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一日，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宣布成立四周年之际，霍梅尼要求本地区各国同伊朗建立友好关系并停止对伊拉克的支持。
伊朗“革命导师”还号召国家、议会和武装部队之间继续合作，武装部队各组成部分之间保持团结和兄弟关系。他说，“我担心你们手中的武器引起自私和叛乱，担心你们丧失神的观念，担心你们内部的撒旦统治着你们，由于同你们兄弟一起干坏事，你们之间会失去友谊”。
（法新社）
四月一日莫斯科的气温达到夏季温度——十八度。八年前春天曾有类似的情况。当时全年温度是一百年来最暖和的气候，莫斯科的年平均温度达到六点七度（标准是三点八度）。而一九七五年，四月份开始时也达到绝对最高温度十六点五度。
如果查对一下反常年份的特点，那末今后会遇到出乎意料的炎热。
（塔斯社）
据教会和外交人士说，波兰已有五千名活动分子（其中许多人曾在军事管制统治下遭到过拘禁）应召入伍，在波兰全国十六个兵营里服兵役。
西方外交官认为，当局想出的这一征兵措施是取代拘留的代替办法。（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
以色列外长沙米尔四月二日说，在苏联提出以色列打算袭击叙利亚的警告之后，以色列不得不提防叙利亚可能发动袭击。沙米尔说：“苏联知道得很清楚，以色列并没有在为向叙利亚发动袭击作准备。”因此它的警告是“令人不安的根源”。
（美联社）
根据英国官方最近修改过的估计，英国必须花四十多亿美元来保卫福克兰群岛，以免最近几年遭到突然袭击。英国为了收复这个群岛和在岛上维持驻军，到去年年底已经花了十亿美元。为了保住它在这一群岛的地位，在未来的三年中还必须每年花费十多亿美元，包括驻扎一支部队、建立基础设施等费用。
英国政府内部也不掩饰，这种费用正成为该国防务预算难以承受的负担。（巴西《圣保罗州报》）
据驻日美军人士二日透露，上月二十五日驶出佐世保港的美国核动力航空母舰企业号一日清晨与普通型航空母舰中途岛号一起通过对马海峡进入了日本海。两艘航空母舰各带有约十艘伴随舰只。美国海军的两艘航空母舰机动部队活动于日本海这是第二次。（日本《朝日新闻》）
执政十九年后感到“疲倦的”巴西军人把未来的政治重担交给文人，并重申其关于一九六四年建立的政权实行开放的诺言。武装部队在兵营中举行仪式，纪念一九六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推翻宪法总统古拉特的政变周年纪念日。（埃菲社）
【法新社达喀尔四月三日电】穆斯塔法
尼亚斯刚刚被塞内加尔共和国总统迪乌夫任命为塞内加尔总理。他在上届政府里是担任外交国务部长职务。
尼亚斯于一九四一年出生在达喀尔南边的辛—萨卢姆花生产区，曾在巴黎和达喀尔学法律，后入塞内加尔全国行政学校学习。一九六七年毕业时获高级行政官员之称，当上了新闻处长，后来又被任命为桑戈尔总统办公厅主任，担任此职直到一九七八年。
接着，他出任城市规划、住房和环境部长，随后又任外交部长。一九八一年，在迪乌夫出任共和国总统后，他被提升为国务部长。
尼亚斯现为社会党政治书记。他曾长期担任社会主义大学生和社会主义者青年运动的领袖。
作为外交部长，尼亚斯在重大的国际问题上以非洲“温和派”阵营的首领之一而著称。
说农民的生活比帝国时期要好，但仍是贫困的，饥荒相当严重。门格斯图亲自管理经济，他“似乎死心踏地地追随莫斯科”，但西方人士认为他首先是一个民族主义者
【法国《费加罗报》三月十五日文章】（该报驻埃塞俄比亚特派记者博杜安·博拉尔）
在海拔两千多米的荒芜平原上，大风卷起赭石色的尘土，这里有许多用树枝搭成的小茅屋，有两栋铁板和水泥房用于粮仓和政府专员们的办公室。我们来到埃贝纳特难民营，它位于埃塞俄比亚第六大城市贡德尔东南一百四十公里处。
几个月来，埃贝纳特难民营接待了一些直接受到饥饿打击的游牧民。很少有外国记者获准来这里参观。三千个家庭，将近一万二千人挤在这里。“在这个地区还设有另外两个类似的难民营”，贡德尔的那位年轻而严肃的“新闻官员”阿沙格雷对我们说，“在这些难民营里，每月向每个家庭分发三十公斤粮食和五公斤奶粉”。当局竭力保留埃贝纳特难民营的临时性：那里既没有医疗设施，也没有住房和水。难民们必须自己修建茅屋，每天步行五公里捡柴禾或在附近小河沟里打一点腐水。
这些衣衫褴褛的穷苦人大部分已经在这里住了三、四个月了。有的人有一只母鸡，有的人有一头驴，这就是他们的全部财富。有些人返回了他们的家乡（大约要走二十四小时或四十八小时的路程），立即会有另一些人来代替他们，这些人因为饥饿和听到关于难民营的消息才来的。他们的健康状况都很不好：孩子们营养不良，许多成年人眼睛严重感染，因为经常有一群群的苍蝇飞到他们的眼皮上。一位五十三岁、有三个孩子的父亲说，“我们之所以来这里，是因为实在没有别的办法……”
