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经济学家》六月十一日文章】题：中国
六月六日在北京开幕的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将比从前的大多数的代表大会有更多的事要做。列入这次十七天会议议程的有：选举新的国家主席，讨论经济和经济改革问题，选举中央军事委员会以监督中国的四百万武装部队。
赵紫阳向新议会发表开幕讲话时，充满了一种总理所有的乐观调子。他赞扬中国新确立起来的政治和经济的稳定。中国的八亿农民对此将表示热烈欢迎。
工业改革进行得慢一些。工厂中来自平均主义维护者的阻力更大，而旨在把管理人员的心思集中于利润和产量上的价格和税务改革，才刚刚开始。
中国的工业在发展，但据主管经济的副总理姚依林说，在不应发展过快的地方，处处都有发展过快的现象。中国还在缓慢地但却是稳妥地梳理着文化革命的动乱搅乱了的权力网络。赵宣布成立国家安全部，这是朝着允许担负着六十年代赋予的维护国内安全责任的军队，集中精力搞军事的方向迈出的又一步。
中央军事委员会将正式使军队从属于国家。同中国权力机构的其它改革一样，这会使党摆脱日常管理工作而发挥其应有的“指导”作用。
稳定也将是中国新的对外政策的标志。赵本周坚持，对香港的主权将在“适当时候”收回，但要适当考虑保持香港的繁荣。讲最后这句话的目的，是加强摇摇欲坠的港币的地位。
关于两个超级大国，它们都受到赵的斥责：美国人受到斥责是因为他们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苏联受斥责是因为迟迟不解除“对中国安全的实际威胁”——这或许是暗示：苏联若减少在苏中边界的驻军，那可能使中苏关系受到有力的推动，进入更平静的状态。
【日本《读卖新闻》晚刊六月十三日报道】据中国共产党机关报《人民日报》十三日报道，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廖承志的治丧委员会已经设立。这个委员会，以总书记胡耀邦为首，包括党的政治局委员、书记，人大常委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主要领导人。
这个阵容使人明确地看到党中央的意图是，要举国举行一次隆重的追悼仪式。
【美国《纽约时报》六月十二日报道】（特派记者克里斯托弗·雷恩发自北京）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于几天前听取了一位广东渔民的发言，这位渔民说，他支持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的各项政策。他的讲话并不使其他代表们感到十分意外。
新华通讯社援引这位渔民的话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采取的各项政策，是引导中国人民走向繁荣的政策。他希望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将选出国家领导人以继续贯彻目前的各项政策。总理的报告没有出现激动人心的事情，这证明自从混乱的文化革命结束以来，中国走了多么远。赵紫阳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对代表大会说：“政治生活日益正常，社会一年比一年安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现在处事比较求实，而不是死抱教条了。这个立法机构为该政权提供了一个讲坛，谈论它所关心的问题，赵紫阳在他的讲话中抱怨中国企业花钱如流水。
中国领导集团在全国人代会上强调，经济增长必须慎重和平衡，而不是单纯强调重工业的产量。批评美国出售武器会议透露的一些情况，尤其是姚依林副总理的经济计划报告里透露的情况，就一个共产党政权来说，可以说是比较坦率的了。但是，驻北京的外交官们在反复研究赵紫阳的讲话，看看中国的对外政策是否有变化。赵紫阳再次批评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严重地违背了它在历次中美公报中公开承诺的义务和双方商定的建交原则。”
赵紫阳没有谈改善中苏关系的具体障碍，但是，不是那么明确地提到莫斯科“对中国安全的实际威胁。”北京一直坚持，为要改善关系，苏联必须从阿富汗撤军，必须停止支持越南占领柬埔寨，以及必须大幅度削减部署在中国北部边境一带的苏联军队。
赵紫阳关于东欧的讲话似乎略微增加了一点具体内容。这位总理在表示了同党的总书记胡耀邦今春访问过的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的团结关系之后，表示了中国人民对其他东欧国家人民也怀有“友好感情”，并关心他们“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和经验”。
【日本时事社刊物《时事解说》六月七日述评】欧洲某家有影响的报纸的驻京记者写道：目前中国正在进行甚至使人想起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大变革。
