不堪的卡车及挤满了人的公共汽车。这种现象，其实是对中国政府在农村实行的新政策的一种赞扬。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是因自由市场的迅猛发展以及国家对运输和商品流通的垄断局面被打破而造成的。今天，按照官方统计，这类集市已有四万三千个。农民三分之一的收入来自这类集市，他们在此出售的产品至少占他们全部产品的百分之二十（其余的要卖给国家）。
这些自由市场的重新出现只不过是一场彻底震撼中国农村的八亿农民的真正革命的一个看得见的部分。在中国社会的任何其他领域，都没有象农村搞得如此彻底。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乡镇，农民不再搞集体性劳动，而代之以“责任”制，这实际上已导致土地的非集体化。此外，在福建，百分之十五的土地已分配给农民作为自留地，很大一部分山地已分给私人经营管理。最近，政府还鼓励专业承包。过去，农民们被迫地而不是自愿地必须“以粮为纲”，尽管种粮食不那么合适，尽管土质条件更适于种植蔬菜也罢。
宣传肯定地说，农民是热烈欢迎这些改革的，现在我们可以相信这一点了。一位大学教师不无感慨地说：“农民从来没有这么富过。”他认为现在一个农民的收入要比一个大学教师的收入多。五年中，八亿农民的平均收入增长了三倍多，现在他们每年收入约一百美元。因此，在农村，对“三大转（自行车、缝纫机、手表）的需求量急剧扩大，这是发展和繁荣的标志。农村还出现了造房的热潮。
福建当局最近公布了一份今后将要向私人企业开放的部门的正式名单。它包括电力生产部门、农产品储存、公路建设、商品运输、诊所、电影院和私立学校的建设。现在，几乎每个乡镇都有一个小饭馆、好几个杂货店、修理车间、公共工程承包及殡仪馆，等等。据官方估计，参加手工业生产及农村小型工业生产（编织业、砖厂、陶器制造业等）的人数占农村劳动力的百分之十。
【本刊讯】六月九日至十六日，台湾当局和报纸对我六届人大和政协会议的有关评论和报道如下：
台湾国民党“文化工作会”主任周应龙十日说，我六届人大和政协会议“都显示出浓厚的国际统战意味”，并认为我“在国际上的统战还会进一步加强”，“世人应提高警觉”。
蒋经国和孙运璇均未公开直接谈论我两个会议，但在我人大会议开幕的次日，蒋经国主持台湾军事会议，宣称：“在此国家多难、世局多变、共匪谋我日亟之时，必须三军一体，官兵一心，精诚团结，协同努力，加强敌情观念，提高忧患意识，做好万全准备。”孙运璇十三日指令台湾外交部，要“积极因应共匪之国际和平统战活动，全面反击，粉碎其在国际上企图孤立我之阴谋。”他十四日巡视台湾国防部时又宣称：“共匪对我图谋野心迄未稍戢，我们必须居安思危，提高警觉，巩固内部安定与团结，并彻底粉碎共匪统战阴谋。”
《中央日报》九日社论说：“国家多难，世局多变，尤其中共谋我日亟，我们面临的考验可能比任何时期都要严酷”。该报十日说，本届人大和政协“有一共同特色，即共产党员所占比率大为降低。这表示中共将扩大统战力量。吾人自不可不提高警惕”。
【路透社台北六月十七日电】台湾今天说，它正在举行谈判，以便恢复同世界上四家经营飞往大陆中国航线的航空公司的航空关系。
交通部长连战说，它们是：日本航空公司、英国航空公司、法国航空公司和汉莎航空公司。
他是在泛美航空公司在本星期恢复了飞往台北的业务——这使得中国政府作出了愤怒的反应——之后说这番话的。
连战谈到的这四家航空公司原先都同台湾有航空关系，一直到它们各自的政府在外交上转而承认北京时为止。
一六○五年俄国沙皇费奥多尔二世被杀。
一八二六年英国和暹逻（现名泰国）签订通商条约，据此，霹雳和雪兰莪取得独立，吉打成为暹逻的领土，英国获得庞科和森美兰岛。
一八五三年英国和缅甸达成“和平协定”，但是缅甸国王拒不签字。
一八九八年美国在西（班牙）—美战争期间，夺取关岛。
一九三三年暹逻（泰国）军队举行政变。
一九六一年科威特被接纳加入阿拉伯联盟，但是由于苏联阻挠，而未能加入联合国。
一九七三年阿根廷前独裁者胡安·皮隆在外流亡十八年后回国。
生日在今天的有：
德国出生的作曲家奥芬巴赫（一八一九——一八八○）。（美联社）
道德问题
目前道德问题引起许多中国人的重视，对于二十来岁的人，我实在不能提出更多的要求，因为这些在文革中成长起来的年青人，在童年时期和青少年时期都没有得到应有的教育。
讲到这些问题的时候，人们要问：“什么是道德的标准？”过去几十年来，标准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但一般讲得很皮毛，往往是口号一大堆。我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必须和中国的具体历史相结合，就象毛主席把中国从胜利引向胜利所曾经做过的那样。
九八二年三月是社会主义文明礼貌月，举国上下都在学习、听报告和座谈讨论如何去学习“文明的”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着重点是行动。当然不能象在文革期间，千百万人象野马一样，整天不干活搞破坏，去搞那样一种群众运动。在社会主义文明月中，对店员们，顾客们，骑车的，开车的，走路的，无不通过宣传工具敦促他们讲究礼貌和助人为乐。在我教书的那个大学里每星期五下课后和星期六那天，身体好的老师、行政人员和同学们大家都去打扫卫生，吐痰的人大大减少了，有些城市的小学生参加维持街道秩序，当看见有人吐痰时就叫住他们搞干净再走，人们说：“我们已进入了一个民主与法制的时期，每个人都要改进一下我们的生活方式”。遍及全国的学习
一九七八年的三中全会是一次很特别的会议，是多年以来最民主的一次讨论会。通过的决议了结了对林彪和四人帮的批判运动，并在毛主席一九六二年发表的《论十大关系》那篇文章的基础上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上来，这次中央全会也强调了党内的民主集中制、人民的民主权利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必要性，重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成立了以陈云副主席为首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三中全会的重要决议经常被人提到，但是在四人帮极左思想的影响下，仍然有些人对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经济发展方面还不那么清楚，他们想，党忽视了政治——是指那种他们在过去已习以为常的，以大规模群众运动为形式的政治斗争。他们不了解时代已经变了，政治路线必需联系具体情况，真理从来都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
列宁说：“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四人帮把经济和政治割裂开来，在那些年中讨论是没有可能的，现在全国正忙于举行各种会议和专题讨论会来学习马克思主义。结束语
中国人有两句古老的谚语：“利剑的双刃是磨出来的，寒梅的芬芳是冻出来的。”
人类一代代朝前发展，当它向着未来前进时，每一代人都有它自身的历史任务要解决。
我们中国人民有许许多多的困难等待我们去克服，每一个新的年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都会带来新的问题。这些问题就是前进过程中出现的矛盾。只要党和国家的政策和人民的主动性和热情结合为一，困难就能以克服。政策的稳定性，党内对那些不良倾向的斗争，社会风气的转变，所有这一切无疑都将引导我们继续前进。
（摘自《远东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