农业革命一九七三——一九七四年，恐怖的饥荒打击着整个非洲，在埃塞俄比亚大约造成二十万人死亡，这也是致使海尔·塞拉西皇帝垮台的原因之一。九年之后，这种大批人死亡的现象似乎是不大可能了，但顽疾仍然存在。虽然门格斯图“主席同志”的革命政权建立了一个能够预料和限制饥荒的政府，但它不能防止饥荒。
人们估计，从现在起到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将有二百五十万埃塞俄比亚人（埃塞俄比亚有三千三百万人口）挨饿。按照每人每天需要一百克粮食（实际上农民既不吃鱼，也不吃蔬菜和水果）计
算，政府至少需要有三十万吨储粮。然而，尽管目前世界粮食计划署和西方各国提供了援助，但还远远达不到这个数目。社会主义集团的那些朋友不会填补这个空缺：他们的支持主要是军事和治安方面的。（在埃塞俄比亚有一万二千名古巴人，六千名东德人、捷克斯洛伐克人和保加利亚人，以及四千名苏联人。）……
然而，这个国家的农业革命正在发展。完全取消了皇帝时期的不公正的制度。农业部的一位技术人员说：“根据一九七七年的法律，今天每个农民家庭可以有十公顷土地”，今天没有大地主了，因此也就没有出租土地的现象了。当你知道百分之八十五——百分之九十的人口在农村时，你就了解这场革命的规模了。
政府成立了许多国营农场（形式象苏联的集体农庄），但是改革的主要内容是成立农民协会，目前有二万个农民协会。新闻部的一位工作人员强调指出：“所有农民都必须是协会的成员，一个农业协会最多有八百公顷土地，它起着行政管理作用。”
如果四个家庭（至少四个）想结合起来，他们可以组成“合作社”。
（上）
【台湾《中国时报》四月三日报道】张大千治丧委员会已决定于五日下午召开，由张群担任主任委员。
香港《东方日报》的消息说：“治丧委员会成员包括前总统严家淦、总统府资政张群、秦孝仪及立法、考试、监察、司法及行政五院院长等。初步探悉，张大千的丧礼会将在本月十六日或十七日举行，遗体会火化，骨灰准备葬于张大千在台北外双溪住所‘摩耶精舍’内的庭园梅丘”。
【中央社台北四月二日电】大师仙去了。大师的至友总统府资政张群，即时赶到荣民总医院三十二病房加护病床第一床前探视，红肿的眼睛无法说明张群内心悲思的万分之
一！
张大千的夫人徐雯波女士最是哀痛不已，在亲友劝说下，她率领儿子、女儿、女婿、孙女前往临时灵堂前祭拜，烧了一柱香后，才回摩耶精舍暂事歇息。
今天前往荣总祭吊张大千的各界人士尚有：马纪壮、黄季陆、黎玉玺、张学良、秦孝仪、严孝章、向浩天、姚梦谷、范园焱等数十人。荣总院长邹济勋及全院员工致赠了花圈表示哀悼。
【美国《华尔街日报》三月十五日文章】题：阿拉伯“朋友”对沙特阿拉伯的指责越来越多
十年来，沙特阿拉伯向阿拉伯世界的温和政权和激进政权提供了数十亿美元，因为它的观点是，金钱可以买到影响。把沙特阿拉伯王国作为它在中东的主要支柱的美国，也应声附和这种观点。
如果以前曾经是这样，那么今天肯定不是这样了。现在几乎在每件事上都四分五裂的阿拉伯国家在一件事上却是一致的，即它们都蔑视沙特阿拉伯的统治者。
一位伊拉克官员说，“沙特阿拉伯人安于享受，懒惰成性。”
一位约旦官员问：“沙特阿拉伯算什么？它无非是一帮继承了一片碰巧蕴藏着大量石油的沙漠的王公贵族罢了。他们唯一关心的是活下来享受这个世界上的一切荣华富贵，唯恐来世享受不到。”
无论是叙利亚、约旦、伊拉克官员，还是埃及官员都这样认为。没有一个人喜欢施舍，所以，这些刺话大概反映了受施舍的国家的愤懑情绪；也许反映了它们的失望情绪，因为世界石油降价，使利雅得的收入减少了，从而沙特阿拉伯的慷慨赠与也逐渐减少了。或者是因为许多阿拉伯人认为，沙特阿拉伯是美国的代言人，故而嘲讽沙特阿拉伯无非是刺痛他们的美国保护人的一种手段而已。
但是，阿拉伯人奚落沙特阿拉伯领导人显然还有更深的原因。其原因之一是，阿拉伯人对法赫德国王感到绝望，他有负众望，事实已证明他像体弱多病的前国王一样也是优柔寡断的。
他们说，阿拉伯官员所看到的是一个沉湎于享乐、胆小怕死的人，这使他成为极好的敲诈对象。一位阿拉伯官员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一九七八年在巴格达举行的阿拉伯首脑会议上向法赫德榨取钱财时，只告诉他国际上臭名昭著的杀人犯卡洛斯正在这个城中蓄谋杀人，于是就得到了钱。
因为由于沙特阿拉伯被看作是一个容易接受敲诈的国家，所以甚至连那些他们自愿提供援助的人也不感到荣幸或特别的感激。总之，在人们心目中，这个政权不是个能够当机立断地疏散财富，以促进明确的政策目标的政权，而是一个不分清红皂白、一遇到威胁就乱抛现钞的政权。
一六六四年缔结威斯敏斯特和约，第一次英荷战争结束。
一七九四年法国革命家丹东和德斯姆兰被处决。
一九四六年苏联在取得伊朗答应苏在阿塞拜疆进行改革后，同意从伊朗撤军。
一九五五年英国首相邱吉尔辞职，艾登继任
。
一九七四年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同意扩大经济合作，谈判美国为沙特防御的需要提供武器事宜。
名言
罗马政治家、哲学家西塞罗（公元前一○六——四三）说：困难愈大，成就就愈高。
（美联社）