但是，其发展方向则与文化大革命相反，做法也大不相同。
一言以蔽之，各界领导机构正在年轻化，而其根本则是邓小平一年前开始进行的党和政府的改组。现在搞的变革，好象是“从上而下的革命”。而且，文化大革命是谋求摧毁一切既有权力，而邓的变革是要根据修改的宪法和党章加以重新改组，通过实现现代化，建立新秩序。
据说，最近在北京即使和中国方面的重要人员进行谈话，也听不到意识形态性的豪言壮语了，讲的多是重视实际、能力和专业知识的内容。被提拔到党和政府的上级机构的年轻领导人和原有干部不同，他们一点不难为情地谈论自己的经历、出身等个人的私事。听说在这种人中间，还有人说，没有文化大革命能提前十年。
不过，他们可不是突然跑到领导机构里去的。培养他们的是党，这一点没有变，他们中的许多人在中苏还没有开始分裂的五十年代，好象曾经在苏联和东欧国家受过教育。
即便如此，如果以十年为期来看战后的中国历史，其变化速度之快和激烈程度，将再次使人感到吃惊。
《纽约日报》社论说，在国际交往中，中国从无一事负人，因此受人信赖决非偶然
【纽约中文报纸《纽约日报》六月十日社论】题：中国是可以信赖的伙伴
正在巴黎参加第二十九届西欧七国联盟大会的代表们，将研究四月间曾赴北京访问的代表团提出的一份有关中国与欧洲关系的报告。报告说：“我们在中国大陆发现了一个我们可以信赖的伙伴”。
中国是一个可以信赖的伙伴吗？就这些年来尤其是打倒“四人帮”以后的中国对外关系而言，无一不以诚信待人，坚守平等、互尊、不侵犯主权及不干涉内政等原则，共谋维护世界的和平。过去若干事例明确显示，发展关系之际，只有别国屡次亏待中国，中国从无一事负人。尽管各式帝国主义嫉妒中国日趋强大，多方阻抑中国现代化的建设，且不惜以诸种卑劣手段妄图破坏，然而公道自在人心，西欧联盟代表团访华报告中对中国所表示的明确信赖，即非任何游说所能获致的实证。
不必虚饰，中国今天依然是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建设需要巨额资金，乃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惟当中国发现初期计划欠周而作经济调整之时，由于暂停或搁置若干工程，一度曾经引起各方疑虑。至今不惟有关工程逐渐恢复，而且所借外债，业已提前偿付七成，当此环球经济不景声中，有此卓越表现，中国之受西欧联盟访华报告的信赖，岂偶然哉！
【日本时事社六月十三日消息】题：中国称呼亲苏派东欧各国有关人士为“同志”，对于改善党的关系也表现出积极性
据这里的两个以上的东欧人士说，中国最近对亲苏派东欧各国表示了想要改善关系其中包括党的关系在内的意向，作为其一环，从今年四月起，对于亲苏派东欧各国的有关人士，已经不再使用历来的“阁下”、“先生”的称呼，而用了“同志”一词。
这里的匈牙利人士最近指出，该国农业代表团四月初访问北京时，负责接待的北京市副市长韩伯平在欢迎该代表团的宴会上用了“团长同志”的称呼。据该人士和别的东欧人士说，从四月初起，中国方面写给东欧各国驻北京大使馆的正式文件，已经用了“某某大使同志”的文字。
捷克斯洛伐克人士说，今年五月九日在捷克斯洛伐克使馆举行的独立日纪念招待会，吴学谦外长出席了。去年只由王幼平副外长出席，可见今年把规格提高了一级。
【香港《明报》六月十一日报道】题：北京组人代讨论赵紫阳简从赴会（特约记者宗涓发自北京）
国务院总理赵紫阳今天上午以人民代表身份，参加北京市代表团小组讨论会。有人描绘他进会场的情景时说：赵紫阳准时到会，静悄悄地进入会场，他一没有带秘书，二没有通知记者，三没有长篇发言。这与某些中共官员动辄前呼后拥，大不相同。一位代表说：“总理是来倾听我们的心里话的。”
在会上最坦率发言的是房山县代表徐庆文。他先是夸奖赵紫阳领导的上届政府的农村政策深得人心，给农民送来了法宝
——“包大爷”。这位质朴的农民接着老老实实地说：“我们农民对政府不会光讲好听的话。”他告诉赵紫阳，现在北京的农民有四个要求：一怕农村政策再变，要求政策长期稳定。他说：“政策不能老变，不能哪个炕头热，就在哪儿睡。”赵紫阳听后爽朗地笑了。他又说：“几十年了，我们农民再也经不起折腾，生怕再变呀！”赵紫阳感叹地频频点头：“是呀，是怕变！”
徐庆文反映的第二个要求，希望政府重视郊区农村建设；第三个要求是防治污染。赵紫阳马上应道：“这是个大问题。”徐庆文说：“我是大老粗，我不懂科学，但我知道天上的黄烟害人。”第四个要求是，加强农村文化教育。徐庆文说：“现在我们农民富了，钱有了，粮有了，房也有了，但我是个文盲，我们农民就缺少人才。人才这个最重要的财富，我们还没有。”有趣的是，有两位代表所在的单位过去彼此推诿，办不成事，他们今天分别代表各自单位当场拍板，今后一定要携手合作。赵紫阳表示赞许。
一位有海外关系的代表是中学教师，在会上讲述了自己的经历。她说：“我们有海外关系的人，文革期间很苦。我前几年到海外探亲，亲人劝我留在海外，可是我热爱我的孩子，热爱我的学生，热爱我的祖国，我怎么舍得走？今天人民选我当代表……”她说到激动时，声泪俱下。赵紫阳在散会时，紧紧握着她的手说：“你的发言很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